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鲁士论文,吐鲁番论文,考察队论文,德国论文,新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1999) 03-0119-12
在近代，第一个进入吐鲁番绿洲考察的是一位服务于俄国的德国植物学家阿·雷格(A·Regel)博士。他在1879年考察了这些古代遗址。（注：Petermanns Mittheilungen,1870 Heft,x,xi;1880,Heft vi;1881,Heft x.哥达，J.perthes.）但是，由于他对这些遗址的描述不准确，这次考察活动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只是说明了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依然保存着大量丰富和有价值的古代遗址及其他遗留物。
在阿·雷格博士之后，俄国的格楼姆兄弟(G·and N·Grum-Gr
imailo)又来到了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察，重点考察了吐鲁番绿洲。他们俩撰写的多卷本报告，在1896-1907年陆续出版。（注：格楼母兄弟《西部中国纪行》，圣彼得堡，1896-1907年，共3卷。）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考察报告是用俄文写的，并未受到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学者的重视。
芬兰赫尔辛基的默斯尔·东尼尔(Messrs Donner)和波龙·马克(Baron Munck)考察队在1898年前往中亚及中国西部进行了考察。（注：东尼尔，Resa i Central-Asien,1898,赫尔辛基，1901年。）这次考察很值得一提，因为它使我们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但相比来讲更为重要的，则是俄国科学院季米特里·克莱门兹(D.Klementz)在1898年的考察活动。
他考察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都亦都护城(Idiqut-Shahri)，或称为达克雅洛斯(Dāqiānūs)、高昌(Khōchō、Kao-cang)，位于现在吐鲁番（在回鹘语中称为Turpan）以东17公里处，以及与它相邻的至今依然为一个有人居住的小村落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关于这一考察的报告发表在圣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学报上。（注：季米特里·克莱门兹《吐鲁番及其古代居民》，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1989年。）虽然这一次考察的运到俄国的考古收集品很少，但这次活动却极大地调动了许多学者对吐鲁番及它附近的古代遗存的巨大兴趣。
在柏林，前往吐鲁番进行考察活动的准备工作也迅速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02年，当斯坦因(M.A.Stein)博士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非常得意地宣读关于他在新疆南部地区所取得的成功考察的报告时，柏林的皇家人种学博物馆就开始准备派遣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教授、乔治·胡特(G·Huth)博士和巴图斯(Bartus)先生组成一个考察队前往吐鲁番绿洲。
这一计划，虽然是受到了克莱门兹及斯坦因获巨大成就的诱惑，但另外的原因是，在一些旧有的学科的某些理论受到了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人的反对。在遥远而危险的中亚及新疆地区，也许存在着对这些疑问的真正答案。当然要想获得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次德国中亚考察队，是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带队的，重点考察了吐鲁番，1902年到1903年的冬天，他们在那停留了数月。除了吐鲁番，格伦威德尔还考察了位于库车西北库木吐拉附近的明屋（即石窟）。
这次考察的考古发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获得的文献写本。缪勒(F.W.K.Müller)教授从中释读出一些是用福音体文字(Estrangelo)书写的很早以前就已经泯灭的古代摩尼教文献。（注：缪勒《新疆吐鲁番出土福音体写本残卷》，Ⅰ，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9号；Ⅱ，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增刊》，1904年。 其他关于对德国考察队第一次考察活动所获文物的研究文章有：盖得耐尔《吐鲁番出土钵罗婆词汇残卷》，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6月28日。 