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德系资源的比较接受及其相关教育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及其相关论文,蔡元培论文,王国维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3-0118-10
就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而言，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乃是具有枢纽型意义的主体之迁变。这一点从各个角度来印证之，似乎都符合若节。就西学东渐而言，19世纪较之前的重大变化之一，就在于新教传教士之崛起，以及他们对西方知识的系统性、学术性的介绍和推广，并因其在中国场域的积极活动而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历程。在此过程中，德风东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不仅因为对于日本这个亚洲领头羊，德国烙印至深且规定了其行走路径，而且因为通过日本中介，使得中国同样深受影响；更因为德国之崛起，在西方的整体语境中(主要是欧洲)是一种强势与异体出现，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史现象。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精英，因其机缘巧合，或因借助东渡与日文之便，或直接留学德国或欧洲，进而得窥以德意志为主的欧洲精神世界并援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介入了现代中国的精英规训世界。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对于王国维、蔡元培那代中国现代学术的原生代知识精英来说，如裴斯泰洛奇这样的人物，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①
一、王国维对德系资源的“教育关注”及其对歌德、席勒、裴斯泰洛奇的接受
掀开了20世纪的新篇章，似乎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进入现代中国。王国维这代人之留日，在当时或仅被视作等而下之的“镀银”而已(留学西洋才是镀金)，但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却具有极为关键性的意义，需要特别予以揭出。当然，留欧浪潮虽然远比不上留日之汹涌，但其潜脉暗流，始终保持着一定之线索与规模。蔡元培则可以纳入这样一种背景中来考察，因其先后留学德、法，虽然地域有区别，但就西方现代性之接触来说，则更能接近本源。
王氏之所以关注到裴斯泰洛奇，至少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教育是王氏关注的核心要义，他之译介西方知识，颇多选取的是教育家的角色，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二，他因主持《教育世界》编务，需要尽可能借助西方知识资源来补充自己的学术资本，尤其需要尽快“即学见用”；其三，他关注德国诸哲人、诗人，爱屋及乌也好，思想关联的必然性也罢，这都导致他的可能通向裴斯泰洛齐之路。王国维说过这么一段话：
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多、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1]
我们若深入王国维的内心世界，当理解此言非虚，他的主要兴趣仍在于文学、哲学方面，虽然日后涉猎甚广，在甲骨学、史学、诗学等诸领域均建树非凡。但就教育问题而言，他之涉猎之广、见地之深，其实少有人及。他说自己不懂教育，或则过谦，但对教育学没有深入的学术探究则确为事实。不过，那代人的好处也正在于此，恰恰是由于没有学科建制的过分束缚，所以才能放胆驰骋、别出手眼，得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自由之路。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应该算是典型的例子。
