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增长下的人口再生产：全国及省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性论文,省级论文,人口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人口再生产是由出生和死亡决定的人口不断更替过程。在一个不断增长(或减少)的人口群体中，妇女生育率已经降到(或上升至)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者更高)，但在相当时期内，人口仍保持原有的增长(或减少)趋势，这就是人口再生产惯性(刘铮，1986：30)。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由凯菲茨(Keyfitz,1971)首次正式提出，他注意到“由于历史上的高生育率导致了高比例的育龄妇女，因此年龄别生育率即使已经下降很久，但粗出生率仍居高不下”。由于世界人口长期以来的增长趋势，人们通常习惯于人口的惯性增长，对惯性减少(或负增长惯性)知之不多。随着发达国家完成人口转变，生育率在极低水平下波动，20世纪末，对俄罗斯、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的研究发现(Preston,Samuel H.、 Michel Guillot,1997)，人口减少的过程中也存在人口惯性；2000年左右欧盟15个成员国的人口正处于从惯性增长向惯性减少的转折点，研究指出，尽管人口负增长惯性仍很微弱，但如果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保持不变，欧洲人口将出现绝对减少(Lutz,Wolfgang、Brian C.O' Neill、Sergei Scherbov，2003)。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总人口规模在庞大的基数上不断缓慢增加，由2000年的12.67亿继续增长到2010年的13.41亿①。但妇女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走低(陈卫，2008)。根据未经调整的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1.22②和1.18③，已属于极低生育率。中国人口死亡率自2004年以来在年龄结构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升高态势。由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共同作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虽不断下降，但仍一直保持正值，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7.58‰和4.79‰。
惯性增长维持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依然为正值，总人口规模继续攀升，这些容易获得且更易被理解的时期指标不免会给人以错觉，认为人口增长的趋势会延续下去。然而，人口内在蕴含的发展变化趋势真正体现在代际更替方面，当子女一代的规模不足以弥补父母一代时，人口的缩减趋势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趋势已经发生方向性的变化，由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2007：93)。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008)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中国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经转为负值，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负增长惯性。茅倬彦(2010)利用人口惯性因子指标计算了60年来中国总人口惯性、城乡人口惯性和分年龄人口惯性的变化和趋势，发现中国人口惯性增长作用正在逐渐消失，城镇处于人口正负惯性的转折点，目前中国人口的惯性增长完全来自农村，主要表现为老年组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利用同样的方法，她还分析了1980～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的变化趋势，探讨了地区间人口惯性的差异程度。发现这期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正在急剧减弱，各个省份正在从强烈正增长惯性类别向负增长惯性类别聚集。高达70％的省份的人口惯性已经告别人口强正增长惯性，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个省份已经呈现人口负增长惯性(茅倬彦，2011)。
进入21世纪，中国全国及各区域人口再生产形势如何？人口缩减的内在发展趋势是否进一步加剧？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析2000年和2010年中国④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再生产态势，并通过聚类分析比较21世纪10年来省级人口再生产水平的变化与差异，以把握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内在趋势，为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方向。
2 指标、数据与方法
2.1 人口再生产衡量指标
常用的人口再生产衡量指标有粗再生产率、净再生产率、平均世代间隔以及内在自然增长率。其中前两项指标均可着眼于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理解。总和生育率(TFR)是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最常用指标，通过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加总获得，其构建过程融合了时期数据与假定队列分析技术，通常理解为按照某时期生育水平度过育龄期的妇女终身可生育的全部孩子数量。
粗再生产率(GRR)是考虑了活产婴儿性别的总和生育率，反映母亲一代生育的女儿一代的人数；净再生产率(NRR)在粗再生产率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活产女婴的死亡，更接近现实情况，反映了母亲一代生育且能够存活到母亲生育年龄的女儿一代的人数。净再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k)是相对于自然增长率r(r＝b－d，其中b为粗出生率、d为粗死亡率)而言的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如果一个封闭人口的年龄别生育率与年龄别死亡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不变，该人口最终会发展为稳定人口，这时其自然增长率就是内在自然增长率。任何现实人口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反映的都是其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趋势。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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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与方法
