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论文,年前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接着，1882年日本的末松谦澄出版了一本先秦的断代文学史《支略古文学略史》。之后稍沉寂了一段时间，到1900年前后，则形成了一个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假如从1891年到1904年作一统计的话，中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十馀种（参见拙作《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5期）之多。在这期间，国人有三部都是作为“讲义”的文学史著作问世：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897-1906)、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1910)、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04-1911后）。当时是中国文学观念大变化的时期，今就这三部著作，从三个方面来看不同文学观念的介入与文学史编纂的演变。
一、传统文学观的瓦解
中国古代是文与学不分，见之于文字的都可称之谓文学。后来尽管有文笔之分，以及文章、词章等不同的概念出现，但直至晚清，总体上还是沿袭了一种“大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而至20世纪初，西方“纯文学”及美学观念的引进，使整个20世纪从“杂文学”走向了“纯文学”。这在最初的这三部文学史著作中即可见其端倪。
我们先看最早的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他的“文学”，即包括经、史、子、集。其正文内容为五部分，依次为“志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他对经、史、子、集的基本看法是：
学必由文字始，兹叙文字为发端。立纪纲，厚风俗，使薄海内外之人相协而不相离，可强而不可弱者，莫备于经，故次之以经。上下古今，成败得失之道，一览了然，得所依据，莫善于史，又次之以史。凡人情事理，以至农工商贾，虽世变日新，有百变而不能出其范围者，莫详于子，又次之以子。从古硕德通才，奇谋伟略，以至文人学士，亦各有著作，以抒其见，悉载文集，又次之以集。兹择其恒见而切要者录之，间附末议，虽所见孤陋，然窃谓会而通之，有益之学，大致备矣。
他论“文”是以“理”为核心的：
文以明理，文以述事。理明则著为事而不至于纰缪。士大夫握管为文，必有其关于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始可言文也。何谓利？凡守先民之道可以遂民之生、蓄民之财者，则谓之利，何谓之害？凡背先王之道以致贼民之生、妨民之财者，则谓之害。
其“叙集”部分尽管接近于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但还是从“集”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的。先论集部之始，由《诗经》到《楚辞》的“总集”，论到贾谊、董仲舒之后的“别集”。然后，他对集部的内容作了如下的概括：
兹录集部，以奏议为冠，然强半已入史部。曰散文，曰诗词，若妃青俪白之工，揣摩应举之作，乃文学之蠹，儒林之害也，急荡涤而摧廓之。
这说明他还是以理与利放在首位，而不是所谓文学性。不过他在论词之后，还是用三行字、以肯定的态度论及了曲，从元曲《西厢记》、《琵琶记》，到汤显祖、徐渭、洪昇、孔尚任，再到李渔、杨潮观、蒋士铨，一一点到为止。当然，这种肯定基本上还是不脱传统的看法。对小说则只字未提。
再看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他的文学观，比之窦警凡，有进步处，也有倒退处。他虽然也从文字论起，顾及群经、史传、诸子，但毕竟突出了“文”。全书十六篇，从第十二篇“汉魏文体”到第十六篇“骈文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很大一部分是在论古代的散文，且史与论相结合。从这一点上看，它比之窦著更像一部文学史。但它对诗、词、曲、稗等其他文体，或三言两语带过，或根本不予论述，甚至对小说戏曲加以全盘否定，其《元代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云：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文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
要知道，1904年，梁启超等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早已如火如荼，人们的文学观念正在发生巨变，而此时的林传甲竟还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小说、戏曲，这只能证明其本人的“识见污下”。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受了当时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以及京师大学堂的禁令的影响，因为当时《奏章》等“以学生购阅稗官小说，垂为禁令”。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他对《奏章》变通之处甚多，为什么这里不向积极的方面变通呢？为什么同样在这年开笔的黄人，同样为大学堂写“讲义”而不是这样的态度呢？这主要还是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念的落后，不容讳言。
黄人在当时较注意吸收西方的新鲜观点，因此他的文学观与窦、林有着很大的区别。1911年，他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文学”条下说：“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这与窦警凡认为在“理”就大相径庭。黄人在《中国文学史》的卷首，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关系。……故从文学之狭义观之，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
当然，在整部文学史中，是否彻底地贯彻了这一思想，看来还要有一个过程，但应当说，他还是努力贯彻了这一文学思想的。从全书来看，尽管所选的文体比较庞杂，制、诏、策、谕，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包罗极广，但毕竟跳出了经、史、子、集的框框，他把制、诏等都是作为“文学”来看待的，更何况他还注意并高度评价了小说、戏曲，乃至“闺秀”作品，这在当时说来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小说的评价，应该说是当时检验不同文学观的一块试金石。窦警凡不屑谈，林传甲诋毁之，而黄人在《略论》中说：“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院本为设色押韵之小说。小说能扫荡唐宋历来之稗官家，犹院本之能扫荡汉魏以下一切乐府焉。……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尔、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这样的文学观明显地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窦警凡，到林传甲，再到黄人，对于“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观正在瓦解，新颖的纯文学观正在确立。
