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对贫困来看城市贫困：理念辨析与中国实证
王 锴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南京 210000)
[摘 要] 以对贫困的表现、本质和成因进行论述与界定为基础，认为需要以相对贫困来理解城市贫困，使用CFPS 2010-2016数据进行实证，与国内已有研究嫁接，得出中国1989-2016年城市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指数。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率多年来无明显改善，远高于城市绝对贫困率。对此需要以贫困的相对性为治理着力点，以经济政策为拉力、社会政策为托力、社会化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城市贫困。
[关键词] 城市贫困 相对贫困 CFPS FGT模型
一、引 言
贫困研究一直以来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贫困自从由一个社会现象被建构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之后，对其研究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因为它始终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
从时间维度上看，除了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贫困进行研究外，还有对历史上贫困的探讨，如史蒂芬·M·博杜安(Steven M. Beaudoin)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从1500年左右到当前的贫困，指出贫困已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1](P13)台湾著名学者梁其姿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以来的贫困与慈善进行了详尽梳理与细致分析。[2](P8)
从地域维度上看，主要有城市贫困研究和农村贫困研究两类，此类研究的出发点是预设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格局。已有研究指出农村贫困通常在范围上要大于城市，但城市贫困深度和城市不平等程度要大于农村，[3]这一点在除菲律宾以外的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中有突出表现。[4]而这也是城市和农村贫困研究的区别所在。
从研究方式来看，主要有关于贫困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类。实证研究又包括对贫困的描述性研究、贫困本质以及成因探析等，如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对纽约市廉租公寓中生活的叙述，以及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索菲尼斯芭·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Brekinridge)有关芝加哥市贫困和住房的论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将贫困解释为“可行能力不足”，而摆脱贫困意味着实质自由。[5](P26)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和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将贫困理解为贫困群体所孕育的一种特定文化，个体身处这种文化中无法自拔。在对贫困成因的探析中，美国学者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分析指出美国内城区的贫困是由于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6](P4)工厂手工业的衰落、就业郊区化和不断增长的低工资服务业等因素造成的。森在其早年著作《贫困与饥荒》中也提到贫困源自个体的“权力失败”。[7](P67)最新研究如哈佛大学教授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ehil Mullainathan)、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8]指出贫困是因为某些个体思维“带宽”不足。对贫困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消除贫困，因此许多学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而对贫困进行规范研究，提出贫困的应对之策。
中国关于城市贫困的规范研究主要以管理学为阵地，强调需要将贫困治理的范式由物质资本范式向人力资本范式转变，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团结；[9]在贫困治理主体上，需要采用多中心多主体的方式，协调好政府、第三部门和贫困群体之间的责任关系，[10]并且丰富公共服务内容；[11]在城市建设方面，需要注重城市的物质更新和合理规划绅士化运动；[1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3]加强教育帮扶和就业帮扶，[14]提升城市贫困者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15]
