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北开发，历来皆为世人瞩目，而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则历代均不尽相同，总会打上时代的印记，反映时代的要求。抗战前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取得了统一，获得了难得的建设机会，但同时又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途径，西北开发被寄予厚望，又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当时，朝野各界纷纷建言献策，各抒己见，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探讨。讨论的结果，既形成了共识，也存在分歧。但不管共识还是分歧，都是时人努力思考的结果，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开发的特点。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对当时西北开发的认识，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研究，但从总体上看，仍缺乏较为系统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阎沁恒：《抗战前建设西北舆论之分析》（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2辑，1987年12月，第423-437页）对此主题作过初步探讨；张力：《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89年6月，第163-188页），也曾将此作为其论题的一个部分加以阐述。另外，葛飞：《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贾晓慧：《评抗战前的西北开发》对此亦有所涉及。），拟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明了时人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已到何种程度。
一、西北开发的可能性
较之东南地区，西北向为贫瘠，对其开发自然有非常的难度，但也并非绝无可能。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可能性的认识，一般基于人文和地文两大方面。
关于人文。时人都非常强调西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光荣的历史，如尧舜禹汤文武的修明政治，秦皇汉武的发扬武力，都以西北为其发祥的根据地”，而“考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实由西北而渐趋于东南，中国古代文化，其策源地皆在西北……西北为中国最古的圣地”。（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第8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4-25页。）江西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4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西北为我民族发祥地，文化武功，彪炳史乘”（注：《论建设西北》，江西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4日。《革命文献》，第88辑，第129页。），而致力推动西北建设的张继、戴季陶等人，更是屡次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西北地区在中国的地位。
关于地文。时人关注的要点为西北的地理特点和自然资源。民国时期，时人所谓西北，范围广狭，所指不一，有将外蒙古并入的，亦有认为察哈尔属于西北的，甚至也有认为秦、晋不可分的等等。所含省份，至少4省，最多可达9省之广。（注：参见张力，阎沁恒著作。）从抗战前10年时人的论述看，多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6省。这6省，多地处高原，气候严寒，水源短缺，交通梗阻，但地旷人稀，有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空间。据时人调查，6省面积共约1080万方里，占全国面积1/3弱（注：寿昌：《西北建设的前提——铁道政策》，《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而人口仅22588541，不足全国的5%（注：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1935年。），至于“西北各省的人口密度，新疆为五，青海六，甘肃四七，最高的算是陕西，亦不过一二五”（注：祝世康：《西北的经济建设》，《建国月刊》，第8卷第5期，1933年5月。）人，可谓人烟稀少。西北的荒地，据董时进的估计，亦为最多。建设委员会1931年估计西北的荒地，陕西有1563295顷，甘肃有14787867顷，绥远有36000顷，新疆有1646656顷，宁夏有25000顷，共计2000万顷左右，开发极有希望。（注：建设委员会：《开发西北计划》，《建设委员会公报》，第16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7辑第566册，文海出版社，第316-317页。）