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在我国当代哲学中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在我国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09—0002—04
一、实证主义在我国的简要回顾
实证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潮，也是西方哲学中最早宣称要用实证科学作为哲学基础的哲学流派。它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出现于法国，40年代出现于英国，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后来被称做实证主义鼻祖的法国的孔德与英国的密尔（旧译“穆勒”）和斯宾塞。进入20世纪后，实证主义哲学在欧洲经历了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阶段，而美国的实用主义也与实证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实证主义哲学传入我国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早在上世纪末，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密尔的逻辑学就通过严复的译著而为国人所知， 到本世纪30—40年代，随着“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 以科学为模式而建立的实证主义哲学也大行其道，章士钊、丁文江、胡适、金岳霖、张申府、洪谦等人在推进实证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60年代之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被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而遭到批判和抛弃。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但其目的只是为政治批判提供反面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重新开始研究实证主义哲学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80年代初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而且也成为我国实证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起点。可以说，我们在新时期对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重新开始，正是始于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
二、实证主义在我国重新传播的历史分析
历史地说，20年前，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术界重新开始研究实证主义哲学是从重新认识和评价罗素哲学开始的。由于罗素的实证主义哲学曾对旧中国产生过一定影响，我们对他的思想也有过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的哲学思想成为研究实证主义哲学的起点就毫不奇怪了。但从学理上分析，以他的思想为起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是以形而上思辨和情感判断为特征的，与重视心灵认识作用的西方哲学相比，它更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应当说，这种哲学特征不仅体现在中国人对所有问题都喜欢采取特有的情感价值判断，而且表现在我们在重新开始研究现代外国哲学时，对西方哲学家的选取上也倾向于那种激情奔放型的，如尼采、叔本华、詹姆士、杜威以及萨特等，而对那些偏重逻辑思考和经验分析的哲学家，就很少问及。但罗素却在例外。虽然他是用逻辑工具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的代表，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甚至包括在当代中国哲学界，长期以来，他却主要地被看作是有着生活激情和叛逆精神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即使在20年前，当我们重新认识罗素哲学时，我们也是首先注意和强调他所谓的支配他自己哲学的三种激情。但同时，他在哲学上的独创性和突出贡献也引起了哲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浓厚兴趣。因为罗素哲学的特征就在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工具，以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为手段，力图寻求人类知识坚实牢固的基础和科学可靠的根据。他不仅为当代分析哲学提供了像“摹状词理论”这样的分析典范，而且用“熟知理论”为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当代形式。从罗素的思想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实证主义的根子其实就是经验主义。而对罗素来说，当然更重要的是以数理逻辑为工具。而且，我们是通过罗素而开始认识分析哲学，也是通过罗素而更多地知道了逻辑实证主义。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罗素哲学不仅是我们在20年前重新开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起点，而且是我们重新认识实证主义的起点。
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哲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奥裔英国哲学家波普的证伪主义。严格地说，波普哲学并不属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但他提出的证伪主义却与逻辑实证主义中的证实原则思想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证实原则要求，一切在认识论上有意义的命题都必须是，或者是在经验上可证实的，或者是逻辑上的重言式；而证伪主义则提出，对任何全称命题（而哲学命题通常都是这样的命题），只要发现存在一个相反的情况，那么就可以断定这个命题不是真的。但证伪主义与证实原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希望通过证伪而排除那些被证明为不真的命题，相反，它认为，只有能够被证伪的命题才是真的和有意义的，才是科学的命题，才能够推进科学的进步；而那些声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无法发现反例的命题则是非科学的，应当加以抛弃。
波普的证伪主义不但对我们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而且还在许多非专业读者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一时间，“证伪原则”、“三个世界”、“客观知识”、“科学猜想”等波普哲学的核心概念以及他提出的开放社会标准等，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这些新的哲学观念和科学与理性的思维方法，的确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根据。
随着波普哲学的广泛传播，到90年代初，实证主义哲学在我国哲学界以及整个思想界都得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度重视。它不仅在哲学界成为研究的重点，而且在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例如，在物理学方法论中，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思想（即“哲学是科学研究之母”）、公理化方法的应用、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理想实验和归谬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等，被物理学专业以及其他理科专业所重视，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著被编辑出版，成为这些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密尔的逻辑学体系、马赫的经验主义以及以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等，也成为人们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的首要内容。甚至像逻辑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等较为专业的哲学理论和观点，在普通大学生中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应当说，实证主义哲学之所以在80年代能够得到普遍关注，是有其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打开了我们的国门，而且放开了我们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讨论，把我们从过去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也就是要用具体的实践结果来检验一切理论的真理性。实证主义哲学强调一切理论都要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都要能为科学所检验。这就可以使我们把实践的观点具体化为经验科学的意义，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她的精髓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于从“相对真理”达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在思想根源上，实证主义哲学在我国的重新传播，是由于人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种哲学，摆脱在科学和哲学的重要问题上以情感和价值判断取代科学和事实判断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原则，特别是对待科学和哲学命题的客观态度， 使人们能够从“主体间”（intersubject）中获得最多的意义。 这些都使得实证主义哲学在我国有了用武之地。
三、实证主义在我国未能立足的原因分析