随着到2020年中国精准脱贫工作的逐步完成，这样一项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向贫困开战”在“消灭”了中国最后一部分贫困人口之后，也并不意味着贫困从人类历史上消除了。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更加明显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因此依据上述对贫困研究粗线条的划分，首先明确在时间维度上探讨的是当下现代社会的贫困，在地域维度上选取的是中国城市(城镇)，使用的分析方式是实证的，关注的是贫困的表现及其程度。在国内已有研究中，上述内容相关成果还不多，尤其是关于城市贫困的实证测量还比较少。为何以相对贫困来理解贫困更加合适？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现状是怎样的？其比例到底有多少？针对性治理措施有哪些？回应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贫困和从根本上治理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的基础：重要概念厘定
(一)贫困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
孔子言：“均无贫。”如果能够分配平均，就不会存在贫困。[26](P250)可见中国古代就存在有朴素的相对贫困思想，无论财富的多寡，只要分配均匀，就能解决贫困，因此贫困产生于财富占有量的差异。孔子当时所处的两千多年前，物质生产水平远不如当代，如果我们以当代的贫困标准去衡量古代，那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贫困状态，但这显然不科学，也不公平。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贫困具有时间相对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资料，中国的低保标准逐年提高，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从2008年的205.3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540.6元，可知即使是绝对贫困，其标准也是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正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的社会保障内务大臣约翰·穆尔(John Moore)所说，如果按照19世纪早期布斯(Charles Booth)和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所划定的贫困线，那么英国已经不存在贫困现象。[27](P5)
对“贫困”的考察，可知“贫困的界定”和“贫困的表现”是不同的，但现实中人们却常常根据“表现”去对贫困进行界定，这是因为“表现”相比于“内涵”更加直观。其次由于阿马蒂亚·森等多维贫困研究者的努力，使得对贫困的认定突破了经济层面进入到更广义的范围，从而“以表现来定义概念”变得更加流行。其实，对这两个词的理解，从哲学层面来看，前者是指贫困的实质，后者是指贫困的存在形式。如果从概念定义角度来理解，就是对贫困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因为阿马蒂亚·森将贫困的内涵定义为“可行能力不足”，这一内涵比以往定义的贫困内涵更小，所以其外延也就更大，从而进入了“多维贫困”范畴。所以我们可以说贫困的内涵是可行能力不足，其外延包括了多维的内容，如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等。[16](P152)虽然也可以采用外延定义法，但这需要对外延的穷尽性罗列，而这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和认知能力的区别，在对表现的认识上也存在区别。例如“饥饿”，饥饿的表现可能包括走不动路，但并不能说走不动路就是饥饿，因为也可能是吃得太饱。所以从现象的外延来定义概念，必须穷尽，否则就会犯逻辑错误。对每一个维度分别给予多少权重，也存在争议。国内有学者基于能力剥夺的角度探讨多维贫困，对每一个维度采用相等权重，并且认为满足所有维度的三分之一就是贫困，[17]而这样的直接划定难免比较武断。近期多维贫困领域比较流行的A-F法虽然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但也没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弄清贫困的成因、贫困的界定和贫困的表现与后果这几个概念的明确含义，是进行贫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所做的研究就犯了靶向偏差的错误，而这在目前国内许多贫困研究中却非常常见。以相对贫困来看城市贫困，涉及的是贫困的界定或本质，而对贫困的测量，也即下文使用的FGT模型涉及的则是贫困的表现或后果，这是一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至于是什么产生了这样的表现以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则进入了另一个研究范畴之内，由于篇幅限制暂不做详细分析。
(二)贫困概念外延拓展
自阿马蒂亚·森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行能力以来，欧美理论界逐渐发展出了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的概念。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指缺乏基本的人类发展机会和选择权。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诸如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保健、与艾滋病等疾病斗争、保障环境的可持续以及全球合作，这成为多维贫困概念建立的基础。201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设定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对此，欧盟国家首先使用了“社会排斥”的概念来代替贫困，表示消除贫困需要关注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ve)。