直到1936年，据实业部调查，西北6省仍有荒地7364904亩。（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第199页。）因此，时人均积极主张移民西北，以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而最为国人称道的是西北丰富的自然资源。1929年10月，戴季陶在中央军官学校演讲时就说，“大家总以为西北是贫穷寒苦不过的地方，其实何尝如此，譬如新疆是无尽藏的财富之区，陕西、甘肃也是有将来开发不尽的财富”。（注：戴季陶：《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6-7页。）邵元冲也曾说：西北决不象过去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穷苦，“现在西北所缺乏的，只是近代生活需要的工业品，而不是天然的原料，天然的原料，在西北可说是遍地都很丰富”。（注：邵元冲：《西北之实际与建设》，《革命文献》，第88辑，第240页。）就矿产而言，“凡新式国家，工业社会所需要之原料品，西北各省，莫不异常丰富”（注：何应钦：《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革命文献》，第88辑，第34页。），而陕西的石油，甘肃新疆的金、银，宁夏的盐，绥远的石炭及铁等，都极有丰富的蕴藏，年产总额可达3400余万元。（注：向金声：《西北资源的调查》，《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据第四次中国矿业纪要记载，仅陕西煤的储量就达71950万公吨，占全国总储量的29%。就农产而言，亦十分丰富。单陕、甘、宁、青、新五省“每年产棉有二万四千八百余万斤，几占全国棉产总额之四分之一；产麻有五千四百余万斤，占全国麻产总额之五分之一；产药材有三千九百余万斤，占全国药材总产额之四分之一强，其他农家用品如麦及高粱等产额，亦颇可观”。就畜牧而言，西北的出产更为可观。五省“有羊一千八百五十六万余头，有牛一百四十八万余头，两者合计，几占全国牛羊总数之五分之三”（注：见刘汝璠：《开发西北之先决问题》。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1期。），羊毛年产可达420000担。（注：《建设委员会公报》，第17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7辑第567册，文海出版社，第221-222页。）
所以，抗战前10年，西北虽然依然贫穷、闭塞、落后，但国人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二、西北开发的重要性
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经济、国防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二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
开发西北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经济本不发达。民元后，政局不宁，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灾荒连年，特别是1930年前后，西北地区发生的大旱灾，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受灾最重的陕西，据西北灾情视察团1929年电称：“全陕周岁以来，死亡人数，竟达250余万口之多”（注：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1931年），第117-118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第591-592册，文海出版社。），另有人推断“陕西在大灾荒中离村的人口当在20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注：吴文晖：《灾荒下中国农村人口与经济之动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还有人估计，仅关中人口，此次死亡就不下300余万。（注：何应钦、于右任：《发行公债救济陕灾案》，《革命文献》，第89辑，第3页。）曾养甫曾这样描述那场灾难：“陕西人民共为九百余万，现在灾民达七百万，已死者几三百万，两年大旱之后，继以大冷，大冷之后，又继以旱灾冰灾震灾兵灾，各灾相乘，遂生大疫，村镇人口数万者，乃至不余一人，草根树皮，尽以充饥，驯至于人人相食，西安城外数十里横尸遍地，皆股臂不全，为未死者食去，陕西如此，甘肃可知”。（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25页。）所以，西北灾情相当惨烈，“若不迅予救济，将无唯类”，（注：何应钦、于右任：《发行公债救济陕灾案》，《革命文献》第89辑，第3页。）而“救济西北，也就是救济中国”。（注：戴季陶：《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9页。）同时，就全国整体自然状况看，中国国土面积虽大，而适用的面积却很小。当时中国人口约4.8亿人，表面上人口密度并不大，但中国国土面积中，山脉约占30%，高原约占34%，占国土面积约36%的丘陵地、盆地、平原之中不适宜于耕种的又几占去一半。并且，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口有80%集居在地质较肥雨水较多的占国土面积20%的东南部，以致东南地狭人稠而东北、西北地广人稀。