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代悄然走近：中国如何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中国论文,如何应对论文,人口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很多观察家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十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经济将受到新的挑战。
曾经，我们一直以为，人口太多，负担太重，即使再大的经济成就也会因这个庞大得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除数而消耗殆尽，巨大的人口负担，使得我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然而，实际上人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 26.8%。换言之，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使“中国制造”保持了长期的成本优势。
然而，随着十年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内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摆脱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局面，未来将难以预料。
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带来了大批具有纪律、工酬廉价的劳动力。这批人在七十年代末起进入工作期、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他们一方面压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拉动内部需求，还制造出40%的储蓄率。
高储蓄率刺激高投资，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迅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经济奇迹。由于社会结构相对年轻化，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同时老人比较少，社会负担轻，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开发，“中国制造”由此崛起。
欧洲用了一百多年才实现了工业化，在中国则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飞跃增长的强力引擎。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非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随着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开始慢慢发生变化，老龄人口比例开始不断增加。
青丝变白发：人口老龄化向我们提出巨大挑战
根据专家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的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 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 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按照目前的预测，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最迟在2009年，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就要告罄。而今年春节后珠三角再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在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力资源，未必永远取之不尽。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便有三十位出自中国，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创造出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在今天，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只有十五位出自中国；十年之后仅有五位，三十年后更只有两位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三十年前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个劳动力支持，今天只有六个，而三十年后仅有两个劳动力支持。
按这样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年轻人将会在沉重的社会负担中艰难挣扎，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经济有可能在初步增长的摇篮中被扼杀。现实迫切地需要我们思考，在后“人口红利”时代，需要怎样才能保持经济的不断增长？
是否应该放开二胎？
针对后人口红利时代即将到来的危机，有些专家开始对我们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提出“现在是否应该调整我们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曾毅教授提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政策，即“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 （如34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年至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八年左右平稳过渡的软着陆，旨在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还有专家提出了“一男孩政策”。每一个家庭都有生育一个男孩的权利，一个家庭生育了男孩以后就不得再继续生育。该观点认为，“一男孩政策”将导致生育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如果再考虑到 10%的不孕不育率和有的家庭不愿多生，实际的生育率就更小了。
但是，更多的人在忧虑，倘若我们真的放开政策，准许二胎、三胎，那么是否又会带来新的出生危机，使本已经是人口重荷的中国更加负重累累，可能没有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倒适得其反，使中国社会发展到越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力就认为：中国地方太大，如果立即放开二胎，会出现很多地区生两个孩子甚至生三个孩子的现象；此外，由于情况复杂，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增加，统计的总和生育率里可能有很大水分（从而可能被低估）。
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始考虑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政策或者将该政策适度放宽。而上海等省、市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治本之策：自主创新提升劳动力成本
面对世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的经济如何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取得新的制高点，如何才能在新的人口结构中寻求持久的创新力，很多人在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未来引导经济增长的元素里，是否还能期盼人口结构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而且即使调整政策，人口结构是否能成为一个枣核形状？不能。故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
同时，也有相关专家提出，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尽可能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压缩在有限范围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地实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处于低端产业低利润环节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劳动力成本，将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那么看来，伴随全球自然资源价格的新一轮上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也将面临新的攀升，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安全阀：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在保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持续增长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只有通过它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在既有轨道上良好运行。
中国目前老龄化所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未富先老”，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养老的问题就变得非常迫切。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对我们目前体制不太健全资金不太充足的现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我国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就业人口参加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却只有 40%。1997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度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转变。由于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了数万亿元巨额隐性债务未得到有效解决，此后养老金运转一直呈现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态势。征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每年大约有四五百亿元缺口，一直由中央财政在拨付；个人账户被挪用于统筹，“空账”规模已经积累到7000多亿元。另外，大部分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和广大的农村人口并没有有效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而农村，又是老龄化较快的区域。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人类发展部主任于小庆提出，除了解决历史债务外，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有承受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她认为，无论是采取哪种制度，三方面的改革都是要进行的：一是取消所有提前退休的优惠规定，推迟退休年龄，并将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65岁。二是建立养老金增长的机制，逐步取消目前养老金调整的不确定性，政府可逐步把它与物价指数挂钩。三是改变按十年计算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方法，以消除平均寿命长于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资金缺口压力。
在此前提下，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不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就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在面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时候，就会更加地从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