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未经过调整和修正。数据质量对结果的可能影响将在文末予以讨论。
首先根据两次普查数据中全国及各地区的活产女婴数及全部活产婴儿数计算女婴所占比例；然后根据普查时点全国及各地区分年龄的女性人数与普查前一年分年龄的女性死亡人口数，编制2000年与2010年全国及各地区女性简略生命表共64张。结合两次普查数据中所提供的5岁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分别计算2000年和2010年全国及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指标NRR、T和k。
20世纪90年代初期，查瑞传(1991：286)曾利用NRR和T指标归纳出四种人口再生产模式：晚育少生(T长NRR低)、晚育多生(T长NRR高)、早育少生(T短NRR低)、早育多生(T短NRR高)，这种分类简明易懂，但并未给出“早、晚”和“多、少”的边界。随着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推行和严格实施，中国早育多生的情况得到了有力控制，上述经验定性四分类法是否还适合当代的人口再生产状况？我们同样选用NRR和T两个指标，利用聚类分析，尝试对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进行分类。
聚类分析是定量研究分类问题的多元统计方法，有样本聚类和变量聚类两种类型。本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类属于样本聚类，采用系统聚类法(也被称作层次聚类法)，以地区作为标签变量，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作为聚类变量，通过欧氏平方距离度量，分别对2000年与2010年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状况进行分类。
系统聚类法的原理是先将所有n个变量(本文中n＝31)看做不同的n类，将性质最接近(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为一类，再从这n－1类中找到最接近的两类加以合并，依次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被合为一类(张文彤，2002：171)。欧氏平方距离表达为：
3 结果分析
3.1 全国人口再生产模式呈现萎缩型且10年间平均世代间隔进一步延长
净再生产率是衡量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指标，其标志性数值为1。NRR＝1时，人口达到更替水平，即亲子两代人的数量不增不减，保持不变，这也是静止人口的理想状态；NRR大于1，子代数量将超过父代，人口呈现增长态势；NRR小于1时，人口数量下一代不抵上一代，人口呈现缩减态势。中国2000年和2010年净再生产率分别为0.54和0.53(见表1)，意味着子代数量仅有父代的一半稍强，人口再生产模式呈现明显的缩减型。
平均世代间隔实质是考虑了死亡因素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数值越大，说明两代人之间间隔越长。在妇女生育较多孩子的情况下，平均世代间隔长可能是妇女在较大年龄仍继续生育的结果；而在妇女仅生育1个或2个孩子的情况下，平均世代间隔长则更可能是晚育的结果。中国人口的平均世代间隔从2000年的25.88年增加到2010年的28.39年，10年间晚育趋势明显。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直观反映了人口未来发展的真正趋势，与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长期稳定保持有关，与现实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两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2000年已经降到－24.07‰的较低水平，2010年略微回升到－22.06‰。
3.2 区域人口再生产模式无一例外均呈现萎缩型且10年间区域差异缩小
尽管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00～2010年间也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见图1)，但自然增长率指标基本为正值(上海市是两次普查中自然增长率唯一出现过负值的地区，2000年为－1.9‰，2010年恢复正值1.98‰)。然而，人口再生产指标却显示各地区无一例外地均呈现萎缩型人口再生产态势(见表1)。2000年和2010年净再生产率的值域范围分别为0.32～0.94和0.34～0.79，均低于更替水平，且10年间的地区差距在缩小；两次普查中净再生产率最低的地区均为北京(2000年还包括上海)，最高的地区则分别为贵州和广西。
2000年各地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43.78‰(上海)和－2.23‰(贵州)，2010年则分别为－37.14‰(辽宁)和－8.08‰(广西)。不仅地区差距在缩小，而且反映出东部地区人口衰减态势甚于西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10年间人口衰减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平均世代间隔的值域范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24.70～29.58和26.32～30.44，最低的省份分别为四川、江苏和云南，最高的省份则分别是西藏和北京。北京和西藏平均世代间隔都比较高，是否属于同一种人口再生产类型，下面将通过聚类分析进一步了解。
3.3 “晚育少生”已成为区域共性且个别地区出现“极晚育极少生”现象
对2000年与201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指标进行定量聚类分析。用类平均法(或组间连接法)绘制的分类结果树状图(见图2)显示，2010年的贵州与北京以及2000年的西藏与贵州的人口再生产态势似乎更具有个性；分别尝试3～5类聚类，发现两次普查大多数地区均被归为一类，但个别省份的分类结果10年间有较大差异。
图1 中国各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2000年与2010年
Figure 1 China's Regional Natural Increase Rates:2000 and 2010
图2 聚类分析树状图：2000年和2010年
Figure 2 Dendrogram in Cluster Analysis:2000 and 2010
以四分类结果为例(见表2)，2000年和2010年分别有26个和22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属于一类，既有东部沿海省份，也有西北内陆地区，说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再生产模式是类似的。从NRR和T的均值来看，可以大致归为“晚育少生”型，其中净再生产率从2000年的平均0.55进一步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0.51，同时类内部各地区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标准差从2000年的0.12上升为2010年的0.95)；平均世代间隔则从2000年的平均25.56年延长至2010年的平均28.39年，晚育趋势更显著，且地区间的差异在缩小(标准差从2000年的0.60降至2010年的0.45)。这一类别省份的人口再生产形势基本决定了全国人口再生产的总体形势，其特点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