因此，中国特别是东南部的人地关系非常紧张。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最现实的办法就是移民。从当时的情况看，移民海外已无希望，而自九一八事变后，移民东北也行不通，西北虽自然条件恶劣，但仍有移民的空间。所以“要解决目前的人口过剩的问题。惟有移民到土地较瘠，雨量较少的西北数省去。”（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81-83页。）而移民西北，“一方面可以解决东南几省的失业问题，他方面可以开发西北富源”。（注：邵元冲：《开发西北的重要》，《革命文献》，第88辑，第33页。）至于西北的移民容量，各家估计不一，有的比较乐观，有的较为谨慎。多者如建设委员会认为陕、甘、宁、青、新、绥六省可容纳9000余万人以上，（注：建设委员会：《开发西北计划》，《建设委员会公报》，第16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7辑第566册，文海出版社，第316-317页。）而李庆麟则认为西北各省（还包括河南、察哈尔和山西的一部分）的土地纵能尽量利用，也只能多养活约2000万人。（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84页。）
开发西北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线。抗战前10年，国人对国家的国防形势非常担忧。戴季陶就认为：“日本、苏俄都是积极图谋侵略中国，日本是以辽东湾、胶州湾两点，北向作弧形的包围中国；苏俄是以外蒙、新疆两处进迫中国，中国已在日俄包围的下面。我们必须将西北各省充实建设起来，才能够和他们抵抗，中国方有出路，方有生机。”（注：戴季陶：《开发西北工作之起点》，见戴季陶等著《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36页。）一般人也都认为中日战争迟早会爆发，而且“在战争中，我国沿海，将不免迅速的在敌人铁蹄蹂躏之下，而在铁道中心的交通区域就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以中国的军备和武力说，在战略上暂时必退守西北，以为根据，从而伺机恢复国土，再兴邦国”，因而“应择定西北为国防中心，用全副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作最后的决胜。”（注：赵简子：《西北与国防》，《边疆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8月。）但此时西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英、日、苏三国均有所图。对于苏联，虽也有人认为它与日本不同，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不以武力侵略（注：《西北建设之根本问题》，《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第3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但仍有人深怀戒心，认为从历史上看，俄国对中国向来具有很大的野心，对中国的西北一直有所图谋。1930年，苏联完成土西铁路，对新疆形成弧形包围之势，更加深了国人的警惕。以致在中苏于1932年恢复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仍有人认为“俄人割裂西北的野心，愈加显著。”（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78页。）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的实业建设程序提案，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自苏俄环绕新疆境外铁路完成，及其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以后，对华侵略，势成常山之蛇，西北形势更属危急”。（注：《实业建设程序提案》，《革命文献》，第26辑，第183页。）另一个值得忧虑的外患是已殖民印缅、进而窥伺中国的英国。曾养甫就认为英国“以印度北与新疆接界，也无日不在摩拳擦掌张牙露爪打我们的主意。”（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26页。）居正也对西北的国防形势深表忧虑。他于1933年1月23日在国府纪念周的演讲中就指出：蒙古、新疆已在苏联的掌控之中，至于西藏，更是岌岌可危，“一年来康藏纠纷，传闻某帝国主义者，从中嗾使，想打通康藏，作其殖民地。我们若不放大眼光，速筹守在四边之策，从此康藏两地，甚至四川云南，及邻近各省，也恐难免要步东三省的后尘了。”（注：居正：《东北沦陷中的西北边陲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69页。）此外，日本强占东北后，也曾派出许多浪人，分赴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等省，挑拨利诱，企图蛊惑该四省内的蒙古人另行组织一个大蒙古帝国，以遂其并吞满蒙的诡计。（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78页。）在英、日、苏三个大国的压逼下，西北局势险象环生，加之西北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种族复杂，政局动荡，更使西北岌岌可危。