二、西方进化论的介入
以上是从文学的本质特征来加以考察的，再从文学发展观来看，三部文学史也不相同。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也有史的观念，他在描述经、史、子、集各体文章时，也注意论述其源流变化。如云：
大抵六代文风，自曹子桓、吴季重等开之，晋以前尚以意运词，晋以后则词胜于意，梁陈之后，靡丽而益之轻艳，虽秀逸如谢明远、庾兰成，亦所不免，而江南之文运终矣。
至于为什么变化，与时代什么关系，均未关注，只归结于“运”而已。
林传甲在论述文学的演变时，也注意到历时性的变化，并注意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他曾说，“言语亦随时代而变”，“孔子亦随时，此其所以为圣之时”等。这是“一代有一代之体制”的传统看法。但他又强调“文章难以断代论也”。他说：
然以文体细研之，则汉之两京各异，至于魏而风格尽变矣；六朝之音宋与齐梁各异，至于陈隋而音节又变矣；而唐四杰之体，至盛唐晚唐而大变，至后南唐而尽变矣；宋初杨、刘之体，至欧、苏、曾、王而大变，至南宋陆游而尽变矣。……必欲剖析各家文体而详说之，非举《四库》集部之文尽读之，不能辨也。
实际上，他对文学的发展有所注意，但并未深入地思考，也无特别的理论指导。
黄人的文学发展观显然比前二书有很大的进步。全书有上世、中世、近世之分，又有文学胚胎期、全盛期、华离期、暧昧期、第二暧昧期及文学之反动力等说法，把整个文学看成是流动的。这种流动变化，又是与世运的进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经常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风俗决定了一代的文学。例如，他在论述“明之新文学”曲本时就说道：“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其制度虽定于瞽宗，而风尚实成于社会。”他在当时进化论的影响下，还认为文学在前进过程中常常出现曲折，所以其发展往往是螺旋形的：
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
进化后的文学便“自成新种”。显然，黄人的这种文学发展观，比起窦、林来既具体，又深入，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编史功利观的增强
编史都有一定的目的。窦警凡当初编写《历朝文学史》可能就是作为南洋师范的课本。其人政治上比较守旧，反对维新，但他面对着国家的衰微，也希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达到“转弱为强，转衰为盛”的目的。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国之败不在财力之贫弱，而由上下之离心；国之胜不在兵力之盛强，而在士民之协力。”他分析了宋、元、明来的情况之后又说：“由此而观，成败之故，固莫备于文学矣。”他就是希望通过学习文学的历史来知“理”明“事”，振兴国家。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知事本于理，理原于文，古今天下非一文之所维系哉！”
林传甲先后受知于张之洞、严复等，思想上比较开通，但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仓促间受聘于京师大学堂，需马上赶编讲义，“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到年底学期结束时共完成十六篇。显然，他编此书完全是为了应付教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遵照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原则来编写的，换句话说，他基本上是清政府官方教育的一部分，顺手还参考了1903年刚翻译过来的日本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故其独立的编史意识并不十分明确。翌年，他即奉调广西任知县，同年又赴黑龙江搞教育，兴趣转移到地理学方面去了，对“中国文学史”事也就搁置不论。
与窦警凡、林传甲不同，黄人编《中国文学史》并不仅仅应付教学之用，而是有明确的人文目标。他在《总论》一篇中专辟“文学史之效用”一节，详论了编写文学史的目的。第一，是为了煞住盲目崇洋的不良风气，用事实来证明我国文学发达最早，且连绵不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改变那种“过华屋而叹凌夷，窥明镜而羞老大”的自卑感，增强民族自尊心。他说：“有文学史，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或少息乎！”第二，为了激发爱国热情。他把弘扬中国文学，提到了保种还是灭族的高度上来认识。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使人窥知祖国文学遗产的光辉灿烂，“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第三，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他不满封建社会“常统于一君主一法律之下”，特别是对汉武帝及明代社会的专制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文学是“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史，则可以使人相信“此言语思想之自由，政治习俗未尝明为限制，而亦不能为之制限也。”第四，为了“障翳抉则光明生，糟粕漉则精华出”。他说：“史者，人事之鉴也，美恶妍娸，直陈于前，无所遁形，而使人知所抉择。”通过学习文学史，懂得去糟粕、取精华，国民才能进步。总之，他写《中国文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传授文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陶冶爱国精神，宣扬民主革命。黄人的这一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这不仅是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编纂，而且与整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精神也是相通的，特别在当前，当与文学沾边的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重温一下黄人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