北京和广东在两次普查所呈现出来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极晚育极少生”型，天津在2010年、山东在2000年也分别与其比肩。与涵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晚育少生”型相比较，这类地区的NRR平均值在2000年为0.42，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0.41，且类内区域间的差异在缩小(标准差从2000年的0.11到2010年的0.07)；平均世代间隔的均值更是从2000年的27.55年到2010年的突破30年，虽然区域间差异略有增加(标准差从0.21扩大到0.37)。其中2000年北京的净再生产率全国最低(0.32)，平均世代间隔(27.31)也高于全国平均值；2010年净再生产率虽略有回升(0.34)，但该指标和平均世代间隔均居全国之最，代际间隔延迟到了30.44年。与北京相比较，广东的“极少生”态势并不突出(NRR值分别为2000年0.40，2010年0.48)，但其“极晚育”特征明显，2000年和2010年的平均世代间隔分别为27.72年和29.83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0年贵州和西藏均分属一类，大致可归为“晚育相对多生型”和“极晚育相对多生型”。之所以强调“多生”的相对性，是因为2000年贵州的NRR为0.94，居全国之首；西藏的NRR为0.82，紧随其后，虽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4)，但已经小于更替水平。2000年西藏的平均世代间隔高达29.58年，居全国之冠；贵州为25.62年，与属于“晚育少生”型的大多数省份的平均世代间隔相差无几。
2010年贵州与安徽、云南、宁夏四个省份被归为一类，广西和新疆被归为一类，虽然NRR均值和T均值呈现出差异，但仍可以被看做是“晚育相对多生型”。
31个省市自治区中，10年间人口再生产模式变化最为迅速的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妇女的生育水平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转变过程。在全国普遍开展计划生育的1970年代，西藏并未提倡计划生育，生育率上升；1980年代，西藏开始在城镇藏族干部、职工、居民中提倡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间隔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平缓下降(王娜，2012)；1990年以来，西藏出生率下降趋势显著，加上多年优生优育、妇幼保健、生殖健康等的教育宣传，广大农牧民生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西藏生育率虽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净再生产率仍保持了0.82的相对较高水平，平均世代间隔在各省市自治区中最高(29.58)；2010年西藏的净再生产率迅速下降到0.48，甚至低于全国0.53的平均水平，平均世代间隔则仍高达29.28年。
与1990年代初的四种人口再生产模式相比较，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早育”基本销声匿迹，“多生”也只是在低于更替水平下的相对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是“晚育”甚至“极晚育”现象的普遍性，以及大多数省份的“少生”甚至“极少生”现象。严格来讲，先前的“晚育少生”、“晚育多生”、“早育少生”、“早育多生”四种模式已经转变为如今的“晚育少生”和“极晚育极少生”两种模式，地区间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不仅趋同，且人口缩减的内在趋势正在加剧。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再生产指标揭示了与中国人口继续保持惯性增长的表面现象所不一致的内在发展趋势，即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人口再生产均已呈现并在过去的10年间保持了萎缩再生产的模式。与越来越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结合，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在耗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之后，将步入人口衰减的轨道。届时即使提升生育水平或生育水平恢复到更替水平以上，近几十年来所累积的人口减少惯性也将发挥作用，使人口继续缩减下去，而很难出现所期盼的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理想状况。
在31个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人口萎缩再生产的基本形势下，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衰减态势甚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衰减趋势则进一步加剧，整体表现出区域差异缩小的格局。与此同时，平均世代间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呈现“晚育少生”的整体格局。
聚类分析发现2000～2010年间北京、广东等地区在普查数据上已经呈现“极晚育极少生”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而西藏人口在保持较高的平均世代间隔的同时，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10年间变化迅速，从2000年的0.82和－6.53‰变为2010年的0.48和－24.93‰。以上区域的人口发展态势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评估。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再生产模式尤其是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指标意义是在封闭人口条件下，人口按现有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长期发展下去的结果，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会改变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形势，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的改变也会对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趋势产生影响。