因此，时人均认为西北局势较诸东北、东南更为严峻，因为东北、东南交通便利，“外人虽有野心，我们尚易知道，各国同时经营，也易于互相牵制，独至西北方面，交通梗塞，音闻难通，他人猛烈侵略，已成包围之势……这真是当前急切重要再没有的事。”（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26页。）邵元冲也曾说过：“东南之危，一强敌欲逞其独占侵略而已，其势虽迫，而问题尚单纯。西北之危，则至少有二个以上之强国，在互逞其掠夺之势，其严重性同于东南，而情况之复杂尤为过之。加以民智之低下，交通之阻塞，种族之复杂，政治之不良，维持之力稍弛，滔天之乱即作。”（注：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革命文献》，第88辑，第158页。）
面对内忧外患，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的紧迫性有着深切的认识。1929年12月5日，戴季陶在接见赴西北工作人员时就讲：“环顾全国情况，尤以西北建设为最重要，实在关系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注：戴季陶：《开发西北工作之起点》，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35页。）曾养甫亦有同感，他在为《中央周报》1931年新年增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以为就国内区域言最需要建设的地方，莫过于西北”，（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24页。）呼吁政府及早着力筹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旋告沦陷，华北随即陷入危机，而东南亦警号频传，西北的战略地位愈益彰显，特别是一二八事变的爆发，首善之区的南京受到直接威胁，更进一步提升了西北的战略地位。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南、西北两块后方基地可供选择，但西南自民国以来一直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中，“中央政令，犹不通行，故暂作别论，至于西北数省，则中央政令完全贯彻，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为之主持”。（注：《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日，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故国民政府于1932年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3月5日举行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更决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准备“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国难”。（注：汪精卫：《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的意义》，《革命文献》，第36辑，第1749页。）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西北作为长期抗日和民族复兴基地地位的正式确立，对抗战前10年的西北开发有着深远的影响。以此为契机，开发西北遂成为一股潮流，西北开发的重要性也随之被强调到极至。1934年4月，宋子文在视察西北时提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注：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102页。）致力于西北开发问题的马鹤天也断言：“以已往而言，西北为中华民族发源之地，以将来言，西北为中华民族最后奋斗之场。惟有开发西北，是中国前途一线生机，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注：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之前途》，《西北问题季刊》，第1卷第3期）
三、西北开发的原则
开发西北，首当认定目的。综上可知，时人所言西北开发，其目的在于奠定国基，安抚社会，开发富源。而目的既定，则开发原则对开发成败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此，时人有如下认识。
