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之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治·克林内斯库（1899—1965）既是文学史家，也是小说家。《欧蒂丽亚的秘密》（1938）和《罗马尼亚文学通史》（1941）使他名扬文坛。解放初期他曾主编《人民论坛》、《世界》和《民族》等刊物。1945年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主持罗马尼亚文学史教研室工作，1948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次年，由于“左”的文艺路线和教育方针，他被迫离开大学到文学史与民俗研究所任所长职务，自此他遭到一段时间的冷落。1953年他曾到中国访问， 回国后发表了游记《我到过新中国》（1955）。1961年他的名誉得到完全恢复， 被布加勒斯特大学重新聘为教授。在逆境之中，他没有停止文学活动，而是选择他所熟悉的近期一段历史题材，创作了《可怜的约阿尼德》（1953）。这部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建筑师约阿尼德等一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待职业、家庭、社会和法西斯恐怖所表现出的复杂混乱心理状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圈子，恩恩怨怨随着社会的动荡不时迸发出来。《黑色的柜橱》（1960）在某种意义上是前一部小说的续篇，它除继续描写以约阿尼德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外，侧重揭示了上流社会女人卡蒂通过婚恋、遗产继承等途径对名利的追求，从而透视了解放前后处于瓦解状态的贵族阶层。这两部小说中的某些知识界人物均以生活原型为依托，这些人进入新社会后大多力图施展自己的抱负，但这类描写在作品中所占篇幅甚少，艺术性也显得苍白。
可见，老一代作家由于时代的突然转变，经常是不适应或者跟不上新时期的文学要求，因而在围绕革命变革题材进行创作时难免会出现失误。鉴于这种情况，萨多维亚努、彼特雷斯库、克林内斯库等都在不违背文学大方向的情况下，开始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活动进行调整，避开现实问题，转向历史题材。他们通过新的视角观察某些历史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其他一些老一代作家由于各自境况迥异，文学活动也不尽相同。女作家霍尔坦西娅·帕帕达特—本杰斯库1946年70寿辰获国家小说奖后，基本停止了写作。切扎尔·彼特雷斯库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与战前相比小说创作大大减少，能够提及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仅有《请到这里来》（1954）、 《观感与反思》（1958）。拉杜·图多兰除1961 年发表的反映造船厂生活的《泛滥的多瑙河》外，主要创作适合青年口味的惊险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扬帆》（1954）。
这一阶段，瓦西列·沃依古列斯库（1884—1963）的志异小说是个例外。他早年在农村行医，几乎走遍全国，接触到大量民间习俗和离奇的传闻轶事。1946年老伴的去世，使已经退休的沃依古列斯库精神受到很大损伤。他沉默寡言，从62岁到70岁关在家中整理以前收集的素材，写了数百页志异小说，在那个时期并不期望出版。可就是这些书稿给他带来一场大祸。1958年清理作家队伍时说他搞“神秘主义”，74岁被捕入狱。这批书稿一压就是十余个春秋，1966年作者死后才与读者见面。两卷本《故事集》的问世使当时的文坛为之一震，因为刚好前一年斯特凡·勃努列斯库发表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男人的冬天》，批评界对这类文学的讨论方兴未艾。《故事集》中并非全是怪异小说，许多作品是作者对民间流传的一些趣闻，真实的或者虚构的，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加工，以便引起读者兴趣。其中有笑话（《爪哇姑娘》等）、传说（《野牛头》等）、动物故事（《野兽的反叛》等）、渔猎故事（《梦中的小鹿》等）、医疗趣闻（《蛇》等）、强盗故事（《白色的魔鬼》等），当然，许多题材与蒙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习俗和信仰有关。例如，《暴风雨》中讲述一队士兵在罗保边界巡逻时狂风骤起，密密层层的雪片铺天盖地压下来。为了保护战士，两名上司首先冻死了，但是他们的魂魄仍然忠于职守，使手下的战士们得以生还。又如，《渔民阿明》讲的是人类回归本源的故事。阿明虽是多瑙河三角洲的一个渔民，但他对鱼类却怀有本能的同情心，他那饱经风吹雨淋的皮肤似乎也罩着一层鳞片。一次，人们捕到一尾大鱼，试图把它拉到岸上来。可是阿明扑过去，与他的图腾一起没入水中。鱼群簇拥着大鱼和阿明，游向永恒的世界。对于这类题材，沃依古列斯库十分重视情节的幻妙，只是偶尔才做一些科学性的点拨。他讲述故事的技巧相当高超，可以同萨多维亚努相媲美。许多艺术手法源于他接触过的渔民、猎人、牧人、护林人、律师和神甫，从而保证了故事的新奇性、怪异性、趣味性和诙谐性。除上述作品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盲人扎赫》，于1970年出版。
报告文学承袭战前传统，在这一阶段有了新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乔·博格扎（1908—1993）的创作活动中。博格扎也属于老一代作家，战前以反法西斯战士著称。1937年他作为《罗马尼亚世界》杂志的战地特派记者赴西班牙采访，目睹了那场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战斗精神， 以此为素材创作发表了系列报道《巴斯克人民的悲剧》（1939）。1941至1944年，为抗议罗马尼亚政界右翼势力抬头， 曾放弃记者工作。1945年重返新闻界后在《胜利》、《火花报》、《自由罗马尼亚》等报社工作。1948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52年任大国民会议代表，连续数届。1955年转为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全国保卫和平理事会理事职务。