缪勒《摩尼教文献探索》，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5年；《汉文大藏经中的波斯历法残片》，同上，1907年第25号。 斯敦奈尔《中亚：亦都护城出土的婆罗谜文梵语文献》，附录《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回鹘语残卷》，前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64号，后篇附录发表于第69号。弗伊《吐鲁番文献所见用摩尼文书写的突厥文献语言》，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80号。 格伦威德尔《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慕尼黑1906年。 福兰柯《亦都护城所见汉语寺庙题记》，载《普鲁士科学院论集》，柏林1907年。）皮斯开尔(Pischel)教授也从中发现了一部分由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注：皮斯开尔《新疆亦都护城出土的佛教梵文经典残片》，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25卷；《新发现的梵文佛经残片》，同上，1904年第39卷。）这些发现立即吸引了许多东方学家们的注意力。为此，皮斯开尔教授主持在柏林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主要由沙宙(Sachau)、哈尔纳克(Harnach)、缪勒、哈特曼(Hartmann)、弗伊(Foy)、格伦威德尔等学者组成。经过皮斯开尔执着热心的努力，决定再一次派遣一支考察队前往考察。这时格伦威德尔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前往，于是我非常荣幸地领导了这次注定将由我来领导的考察。
考察活动必需的经费由德国政府提供，由我支配，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德皇陛下所提供的。皮斯开尔教授负责安排其余一些事项，非常圆满顺利，至今对他犹存感谢。就这样，第二次德国，或者说第一次皇家普鲁士考察队于1904年9月12日离开柏林前往吐鲁番。这支考察队由我自己和参加过第一次考察活动的一名技术人员——巴图斯先生组成。
在圣彼得堡我们拜访了俄国科学院的学者之后，起程前往鄂木斯克。从圣彼得堡出发，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走了五天之后到达鄂木斯克，当天正好赶上伊蒂斯号轮船开航，我们逆流而上，五天之后，到达了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
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开始，我们就在草原上行进了。在这儿我们设法找到了一些俄国的交通工具，即厢车和平板车。相对来讲，厢车还比较适合在这一地区的崎岖道路上行走。而平板车，我认为它简直就不配作为交通工具。在整个让人心焦的旅途中，我们必须为它准备备用的车轮与车轴，以便随时更换。
我们干脆买了几辆这种马车，但车夫们却都来自位于塞米巴拉金斯克、谢尔基奥波利(Sergiopol)、巴克图(Bakhty)之间的驿站。这些驿站非常简陋，除了茶和糖外，你根本得不到任何吃的东西，行人必须自备面包、罐头一类的食品，洗澡桶和杀虫剂也是要自带的。
我们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巴克图用了八天时间。在旅途中，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躺在厢车中。从这里，我们跨过边境进入了中国领土。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富饶的边境小城——楚克塔克(Chuguchak)。（注：这个城市在俄语中这么发音，我的维吾尔翻译把它称做Chorchak，意思是一个传说，或是一个神灵、一个盆地，从词源上考察，也许来自蒙古语。）
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同中国官员的接触，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在这个国家和旅程中，备受款待，令人非常满意。我们整理好车队，在荒凉崎岖的道路上前行，经过16天非常艰辛的奔波，终于到达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途中经过了赛里木湖(Shiknō)和玛纳斯绿洲(Mānās)。
我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几天，拜访了当地的府台和其他地方官吏。在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也受到了巴波罗尼科夫(Bobrownikow)领事和医生考恰诺乌斯基(Kokhanowskij)博士的热情款待。我们新雇了车队，翻过天山，经过达坂城，经六天而至吐鲁番。在那里，我们受到当地额敏和卓(Amin Khōjam)，即鲁克沁的吐鲁番郡王及一些官吏的接待，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口的瓜、石榴、葡萄和梨，我们对他们的热情表示非常感谢。吐鲁番郡王是吐鲁番、木头沟、鲁克沁及罗布泊这一大片土地的主人。他的友好态度给我们日后的工作以巨大的帮助，就像格伦威德尔教授在第一次考察活动时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前往哈拉和卓，当天下午就赶至那里。这是一座由土坯建造的方形小城，是过去吐鲁番郡王的王府，现在却成为吐鲁番郡王在吐鲁番统治权力逐渐丧失的标志。在过去的城墙边，建有许多小房子。第一次考察时，他们就住在这里的一位名叫萨乌特(Saut)的农民家中，这次我们也一样。这个房子是由一系列纵券顶瓦相连通的小房间组成，后墙和侧墙直接利用了宽厚的高昌古城城墙，实际上就是在墙内掏一个洞，只有前墙是新建的，在上面修有一个很大的门，因此从整体看，这些房子不伦不类，极不和谐。