西北开发的整体性。首先，西北与全国及西北各省之间，互相依存，均为一个整体。六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皆有密切关系，在国防上更是唇齿相依，任何省份发生问题，终必影响全体。就西北与国家关系而言，西北为中国之一部分，地大物博，人口稀疏，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抗战前，民穷财尽，基础薄弱，若无国家扶持，则根本不能发展。诚如时人所指：“西北问题与中国整个的问题，有连带关系，所谓根本解决，如果整个的问题不解决，这西北的局部问题，实在也难彻底解决。”（注：槐三：《开发西北的检讨》，《拓荒》第2卷第3期。）因此，西北开发应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旨归，西北不单是西北人的西北，西北之事亦不能单凭西北人自了。（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西北开发“若不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而任某事为局部问题，则问题日趋复杂，纠纷日形严重，整个西北难免为东北之第二”。（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这确是抗战前10年西北开发倡言者的共识。同时，国家在推进西北开发的过程中，也应遵循民生主义思想，“指导赞助西北人民开发西北利源，以改进其生活，增加其幸福”。（注：安汉：《垦殖西北计划》，《革命文献》，第89辑，第449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亦为时人所确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开发西北，不能不考虑全国的建设，而国家建设也不能不考虑西北开发，（注：《写在卷首》，《新青海》，第5卷第1期。）对此，国民政府也有清醒的认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其政策的第一条便强调：“各种事业之第一目的，在谋国家全体之利益；其次则为谋各地土著人民之利益。充实人口之办法，亦以不损害土著人民之利益，并使土著人民发展向上为前提。”（注：《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革命文献》，第76辑，第147-148页。）
其次，开发事类的统一性。“西北建设是极大的题目，应该办的事很多”。（注：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103页。）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问题，均需面面顾及，通盘筹划。否则，西北开发殊难言及建设之实际。因为西北之病，不在一端，如经济枯竭、政治不良、文化低迷、教育落后等，均为其表现，且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有因果关系。邵元冲曾有如此论述：西北问题的中心，实为农民的生计问题，而此问题之由来，在于过去频年之兵变匪患的破坏、苛税暴政的压迫和重利的盘剥，致使农村经济完全枯竭，人民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哪里还有生存希望。因此，开发西北，必须首先采取保养政策，救济农民，挽救农村。“而保育民生之前提则在地方政治之改善，苛捐杂税之减除，吏治之切实整顿，驻军之严申纪律，此政治问题与安民乐业互为因果者也。然使交通之发展迂缓，则执政之耳目难周，而剔弊势亦不易，且货物之流通阻滞，则金融之调剂困难，农业亦终无由繁荣，而于民防之布置，尤多窒碍，此西北交通问题之影响于政治民生及国防者矣。又若西北之教育不彻底振顿，则民智始终锢蔽，一切生活之习惯与陋俗既无从改革，而生活之智能始终无从进步，于人之天职及人民对国家之责任尤属茫昧，则任何异族一旦以强力加于其上，皆能驱使唯命，而民族精神乃沦澌而不可见，此西北教育问题之于民生及民族之关系尤为不可忽视者也。”（注：邵元冲：《西北建设问题》，《革命文献》，第88辑，第158-159页。）因此，西北开发，应“是一个整个的问题，开发的计划，亦要包罗一切政治经济教育的计划，然后才容易得到效果。”（注：洪瑞涛：《开发西北交通计划》，《革命文献》，第89辑，第296页。）
但是，强调西北开发的整体性并不等于就是要求同步开发，恰恰相反，西北开发又必须有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这既是任何建设事业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抗战前10年西北开发的现实选择。众所周知，西北幅员广阔，以言开发则应做之事太多，若不权其缓急，别其轻重，则实有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之慨，（注：王超凡等：《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革命文献》，第89辑，第73页。）且建设必需资金和人才，而抗战前10年国民政府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状况均极不佳，建设任务又千头万绪，实际上并无多少力量投入西北，加之人才的培养更非朝夕可至。故西北开发还需遵循以下原则。其一为分期开发原则。就是在做开发设计时，对于开发的程序，何为准备期，何为推行期，何为完成期都应有明确规定。“要在先确立开发西北政策，而后规划分期标准，按年进行，乃能预期其完成。”（注：时伯齐：《开发西北与设计问题》，《开发西北》，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其二为分区开发原则。就是划分区域实施开发。因为西北地域广大，而各地地理、土壤、气候、产业情形均不相同，开发事宜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其三为分事开发原则。就是划分事业实施开发。“如西北之交通、金融、农产、森林、畜牧水利、工业、矿业、教育、国防等，皆可依其性质之缓急轻重，分别规划开发标准，以一事业为一单位，制成设计方案，而每一种事业，又可分为若干单元。”（注：时伯齐：《开发西北与设计问题》，《开发西北》，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
四、西北开发的程序