作为和平战士的代表，他曾出访过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自1966年起，每周在《当代周刊》上发表一篇专栏文章。1971年后逐步避开事务性活动，潜心修订再版自己的作品。报告文学是博格扎的创作特长，他自脱离先锋派起，用自己的毕生才华培植了这一文学体裁。他不赞成超现实主义的纯报告文学，主张作家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汲取营养，关注自我以外的公众生活，创作出能够真实反映社会面貌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他也全面突破了新闻记者式的报道，把这种体裁推到了文学作品的高度。他的《石油世界》（1934）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石油工人的非人处境，《皮匠》（1934）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皮革工人的苦难生活。罗马尼亚西部山区历来以穷乡僻壤而闻名，那里的生活状况在《石头的国度》（1935）中得到反映。1945年问世的《奥尔特见闻》是博格扎报告文学的顶巅。这是一部大型散文，全书由7 组歌组成，分别表述奥尔特河沿岸的矿物、植物、伟大历史等7个层次。 从表面上看，这像是一部关于奥尔特河的地理志或其他什么专著，实际上它是把现实、传说、写景、抒情与遐想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诗。奥尔特河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在一般游客眼中也许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但是博格扎的观察能力特别强，他能看出别人想象不出的东西。一块石头，一条山溪，在他的笔下尽可引发无限遐思。抒情化、诗歌化、拟人化以及象征、夸张等手法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特色。《日乌河谷的人与煤》（1947）在他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赞扬矿工劳动的同时也介绍了煤的生成和采掘过程，行文中直陈和说教用得较多。他这样做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一则可以通过报告文学向人们普及科学知识，二则使这类作品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因为当时报告文学只重宣传，内容空泛，甚至含有虚假成分。后来的作品， 如《史诗的开端》（1950）、《分水岭工地》（1951）、《预报暴风雨》（1951）、 《苏联经纬》（1953）等略微逊色。由于文风影响，加之作者过多应付社会活动，无暇实地考察，所以作品中出现内容平庸、堆砌赞词套语等弊病。晚年，他十分注重修辞，行文气势有如他威严的仪表，绝不允许别人改动片言只字。除报告文学外，他194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雅克布·奥尼西亚之死》也是一篇精品。矿工雅克布为了赶回家中过圣诞节，偷偷爬上索道缆车，不幸的是中途停电，缆车悬在山崖上。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构想种种自救办法，最后攀拉钢缆时因体力不支，从高空坠地身亡。这篇小说情节真实，人物心理也描写得十分细腻，耐人回味。
1944年后立即从事小说创作的还有扎哈里亚·斯坦库、马林·普雷达、蒂图斯·波波维奇、欧金·巴尔布、佩特鲁·杜米特鲁、洛连丘·富尔加、埃米尔·加兰等。他们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不属于老一代作家。就文学创作来讲，反法西斯胜利时他们的艺术风格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说文学活动起步不久，对新情况基本不存在适应问题，而且新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所以这批作家构成了50年代小说界的中坚力量。
扎哈里亚·斯坦库（1902—1974）是他们当中的年长者，解放初期对新小说创作起了突出作用。他生于特利奥尔曼县萨尔契亚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经历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和1913年巴尔干战争后发生的瘟疫。由于家庭生活困苦，他读完小学五年级后被父母送到附近一座小城的皮革店里当学徒。1916年罗马尼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返回家乡在一个大庄园当雇工。1917年夏季他离开庄园，在巴尔干半岛流浪。这一段冒险生活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死亡的游戏》。同年秋，他来到布加勒斯特，靠卖报为生。1918—1920年他在图尔努—莫古雷尔法院当资料员期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他于1920年开始读中学，两年后又到布加勒斯特边工作边自修。1929年出版的《简单的诗》曾获作家协会奖。1931年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语文系，但不久即退学从事新闻工作，主编《今日》、《信仰》、《罗马尼亚世界》、《罗马尼亚杂志》等刊物。1943年，由于坚持反法西斯观点被关入集中营，这段经历反映在他的回忆录《在集中营的日子里》（1945）。1944年罗马尼亚解放后，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身到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中，曾任作协主席（1947—1950、1966—1974）、布勒斯特民族剧院院长（1946—1952，1958）、科学院院士、国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多次得奖并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主持作协期间宽厚待人，困难时刻保护了一些作家。他本人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活中硕果累累，发表了40余部作品和数千篇文章。