然而，尽管实证主义哲学对我国近20年来的哲学研究和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哲学似乎又在逐渐失去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整个思想界，实证主义的哲学精神似乎正在被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对道德情感的关注所取代：人们不再强调用科学的经验的方法判断理论命题的合理性和真理性，而是更愿意用现象学的或解释学的方法模糊对这些命题的客观评价，避免招致绝对主义或“科学霸权主义”的批评。因而，在这段时间，哲学界（特别是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讨论更多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解释学以及在这几年里讨论最为热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等。
不仅如此，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忽略或轻视研究实证主义哲学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1、 对早期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例如，无论是孔德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还是密尔的《逻辑体系》都没有新的全译本，更没有对他们思想研究的专著出版，我们对他们思想的了解还停留在国内一般的教科书水平。2、 对马赫主义的研究仍然受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影响。虽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早已被翻译出版，但我们对他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从马赫本人的著作出发，更没有从现代经验科学的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把握马赫要素说的积极意义。3、 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开展得不够深入，只是翻译出版了石里克的《伦理学问题》、《自然哲学》、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等，但尚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专著，更谈不上对维也纳小组其他成员如纽拉特、魏斯曼、韩恩和艾耶尔以及柏林学派的莱欣马赫、亨普尔等人思想的研究专著。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国际会议，曾力图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维也纳学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愿望在国内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完全回应，只是引入了在会议上介绍的由新维也纳学派提倡的“建构实在论”，并随后移译了瓦纳格所著的同名著作。4、 对以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研究虽然得到了重新重视，但这种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在恢复它的历史地位和展现它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积极价值，而忽略了它在认识论上（特别是在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上）的经验主义特征。5、 对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热忱地介绍分析哲学最新提出的主要思想观点，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论证以表明分析哲学的局限性和先天不足，特别是喜欢用罗蒂的思想来反驳和批评分析哲学的历史。
以上列举的这些现象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深刻反映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不是以客观的、科学的、诚实的态度对待西方哲学思想，而是希望用已有的思维模式或评价标准去套用某种新的思想观点，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把它们放到我们自以为是的学派或主义之中。当然，这个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它在这里的突现，至少暴露了我们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有着某种先天不足的缺陷，这就是逻辑分析手段的缺乏。
应当说，我们在20年前开始研究实证主义哲学时正是注意到了它的实证特征和分析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实证精神。但我们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热情并没有持续长久，究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对实证精神的理解和对逻辑方法的掌握。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实证”只是对经验科学而言，或对那些寻求精确性的学科而言，而哲学则是一门人文学科或精神学科，对它来说很难用实证的或精确的方式加以研究。同时，“逻辑分析”又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这并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和掌握。而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者来说，逻辑知识的欠缺又成为真正理解和掌握分析技术的重要障碍。这主要表现在：
1、无法完全理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我们知道， 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分析哲学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具有分析哲学训练基本上是英美哲学家们从事研究工作的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否属于分析哲学，英美哲学中的各种论著都有着明显的分析特征，如严格的论证、对语词的意义的推敲、语义上行的方法等等。而在分析哲学的论著中，又充斥着大量的数学或逻辑符号和公式。这对缺乏逻辑训练的人来说，的确有些如读天书，不知所云，对包含在这些论证中的思想观点也就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解释了。譬如，真值函项原本是逻辑中的普通概念，它是指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命题中所包含的各个函项的真值。如果不了解真值函项的意义，读不懂真值函项表，那么，就很难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重要贡献，也就很难理解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阐发的思想。
2、回避哲学家的具体论证，总希望能够直接得到某种结论。 其实，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主要是看他们的论证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在对自己思想的阐发上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在概念的使用上是否清晰明白，而不是看他们的结论是否为真或符合某种我们已有概念模式。通常，我们在读过哲学家的著作之后，很难找到他们对自己思想的总结性陈述，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包含在他们的具体论证之中。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家的论证方式，不能从他们的具体论证中发现他们思想的推进过程，我们就很难读懂他们的著作，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思想做出分析和判断了。这些工作首先就需要掌握逻辑分析的技术和哲学论证的方法。
3、由于缺乏逻辑知识和分析技术， 我们对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其他英美哲学思想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热情之后，往往很难深入持久，或者转向较少需要逻辑技术的方面，或者用西方哲学中某些对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批评来指责它们局限性。这种心态就把研究工作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而这种从外部的批判似乎也正是我们惯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其结果当然无法真正达到对哲学家思想的理解，更谈不上在同一个问题层次上进行讨论和对话。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喜欢用大而化之的概念或术语对某种思想观点采用贴标签的方法，究其原因，就是不具备深入具体问题的能力，无法从哲学家的具体论证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不同论证或观点。
当然，缺乏逻辑知识和分析技术，并不意味着就不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当代哲学思潮中，有不少并不需要很多逻辑知识就可以研究的思想理论，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而且，即使在英美哲学中也有一些哲学家思想不需要更多的分析技术，如实用主义、人格主义以及政治哲学等。尽管如此，西方哲学传统毕竟是以理性分析为特征的，而且严格的哲学论证也是当代哲学家阐述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如果没有或缺少慎密的分析训练和严格的论证方法，我们对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就缺少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评价和真正对话的前提条件。可以说，这种分析训练和论证方法，不仅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非常重要，而且对整个当代外国哲学的研究都至关重要。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罗素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