刚来到这里，我们就吸引了大批当地居民的拜访，其中大部分是当地农夫，常能从他们手中买到一些古币、写本残片，以及非常精致的上面画有佛像的灰陶罐和美丽的泥塑头像，它们都具有同古代犍陀罗艺术相同的特点。无疑，这些特点，同这里的古代寺庙才是最和谐的。
我们立即开始清查这个古城中的遗址。巴图斯先生因为参加了第一次的考察活动，对这个遗址非常熟悉，他给我介绍了这个遗址的很多情况。为了开垦更多的土地来种棉花、高粱和小麦，当地的农民推倒了许多古遗址，同时还向这里引入了灌溉渠道，使古城址受损严重，而当地人却认为这是合理合法的。最糟糕的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要求，那就是要从这个遗址中获得大量的在很久以前形成的黄土，因为当地居民认为这些黄土才是给土地增加肥力的最好的办法。于是在获取黄土的过程中或之后，堆积在黄土中的大量古AI写作本以及其他古代文物都被不经意地或故意地破坏掉了，或者就把它们卖给了从西面来的俄国穆斯林商人或其他人。
非常遗憾，我无法在有限的纸张上描述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古城中的遗址，只好请大家去参考格伦威德尔教授关于高昌亦都护城的著作。我们按计划开始挖掘。我们来时，曾经被指令重点挖掘的"a"遗址，不幸被证明是徒劳一场，于是我决定去挖掘那些积留物依然存在的古址。
我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位于古城中心的一座规模巨大的由几个建筑物所组成的遗址，这个遗址在我们的计划中编号为"K"。实际上，我们在这一建筑群的中间发现当地的居民已经把这个由三个大厅组成的建筑物的北墙推倒了。这堵过去耸立着的古墙之所以要推倒，很明显是为了破坏原来墙面的壁画。在被推倒的墙上，我们发现了一幅用水彩绘的壁画。画面是一位摩尼教的高级教士，穿着专用的教士服装，周围被穿着白色僧侣服饰的教徒包围着。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一些摩尼教的细密画中，经常出现摩尼教徒们用穿不同的僧服来区别他们在宗教上的不同级别。这个高级教士的画像，在整个壁画的所有人物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尺寸比真人还大。他穿着白色的衣服，在胸部有一块矩形刺绣图案，左肩也绣有这么一块，也许在右肩上也绣有一块，惜已毁坏了。头上戴有一顶高高的白帽子，有金线装饰，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扎在下腭处。脸呈椭圆形，鼻梁弯曲，眼睛虽然不大，但却布局合理，非常有神，使人想起中国艺术家们在给欧洲人画肖像时所表现出的特点。画像身后的光轮是由新月和太阳组合而成的。太阳的圆盘被画成淡淡的胭脂色，然而那月牙则被画成金黄色，就画在代表太阳的圆圈中。从这一与众不同的光轮或可推测，我们面前的这幅摩尼教大士像也许就是摩尼本人。
壁画左面的那些信徒比真人尺寸略小，也都穿着同样的僧侣般袍服，颜色全白。每个人的胸部，还有用回鹘文题写的姓名，其中一个上面用摩尼文书写。在壁画的再左边，有两排着白色摩尼教袍服的女信徒。在壁画的更左边，则有一些穿着当地平常服装的人物，从脸上看，千真万确都属于西亚人种，壁画下面的人物不幸受损严重。
整个壁画所呈现出的风格，同拜占庭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细密画特点。无疑，我们这里发现的的确正是那些极其珍贵的历史瑰宝，它们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摩尼教壁画。
到底是谁把这幅壁画遮盖起来，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当我们在与这个建筑同类的遗址中进行发掘时，即发现其中的壁画都为佛教内容。这就使人很自然地认为佛教在后来是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前摩尼教的教堂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佛教的庙宇，这种占据是以一种较温和的态度，把摩尼教的教堂在信仰上据为己有的。
