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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产业组织实证研究都需要使用由政府进行的制造商普查所提供的横截面数据，并按照相关的SIC码划分行业边界，但是这样缺乏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如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内生变量在实证过程中被当作外生变量处理，某些被省略的变量在实证过程中却被发现与解释变量紧密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进步主要发生在8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研究人员使用的则是行业内部的详细数据，并将不完全竞争理论与行业划分、计量估计整合；同时更多地使用直接从理论中导出的结构性实证模型，并在使用计量工具的过程中严肃处理外生性的问题。
一、静态竞争和市场力量
关于在非合作的静态寡头垄断条件下应用标准的市场力量理论度量和理解真实市场中的价格形成、市场力量和市场表现的研究，Bresnahan(1989)给出了一个通用的方法。在一般化的静态古诺模型中，寡头厂商均质且数量固定而有限，所以，实证研究中与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大小相关的各种关系以及各种系数的含义都可以从该模型的一阶条件中得出，即：
其中，p是整个行业的价格，
是厂商i的边际成本，
是厂商i面临的需求，P[′](Q)是行业的反需求函数，
是一个行为参数。(1)式表示“供给关系”，确定了价格、成本和需求函数之间的均衡。市场力量水平由系数θ体现，该系数可与需求和成本函数中的系数同时被估计出来。
如果要确认供给关系，则必须要有能使需求曲线而非成本曲线发生平移的外生变量存在，而且行为参数θ的确认也依赖于对函数形式的假设。而在某些关于寡头垄断的理论中，本身预期的θ值取决于需求的状态。Corts(1999)批评指出，在这些情况下，行为参数对用于估计它的工具来说不是独立的，因此可能导致有偏差的估计。Genesove & Mullin(1998)在关于美国炼糖行业的文章中也提到并分析了这个问题。
Genesove & Mullin比较了θ的直接估计和间接估计。直接估计的成本信息已知，间接估计使用的成本则是作为原材料价格的函数被估计出来的。比较发现，间接估计的θ由于毛利率和一个需求变量(销售旺季，或淡季亚变量)的相关关系而被低估。但同时也认为，采用新的产业组织经验研究方法后，这种效应会变小，估计结果仍然可靠。
Genesove和Mullin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假定行为参数的情况下，反过来估计成本的数值。如果厂商的行为变量被假设到比实际高的垄断水平，那么估计出来的成本将会比实际要低，反之亦然。他们所采用的样本也确实显现出，对行为变量的不准确假设会导致最终成本估计发生明显偏差。
学者们在一些关于曾受管制行业的市场表现的研究中，通常依靠由政府收集并发布的关于价格、数量，以及从管制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属性等方面的信息，试图理解产业结构竞争化过程。Borenstein(1989)使用不同公司的机票价格、航班路线以及在各个机场的市场份额等信息，估计了市场结构对于机票价格的影响。Borenstein & Rose使用类似数据研究了价格散布的状况，并将价格歧视的影响从价格变化中分离出来，以使后者真正代表竞争性“最大负荷”定价策略所造成的差别。
另外一些对电力批发市场中市场力量的研究，利用管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信息的同时，还利用了现在市场中的详细价格信息，以及各个厂商在电力拍卖市场中所做竞价行为的记录。电力具有不易保存、短期内的需求刚性、对未来合同的依赖程度差别较大等特殊属性，并因此导致电力市场出现一种单边(非合作的)的市场力量。Green & Newbery(1992)以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有中央发电集团(CEGB)的数据为基础，建立供给函数均衡模型，模拟在竞争性厂商的数量、需求弹性和市场准入状况下不同时期价格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如果将CEGB仅私有化为两个各自拥有化石燃料发电厂的厂商，它们就能将均衡价格维持在远高于竞争性价格的水平上；如果在位厂商采取了某些战略，则还会引来更低效率的市场进入。Wolfram(1999)随后使用新电力批发市场中的价格数据以及市场中竞争性发电厂商的边际成本信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估计方法对实际的市场力量进行估计，发现了单边市场力量存在的证据。但所计算出的勒纳指数却比Green & Newbery的结果要低。
公司财务和产业组织一直是被学术传统分开对待的两个领域。而当学者们将其整合在一起时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负债、自由现金流等公司财务指标会改变公司经理所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公司的行为。有理论认为，公司的财务杠杆会弱化竞争，也有理论持相反的观点。Chevalier(1995)采用包括“事件学习”在内的一系列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验证，证明了财务杠杆的使用会弱化竞争。
二、产品差异化和价格分布