其中1944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赤足》（1948）、《犬》（1952）、《苦根》（4卷，1958—1959）、《死亡游戏》（1962）、 《疯狂的树林》（1963）、《吉卜赛营》（1968）、《我多么爱你》（1968）、《风与雨》（3卷，1969）等；中短篇小说《窄而深的垄沟》（1949）、 《为了生活》（1951）、《第一步》（1951）、《回忆》（1953）、《大地的花朵》（1954）、《草》（1957）、《康士坦丁娜》（1962）；回忆录《在集中营的日子里》（1946）、《苏联游记》（1950）、《盐是甜的》（1955）、《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1974）、《理性的胜利》（1973）等。在这许多的作品中，小说创作是他文学活动的主要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揭示旧时代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赤足》。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好评，原因是这部小说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实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农村状况。为这种题材的新时期文学做了首次尝试。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主人公是农家穷孩子达里亚，背景依托多瑙河平原上的奥米达村。作者通过这个少年的见闻和经历，揭示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前后广大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阶级压迫、经济剥削、饥饿和瘟疫迫使农民走上了起义之路。小说不以情节安排和性格刻画见长，而是注重片段的积累和人物群体的相互烘托，使整个作品产生一种感人的气势，构成一幅农村的完整画面。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结构不够完整，起义的场面只凭孩子的回忆予以描绘，未免显得过于单薄。达里亚天真无邪，他观察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是有时让他说出一些只有成年人才能说出的话，或者让他表述几十年后党的文件上的观点，就显得很不和谐了。另外，某些章节混杂了报刊文体、回忆录或杂文式的段落，破坏了小说的统一性，这可能与他长期从事记者职业或者创作期间时间急迫有关。这本书的成功促使斯坦库朝向自传体小说发展，除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卜赛部落悲惨遭遇的《吉卜赛营》之外，其他作品中基本都有达里亚的影子。《苦根》描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和新闻界生活，《我多么爱你》是缅怀母亲的优秀挽歌，情感动人，同时也展示了多瑙河地区的古老习俗。
马林·普雷达（1922—1980）于50年代成名。他和斯坦库一样也是生于特利奥尔曼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本村读完小学后，于1937年考入阿尔鲁德师范学校，次年转入克里斯图尔—奥多尔黑师范，1940年随校迁入布加勒斯特。1941年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他中止学业，当了两年报刊校对员和统计局职员。此时他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短篇小说《无用的人》。1943至1945年他在部队服兵役，但仍同文学界保持联系，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马》、《女妖》、《刺槐》、《夜》、《在田野上》等。1945年返回布加勒斯特后，他一边从事校对职业，同时坚持创作，发表了《大夫》、《夜》等作品。1948年，短篇小说集《大地相遇》出版后，使他在小说界立稳足根。集子中的8 篇作品主要以多瑙河平原上荒野农村为背景，在浓重的乡土气息和民俗氛围中刻画了一系列粗犷质朴的农民形象，尤其注重用冷静的客观手法剖析人物心理，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1947至1948年，普雷达在作家协会任职员， 1952年到《罗马尼亚生活》杂志编辑部工作，1957年至1958 年任该杂志副主编。鉴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1968年他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书籍出版社社长职务。他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前一阶段根据时代要求，小说主题基本都与农村生活相关。1960年后，随着文坛气氛的宽松，创作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扩展。50年代，他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有《开展》（1952）、《黑洞洞的窗口》（1956）和《勇敢》（1959），创作这些作品时他没有完全遵从当时的小说模式，而是侧重透视人物心理，描绘具有独立意识，勇于维护个人尊严的新型农民形象。长篇小说《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1955）的文学价值尤为突出，是这一阶段同类题材小说中的精品。该书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自耕农的解体过程，揭示了急剧变化的历史猛烈冲击着千百年来农民所习惯的传统生产方式和顽强的生活观念。莫洛米特一家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生活还算过得去，家长伊利耶·莫洛米特的地位也相当牢固。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在农村的渗透和时局的日益动荡，家庭成员在土地与债务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一户好端端的人家终于四分五裂。