在这里我有必要加以说明，我们发现许多较后期的寺庙，都只是对以前信仰的简单更新。比如在城墙前面的一庞大寺庙（我们定名为"Z"遗址）中，我们发现在它北面的一间房子里，靠着墙仍然耸立着一尊坐佛，它所靠的那堵墙非常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这是在原来的墙前面，又修了一堵新墙，这样一来，房子的面积由于被那堵新墙占据而小多了，当我们把那堵新墙推开后，旧墙上的壁画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还有一个例子，在前往鲁克沁的大路北边有个小庙遗址，编号为"B"，我们发现了一尊非常美丽但却无头的佛教塑像躯干，从风格上看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矗立在寺庙遗址的大门边。其他塑像的碎片散落满地。在1902-1903年格伦威德尔教授第一次来对这一遗址进行考察时，它依然是佛教崇拜的一个场所。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有必要对旧有宗教场所进行更新时，或者仅仅是继承它，或者在仅仅方便的情况下，简单地改造，就使早期的宗教场所具有新的宗教所要求的某些功能。
在这个教堂东面的一个方形大穹隆顶建筑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骨骸，有些残存着破碎的服装，依稀可以辨认出他们是佛教的僧侣。这些不幸的人明显是被杀害后被那些野蛮的入侵者扔到这所拱顶建筑物中的。同样道理，大量的古代文献写本也一定是他们破坏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说明，大约在公元9世纪，这个城市遭受过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在通往鲁克沁的大路附近有一处佛塔遗址，我们发现了一些帽子（这些帽子的样式即使今天在这一地区，许多女孩子也都在戴），帽子上饰有佛教法物，上面沾满了血迹，说明佛教所受破坏随处可见。可以想象在那个时期，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未逃过这场毁灭性打击。这些毁灭者到底是谁呢？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回答，但据我们猜测，这一事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试图摆脱与消灭所有的异邦宗教信仰有关。
让人觉得稍好一点的是在与之相邻的一个拱形建筑物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摩尼教文献。它们分别用属于突厥语与粟特语的回鹘文和摩尼文文字书写的，在一页非常精致的摩尼教细密画残页的空白处有几行回鹘文字。
在附近的一个建筑物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具有伊朗风格细密画插图的文献中，也写有一有些摩尼文字母，好像是当时国王侍从的姓名，可惜这些细密画插图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只是从非常模糊的轮廓线中，大体可判断出是一些穿着铠甲的武士形象。
在这个复杂的遗址中，我们见到了许多摩尼教与佛教庙宇，还有一些这两种宗教祈愿用的旗幡，它们是由几条宽20厘米、长40厘米的棉布条组成的。顶部有一个三角，将之捆成环，固定在一起。旁边还缀着两条装饰性的飘带，旗幡下面也有一些装饰性飘带。
旗幡上绘有图画的地方，涂着一层薄薄的灰泥，以便在上面绘水彩画，旗幡图案的主题同某个旗幡的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摩尼教的旗幡通常表现的是：在一面，有一个穿着白色袍服的信徒，穿着打扮与身体特征同壁画上的摩尼教徒一模一样。在另一面，也画着同样的形象。在每一幅图画的旁边，还有一个较小的跪着的虔诚人，他们是旁边那个较大人的妻子或丈夫。在旗幡顶部的那个三角形上（其中有一幅这样的旗幡保存得非常完好），有一个正襟危坐的人，看起来却那么像佛陀。
在一件有趣的摩尼教旗幡中，一面画着一位妇女，从其服饰上看可以判断当为回鹘人，另一面同是这一妇女，但却穿着白色的摩尼教袍服。
同一类型的佛教旗幡在形式和材料上非常相似，只是在旗幡所代表的主题上有所不同，这些图案通常是一些佛教的僧侣穿着绿色和红色的袈裟，它们由一些不同颜色的布条十字交叉拼成，同摩尼教的服装大不一样。此外图案中还有一些菩萨和神像，他们或着便服，或着贵族式衣服。
这些旗幡及下文将要说明的与之有着联系的一种现象，不仅在亦都护城有发现，而且在吐峪沟、胜金口的废庙和木头沟、交河故城的遗址中也有发现。尤其在交河故城，我们掘得一片布画，画上是一位妇女，明显具有某种高贵的气质，坐在一条带有装饰的条凳上，正在给一个襁褓中的小孩喂奶。这个妇女穿着红色的衣服，上有黄色菱形装饰一物，头上也戴着一顶同样颜色与图案的帽子，周围环绕着不同色彩的光轮。对大部分的中原人、粟特人及回鹘人而言，对佛教文献的吸收也是支离破碎的。同样，他们对基督教的绘画也不可能很好地吸收。
最精致的绘画作品是一幅绢画，它的一部分尚残留于旗幡上，本来是和一些其他的纺织品和文献写本堆放在一起的。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它们当时都是被人从那个旗幡上扯下来，撕成碎片后被野蛮地踩在脚下的。以后风把它们慢慢吹到这个破败建筑的角落中，集于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沙土掩埋，才使其幸存下来。
这幅绢画的两个主题：摩尼教与佛教，再一次被发现在同一幅作品中。恰如前文所述，在表现摩尼教主题的部分，描述着一些身着铠甲的武士，在月明如钩的夜晚乘船摆渡，手里挥动着又长又直的带有十字护手挡板的宝剑，另一些穿着白色袍服的教士正坐在莲花宝座上，一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奇特的十字架。这幅画中其他细节的装饰物也都十分有趣，同保存到现在的摩尼教细密画中的装饰物非常相似。