实际上大多数产品都是有差别而非同质的，所以，用上面(1)式所示的方法分析市场就有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差异化产品与相对市场份额研究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由Berry，Levinsohn & Pakes(下称BLP，1995)在离散选择对数框架下对Griliches(1961)提出的享乐方法进行的扩展、公式化和整合，允许消费者偏好存在非常灵活的差异；另一种是由Hausman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使用Deaton的AIDS(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分析跨期预算行为的方法。
离散选择框架最适合于分析消费者的0-1购买决策。消费者决定不购买某件商品时，其效用应当等同于购买其他商品(商品o，即外部商品outside good)的效用。多项式对数方法通过将消费者购买内部商品j所得到的效用写作商品可观察特征的向量(x[，j])，不可观察特征的向量(p[，i])以及一系列个人特征的函数，得到了下面(2)式所列出的估计方程。其中g代表产品j所在的组，σ代表一个密度参数向量，ξ[，j]代表误差项。对产品j的需求可以用该商品对其他商品的相对市场份额写作如下形式：
(2)
在Berry，Levinsohn & Pakes的研究中，上式中α和β都取决于消费者的特征，这意味着需求函数将会随消费者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也就不会再有如(2)式那样简明的表达方式。
Hausman & Leonard(2002)在Hausman，Leonard & Zona(下称HLZ，1994)研究观点的基础上，应用跨期预算和AIDS分类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结构进行参数估计。HLZ把啤酒需求分为总体需求(对所有种类啤酒的需求)、中间需求(对不同种类啤酒的需求)和细分需求(对某个特定啤酒品牌产品的需求)三个层次。通过混合这三个水平的估计，就能得出各个品牌需求的自身价格弹性以及交叉价格弹性。估计总体水平和中间水平使用的是双对数框架，而最终对品牌选择的估计则在AIDS框架下进行。具体说，总体水平将啤酒的消费总量与收入、啤酒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特点联系起来。中间水平通过不同城市之间的估计，将某类啤酒的消费额在总体啤酒消费和该类啤酒价格指数上做回归。而细分水平则有如下形式：
其中s代表品牌i的收入份额，y[，G]是用于该类啤酒的花费，P是价格指数，p[，j]是第j个品牌的价格指数，其余的下标表示城市和时间。
HLZ和BLP两种方法都试图细分并估计差异化产品的需求结构，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定自己所需要做的同一化假设。由于品牌价格和市场价格都是内生变量，它们还需要使用别的工具变量。除了外生的成本和需求变量，HLZ以另一个城市的价格作为某个给定城市的价格的工具变量，而BLP所使用的则是竞争性产品的价格。
这些模型有助于更详细地了解某类产品的需求结构，获得数据，Nevo(2000)曾建议运用它们模拟收购给价格带来的效应，差异化市场中的福利状况，以便政府在制定反托拉斯政策时对“相关产品市场”做出准确定义。同时，还可应用于检验新产品投放所带来的竞争效应。Petrin(2002)使用BLP框架将新产品(微型货车)的需求模型化，在考虑各种价格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对需求函数积分计算新产品引入所带来的福利的补偿变化(CV)，最终为每一种新产品的引入赋予一个社会福利值。Petrin首先将消费者可以购买到微型货车时的生活水平定为基准点。没有微型货车可买时，通过求解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其他车辆在这时的均衡价格。对于会购买微型货车的消费者来说，CV就是其在这个均衡价格下要达到之前购买微型货车时所能实现的福利水平而必须被补偿的收入数额。
价格歧视长期被假设是只有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厂商才能实现的行为。其实，产品差异化、搜索和转换成本引起的不完全竞争以及各种阻止套利交易的机制也都会导致竞争性厂商实行价格歧视。Borenstein(1985)、Holmes(1989)论述了具有显著(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中价格歧视出现的可能性。Borenstein & Rose(1994)使用航线价格、机场和航线特点等方面的数据解释某一特定航线上的价格分布，并努力区分了由边际成本差异和价格歧视所导致的价格差别。Sorensen(2000)使用详细的处方药零售价格的微观数据论证了搜寻成本如何最终导致在同一个城市内不同药店的药品价格出现差别的问题。他检验了搜索理论关于消费者在搜寻购买频率高的药品上会有更强的动机，从而使药店出售此类药物的毛利率降低，同时使对应药品的价格区间变小的推论，发现其可以得到纽约州北部地区样本数据的支持。
Goldberg & Verboven(2001)使用类似BLP的框架，建立了一种更加结构化的方法，用以检验在搜索成本存在且地区间无法自由交易商品的情况下欧洲汽车市场的价格区间会受到何种影响。通过利用这种结构化的估计，模拟与实际相反的状况，并通过细分利润进一步分析引起价格差别的原因究竟是成本差异还是价格歧视。他们将“国内”和“国外”产品分别对待，并在估计过程中考虑了汇率和配额的影响。最终发现，国内品牌的产品有着明显的偏差，尤其是在意大利各地区之间。这种偏差导致在不同国家销售的同一种商品会有不同的利润，而且配额也会对利润产生影响。
