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与巴以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以论文,冲突论文,人口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流着乳和蜜的地方”巴勒斯坦持续冲突了上百年。这场冲突过去举世瞩目，今后仍将是世界的关注热点。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多从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方面对巴以冲突进行分析。事实上，人口因素在这场冲突中也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这一新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分析人口因素在巴以冲突中的表现和作用。
一、总体人口状况
据1996年的统计，以色列人口的总量为580万，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注：《世界知识年鉴》（96／9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第61页。）据最新报道，现在以色列的人口总量已超过600万。 （注：[美]《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10月18日。）但有关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口数据欠缺、模糊。有关资料表明，巴勒斯坦的人口总量在1993年时为575万（包括居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注：同[1]引《世界知识年鉴》：寒放：《巴以和平进程》，载《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1期。）
另据1994年5月的资料， 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口总量约为230多万，其中220万是巴勒斯坦人（130万居住在西岸，90 万在加沙地带）；另外有13万犹太人居住在西岸，5000人居住在加沙。（注：寒放：《巴以和平进程》，载《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1期。）据1996 年的统计，居住在加沙和西岸的人口总量已达到260万， 两地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其中西岸的人口总量为170万，自然增长率为4.0%；加沙地带为90万，自然增长率为5.0%。 （注：《世界经济文化年鉴》（1997／98），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6页。）按总量计算，在面积约为6041平方公里的西岸——加沙范围内（西岸为5681平方公里，加沙为360平方公里），巴勒斯坦自治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0人，较之以色列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86人）更为稠密。 由此可以看出，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口总量只相当于以方的45%左右，而其人口密度却是以方的1.5倍。就城市化而言，巴以双方的指标相差不大， 居住在城镇里的人口比率大约都在90%左右。
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城镇主要是加沙、腊姆拉、杰里科、纳布卢斯和希伯伦等，以色列人口则在12个城市超过100万，如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雅法、海法等。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与人口相关的其他因素上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以色列的年人均产值超过1.6万美元，人均收入也较高， 而巴勒斯坦人每4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失业率长期徘徊在30～50%之间。目前约有15万以上的巴人每天从西岸或加沙赶到以色列境内工作，他们的收入占巴自治区全年GDP的40～50%。（注：Ali Kadri:A Survey of Commuting Labor from the West Bank to lsrael,Middle
East Journal,Autumn,1998.）这是巴以之间的一个敏感因素，因为每当旦以色列封锁边境通道，就会使巴自治区内的失业率大幅增加，收入锐减，社会严重动荡不安。
据世界银行统计，封锁给巴自治区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700～900万美元。（注：陈双庆：《巴勒斯坦政局》，载《国际资料信息》1998年第9期。）此外，巴以在人均受教育程度、 人均寿命（巴以分别是70、79岁）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
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测算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人口（包括总量、素质诸方面）是一重要指标。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认为，凡是能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增长，都会导致国家实力的增长。（注：侯文若：《当代外国人口：理论·学科·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3页。）对此，以色列向来十分重视。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单靠移民增加的人口就达260万，几乎相当于巴自治区的全部人口。 （注：以色列新闻中心：《以色列概况》（1997年），第190页。）由于巴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还较为落后，因此，巴人作为整体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十分有限。但从巴勒斯坦人二三倍于犹太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看，巴以间的人口差距将会逐步缩小。据预测，到2010 年和2025年，以色列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690万和790万， 而西岸—加沙地带的人口则为420万和720万（注：同[5]引《世界经济文化年鉴》（ 97／98）。）。虽然未来的巴勒斯坦国，有可能招回大量的难民，从而在人口总量上更快地缩小与以色列的差距，甚至超出，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巴方在与以色列冲突中的劣势地位仍然难以改变。从这点来看，以色列长期占领西岸，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显然不是出于对其国家安全的担心，它一向声称的“保卫国家安全”的理由不能使人信服。实际上，以色列对此也“心知肚明”，近年来，它在巴以和谈中一直更多地以所谓的“个人安全”代替原先的“国家安全”，并把打击恐怖主义、保卫犹太定居者的安全当作必须首先实现的目标。
对于以军撤离问题，如果以色列不是有意吞并西岸—加沙的话，它应该尽快从这一地区撤出。而从巴方来说，如果能在和平进程中在“个人安全”的问题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合作，促使以军撤离也许更有力。
二、人口与资源状况
无论以色列境内还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总的来说是个资源匮乏之地。
1.土地资源
按照1947年的分治决议，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比巴人拥有的面积大。现在以色列的实际控制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 其中近半是不宜耕作的内盖夫沙漠。以色列现有耕地40.44万公顷， 其中水浇地20.1万公顷，林地15.39万公顷。（注：杨兴礼：《简论90 年代以色列的地缘经济战略》，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以色列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平原、依兹雷埃勒谷地（在加利利山和撒马利亚山之间）和约旦河谷，其中后两个地区是巴以有争议的地区。