从抗战前10年有关西北开发的言论中可知，时人对开发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开发原则是完全认同，毫无疑议的，但对开发的重点、程序的认识却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
就事类而言，有人认为开发西北须先救济西北。因为开发西北必先保存西北，而抗战前十年，西北已经非常残破，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救济西北便无由开发，所以时人对这一问题都非常关注。1929年11月25日，戴季陶在开封谈到国民政府对北方的政策时就讲：“中央对北方的政策，固然在长治久安一方面着想，打算如何发展教育，振兴实业，而在这两事之先要做的就是赈灾。”（注：戴季陶：《救济西北与开发西北》，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15页。）张继、于右任、何应钦为救济陕灾还曾专门向国民党中央全会提过提案，对于西北，亦认为“应先图救济，次筹建设。”（注：何应钦、于右任：《发行公债救济陕灾案》，《革命文献》第89辑，第3页。）而覃振在1932年4月25日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也说：“我们在国难期间，最大的任务除御侮以外，就是救灾”。（注：覃振：《希望全国人民注意开发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40页。）此后，邵力子在南京地政学院演讲时仍然强调开发西北必须从救人入手，并希望第一迅速完成陇海路，第二迅速成立工赈委员会。（注：邵力子：《开发西北与甘肃》，《开发西北》创刊号，1934年1月。）至于救灾的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救济已经流离失所的难民，使他们不致继续死亡，第二步是为兴业，而兴业也有两件事，第一是水利，第二是交通。（注：戴季陶：《西北救灾与兴业的起点》，《革命文献》，第88辑，第94页。）
有人认为开发西北须由交通建设做起。这是此一时期多数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交通不便对西北影响甚巨。“西北国防之空虚，政治文化之不进，经济之枯滞，产业之不振，民生之困弊，无不由此”，（注：马鹤天：《开发西北的几个先决问题》，《开发西北》创刊号，1934年1月。）所以，“开发西北，首重交通，交通不兴，开发无从谈起”。（注：张继：《西北饥荒与交通》，《革命文献》第88辑，第52页。）而在近代，交通事业，不只是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尚包括航空、电信与邮路的开辟。对此，抗战前十年不少人都曾分门别类作过探讨，制定出各种所谓的铁道计划、公路计划、电报计划、邮政计划等等。论者一般都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将铁路作为交通建设的主干，呼吁尽早展筑陇海路，以及修筑包宁路、川陕路、兰新路，构建西北铁路网。特别是陇海路，横贯东西，其重要性倍受关注。《大公报》作过这样的评价：“今日之言建设西北者，陇海路实负有重大之使命，倘论者以西北为中国之生命线，则陇海路为西北之生命线更为千真万确之事实。”（注：杜一波：《陇海铁路之现阶段》，天津《大公报》，1935年4月13日，第4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实际上，国民政府在推进西北开发时，优先考虑的也正是此路的展筑，国民党也屡次通过决议，以使该路早日完成。当然，也有人不完全同意上述对交通的划分方法，认为交通事业所包括的事类具有整体性，应按地域间的联系而分为若干小的计划，每一个小计划又都包括各部类。（注：洪瑞涛：《开发西北交通计划》，《革命文献》，第89辑，第301页。）
也有人主张开发西北须由兴水利以繁荣农村做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西北开发的基础。对此，戴季陶曾有过明确的阐述：“现在每个人都晓得修建道路，发展道路。要是基本农业不发展，那么交通愈发达，漏厄愈多，汽车愈多，流入外国的钱愈多，飞机愈多，流入外国的钱也愈多，这样下来不是替外国人开发经济侵略的路子吗？”因此，农业是工业的原动力，是一切交通事业的原动力，是一切建设的原动力。（注：戴季陶：《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12页。）西北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农业区，要发展农业，必致力于西北农业的开发，而且“吾国以农立国，农村经济，原为国民经济之重心，近年西北一隅，所以陷于破产之状态，亦即由于农民仅能提供其肉体之劳动力，而无由获得生活必需之衣食”。（注：《建设西北水利与救济农村》，上海《申报》，1934年11月17日。又见《拓荒》第2卷第7期。）所以，“欲谋开发西北，必先发展西北农业，以农业之发达促兴工商业，以农村社会之发展，激起都市社会之繁荣。”（注：董汝舟：《发展西北农业的几个重要问题》，《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但农业发展同水利又有极密切之关系，而且西北干旱少雨，农业发展更需水利事业的开辟，“是以修治西北河流，兴办水利，较之其他各处及其他各事业尤为迫切。”（注：张人杰等：《由中央与地方建设机关合资开发黄洮泾渭汾洛颖等河水利以救济西北民食案》，《革命文献》，第89辑，第2页。）