三、动态竞争、共谋和战略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动态竞争和共谋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Bresnahan(1987)考察1955年美国汽车行业所获得的证据显示，尽管前后两年中汽车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共谋局面，但该年份仍然发生了激烈竞争的价格战行为。他使用垂直产品差异模型(Shaked & Sutton，1983)计算了车型之间的质量差别，是在静态竞争和市场力量研究中最早使用结构需求——供给函数估计方法的案例之一。检测共谋的存在需要将所涉及的每个年份的共谋和竞争的证据进行对比，还需要与一个第三方的享乐选择进行对比。Slade(1987)调查了温哥华市汽油市场中发生价格战时的情况，在寻找竞争者之间互动证据的过程中，也采用了结构方法来估计需求函数和反应矩阵。
Green & Porter(1984)提出了关于不完全竞争和重复互动的理论，预言“价格战在随机的需求冲击被当作信号对待时就一定会发生”，最终“厂商不应当作弊也不应该偷偷降价”。Ellison(1984)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扩展，以验证这个理论。Ellison认为，证实共谋的存在需要从估计需求、供给价格出发，有些情况下还要考虑到转变的马尔科夫结构。研究发现，共谋中存在侵略性定价以及偶尔发生的价格战的证据，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身上。Porter & Zona在公开共谋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试图从厂商的定价中寻找共谋存在的证据。
经验研究证实，厂商在竞争或执行战略时，除价格之外，产品质量、广告和其他促销技术等也都可以作为战略工具。Slade(1995)试图用某种饼干市场中厂商的战略行为数据来研究这些非价格竞争的效应。通过估计需求和反应函数，她发现零售厂商在产品广告中投资过多，而在动态价格竞争中的花费却很少。
四、竞争性进入和市场结构
Bresnahan & Reiss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沉没成本会怎样影响第二、第三以及之后的进入者的进入选择，并使人们得以对阻止进入战略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以及企业数量和定价之间的关系有了了解。1991年他们研究了美国中西部一系列相互分割的市场中市场规模和参与者数量之间的关系，并有意选择那些几个厂商就能拥有相当规模的大众化产品市场进行考察，如需要有一名牙医或两名牙医情况下的小镇规模问题。需要两名牙医的小镇规模比仅需一名牙医的小镇大多少？很多人可能直接回答说，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显然这忽略了价格竞争以及其他形式竞争的潜在影响。如果价格位于垄断和双头垄断的均衡价格之间，要使第二名牙医进入市场，这个市场的规模就必须增长到原来的两倍以上。他们认为，可以从价格竞争程度的角度比较不同的市场，而价格竞争的程度则由市场规模和市场集中度的关系反映出来。在这样的假设下，把零利润条件做一下变换，即可得到第N位厂商进入市场的需求临界点：
其中S[，N]代表第N位厂商进入市场的市场规模临界点。F是厂商的固定成本，(P-AVC)则代表其生产者剩余，d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第N位厂商将会满足S/N的需求)。有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是价格和其自身偏好的函数，市场规模由消费者的统计特征(主要是人口)决定，而可变和固定成本则由要素价格决定。
这种方法后来有许多不同的扩展。Mazzeo(2002)假设不同批发商的商品存在差异化而非Bresnahan & Reiss所假设的同质。Toivanen & Waterson(2000)则从连续时间的角度分析厂商的进入策略，而不是仅取一个时点。这就使得分析英国快餐业的两大寡头垄断者之间的战略互动成为可能，从而为厂商所实施的阻止进入战略或者吸引战略提供证据。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了支持共存而非阻止进入战略的证据。Berry & Waldfogel(1999)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市场规模和是否进入选择市场/市场结构的变量，以及厂商占有市场份额与收入的信息。其计量模型不仅包含Bresnahan & Reiss关于市场进入的方程，还有额外的需求方程，能够区分市场扩张效应和新进入者的业务窃取效应，进而模拟自由进入的均衡并与其他均衡相比较。他们发现存在大量的业务窃取效应和过度的进入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沉没成本的大量重复投资。
由于各航空公司都有不同的价格、航线和机场信息，对于进入战略的决定因素以及进入和退出市场对价格影响的研究来说，航空业是一个很好的样本。Berry(1992)主要着眼于将机场的信息优势带来的利润增量量化，并集中分析了在存在大量不同的潜在进入者的情况下不同公司的利润来源。这使得他能够按照市场对潜在进入者的吸引程度来对潜在进入者进行分级。Whinston & Collins(1992)最直接地研究了潜在的市场进入，以验证Baumol et al.(1982)提出的可竞争性模型的准确性。研究的特别之处是：假设市场上的现有厂商想要阻止一个有效率的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候，就不得不按照平均成本来定价。他们通过对大众捷运进入许多两地市场事件的研究，证明航空市场的高度竞争性假设以及潜在进入者将会迫使价格维持在竞争性水平的假设是错误的。