农民和农民的命运一直是普雷达关心的问题，对小说主人公伊利耶的形象刻画和心理分析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的艺术尝试。故事开始时，传统的农村生活似乎井然有序，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向前发展。可是时代却不等人，它将在这个典型的家长统治的家庭里引起急剧变化。伊利耶精明强干，有主见，治家处世颇有心计，在村里算个头面人物，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老伴和六个子女（前妻留下三个儿子，续室生了一男二女）对他不敢有任何违抗。他的信条是拥有土地即意味着拥有尊严和地位，幸福、欢乐、广阔的前景也就会随之而来。可是年轻的一代却逐渐变了，他们只认金钱和物质利益，首先是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要求分家，后来他们变卖羊群盗走马匹，逃到城里谋生去了。小儿子尼古拉（作者的化身）要钱上学，再加上贷款、税款和债务步步紧逼，他只能变卖他珍贵的土地了。先前在村中相当活跃的伊利耶在失去儿子、平静和土地的情况下彻底变了，变得孤独沉默了。这种结局意味着传统农民意识已不适于时代的发展，伊利耶维护和追求的那个世界完全破灭了。1960年后，普雷达像许多同时期作家一样，对50年代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反思。这一阶段，他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出版的长篇小说相当丰富，其中有《莫洛米特一家》（第2卷，1967）、《不速之客》（1968）、《败家子》（1969）、 《伟大的孤独者》（1972）、《呓语》（1975）、 《劫掠般的生活》（1977）、《世上最可爱的人》（1980）等。 普雷达创作《莫洛米特一家》第2卷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坛的束缚已基本清除， 加之当时对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新的评价，所以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与50年代同类作品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书中的主要人物依旧是莫洛米特一家人，伊利耶仍然幻想恢复家长的尊严和已经破灭的小农经济，可实际上他已力不从心，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精明干练的农民了。首先，他的小农经济思想遭到1945年土改和1949年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无情冲击，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为此，他经常与已经当上党的干部的小儿子尼古拉进行争辩。他是个正直的农民，虽然他的守旧思想已经过时，但是他对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却有公断。当权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越换越坏，他们鱼乡肉里，敲诈勒索，甚至逼死人命，像地下党员楚古尔兰那样的好干部找不到了，这使他十分伤心。村中的老友死的死，走的走，疏远的疏远，他又看不上那些新人，没有说话的地方，陷入孤独之中。在家里，他的话已经不具权威性。为了保住家庭完整，他曾去布加勒斯特劝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回来务农，并答应把家产分给他们，但是遭到儿子们的拒绝。由于家庭纠葛，老伴也离开了他，到女儿家中单过。刚强了一辈子的伊利耶最后郁闷而死。这部小说有自己的特色，人物刻画已彻底摈弃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概念，描述中经常采用归纳法、回忆或者倒叙。有时，情节的过分交错和突然转换使小说显得有些散乱。就整体结构和艺术风格来讲，它与第1 卷不甚衔接。《伟大的孤独者》和《呓语》似乎是《莫洛米特一家》的续篇，但是小说题材已经从农村转到了知识界。《伟大的孤独者》描写了党的干部的思想波动。伊利耶的小儿子尼古拉参加革命后犯了错误，变得十分消沉，企图用改行从事园艺的办法逃避现实，但是女画家的纯真爱情终于唤醒了他的生活热情。《呓语》的主人公也是莫洛米特家族的一个成员。通过他的一系列遭遇，作者再现了安东内斯库法西斯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社会面貌，对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了新的评价。普雷达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他逝世前夕发表的三卷本《世上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战后十年中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遭到压制的不幸处境以及当时的社会道德风貌。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哲学教师，由于不肯随波逐流而被赶出哲学系，在社会上从事各种与知识分子不相称的工作。他涉嫌坐过牢，妻子背叛了他。但是他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在连续的爱情纠葛中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写作欲望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面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他永远是个抗议者。这部小说涉及的问题相当广，许多情节和人物虽以资料为依托，但仍难免有失误之处。大段的哲学伦理议论也降低了小说的感染力。普雷达推崇现实主义文学，他认为小说如果脱离了历史和真实，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尽管他的创作中存在时代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仍不失为罗马尼亚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