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传递到知识传递：面向未来的模式转变？——参加ILDS2009会议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会议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由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德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德国国家经济图书馆和国际图联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专业组联合举办的11[th]Interlending and Document Supply Conference于2009年10月20-22日在德国汉诺威举行[1]，34个国家2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笔者受德国三个国家图书馆特邀参会，在大会作开幕主旨报告(Opening Keynote)，结合我馆建设全面支持科技创新的数字知识资源体系的战略，提出面向未来研发环境重新思考和组织信息提供服务(“Redefining Information Supply for the Future R & D Environment”)[2]，在简要介绍了我馆作为资源建设有机组成部分而建设体系化的文献传递服务后，着重分析了在新的科学研究形态和新的开放信息环境下的新的学术信息传递渠道与获取方式，提出资源建设与共享上的范式转变：在提供对象上从主要关注正式出版文献转变到同时覆盖各类科技研发所需信息对象；在提供机制上从主要关注(数字或纸本的)“藏书建设”转变到同时关注供应机制设计和供应链建设(Supply Engineering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在提供方法上从主要关注传递系统及其流程建设转变到更多关注如何发现、筛选、获取所需信息对象以及如何有序可靠流畅经济地组织这个供应链；在提供服务人员上从主要集中于专门的文献传递部门转变到将学科馆员和资源建设专家有机组织进来。为此，需要重新定义资源建设的结构，包括综合科技资源、用户交流资源、开放获取学术资源、机构自主知识资产等，也包括支持转换型科研和应用型科研所需的社会、经济、技术、规范与政策信息等，还包括科学教育资源、科技及综合参考工具类资源等支持交叉学科研究的信息。而且，需要重新设计供应机制。结合此，我介绍了我馆在这方面的初步部署。
会议期间，16个不同国家的近30名代表就资源共享、合作传递、非文献资源共享、知识产权等发言，还介绍了意大利NILDE文献传递系统、韩国KISTI的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系统、日本的NACSISILL、捷克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系统、印度的DELNET共享网络等。相比较，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服务速度、服务质量、无缝链接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有些方面居世界一流水平。当然，面向发展，“老革命也遇到了新问题”。所以我这里特别针对这些“新问题”和会议上相关发言进行讨论。
2 全谱段的“文献传递”(Supply Spectrum)
在数字信息时代，文献传递所涉及的内容及其获取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国际上唯一以文献传递为主题的专业期刊《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期刊》(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的主编Mike McGrath在会上作了题为“速变环境中的文献传递：今天存在、明天消失？”的报告[3]。他估计，目前期刊文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大约有50％-60％来自网络上可免费获得的文献；而且由于数字期刊的Big Deal采购合同、类似JSTOR这样的回溯期刊数据库逐步发展、开放期刊和开放机构知识库不断发展等原因，各个文献服务机构可本地或网络获取的期刊文献大幅度增加，致使大英图书馆、加拿大科技情报所和法国科研中心情报所等的文献传递量都在下降，例如大英图书馆自2001年以来下降了60％(来自美国的一个代表在会场上补充提到，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文献传递量也在下降；而日本的Kenji Koyama在会议上也报告[4]，日本NACSIS-ILL系统的国际科技期刊论文索取量自2000年起开始下降，国内期刊论文索取量自2007年起下降)。与此同时，“文献传递”的频谱范围正在扩大，人们期待“文献传递”能够从开放资源、从机构知识库或专业知识库(例如PubMed Central或arXiv)、大规模数字化馆藏(包括Google Book Search可能产生的资源)以及从其他网络资源来提供“文献”，尤其是灰色文献和特殊文献(科技报告、专利、标准、实验规范以及其他非常规非正式出版物等)。