Sutton明确关注影响集中度水平的横截面因素。1991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说明了市场规模、沉没成本和集中度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发现最低程度的市场集中水平会因市场规模的扩张和沉没成本的下降而降低。1997-1998年，他分析了厂商之间的规模差别及其对于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他的研究不是局限于某个行业内，而是将目光投向跨行业的领域，试图“从一般的理论框架中寻找某些能够吻合一系列模型的稳定的结果”，从而为跨行业的分析提供良好框架，并为在较早文献中开始流行的行业间的结构比较提供基础。
五、技术创新和新产品
不同专利在价值上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提出了用何种方法计算专利价值的问题。Pakes & Schankerman(1986)应用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即观察厂商在不得不支付专利费以维持自己的专利权时所选择的更新政策，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Griliches(1958)对创新随时间而传播的实证研究显示，传播会具有一种正弦曲线或者S形曲线的性质，即早期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很快，后面则会逐渐降低。能够从新技术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最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早采用新技术的人。对于这种关系，后来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Karshenas & Stoneman(1993)试图检验一些在数控机械方面进行创新的厂商变量之间的关系。Rose & Joskow(1990)使用具有不同风险比率的模型对发电行业进行考察，以测量新发电技术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厂商之间的扩散速度。研究发现，大厂商会比小厂商、私人企业会比国有企业更早采用新技术；原有的S形曲线对规模效应的估计过高，对所有制和要素成本效应的估计则过低。Saloner & Shepard(1995)也使用这种方法对ATM机进行考察，证明ATM机的扩张速度显然会受到网络效应的影响，在储户数量给定的情况下，网络的规模确实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因深入分析网络效应相当困难，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Trajtenberg(1989)对计算机化的X射线扫描阵列的研究在寻找评价创新价值方法这一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评价创新的价值首先要有一个确定的福利函数，而这个函数可以通过估计需求并对需求进行积分得到，即根据产品的关键特点估计出产品的享乐定价函数，再将此估计的残差看作解释变量，用以估计概率需求函数。估计需求函数时，要使用一个嵌套对数多项式函数，函数中含有两类被独立嵌套的扫描器材需求。需求一旦被估计出来，就可以直接计算出福利水平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他将创新所带来的各种可能的收益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离。如果某个创新持续许多期，那么其中每一期的福利增量都应当被计算进来。某个创新产生之后还有可能在后续的时期中继续得以发展并更显著地提高社会福利。为了回答它们可否与第一期的福利提高计算在一起的问题，他还特别地在一个扩散模型的框架下设立各种关于未来福利提升来源的假设，并分别对不同情况进行了实验。
六、纵向关系和激励
纵向关系和激励是产业组织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领域。实证研究分别检验了存在于供应链不同水平的合同安排、授权经营安排、生产者和经销商的谈判能力以及对有判断力经理的管理激励所带来的效应。
Joskow(2000)以火力发电厂及其煤炭供应商为例，检验了交易过程中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资产用途广泛性的变化是否会对正式合同的期限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创新性的，包含大量合同的详细信息以及煤炭供求双方企业的很多属性。分析发现，资产的用途是否特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需求者和供应者双方正越来越倾向于签订长期合同，以便规避投机行为和针对有特殊用途投资的事后杀价行为。
Lafontaine(1992)对解释企业选择特许经营的各种代理理论的推论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包括风险分担理论、单方道德风险理论、双方道德风险理论以及资本市场不完美理论，并用一个含有548个厂商的样本在简化的框架中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双方道德风险理论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