[18]世界银行研究团队在2015年发布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城市贫困研究报告中，发展了米其林(Mitilin)和萨特威特(Satterwaite)的多维融入路径，提出了多维路径的城市融入策略，包括空间、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融入。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城市存在空间、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排斥，这直接造成了贫困的产生。当前国内城市贫困界定和测量研究主要经历了从绝对贫困线方法、[19]到绝对贫困与现实状况两方面再到多维贫困的认定方法的发展，[20]也产出了对相关多维政策的多维需求。[21]
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对贫困研究是一大贡献，他突破了传统以经济衡量贫困的标准，而把缺乏健康和教育本身就看作一种贫困。其后牛津大学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PHI)在2007年5月的研讨会上，认为对贫困的讨论还有许多维度没有被包括进去，产生了贫困“缺失的维度”。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将缺失的内容具体概括为就业、主体性和赋权、人类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感5个维度，同时对这5个缺失的维度该如何具体量化做了说明。[22](P2)多维贫困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对贫困概念的发展来说，阿马蒂亚·森关注到了贫困的本质与核心，给了贫困新的界定，同时在贫困的表现上发展出超越单一收入维度的多维贫困概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贫困研究和贫困治理发展都还不够成熟，直接从单维迈向多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都比较困难。加之即使是多维贫困，收入仍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因此后续研究将依然采用收入作为衡量相对贫困的指标，这一点也是本研究在今后可以继续改进和发展的地方。
嘉兴市地处浙江省东北部，是长江三角洲平原的重要城市之一，东靠东海，南接钱塘江，北倚太湖，京杭大运河横贯整个城市，位于上海、杭州、湖州、苏州所包围的城市圈中。嘉兴市境内地势低，自东南向西北倾斜，水网密布、田地交错，呈现“六田一水三分地”的形态。其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雨水充足、日照条件良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2）人民币汇率预期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之间的脉冲响应分析。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境内外利差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之间建立VAR模型，确定VAR模型滞后阶数为1阶。根据所建立的VAR（1）可以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2所示）。
三、研究的理念：贫困具有相对性
(一)贫困起源于相对性
贫困概念来自人脑的建构。建构的方式也就是认识论中看待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既然如此，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人脑的建构来自客观实践，也就是说人在客观世界中感受到了贫困，才能建构出贫困的概念。而如何才能感受到贫困呢？只有在产生对比的时候。就中国城市贫困而言，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实行的“铁饭碗”等制度，人均财富保有量差异度较小，因此在国内城市范围内，并不存在贫困。无论是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政治界，在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出现“城市贫困”的概念。[23](P365)只有当城市与农村发生直接对比，中国与外国产生比较时才产生贫困的概念。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与没有富起来的另一部分人产生了对比，贫困也就被建构出来了。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论述人类发展历史时说到，最先学会驯服和繁殖动物的部落，成为了“最先进的部落”，他们“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而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私有财产)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4](P55-156)由于获得和饲养牲畜的禀赋存在差异，“富裕”和“贫困”也就出现了。由此可见，贫困一定是一种基于富裕而言的相对概念，即使当所有人都处于赤贫状态之下时，依然不会产生贫困的概念。因为对于那些绝对贫困概念的支持者而言，他们是使用了其自身所处时代的贫困概念去衡量所研究的时期，而忽略了这一概念应当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概念一定是先有客观事实，而后通过人类的思维进行形而上的归纳与概括，从而发展出概念，之后才可以用这一概念去衡量客观事实。当客观事实不存在时，也不会出现其所对应的概念。正如马克思(Karl Marx)所言：“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所以它们是相对的。”[25](P368)