巴方目前控制的地区面积约为2630平方公里， 其中加沙地带约360平方公里，西岸约2270平方公里（按40%计算，这一数字还必须在以色列按照怀伊临时和平协议实施撤军之后才能达到）。巴方土地多呈零星状分布，中间被以色列控制的一些“战略要点”所分割。即使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巴人的可灌溉耕地也因受沙漠化的侵蚀而从原来的27%下降到了3%。（注：《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6日。）
2.淡水资源
中东本来就是世界上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加沙和西岸每年的可再生水资源只有5.65～6.66亿立方米。（注：朱和海：《水危机下的中东国际关系》，载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1967年以后， 以色列一直把西岸的水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来掠夺。以政府对犹太移民挖井打水提供补贴以确保用水，对巴人打井抽水则予以严格控制。有报道说，以色列控制了90%的西岸淡水，并通过输水管道向其境内输送30%左右的淡水，而居住在这里的巴人的人均淡水消费量则不到犹太人的1／3。（注：[美]《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10月18日。）
3.矿产资源
巴勒斯坦地区的矿产资源贫乏，虽拥有钾盐、磷酸盐、硫磺、石灰石、铜矿、铁矿等矿产，但开采价值都不大。1997年8 月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宣布，在特拉维夫以东地区发现一个储量为10亿桶的油田，但对以色列来说这是车水杯薪，无济于事。总而言之，就资源而言，这块被称为“流着乳和蜜的地方”有点名不符实。
由于资源贫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在对有限空间和紧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方面发生冲突就难以避免。这一冲突目前正愈演愈烈，其原因有两个：
（1）巴以间政治、宗教、民族等矛盾加强了争夺资源的矛盾。
这些矛盾相互掺杂，相互制约，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以色列迟迟不愿撤出西岸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尽可能地控制西岸的淡水资源。在这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于资源的争夺从政治方面表现了出来。
（2）资源不平衡。
一般说来，资源紧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发生冲突，关键还是在于人。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不平等的地方往往容易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西岸表现得特别明显。毋庸置疑，只要在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对各种资源的支配仍存在明显不平衡的话，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难以消除。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发展，公平利用各种资源的谈判也都被列入了议事日程。自1991年中东和平进程正式启动以来，有关各方已就水资源问题举行了多轮谈判，成效虽不大，但说明有关各方确实都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
三、犹太定居者问题
西岸和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一个难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定居点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这种时而自发，时而有组织有目的的“移民”活动，常被当作是一种建立和发展犹太国家的重要策略，与巴以冲突的关系十分密切。建犹太人定居点的策略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不同。在以色列立国前，购置土地和建立农业定居点，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占据地盘以吸纳更多的犹太人迁入，为建立犹太国家做准备。立国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主要是出于扩大疆域，造成既成事实的考虑。
1991年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定居点问题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要真正解决谈何容易，巴以间为此争执不断，使和平进程数度陷于困境。
目前，西岸约有150个犹太人定居点，人数约14万， 加上加沙的犹太定居者，总共约有15万左右的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
犹太人定居西岸和加沙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在分治和以色列建国前就开始在这里定居；
2.出于宗教原因回归圣地，在犹太教中西岸被视为圣地，称为“撒马利亚”和“犹地亚”；
3.在以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部分犹太人为获取住房、就业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而落户此地。
在上述三种犹太定居者中，第一、第三类的定居者只要以色列政府在住房、就业、搬迁费用等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动迁起来就不难。而对于第二类的定居者，除上述安排外，还要考虑到以后在以色列本土和他们认为的宗教圣地之间人员安全流通的问题，这对以政府来说，做好这项工作的难度较大。
从目前情况看，较可行的方案是在以色列迁回部分定居者的同时，保留部分西岸土地以容纳和重新安排定居者。这也是以色列在西岸撤军问题上不肯多让一个百分点的原因。
以上的解决方案还有赖于其他方面的条件，如巴人的斗争、外部力量的推动和经济援助等。但总的说，解决这些定居者问题尚需时日。
四、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是指因巴以冲突而流散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的巴人。这些人的确切数字较难统计。我们知道，单是1967年“六·五战争”造成的难民就超过100万人。如前所述，目前大约有300万以上的巴难民流散在周边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里，他们占全部巴人的50%以上。这些难民大都居留在阿拉伯兄弟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虽普遍低于居住国公民的水平，但比起西岸和加沙的同胞要好一些。巴难民主要通过对居住国施加影响、把资金汇回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等方面在巴以冲突中发挥作用。
对巴以和平进程来说，难民问题也是一个留待解决的难题。首先是难民的最终去留问题，是溶入当地社会还是回到巴勒斯坦。目前，除少数人外，巴难民大都得不到居住国国籍。因此，对巴难民来说，只有少数人有可能逐渐溶入当地社会，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对大多数人来说，回归故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据估计，今后将至少有二三百万的巴难民回到巴勒斯坦，回归速度则主要取决于巴以和平进程的发展。大量新增的人口将带来一系列土地、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棘手问题，这对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巴自治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以色列对巴难民回流的态度，以及是否或如何进行经济补偿等，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将成为今后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又一讨论焦点。
人口因素和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混合在一起，对巴以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巴以冲突说到底是“人”的冲突，它的最终解决只能依赖于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