还有认为垦殖西北最为急要。马鹤天曾说：我国现在的大患是“三多”，一曰兵多，二曰匪多，三曰游民多。这“三多”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社会的生产不足，就是“民生问题”没有解决，换句话说，就是“吃饭问题”没有办法，而要根本解决，只有到“西北去”这一个办法。（注：马鹤天：《中国当前的大患与其根本解决》，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251页。）而西北地广人稀，有大片未垦荒地，因此时人都积极主张移民西北。戴季陶曾预言：“如果吾人能顾虑将来，应速积极移民实边，我相信二三十年后，环绕西北以至东南，定可以筑成一条大道，为我国之脊骨，亦为我中华民族之生路。”（注：杨生彬：《开发西北与垦殖问题》，《开发西北》，第1卷第3期，1934年3月。）
此外，也有人认为开发西北应以畜牧事业为先驱。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牧畜有许多优越性，它适应性强，可为人类提供衣食、役力，还可改良土壤。其二，从地势及气候上看，西北地区，多属高原，宜于牧垦的土地很多。其三，从西北人民的风俗看，除汉族外，大部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如果“徒事移民垦殖，则蒙藏回民之生计，势必日穷，致反招窒碍。故吾人主张开发西北，应改良畜种，促进畜产……使蒙藏民族，咸知开发西北，并非含有排斥性质，乃为一谋福利之事，斯则不致引起纠纷，致误开发大业。”（注：蒙民：《开发西北与牧畜》，《开发西北》，第1卷第3期，1934年3月。）持此类观点的人似不大赞成单纯的移民垦殖。
还有人认为政治的改良，社会秩序的安定才是开发西北的前提。政治问题实乃关系西北开发的根本问题。张继就认为，西北之所以衰败，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不良，其他问题皆由其派生，所以交通的开辟不能被视为西北开发的唯一条件，“苟政治不良，徒有交通，反被外人利用，作为侵略之具”。（注：张继：《开发西北途径》，《革命文献》，第88辑，第90页。），“盖欲使西北人民在经济上复活，在文化上进步，首须全力改革地方行政，行政不良，虽有若干建设，亦无从使民力积极发展也。”（注：《建设西北之根本问题》，《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此外，教育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也常被论及。
就开发的区域而言，时人立论也有所不同。有主张以陕西为起点，而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渐次推进的，有主张以甘肃为中心的，也有主张以青海为中心的，亦有认为开发西北最不应忽视的是新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主张应以陕西为起点的，主要是从西北开发的现实性来考虑的。因为同西北其他省份相比，陕西的开发基础较好，且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近，更具地缘优势。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戴季陶和张继。他们认为，陕西是西北的门户，就西北国防建设而言，“当自西安始，关中之建设既毕，乃经营兰州，而以甘肃为起点，完成整个之中国国防。”（注：戴季陶：《建设西北之重大意义》，《革命文献》，第88辑，第47页。）而就救灾与兴业的起点而言，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开发西北也应由近及远，先由陕西河南一带做起，把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了，然后才能推行到远的新疆青海各地方去。（注：戴季陶：《西北救灾与兴业的起点》，《革命文献》，第88辑，第94页。）
主张开发西北应以甘肃为中心的主要理由则有：就地理而言，甘肃是西北的中心，开发西北的一切活动，非经甘肃不可。此其一。就经济而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受着帝国主义的操纵，必须到帝国主义势力较薄弱的西北谋出路，但在西北各省中，只有甘宁青三省的最薄弱，而甘肃又是三省的中心。同时，甘肃的农村经济“并不若陕西的那样破产，也不如新青宁各地的落后”，尚有较稳固之基础。此其二。就自然基础而论，甘肃矿产，“几乎可以说有美皆备，煤油，煤炭，铁，黄金，盐碱等，无不出产。”此其三。就国防上军事上而论，甘肃位居西北的第二道防线，若置重兵于此，则进可攻，退可守。此其四。就民族关系而论，西北民族复杂，常起冲突，而甘肃位置适中，便于交流沟通。此其五。故以甘肃为开发的中心，“由甘肃而西及新疆北及宁夏蒙古，南及青海西藏，东及陕西，这种圆形的推广，不仅开发时比较省力而效大，就是结果也方能发展平衡，无倚重倚轻之弊。更若顾及到百年后的定都大计，也有把甘肃培植为中心区的必要。”（注：何思明：《开发西北应以甘肃为中心论》，《拓荒》，创刊号。）同样，主张以青海为开发起点的，其思维方式也大致与上述相同，认为“青海居全部西北的中心，东北界甘肃，西北接新疆，南邻西康西藏，东南一隔毗连四川”，（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85页。）地位非常重要，且其幅员广大，矿藏丰富，有极大的开发潜力。就社会状况而言，西北数省，“只有青海，尚属完璧无暇”，因此，若“努力经营，收效必速，以此为着手点，开发西北，始可实事求是，培植推行，较易为力”。（注：刘宗基：《开发青海与中国前途》，《新青海》创刊号。）而在国防上，“青海实是西北的军事重地，屯垦青海，就是巩固西北边防的第一步。”（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85页。）对于新疆，也有人认为是西北开发最不应忽视的。