由此可知，贫困来自于相对境况的概念构建，相对境况是贫困概念得以建构的条件，这使得贫困概念在起源时就包含着相对的意蕴。
(二)贫困表现出相对性
1.贫困具有时间相对性
开展贫困研究，需要首先考虑所要研究的到底是“贫困的界定”“贫困的成因”还是“贫困的状况、表现或结果”。虽然贫困研究不局限于上述三点，但这三点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混淆的。贫困的界定是指贫困的内涵，这一界定可直接替换掉“贫困”。贫困的成因和贫困的表现是一组因果关系，贫困的表现也常被用来认定谁是贫困的。目前许多学者使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来解释贫困的成因，将其操作化为可实证的手段，而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阿马蒂亚·森看来，非贫困意味着有能力，或者说是实质自由，而贫困则刚好相反。这是对贫困内涵的解释，并非成因。是“是何”而非“因何”。如果说是 “因为可行能力不足导致贫困”，那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什么是贫困，这样的说法实际是循环论证。即可行能力是自变量的话，因变量又该如何表示？
2.贫困具有空间相对性
森曾论述到：“在现代装备如电视、录像带、录音机、汽车等等已经差不多普及了的国家中，参与社群生活的需要会导致对这些装备的需求(在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中，则没有这种要求)，这给富裕国家中相对贫困的人带来压力，即使他们的收入与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人相比要高出很多。”[5](P87)刘奇也曾论述“贫困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2010年《美国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报告显示，75%的穷人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31%的拥有两辆汽车。这要放在中国，哪里是穷人，分明是富人。”[28](P48)这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即贫困具有地域相对性。因此，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述，“即使是绝对贫困，也是在相对的概念上提出的”。[29](P486)所以即使是当前所论述之绝对贫困，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其无论在时间和空间层面都蕴含有相对性。
进一步从细胞水平比较分析了2株肠球菌发酵荷叶上清的抗氧化能力和抗氧化酶活(SOD、GSH-Px、CAT)，结果表明，2株肠球菌发酵荷叶抗氧化活性的增强效果与体外抗氧化结果相似，均显著高于荷叶发酵前。相较而言，WEFA23发酵荷叶刺激Caco-2产生的SOD、CAT酶活力均显著高于WEHI01(P<0.001)。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贫困皆为相对贫困，所谓的“绝对贫困”，只是相对贫困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样定义并非是一种相对主义，也并非否认“绝对贫困”的存在。赤贫状态仍然存在，但这样的状态也是相对于某时某地不是赤贫状态的人而言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赤贫状态，那人类将自我灭亡。正如伦理学中的经典例证，所谓坏人一定是相对好人而言的。因此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之中，只要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只要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存在城市贫困。共同富裕并非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财产完全相等没有区别，当人们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缩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一程度可以表述为“即使对方比我更富有，但我并不羡慕”，即使经济差距存在，但贫富差距已不存在，从而也就不存在贫困了。显而易见，这样的理想社会离我们还很远。
四、研究的实证： 基于 FGT模型的中国城市相对贫困测量
(一)模型与数据
[2]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王小林教授对相对贫困线的划定，采用人均年纯收入中位数的25%为贫困线。这在相对贫困的测量中属于收入平均数法。类似的划分如国外部分学者将相对贫困线定为中位数的50%或者60%，但这样的划分并非是完美的，因为这一划分方式并没有科学依据，也缺乏理论解释。[33]同时对经济层面的测量只看收入也是不够的。但为了与现有研究对接，我们姑且使用这一划分方法。通过对四次调研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整理，得出四次城市相对贫困线分别为2383.33元、2750元、3337.5元、4375元。之所以没有像王小林教授一样使用个人收入主要是因为两个数据库不同，如果在CFPS数据库中使用个人收入，会产生大量非事实的情况。如学生的收入是0，而实际他可能并不是一个贫困者，但如果只看数据，会将其认定为一个没有收入的贫困者。因而家庭人均收入这一指标相对来说更加合理。
STEP指令直接连接在左侧母线上。STEP在SNXT指令之后，各工序之前配置，表示该工序开始（指定工序编号）；在步梯形区域整体的最后配置，表示步梯形区域整体的结束（无工序编号）。
[21]曹艳春.城市贫困新类型及贫困程度评估与救助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4).