在反映佛教主题的绘画作品中，有一个较大的和蔼可亲的菩萨头像，非常引人注目。在其他残片上，画有十一面观音、胁侍菩萨、巨型佛像、紧那罗、地狱和花卉装饰等。这些画绘制得都非常精巧，在颜色的选择搭配上和谐悦目。
对于摩尼教风格的绘画作品，其起源无疑是来自一个久已消失不存的绘画专门学校，这些作品常唤起我们的某种感情，使我们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及拜占庭绘画作品。他们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著名的新波斯艺术中细密画的先驱。
佛教风格的绘画作品，从另一方面来说，它的存在应归功于希腊一罗马艺术在犍陀罗的发展，在中亚这种艺术形式无论受到了摩尼教与其他波斯艺术如何巨大的影响，都从未失去它鲜明的印度烙印。因此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讲依然是异域的，但是我们大多都非常向往它的那种形态与思想。从它身上，追根溯源，可以找到整个中国、朝鲜、日本佛教艺术的起源。
最美丽精致的作品实际上是那些纺织品。花色品种繁多使你感到惊讶，并且已经掌握了蜡染与扎染的方法。用这些方法给丝绸、棉布或其它纺织物染色，色彩丰富。蜡染这一方法，尽管现在在印度已经过时了，但在受印度文化所影响的爱琴海及其岛屿(Archipelago)的广大地区依然流行。扎染这一技术至今依然在印度的旁遮普地区使用，称作Chunari。扎染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纺织物上那些想保留原来颜色的地方用绳子紧紧扎起来，再把这些纺织物丢到染缸里，取出时，那些被扎住的地方就会出现非常自然的圆形、菱形、方形或其他一些更加复杂的图案，这取决于事先对纺织物所进行的“扎”的艺术性。
其他常见的一些精美的纺织品是用木板印染法(Block-Print)染制的，时至今日，在克什米尔和突厥斯坦还有这样的手工工场，它们的产品同这些纺织品出土物非常接近。
在收集到的纺织品中，有一幅非常显眼。这是一幅较大的丝绸残片，呈淡绿色，图案是双双相对的长颈动物，躯体呈横椭圆形，用珍珠串连。这些动物及将之连在一起的珍珠串则由一种柔软的黄褐色的原丝环绕起来，这种风格，明显源于萨珊艺术。
其他一些精美的纺织品就是一些华丽的挂毯，在纺织技术上已经体现出很高的水平，上面的图案通常是一些涡纹，偶尔也有人物和动物。这些珍贵历史遗物中最精美的，则应是古代刺绣工匠们针绣出来的那些图案，非常精细地描绘出人物、传统花卉，甚至有时还绣有回鹘文字。
在一幅纺织品中有一摩尼教女神，由两个穿白色袍服的摩尼教徒簇拥着，周围绘有一排花卉，它是在"K"遗址中发现的。画面上所反映的，好像是要把这么一件绢画奉献给这一陌生宗教的传播者。对于这幅绢画的严格的定义与分类，至今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发现的古币，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原的铜钱，多半是唐代的，还有一些萨珊或印度—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当地的农民还卖给我们一些银币，都是该地区13世纪左右伊斯兰化以前的东西。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比如库车（注：库车正确的拼法应是Kuchā，而不是Kuchar，"r"的有无，请参看哈特曼(M.Hartmann)教授的《新疆》，哈勒，1908年，第87页，注46。）和喀什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货币。在整个考察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一枚我们欧洲的货币。
这里的塑像（多为彩绘泥塑），大部分都呈现出犍陀罗艺术的风格，但是东亚影响也非常显著，特别在脸部和头部上，这一点我们非常确信。眼睛微微倾斜，不在眉骨的正下方，同眉毛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身体和服饰都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点。
一些犍陀罗艺术的原型也有发现。例如在斯瓦特(Swāt)山谷的峭壁上刻有一个小狮子，一群小而精细的人物，或是刻在木板上，或是画在上面，其具体情态，请参阅格伦威德尔教授的著作《印度佛教艺术》图版62中的左下角。
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小木雕，从中很容易看出印度艺术的影响，手、小头像及其他部分，都雕刻得非常精美，此不再一一枚举。
还有一些个别的铜像，其中有一些也非常精美，而其他一些，则相对来讲较为粗糙。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玻璃似的碎片，比如破瓶子、珍珠以及一些颜色各异的珠子。一些陶罐的碎片堆在一起，有些纯粹来自中原，有些则来历不明，非常粗糙。在一些制作非常精致的容器碎片上，还有美丽的装饰图案。我们所发现的一些陶器碎片上，就有这样的装饰。
我们在胜金口、木头沟和吐峪沟对古城以及其他寺庙遗址废墟的挖掘证明，它们明显带有印度和波斯的因素。对于其体现出的印度影响，我们必须从犍陀罗或者克什米尔去寻找，但是也许我们现在对这一困难的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还为时尚早。