来自美国田纳西大学的David Atkins在题为“走向全球：对国际馆际互借问题与合作的检验”的报告中指出[5]，实际上受到挑战的主要是那些以正式出版的国际化文献为主的综合性文献传递系统。尽管以OCLC_IL[6]和BLDSC[7]为代表的这类机构在文献传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许多专门研究领域(例如针对非主流语言、非欧美国家、灰色文献和特殊资源)，“文献传递”仍然非常重要，因为数字化潮流(或主要的国际化数字出版系统)还没有真正有效地覆盖这些资源，或者即使从数字化资源中查找和获取特殊文献也都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渠道。所以，要跳出OCLC_ILL这类系统，需要建立所谓extra-OCLC策略，包括：(1)建立专门学科或语言领域的特殊资源共享联盟；(2)建立馆与馆之间的双边合作系统；(3)开发“按需传递服务”。特殊资源共享联盟往往涉及多个需求馆联合起来与多个供应馆合作，而双边合作系统往往集中指向某些拥有特殊资源或专门渠道的服务者，按需传递服务(Point of Need Interlending)则是在接收到请求、但没有现成馆际互借机制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工具发现资源、建立服务联系、获取资源、支付必需费用等，多数依靠世界各地图书馆的图书馆员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互相支持，相当多情况下(由于这类请求仅涉及个别内容)可以免费提供。McGraph先生和Atkins先生都提出，文献传递中出现的从基于馆藏正式出版物扩大到可以从网络空间获取的各类文献的转变，意味着文献传递在资源内容上和传递渠道上的“频谱扩展”。应对这种扩展，需要将文献传递的工作重心逐步从馆藏传递转移到供应渠道管理，逐步把发现与传递有机结合(令人高兴的是，这与我所做开幕报告中提出的趋势和要求高度一致)。
3 综合的全谱段文献传递支持机制
在文献传递需求越来越超出传统的馆藏出版物范围时，要可靠和持续地支持全谱段文献传递或者按需传递，仅仅依赖(尽管是非常努力)临时措施远远不够。因此，美国伊利诺伊斯大学的Joseph Lenkart就提出[8]，当文献传递“邂逅”内容发现，文献传递馆员与专业学科馆员(Subject Librarian)的“联姻”就成为“天作之合”(a marriage made in heaven)，尤其对于那些专业内容比较特殊的领域，充分利用专业学科馆员在学科知识、语言能力和对特殊文献本身的熟悉程度，在确认内容、发掘供应者、快速建立联系和(尤其在原索要文献确实不能获得时)扩展检索相关资源等方面都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他还提出应该建立一种LendRef服务，在专业学科馆员及其团队(可能是跨机构甚至跨国家的合作团队)与文献传递服务团队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工作流程(例如由专业学科馆员负责文献传递请求核实或者对“未能满足的请求”的后续服务)，依靠专业学科馆员的集体智慧和渠道集合，将极大地提高特殊文献的可获得程度和速度。
当文献传递谱段扩大后，对于那些不在馆藏出版物范围内的请求，首要的是要有方便可靠的发现机制。除了利用各类联合目录和Google这类搜索引擎外，还必须有办法去搜寻埋藏在深度网络(Deep Web)下的灰色文献。就此，来自美国能源部科技信息办公室的David Warnick先生专门作了题为“联邦检索作为知识发现的变革性技术”报告[9]，介绍了他们所建立的World Wide Science联邦搜索引擎[10]。该搜索引擎对美国能源部的科技报告、会议报告和期刊图书等各类资源，对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Pub Med Central资源[11]，对美国政府科技信息门户Science.gov(包含美联邦政府14个科技相关部门近2亿篇文献)[12]、对大英图书馆资源，以及对各类机构知识库等进行一站式检索方式，覆盖文献达4亿篇，其中未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占多数，而且与Google和Google Scholar的重复率仅为3％。除美国以外，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正在建设的GetInfo系统[13]也试图支持图书馆和用户发现更为广泛的资源。
大英图书馆从另一个角度来支持发现和传递的有机结合。伦敦帝国学院的Deborah Shorley介绍了大英图书馆与9个大学图书馆合作建设的英国研究资源集中存储库(UK Research Reserve，UKRR)[14]：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理事会(HEFCE)在2007年启动UKRR[15]，参与的大学图书馆将使用率低的过期期刊转移到大英图书馆，由后者长期保存，构成联合的研究资源存储中心，并由大英图书馆文献供应部负责文献传递服务。这个项目不但大幅度减轻了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压力[据说目前已腾空了11公里(延米)的书架空间]，而且由于扩大了大英图书馆馆藏而提高了它的文献传递能力(它本身是严格的非营利服务)。由于该项目取得成功，HEFCE已经决定再投入1000万欧元，支持英国所有高校图书馆参加UKRR。与此同时，大英图书馆还与109所高等院校合作建立ETHOS系统[16]，将各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数字化并存放到大英图书馆，由后者提供公共服务(其中相当部分为开放获取)[17]。这两个案例反映了大英图书馆力图通过提供空间、系统和服务，促进全国的资源管理合作，更广泛地提供传递服务。其实，这反映了如下趋势：通过校园或联合集中存储库，一方面解决各个图书馆空间紧张矛盾，同时文献传递服务也得到加强(通过直达用户桌面的网络传递、资源集后只需配备少数人员反而覆盖更多值班时间以及更容易集中数字化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资源等)。当然，大英图书馆的这两个项目都有一些特别的“问题”：例如，两者目前都没有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和剑桥把藏书作为自己历史的见证，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即使对于小型学校，目前这种所有权转让方式也容易引起担心。另外，在论文数字化上的授权是巨大的挑战，而ETHOS项目目前采取的“通知则删除”方式从本质上讲是将头埋在沙滩里，因此受到牛津和剑桥的非议(两者论文占英国论文一半以上)。
4 超越“文献传递”