基于Lafontaine的实证结论，Shepard(1993)认为，在包含许多不同连续活动安排的汽油零售业，“加油站的差别就主要是由合同的差别所决定”。Shepard的样本包含(石油业)公司所有的、“承租经销”(加油站的固定资产归公司所有)以及“开放经销”(加油站的固定资产归经销商所有)三类加油站，Shepard指出，当不需要观察经销商的努力程度时，公司的最佳选择就是自己拥有店面的所有权，以便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定价。而当经销商的努力影响公司利润，需要一定程度的激励时，特许经营或者开放经销就变成了更好的选择。为此，Shepard研究了门店的形式与合同类型，以及价格与合同类型之间的关系。后来，Slade(1998)通过加入对战略因素的考虑，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大多数国家，汽车都是通过独家代理商经销，独家代理商在各自的区域内对某一品牌的汽车拥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连续性垄断框架就成为了分析经销商和制造商利润分配的合适方法。Bresnahan & Reiss(1985)应用这种方法，证明线性需求下经销商和制造商的利润比例是1∶2，且随需求曲线斜率的数量弹性变化。研究证实了结论，并显示生产商和经销商在生产更大或更豪华车型的时候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Chevalier & Ellison(1997)研究了投资人和共同基金经理这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他们考察了基金经理在每年第四季度的投资行为，证明对基金追加投资与基金的业绩并非线性相关，基金经理和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某只基金如果前三个季度业绩较平均水平差，第四季度业绩即使处于平均水平，也会因为全年表现比平均水平逊色许多而导致与这种差别不对称的资金外流，与业绩仍然很低的情况相比，数量只会稍少一些。而第四季度一旦投资回报很高，投资人将会大大减少收回投资的数量，从而使基金经理觉得做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对自己更加有利。反过来，当现有业绩已超过市场平均水平时，追加投资的这种特征则会使得基金经理倾向于安全投资而不再冒风险。
七、简评
产业组织主要涉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研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外产业组织研究所涵盖领域的最重要的进步都出现在实证研究方面。这些进步在制定反托拉斯政策、设计公共资源市场以及研究刚刚被放松管制的市场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本文认为，产业组织实证研究在很多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
首先，某些公司财务方面的指标，如负债和自由现金流能改变公司经理所面临的激励，影响公司行为，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实证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而且在弱化或强化竞争的问题上也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判断。
其次，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原则上由所有产品的价格和收入联合决定，有n种商品，就有n(n＋1)个系数需要估计，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参数估计变得切实可行，如何将需求函数进行简化以减少其中参数的数量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以后的实证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在关于公开共谋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应该加强从厂商的定价中寻找共谋存在的证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就可以制定出与此相关的政策，使监管当局通过检测这些信号来保证市场的竞争性。
第四，虽然讨论不同市场中进入战略的决定因素以及它所带来影响的文章不少，但关于潜在的进入者所带来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为了进行跨行业考察，寻找实证规律，以取得对产业组织问题的认识，还需要学者们致力于构建良好的模型，以及获取准确的各个行业实证研究的结果。
最后，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出现并在产业内传播的速度决定于公共政策(例如专利制度)和行业内的竞争性质。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个争论，即一定程度的垄断是否是技术创新所必需的因素。实证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