至于波斯影响，则明显体现在那些方形建筑物几乎都被半圆形或椭圆形的拱形屋顶建筑所包围，（注：格伦威德尔《印度佛教艺术》，图版72、141。）这类建筑在这些废址中是非常流行的。
那些特殊的古建筑与法儿思的费拉什阿巴德(Ferāsh-Abad in Fārs)所见非常相似。这一点在皮诺特(Perrot)和奇瞥兹(Chipiez)的著作《波斯艺术史(History of Art in Persia)》一书第168-169页上的图版81、82中就有反映。在那儿我们发现了同样特点的拱形门廊、方形广场、穹窿形的屋顶以及用同样的方法把平面为方形的建筑在顶上用穹窿形的顶子罩起来，而在四个不能覆盖的角上也用同样的办法用拱顶罩起来。这种建筑模式直到今天在维吾尔人和波斯人中依然保留。
这些在废墟中大量存在的筒形穹窿顶建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形状上并不是矩形，而是不规则的四边形，并且也并非垂直于地面，而是向地面稍有些倾斜。这些建筑物大多既精美又牢固，虽然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材料无非是些土坯（但很规整），但这些建筑矗立在狂风暴雨以及偶尔光临此地的地震中，依然能保存至今。这些建筑物的起源我们还是应该从西亚以及古代波斯中去追寻。在这一地区以后形成的国家中，在很多方面都有它们古代文化的影子。在皮诺特和奇瞥兹先生的《迦勒底和亚述王国艺术史(History of Art in Chaldea and Assyria)》这本著作的第1卷第92幅插图中，描述了在胡剌沙(Khorsābād)地区有一个排水渠，我们今天所建造的那些拱顶的排水渠，虽然在功能上同那个排水渠并不是完全一样，但在形状和样式上却惊人地相似，都呈圆形或半圆形。
这种拱顶建筑，据我所知仅有一处，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佛教寺院遗址的门廊，位于托克齐（Tōghuchi,三堡）南部的拉卜楚哈（Lapchuq,四堡）附近通往哈密的大道旁。
古代的建筑师在修造这些建筑时已经运用了柱子，在"K"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木制的柱基，上面雕刻有非常精美的图案，其风格同前面所提及的摩尼教风格非常相似。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尚未完全加工好的柱基。但是柱子已无存，稍大一些的木头都找不到，因为木料奇缺，当地居民都从这些废墟中来寻找。
我们就这样一直在亦都护城进行挖掘，直到2月底。这时，常常劳而无获，于是我们遂前往天山脚下拉和卓以北的胜金口、木头沟和七泉湖(Chiqqan K
l)。（注：关于这一地区的地图见于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恩·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著作《亚洲的脉搏》(Pulse of Asia)，伦敦，1907年，第297页。七泉湖位于木头沟河和胜金口河冲刷而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上。）
狭窄而令人生畏的胜金口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古代寺庙、石窟和佛塔遗址，我们在所有的废墟中都进行了发掘，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大部分是用婆罗谜文(Brhāmi)、回鹘文书写的，也有一些汉语佛教经卷，在其中一个佛塔遗址中，还发现了一页保存完好的摩尼教经文。此外，还获得了一批壁画和泥塑头像。但从总体讲，在这些废墟中的发掘收获说不上丰富，因有雪融化后渗入废墟而使遗物不易保存下来。在七泉湖，我们比较幸运，抢救出了一大批珍贵的壁画，显现出吐峪沟最古寺庙中所见的古代印度风格。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焉耆附近的硕尔楚克(Shōrchuq)在古代也曾处于这一影响之下。这种风格我们在吐鲁番也有发现，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绿洲中，这种影响是中古时期的共同特征。而最古老的，则是纯正或一定程度上纯正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在七泉湖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文献写本，这里地面潮湿，即使有写本，也早已破坏殆尽了。在胜金口的北端有一个较低的山口，木头沟河通过陡峭的山谷，从这流出。在山谷陡峭的山崖上有条小路，通往木头沟小村。在河流的拐弯处，有一台地，上面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窟遗址，当地人称作伯兹克里克（B
zklik,意为“有壁画装饰的地方”）。它是由大量凿刻在松软石壁上的石窟，以及一些过去用土坯建造的寺庙组成，寺庙遗址多处于台地的中部及北部。我们在三个庙中作了发掘，但仅有一个保存较好。在该庙神殿中，填满了沙子和黄土，墙上的壁画也正因为有沙土的保护才得以幸存，这些积沙通常有一米半厚。（注：在格伦威德尔教授的《印度佛教艺术》图版128中，列举有一幅某个寺庙的平面图，那个寺庙同我们在这所描述其壁画的这个寺庙非常相似。）
在门对面的墙壁上，依然保存着一个巨大的莲花宝座，周围缠绕着两条刚从水面跃起的巨龙。在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相貌奇丑、面容可怖的魔鬼，其周围都环绕着烈焰，在每一个魔鬼的脚下还跪着一个尺寸较小，呈惊恐状、头部像猪或大象的小妖怪。