此处z是指贫困线(元/年)，yi是指被测量家庭人均年收入(元/年)，α是指参数，N是被测样本总数，H是贫困数量(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绝对数)。当α=0的时候，反映的是以绝对数(人头数)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即P(0)。当α变得越来越大时，FGT模型给予最贫困者更多的权重。
P(1)指数用来反映贫困差距(poverty gap)，这一指数相比P(0)加入了被观测值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这相比直接的贫困人头数来计算贫困率，更加关注了贫困的深度。即不仅要关注多少人低于贫困线，还要关心他们低于贫困线的程度。但是这些收入在贫困者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即贫困者之间的基尼系数是多大，通过P(1)无法反映。而P(2)可以用来解决这一问题。P(2)意味着给予了更穷的人更大的权重，以反映贫困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26]张燕婴.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表1 中国城市贫困动态变化(2010-2016年)
根据表1所示，中国在2010-2016年期间，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经历了先增再减的过程，2014年达到最高的13.7%。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资料，当年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数为1877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总数的2.5%，相对贫困测量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目前绝对贫困线即低保线的测量水平。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组在2012年撰写的贫困率比较报告，采用CFPS2010家庭人均收入数据，如果按照1天1美元的标准，则P(0)为4.21%，按照1天1.5美元则是8.92%。[35]相比于表1中2010年的10.38%仍然低不少。可见以绝对贫困线的方式和相对贫困线的方式来进行测量，会产生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城市贫困基于不同认识角度会产生较大区别的原因。
(二)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率的历史变迁
将2010-2016年的数据与王小林教授的1989-2009年的数据进行嫁接，如图1。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列车终于在次日中午1 1时，缓缓地驶入哈尔滨站。在列车进站之前，老婆还分别给姚琳琳和上官婉挂去电话，向她们报了一声平安。老婆给她们挂电话报平安，多少有点儿礼节性的意味。毕竟人家姚琳琳和上官婉早在今儿早八点之前便打来电话，询问我们列车开到哪了。都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人家打来电话表示关心，你也总该到了目的地，回个电话报一声平安吧？这就好像一国领导去另一国访问，甭管来访国有何目的，你咋也得礼节性地搞次回访吧？更何况以后还有事求上官婉儿呢。
图1 1989-2016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率变迁
可以看出，P(1)和P(2)与王小林教授研究得出的水平基本相同，存在比较明显的“寻迹”现象，进而可以认为对中国贫困深度的测量基本准确。而对P(0)即贫困率的测量，王小林在书中得出由于在2006年之后，政府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干预加大，因而贫困问题逐渐得到缓解。CFPS计算出的结论却是在2014年前贫困率处于小幅上升，而在2014年后开始下降。造成这样的差别一是由于CFPS数据和CHNS数据在样本量和样本范围上存在差异，CHNS的采集样本包括中国9省(区)，分别为：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CFPS的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区)，这使得在相对贫困线的计算上存在差别，尤其是CFPS中包含了更多的中西部省份，使得相对贫困线的计算值略低于CHNS。但其中也反映出一些真实的信息，如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城市中的市场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宏观经济对个体经济状况的影响往往会产生滞后性(如个人有存款)，因而在2009-2014年城市贫困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并且可以大体得出结论，按照王小林教授给出的相对贫困线划定方法，中国的城市贫困率大约在10%-15%左右，并在较长时期内在10%左右的水平上徘徊。P(1)和P(2)在近年出现下降，均保持在5%左右。可知从贫困深度上来看，中国的城市贫困也并没有得到显著改观。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16年中国有城市人口79298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480.2万人，其比例为1.87%。如果参考传统贫困研究中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界定，将低保线作为绝对贫困线，将低保群体作为绝对贫困群体的话，可以计算出中国的城市绝对贫困率，如图2。以相对贫困所划定的贫困率远高于官方绝对贫困率，这也表明许多相对贫困群体没能得到有效的救助和保障。同时可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凸显，相应的治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这使得绝对贫困率不断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低保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08年，全国城市平均低保水平为205.3元，到了2016年增长到494.6元，翻了一倍多，然而城市低保比例却从3.74%下降到1.87%，正好下降了一倍。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率近年虽然也出现了下降，但总体依然维持在10%左右。由此可知，中国所实行的贫困治理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绝对贫困人口，其治理效果比较显著，但对相对贫困来说却并无明显成效。造成中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不断降低，而相对贫困率却在较高水平持续徘徊的状态。这给城市贫困治理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图2 中国城市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变迁
五、城市相对贫困的治理之策
(一)将贫困的相对性作为贫困治理“着力点”