一是“新疆是西北首屈一指的富饶地方，新疆的大量出产，可以供给内地的消费，而新疆数百万的人口，亦可为内地产品之良好市场。”（注：长江：《西北当前几种急务》，《大公报》，1936年8月13日，第3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二是新疆情势，非常危险：“西北有虎视眈眈的苏俄，西南有贪得无厌的英国，都想乘隙而入，争夺这块肥肉”，（注：李庆麟：《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革命文献》，第88辑，第79页。）加之新省政局紊乱，民族复杂，所以新疆的开发也更应引起国人的关注。而应关注的问题，除民族问题、政治问题和国防问题外，最主要的就是交通的开辟。因新省地广，距内地遥远，交通尤为不便，加之“西北形势，有如一条街巷，陕西是一头街口，新疆是另一街口，新疆之路不通，等于堵塞了一口的街道，交通贸易乃至一切活动，都必然转到死寂的境况中”，（注：长江：《西北当前几种急务》，《大公报》，1936年8月13日，第3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而相反，“新疆一路若通，西北社会经济自起转动作用，农工商牧畜运输各业，息息相关，干路一通，则百业皆活，社会经济即可用自立以更生。”（注：《陕甘善后亟应推进》，《大公报》，1937年4月9日，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因此，交通问题，实为新疆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免受障碍”。（注：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0期，1933年5月。）
当然，也有人坚持开发的整体性原则，认为“任何的事业，都不能独立存在，亦不能独自发展的，各业都是互相依靠着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惟有各业的平均的发展，才能造成社会的繁荣”，而所谓“学农业的人，认为开发西北农业，是开发西北最要的事业；学矿业的人，认为开发西北，应以开矿为先；其他学牧畜、交通、政治教育的人，亦只知道自己所学的事物的重要，认为有先开发的必要”，是片面的，是社会的病态。（注：洪瑞涛：《开发西北交通计划》，《革命文献》，第89辑，第296页。）
五、结语
抗战前10年，是国民政府较有机会从事国家建设的时期，但日本的侵略，又将中国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国民政府虽一度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但也不得不预做抗战的准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北被当作日后长期抗日的根据地和民族复兴的基地，一度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西北开发也因此被寄予厚望。可以说，抗战前10年，西北开发受国人的关注程度以及围绕此一主题而展开讨论的热烈程度在西北开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此一时期，国人对西北开发的理论认识在总体上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理论探讨所涵盖的范围，举凡政治、经济、国防、教育，文化、社会等，以及各种开发计划本身，从可行性研究到具体内容再到经费预算及筹措，均有所涉及。另一方面，经过探讨，还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见解。一是纠正了对西北问题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充分强调了开发的可能性。二是在国防和国家发展战略上，提出西北是长期抗日的根据地和民族复兴的基地，提升了西北的历史地位。再就是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平衡发展的开发原则。对开发重点和程序的认识虽有所差异，但很大程度上是由认识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不同造成的。同时，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北开发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所有这些，对今天的西部开发仍不无启发。
相对于蓬勃的舆论以及国人的殷切期望，抗战前10年西北开发的实绩却微乎其微。由于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政治的纠纷和经费的缺乏等种种原因，有关西北开发的各种言论、计划、决议往往都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状况，也常为时人所诟病，在极度失望后，甚至有人质疑政府倡言西北开发的动机，认为“中央是不打算要西北”的，政府的政策是“挂起羊头卖狗肉”（注：鸣新：《是真要开发西北吗？》，《拓荒》，第2期。）。尽管如此，抗战前国人对西北开发的认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一时期西北开发的进程，并为抗战时期西北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做了舆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