本文直接使用了未经调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次普查汇总数据，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普查数据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产生了众多的调整方法和重新评估结果，但目前仍缺乏公认可信的对两次普查全国尤其是各区域相关数据的调整后数据。以下简要分析数据质量可能对结果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女婴比例受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较正常水平(105的出生性别比水平下女婴比例为0.488)偏低。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女婴比例分别为0.461和0.459⑤，31个省市自治区的女婴比例均低于正常水平。但有研究指出普查中的出生女婴可能存在漏报，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可能没有数据显示得那么高(翟振武、杨凡，2009)。因此未排除漏报影响的数据中女婴比例可能较真实水平偏低，从而会低估真实的人口再生产指标。
其次，在两次普查中都存在婴儿死亡漏报及低龄人口的死亡漏报现象(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黄荣清、曾宪新，2013)。笔者利用公布的汇总表数据资料进行全国及各地区的女性生命表计算时⑥，从明显偏高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标中(直接数据计算得到的2000年和201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5.04岁和80.68岁)也发现死亡漏报现象在各地区应该都普遍存在。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进行适当调整⑦，但死亡漏报无疑会低估婴儿死亡率和低龄人口死亡率，高估其存活概率，进而高估净再生产率指标。
第三，作为人口再生产各项指标基础的总和生育率或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指标的真实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界争论的对象，由于出生漏报的存在，普查数据结果被认为偏低(于学军，2002；梁中堂，2003)。翟振武(2008)利用调整到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中国2000～2006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9.2‰，而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008)利用未调整的生育率计算得到的同时期内在自然增长率数值则在－18‰左右。因此未排除漏报影响的数据中年龄别生育率可能较真实水平偏低，从而会低估真实的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指标。
上述三个数据因素对于人口再生产相关指标的影响有高估有低估，总体影响可能是低估了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指标，对于平均世代间隔指标的影响则不易判断。数据因素对于各省人口再生产相关指标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取决于省级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即便如此，结合以往文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数据影响并不能改变中国人口内在发展已呈缩减趋势的整体格局，尤其不能改变晚育的普及乃至“极晚育”现象已经出现的事实。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我国控制人口政策的目标。旨在控制人口迅速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使中国人口不仅“急刹车”，而且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以负增长惯性的方式进入人口缩减的轨道。内在自然增长率越低，持续的时间越长，形成的负增长惯性也就越大，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产生目前仍难以估量的影响(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008)。虽然中国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在人口内在负增长惯性方面目前却已达成一致，且21世纪前10年区域间的再生产水平差异整体趋于减小，平均世代间隔整体不断扩大。对欧洲人口再生产惯性方向转变的研究发现，晚育和少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其不仅诱使未来人口缩减，也会促使人口结构老化，相应的政策主张是应采取措施影响人口趋势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Lutz,Wolfgang、Brian C.O'Nell、Sergei Scherbov，2003)。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仍在控制人口的方向上发挥作用，与之相应的是不足1.5的总和生育率和推迟至近30岁的平均初育年龄，未雨绸缪尽早认识到中国人口再生产惯性的特点，采取及时有效的合理措施，将有助于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并为中国的整体发展奠定良好的人口基础。
收稿时间：2013－06
注释：
①均为年末人口数，为当年人口普查推算数。数据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1》．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102。
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长表数据资料表6－5。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资料表6－4。
④仅指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下同。
⑤数据来源分别是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部数据资料表1－12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部数据资料表1－12。
⑥年龄别人口数据和年龄别死亡人口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部数据资料表1－7和6－1，利用寇尔－德曼修正经验公式估算a[,0]和[,4]a[,1]。
⑦黄荣清、曾宪新(2013)虽然对“六普”婴儿死亡率进行了误差估计和数据调整，但他们根据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全国0岁人口死亡率为3.816‰(其中男性3.730‰，女性3.918‰)。笔者利用表1－7和表6－1计算得到的全国0岁人口死亡率为4.368‰(其中男性4.292‰，女性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