中国城市贫困治理需要摆脱仅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治理目标的理念，转而更加关注贫困的相对性。相比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更加隐蔽，也更加具有动态变化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难在其参照对象的动态变化上，因此贫困治理的速率需要高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整体速率，这样才有缩小贫困相对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将贫困的相对性作为“着力点”要求政府在贫困线的划定上摆脱单一最低生活标准的划定法，在贫困群体的认定上进行扩面，在治理目标上更加关注如何缩小当地贫富差距。总之，新的贫困治理要求拓宽治理视域，不仅关注贫困者自身的境况，还要将贫困者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1）自拟调查问卷评价两组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包括护理记录、模拟病情判断、基础操作、急救技能4个方面，评分均为100分，评分越高说明护理人员的综合工作能力越佳。（2）两组各随机选择200名患者作为调查对象，评价两组护理期间护理差错的发生情况。
(二)经济政策对个体的“拉力”
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城市相对贫困，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却出现了城市相对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在城市贫困的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发展城市的整体经济，只有这样，贫困群体的脱贫才是真脱贫，其效果也才能持久和稳定。具体措施中，需要摆脱单一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因为单一土地财政只会扩大经济不平等。转而发展城市实业，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根据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城市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会通过“滴漏”的方式渗透到贫困群体之中，从而为其带来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就业岗位，增加工作机会供给量，同时完善和简化工商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发挥中小企业和大众创业的“量大”“面广”“门槛低”等优势，从而带动城市居民的整体发展，对城市贫困群体来说形成上方的拉力。
(三)社会政策对个体的“托力”
经济政策虽然能带动城市贫困群体财富“绝对量”的增长，但却很难缩小财富“相对量”的差距。因此政府需要注重社会政策作用的发挥。正如社会政策著名学者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ard Titmuss)所说，除了提供普遍的公共福利之外，还需要使用差别对待的权利基础来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36](P73)“如果社会行动是针对这些受到(城市变迁)‘损害’的个人处境而发的话，那么……它必须借助于作为差别对待的工具——我们叫它做社会政策、社会服务或福利计划”。[37](P46)在城市贫困群体之中，社会政策需要做到如下4点。第一，扶贫先扶志。现实中许多城市贫困群体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实现了基本的温饱，可以说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思想和动力。需要通过政策宣导、社会工作增能赋权的参与，帮助其培育自身权能，重获生活的信心，进而愿意继续自我发展和提升。第二，完善城市保障性住房的提供，通过调研明确住房需求量，按区域保障公共租赁住房的提供。加强申请流程和方式的宣传，保证贫困群体保障性住房的可得性。第三，加强教育和就业培训，帮助贫困群体提升自身人力资本。通过社区、街道等部门帮助贫困群体实现就业岗位的链接，实现就业脱贫。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统筹社会保障之中的城乡与户籍差异，以及同一保险的多轨差异等。将贫困群体的保险缴费纳入社会救助范畴，缩小社会保险待遇给付中的水平差异问题。社会救助除了需要关心贫困群体的生存，更要关注其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差水平，更要做到对贫困成因的精确诊断，而后借助社会服务的参与，帮助城市贫困群体形成向上的托力。
(四)正式保障与非正式保障所形成的“合力”
拉力与托力要想准确有效地作用在着力点上，需要多力合流。在城市贫困的治理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社会政策是一种正式的保障，但实践中难免出现保障面涉及不够、保障力度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积极地发挥非正式保障的作用，具体包括家庭保障、市场、社区(会)保障等。家庭由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构成，往往起到应对个体风险的第一道屏障的作用。现代城市社会中，家庭功能虽然部分被国家所代替，但是其抚育、照顾以及传递亲情等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因此政策需要鼓励家庭团结，通过对家庭整体提供保障从而向个体渗透。其次是推进社会化的贫困治理模式，促进社会融合。城市区别于农村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群体更加多元。治理城市贫困需要积极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家庭、市场、社区(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合作的新模式，其中城市居民也应当有渠道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38]这需要政府留下治理空间给社会主体，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培育和促进社会主体的成长。政府需要做好多力之间的有效衔接。
六、结 语