右面的墙壁上绘制着一幅壁画，壁画内是魔鬼、人、狗和两只金翅鸟大战的场面。其中一只金翅鸟已中箭受伤，爪中抓着的小孩子正从空中坠下；另一只绘在最显眼的位置的金翅鸟，已经被套索捉住，正受到狗和相貌丑陋的魔鬼攻击（这种场景实际上也形成了另一幅风格迥异的壁画的主题）。在四个角落分别绘四大天王，面目威严，身着铠甲，后面跟着随从，既有人，也有魔鬼。
在左面的墙上也画有近似的壁画，壁画中间是一个骑在一匹白色骏马上的男子，周围簇拥着随从和狗，随从都是猎人打扮。在左右两面墙的角落上，画工们还画上了他们自己较小的肖像。
在门边较窄的墙壁上，绘有几排人物画像，每人约高70厘米，每排三个，每一侧墙上绘两排。门的右边是妇女，左边则是着团花长袍的男子，他们头上戴着奇怪的金色头巾（有点像古代下埃及的王冠），这在摩尼教细密画中也可见到。
洞窟中通往神坛两边及后边的狭窄甬道已经完全被黄土填满，也正因如此，两边壁画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右面甬道两边的墙壁上，绘制有12位几乎如真人大小的中原僧侣，两边各有六位。头上均有白色榜题，记载着他们的中文姓名及回鹘文译名，这样，就有助于我们根据中文写法上的一些特征来推断其年代。根据缪勒教授的研究，这些作品应属于唐代。这些僧侣们穿着深蓝色和黑色相间的袈裟。左面甬道的两边，也绘制有12位印度僧侣，头上也有用婆罗谜文写的题记，记载着他们的姓名，均着黄色袈裟。这24尊画像，也许就是当时管理或监修这些石窟的和尚们的肖像。
在两边甬道的墙壁上，各有15幅誓愿图，甬道的三面外墙较长，各绘三幅，每幅中都有佛及弟子。三面内墙较短，每面绘二幅。这些图风格独特，特别是佛侍从弟子们所穿的衣服样式格外奇怪。这些菩萨、梵天以及其他宗教人物在习惯的脸型及印度服饰上的实质差别，体现在他们的鹰钩鼻子、蓝色或绿色的眼睛、大胡子以及所着的兽皮服装、高筒靴、头巾、样式奇怪的帽子等上。毫无疑问，这些壁画也一定是当时人物的肖像，所代表的那些脸型及服饰的人种和时代，也正是需要研究的。
这些壁画在切割时都必须小心翼翼，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它们都绘在薄薄的混有碎草的墙皮上，光滑但极易破碎。
这一系列壁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寺窟在创建时期（9世纪）的一些准确信息。神殿中的壁画虽然部分已损，但相对于我们以前在其它寺庙中所发现的壁画残片来，或多或少都可以修复。这些壁画的风格，在我看来都是回鹘风格，而其服饰与结构却可直接溯源于希腊—印度文化。东亚的影响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佛侍从弟子们的面部特征上。
前面我已提到过在亦都护城的"T"寺宙遗址中发现有一幅风格较早的壁画。但我们所获得壁画的大部分，并非出自亦都护城，而是在木头沟。
离开木头沟，我们行至哈拉和卓东非常迷人的吐峪沟。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位于天山脚下的一片干燥的带状地带上，谷内水流湍急的小河可用于灌溉。
在这里，只要适于耕种的地方都种着葡萄、杨树、杏树和桑树，到处都是。整个突厥斯坦的葡萄都是从基什米什(Kishmish)和萨黑比(Sahibi)引进的。吐峪沟也是一个朝拜圣地，在这里有一个“七圣麻扎”(Cave of the Seven Sleepers)。该胜地早在佛教时期即已存在，但现在却被穆斯林占据，现在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与之相邻的亦都护城也被穆斯林称Apsǚs，或Ephesus。
在这个葡萄园似的美丽山谷的四周峭壁上，凿刻有许多洞窟，在山谷北端最狭窄的地方，有两处规模很大的寺庙遗址，建于陡峭的悬崖上，跨沟相望。在小河东岸的一处废墟中，经过辛苦的挖掘，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大部分是汉文佛经，有些背面署有日期，属8世纪。
其他写本，从题记看，应产生于唐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有印度文字的贝叶装纸写本，其中许多还无法释读。很有可能这些都是佉卢文(Khārosthi)。也有一些卷轴装的经卷，上面写着我们不认识的字符，很可能是闪米特字母。在一些文献残页上，写有笈多体文字，这种语言在劳于曼(Leumann)的《语言学》第2卷中有所描述。（注：劳于曼《新疆出土早期中古语言文献》，载于《德国语言学会会刊》，1907年第61卷，第641页；1908年第62卷，第83页等，莱比锡，1907-1908年。）然在我看来，结合其地理及历史因素，这些应是早已消失的塞种文字。
将所发现的各种古AI写作本一一进行叙述将会占用太多的篇幅，我将把这些文献及前面所提到的旗幡、绢画、钱币以及其他小的文物总列出来。大量的文献写本将根据它们各自所运用的书写语言分门别类来加以概括。
他们包括：
(1)用目前还无法释读的文字书写的古文献写本，如前所述。
(2)用中亚婆罗谜文书写的文献，这种语言曾被定义为印度—斯基泰语(Indo-Scythians)（注：缪勒《中亚出土的未知名语言研究》，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7年第53号。 西额和西额林《吐火罗语：一种印度—斯基泰语言》，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8年第39号。）或吐火罗语(Tokharian)的书面形式。