在David Warnick先生介绍了World Wide Science 系统后，我问了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是否包含数值型和事实型的Deep Web数据库？令人遗憾的是，答案是它目前仅限于文献数据库。其实，科研用户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期刊文章或图书章节，而包括具体的科学数据、统计数据、关于人物机构事件国家地区等的事实、关于相关知识的总结性内容等。大量的这些信息埋藏在各种专供快速查检的工具书里(例如手册、年鉴、指南、名录、专业辞典、百科全书等等)，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利用工具书向用户提供具体的信息(笔者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图书馆担任两年的参考咨询助理，除了帮助检索文献外，还要帮助查找具体信息，例如从能源年鉴中查找美国风力能源分布地图，从工程师手册中找常规结构计算公式，从大学评价名录中找软件专业排名前五的学校及其联系地址，从建筑百科全书中找哥特式建筑定义及典型建筑，等等。熟悉工程学科的工具书并能快速找到具体的内容，成为任职条件和任职表现的重要部分)。现在，许多这些类别资源已经被组织到多种网络化数字化甚至开放的数据库里，例如我国地球科学数据共享网络[18]、CRC手册数据系统[19]、不列颠百科全书[20]等。
要支持这种“内容提供”服务，需要建立必要的支持机制。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TIB)的Ina Blumel等介绍了它在这方面的策略[21]，特别提出，当面对不断增加和丰富的非文本内容，要转变关于信息供应的定义和相关工作流程的组织(再次令人高兴的是，虽然事先没有商量，但TIB的思路与我报告的我馆思路基本一致)。该馆在德国科学基金会支持下开展了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of Scientific Primary Data项目[22]，建立了一个包含1000多个数据集的“数据目录”(并纳入图书馆目录)，为每个数据集赋予专门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OI[23])，使得用户可以像检索书刊一样检索科研数据集。该馆还牵头组织了PROBADO项目[24]，致力于对非文本对象进行组织、描述、检索和可视化利用，开始深入到对非文本对象的深层次利用。TIB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为我馆相关战略提供了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所以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与该馆馆长Uwe Rosamann先生就双方在这方面开展合作达成初步意向。其实，我馆也已开始将非文本数据的发现和利用纳入自己的信息服务范畴，例如我们的跨界检索系统[25]，致力于对科学数据、课件、仪器设备、科学会议、科研机构、科学工具等提供发现途径，即将启动的综合科技信息资源登记系统也属于这方面的努力。
当然，要支持这种“内容提供”服务，还需要(更需要？)拥有能够对内容请求进行分析和确认、准确发现相关的信息源、对内容进行鉴别和必要的整理的能力等，因此把专业学科馆员与“内容传递”服务有机结合，恐怕是必不可少的。
5 范式演变：从文献传递到知识传递？
随着科研信息环境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形态的变化，科研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图书馆所收藏的(数字或纸本)文献了。如何在用户需要的时候和时间快捷经济地向用户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仅是文献)，已经成为(作为知识提供者的)图书馆员的内在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文献传递就局限于文献、或者目前分工不同，而将用户的需求局限在文献传递系统之内，我们每个人都得考虑如何帮助用户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内容，无论这个内容是馆藏出版文献还是网络上的灰色文献，无论这个内容是文献还是非文献的其他类型信息。
这种发展意味着范式演变(Paradigm shift，科学学家库恩提出[26]，代表一个领域的基本框架的变化)，可以结合“传递频谱”扩展来构建一个系统化框架，帮助我们思考和设计。
假定我们有个三维的分析框架，将X、Y、Z轴原点O点作为以馆藏出版物为基础的文献传递系统，向X轴的顶点A点方向扩展，可逐步扩大到非常规出版物(例如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且收费的科技报告)、开放出版物、开放机构知识库内容、专利标准规范文献、其他灰色文献、科学数据、“工具书”内容资源、其他内容资源等；向Y轴的顶点B点方向扩展，可通过开放出版物目录(类似DOAJ[27])、开放机构知识库目录(类似openDOAR[28])、开放会议演示文档汇集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系统、专门“工具书系统”、综合科技信息登记系统、专门领域知识组织环境以及专门“随机和非出版机构”采购机制等来形成可靠和可持续的组织控制的渠道，其中有些应纳入“资源建设体系”专门建设，有些则需要通过发现与集成利用第三方资源来形成；向Z轴的顶点C点方向扩展，意味着“文献传递”越来越像参考咨询，其中发现、选择、处理的程度不断加深，传递本身只是最后的环节。上述扩展意味着服务流程的重组，例如用户界面前移到专业学科馆员(“你需要什么内容”，而不仅是“你需要哪个期刊上的哪篇文献”)，例如文献传递工具的扩展(把DOAJ等以及各类专业知识环境有机纳入)。有些时候，需要改造资源采购机制，例如建立付费购买、存储和重复利用非常规渠道出版物的机制；需要改造检索系统，例如加强数字化工具书的内容集成检索能力以提高“内容”发现与摘取效率；需要改造学科馆员参考咨询服务机制，或者是重新恢复数字时代“参考咨询服务”的内涵、深度和力度。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文献传递服务本身需要变化，把自己的工作和系统与对用户的整体服务有机结合，充分挖掘利用专业学科服务能力，充分挖掘利用各类文献和非文献内容发现、检索和利用系统，支持不断扩展的信息供应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