研究当下中国城市贫困，需要以相对贫困为视角。文章以相对贫困来测量城市贫困，指出：中国城市贫困虽然得到控制，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从1989-2016年的变迁情况来看，虽然贫困率出现过下降，并且当前也处于下降趋势，但其比例依然高于10%，远高于官方贫困线即低保线所划定的比例。贫困深度也始终维持在5%左右。对此，政府需要以贫困的相对性作为治理着力点，协调好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中社会化的参与也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崛起，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在社会保障领域，也创造了中国的“社保奇迹”。[39]然而，由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先富了起来，但另一些人和另一些地区却没能后富。从城乡层面看表现为城乡二元对立，许多农村发展缓慢甚至停步不前，处于深度贫困。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不断深入，这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将在2020年前实现脱贫。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在中国的消失，从城市内部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成为贫困治理攻坚战中的下一个堡垒。
注释：
[1][美]史蒂芬·M·博杜安(Steven M. Beaudoin)著，杜鹃译.世界历史上的贫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根据前文所述，以相对贫困理念来理解城市贫困更为恰当。将贫困的表现解释为经济层面的缺乏，便可以基于经济层面来对贫困进行测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小林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对中国1989-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城乡贫困测量。[30](P58)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中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4次调研的家庭数据。该数据是两年一期的追踪调查数据，基线调查于2010 年4月开始，2011 年2 月结束。[31]覆盖了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分层多阶段抽样设计使得样本所在区域人口数占到全国的94.5%，其中2016年的家庭样本量达到了14033个，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综合性社会调查数据。[32]而为了与王小林教授的数据进行比较，需要采用与其一致的分析手段。
[3]Manjengwa,J&Matema,C (ed). Understanding urban poverty in two high-density suburbs of Harare, Zimbabwe[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6(1).
[4]Sridhar Kala Seetharam. Is Urban Poverty More Challenging than Rural Poverty? A Review[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Asia,2015(2).
[18]林闽钢.如何面对贫困和消除贫困——贫困视角及其政策转换的社会历程[J]. 南国学术，2018(1).
[6][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著，成伯清、鲍磊、张戌凡译.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基础较弱，尽管近些年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与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依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险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支持保险业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政策、立法，对保险行业规范发展加以引导，为其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自16年以来，一再强调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支柱的功能，以及在脱贫攻坚战、“一带一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7][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美]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 埃尔德·莎菲尔(Eldar Shafir)著，魏薇、龙志勇译.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9]郑志龙.社会资本与政府反贫困治理策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
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公民生病就医的目的是通过医院的医疗技术使自己的身体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但是由于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自己的身体器官的功能没有恢复正常，甚至情况更加恶化，严重的甚至失去生命。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一系列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如何保障？如何界定医方和患者的责任？造成终身残疾的患者的生活如何延续下去？死亡患者的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如何转化为经济补偿？
[10]张欣，池忠军.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J].求索，2015(1).
[11]慈勤英，张芳.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
[12]龚勤林，王婧，王莉.基于英美国家实践的中国内城贫困问题化解思路[J].区域经济评论，2018(1).
[13]杜为公，王静.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J].当代经济管理，2017(6).
[14]章熙春，范世民，韩莹莹.我国城市贫困治理评估及创新路径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5]范逢春.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J].理论探讨，2016(1).
[16]王增文.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7]杨军，张琴，高帅.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生态经济，2017(11).
[5][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9]肖文涛.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7(5).
[20]周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6).