(3)用摩尼文、中古或新波斯语书写的文献，后者是非常罕见的（亦都护城、胜金口和吐峪沟）。
(4)用摩尼文和原始回鹘文书写的粟特文献（这是由缪勒教授定名的，吐峪沟、交河故城、亦都护城），以及一种叙利亚景教文字(Nestorian Syriac)的变体书写的文献，后者属基督教经典残片。（注：沙宙《新疆发现的文献残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5年第67号。）
(5)一些用同5世纪萨珊王朝钱币上一样的字母书写的小书（葡萄沟）。
(6)一些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基督教经典，葡萄沟出土。还有一些发现于亦都护城，在吐峪沟也发现有少量这样的残片。
(7)大量用中亚婆罗谜文、其他印度文字及梵文书写的文献写本。（注：西额《新疆胜金口发现的梵语语法残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7年第25号；《新疆出土的梵语语法残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8年第8号。）
(8)各地都有汉文文献发现，在亦都护城、吐峪沟、胜金口发现有藏文文献。既有手写俗体，也有标准体。
(9)西夏文雕版印刷品残片在亦都护城和吐峪沟也有发现，但为数甚少。
(10)在亦都护城、吐峪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它们的内容主要是佛教与摩尼教的。在摩尼教文献中，除了突厥语（回鹘语）之外，我们还发现有原始回鹘文或粟特文、回鹘文、藏文和婆罗谜文字母。这方面的文献收集品是最丰富的。内容几乎全与宗教有关，如摩尼教（注：勒寇克《亦都护城出土的摩尼教回鹘语残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8年第19号。）、佛教、基督教（注：缪勒《回鹘语文献》，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论集》，柏林，1908年。）。数量较少，相对不甚重要的一些才是关于买卖、租佃等的契约，都很随便地书写在普通的纸张上，而那些宗教文献则非常认真工整地书写于质地较好的纸上。这些丰富的材料，对于由汤姆森(Vilhelm Thomsen)、马夸特(Marquart)和邦格(Bang)等所开创的古代中亚研究来说，有着巨大的价值。
(11)有四件用蒙古文（14世纪）书写的文献出土于亦都护城"K"遗址的墙外，还有一件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的，据说出自胜金口的一处废墟。
收集品的发现，使我们觉得这些文献的成书并非出于同一方式。文献外形有四种形式，有卷轴装，有蝴蝶装，还有印度式的贝叶装，以及与西方的线装书相似的包背装，表面用皮子或厚纸片做封面。书写用具是芦苇或细木棍，很像今天摩洛哥人使用的那种笔。墨水池也甚似于今天西亚穆斯林所使用的那种。中原式的毛笔也使用，同中原一样也有一个小的石砚用来汲墨与蘸笔。
现在再让我扼要介绍所经过的地方。在我们到达吐峪沟之后，我们参观了吐鲁番北边葡萄沟附近的水盘(Shui pang)遗址，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督教遗址，从这里发现的古代文献都属于基督教的。用回鹘文书写的文献残片上，有一行希腊文，这篇文献曾经由维拉莫维兹·莫楞多夫(U.von Wilamovitz-Moellendorf)释读并断代为9世纪的作品。
之后我们对地处鲁克沁南部沙漠中的阿萨故城(
sa-Shahri)寺庙遗址进行了尝试性的发掘，随后，我们便启程前往哈密，但在哈密附近，我们收获甚微。
当我刚刚做完对哈密东北阿拉塔母(ra-tam)的部分发掘之时，就接到一消息，格伦威德尔教授很快将会到达喀什，我们在以前就曾有过约定，要在喀什相会。于是我只好放弃了前往甘肃敦煌进行考察的计划，立即起身经过吐鲁番、库车、阿克苏(Aqsū)、巴楚(Msralbashi)前往喀什，24天后我们到达了那里。
我们的这次远征属于在格伦威德尔教授领导之下的第二次皇家普鲁士考察活动，我对这次考察的报告就介绍到这里。
那时，我们听到了从印度马德拉斯(Madras)传来的令人悲痛的消息，皮斯开尔教授在当年10月26日因耳炎在当地去世。这不仅使我们以后的两次中亚考察活动失去了一位最无私和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也失去了一位既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且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绩而受人尊敬的同事。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心中充满仁爱，就像佛教中如来(Tathāgata)一样，但愿他对印度充满热爱的灵魂得以安息。
（本文译自《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号，第299-322页）
（校对：杨富学(1964—)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 编辑 通讯地址 730000 甘肃省 兰州市滨河东路292号 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