1.3 评定标准 ①手部水肿测量：采用排水法测量，选用由Brand和Wood根据阿基米德原理设计的体积测量器，将手浸入装入水的容器至腕横纹处，测量排出水的体积从而算出肿胀手体积[7]，患手和健手的体积差表示肿胀程度，分别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②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测量：用量角器测量II-Ⅴ指掌指关节屈曲最大关节活动度(maximum metacarpophalangeal joint,MMP)，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2]。
按照绝大多数对贫困的测量研究，包括王小林教授的研究，都采用了福斯特(James Foster)、格利尔(Joel Greer)和托尔贝克(Erik Thorbecke)所设计的FGT贫困指数[34]来从收入层面界定贫困。这一指数包括P(0)、P(1)和P(2)，分别表示了贫困绝对数或者贫困率、贫困深度以及贫困严重程度。[3]其表达式为：
[22][英]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著，刘民权、韩华为译.贫困的缺失维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回热系统优化成果显示，随着机组负荷率的下降，汽轮机热耗和供电煤耗下降值随之扩大，说明基于0号高压加热器的回热系统适合大容量高参数机组的调峰需求。
[23]彭华民等 .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国家、体制与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72.
根据对泰煤家园的调查与研究，利用优势理论和参与式发展理论，实现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目标。最终落脚到民生民情关怀上，以此重唤居民自豪感，重拾工人自信心。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72.
按照FGT测量方法进行计算，选择CFPS有效城镇家庭样本数据，计算得到如表1所示结果。
该次研究对48例观察组GDM孕妇采取了系统性、个体化的孕期营养保健指导，以饮食干预、运动指导和生活方式指导为核心，辅以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并在随访中根据孕妇具体情况随时调整保健指导的重点，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果显示，在接受孕期营养保健指导的孕妇中，行为习惯得到了纠正，血糖水平被控制得更为理想，孕妇和围产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母婴结局明显改善。
[27]Alcock,P. Understanding Poverty[M].London: Palgrave Press,2006.
[28]刘奇.贫困不是穷人的错[M].北京：生活书店，2015.
[29]Giddens,A. Sociology 6th[M].London: Polity Press,2009.
[30]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1]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J].社会，2014(2).
[32]任国强,黄云,周云波.个体收入剥夺如何影响城镇居民的健康?——基于CFPS城镇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7(4).
[33]林闽钢.国外关于贫困程度测量的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1994(7).
[34]Foster, J & Greer, J (ed).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J]. Econometrica,1984(3).
[35]张春泥，许琪，周翔等.CFPS、CGSS、CHIP、CHFS贫困率比较[R].2012.
[36]林闽钢.现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与名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
[37][英]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著，江绍康译.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5.分类施策落实改革任务。针对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10月中旬召开了省长专题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确定完成时限，实行“台账式”“清单式”管理，并建立周报告、旬碰头会商制度。从10月15日起，山西省推进农垦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实行每周一报告制度，省推进农垦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召集相关单位进行旬碰头，会商中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逐项研究，逐项解决，逐项落实。
[38]Yan,F. Urban pover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 1978-2008[J]. Dev Policy Rev，2018(36).
[39]林闽钢.中国的“社保奇迹”:发展机理与制度转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4).
Analyzing Urban Poverty Based on Relative Poverty Ideas :Concept Differentiation and China ’s Empirical Evidence
WANG K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fin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overty consequence, poverty nature and poverty cause. It points out that urban poverty needs to be understoo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idea. Using CFPS 2010-2016 to do empirical study and grafting it with existing research, we can calculate China’s urban poverty rate and gap, 1989-2016. It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urban poverty rate in these years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absolute poverty rate. To alleviate China’s urban relative poverty, it is suggest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to make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social policy as the driving power, and to integrate social powers.
Keywords :urban poverty；relative poverty；CFPS；FG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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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8-22
[作者简介] 王锴(1992-)，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章编号] 1002- 3054(2019)07-0074-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707
标签：城市贫困论文; 相对贫困论文; cfps论文; FGT模型论文;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