作为诗人的歌德，自然早为中国知识界所关注到，如李凤苞、辜鸿铭等对歌德都有所介绍，但歌德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则还需要等到20世纪初期，诸如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之“可特传”(歌德传)[2]；但作为教育家的歌德，则甚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是进行深入研究了。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王国维是特别有心之人，恰恰是他，关注到歌德、席勒等一批德国精英人物，而且能够以“教育关注”为中心，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其眼光之高、感知之锐，真可谓一代大家。歌德是个教育大家，这一点关注者凤毛麟角，虽然也有论者梳理其“教育思想”，可泛泛而谈是一回事，真正能把握其思想精义则又当别论。王国维特别强调席勒作为教育家的意义，撰《教育家之希尔列尔》[3]一文称：“希尔列尔，世界的文豪也。以其伟大之性格，深远之性情，发之颇歌、戏曲，而为文学界之明星皓月，此固尽人知之矣。自教育之见地观之，则世界之读其著作者，实受其深远广博之感化，谓彼与格代相并，而为教育史上之伟人，非拟诸不伦也。”[4]16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认知是相当通达的，即便是作为世界文豪的歌德、席勒，也被他纳入教育史之伟人轨迹考察。
王国维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席勒的教育家的意义，即审美教育的思想意义、戏剧教育的道德意义、学术教育的实际意义。其语言虽短，但极为精辟而切中要窍，真是大家手笔。
首论其美育思想，认为：“希尔列尔，以为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之艺术也。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人之感情，惟由是而满足，而超脱；人之行为，惟由是而纯洁，而高尚；其解美术、文学也如此。故谓教人以为人之道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即其三十四岁时，曾以书简之体裁，著一美育论。其书大旨，谓不施美育，则德育无可完全。……若夫由人道之发展上而主张美育者，不得不推此世界大诗人矣。”[4]169应该说王国维真是知音，他将席勒的思路如此概括，人类求知的两种基本方式，即学术和思想，都与文学、美术挂钩，而且充分肯定了后者作为人类精神结构中最高的艺术之地位；而最后之归位，则特别厘清美育、德育之关系，这足见其人虽为学者本色，但其认知方式则有相当超越的通达之见。
其次则论及席勒戏剧的道德意义：“希氏所作，莫不含有道德的教育的旨趣者。其二十五岁时，著一论，谓剧场教育之势力，不亚于学校。所著九种曲，今各国中学之教德语者，俱取为教科书。是盖以爱人道、爱正义、爱自由、爱国家社会之精神，灌输于后世少年者也。就中如《瑞士义民传》，德国学生，莫不熟读暗记。一千八百十三年，普国所以起自由军，而抗法兰西者，实此戏曲鼓舞人民爱国之心，有以使然尔。”[4]170这里所谓《瑞士义民传》，自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威廉·退尔》，其所歌咏者退尔，所牵系者自己之德意志祖国。而这样的写作思路，背后蕴含着席勒自己明确的戏剧观，他将其看作是“人类生活的一面坦诚的镜子”(ein offener Spiegel des menschlichen Lebens)[5]，甚至认为剧院是“一把打开人类心灵最隐秘入口的万能钥匙”(ein unfehlbarer Schlüssel zu den geheimsten Zug
ngen der menschlichen Seele)[6]，所以他会特别注重道德教育的因素。
最后才是最有力的现实证据，就是席勒曾为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之事实，“希尔列尔，不但为广义之教育家也。三十岁时，尝于厄讷大学，教授史学，为学生所敬慕。又尝研究汗德②之哲学，世称‘哲学诗人’。生平笃于友谊，严于自治，故虽谓为实际之教育家亦可。”[4]170这后面提到的席勒的康德哲学研究，也是非常恰切的。作为大哲学家的康德，曾对思想与文艺的关系做过这样一番感慨：“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我总是渴望找到具有创造与知性的纯概念相适应的那种生动图景的能力的诗人，但我并不指望这一点，因为把在确定概念方面的那种小学生般的准确性同想象力所提供的出色的通俗性结合起来的才能是极其罕见的，以致不能指望很快就碰到它。”[7]这段话虽非对席勒而言，但席勒绝对是康德梦寐以求的“理想诗人”。而其完美无缺的例证则是《审美教育书简》，不但席勒自己承认这是“奠定在康德的原则之上的”；连康德亦颔首称是，认为这是“杰出的”著作[8]③。哈贝马斯则认定：“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9]
实际上，我们知道，王国维对德系资源的接受中，是更看重叔本华、尼采的路径④，仿佛偏重于悲观意志哲学这一谱系，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王国维的思想形成史过程中去，就会发现，他对德系资源的接触是相当之全面的，譬如对歌德、席勒这样的大诗人的认知就非同一般，绝非仅是一般“票友”水平。其对席勒的论述，更是言简意赅，句句切中要义，至少有极佳的学术和思想眼光。由此而延伸到对于非德国资源的关注，譬如裴斯泰洛奇，也是可圈可点。王国维之走进裴氏，有非常特殊的背景，实际上他对教育问题素所关注，就必然导致他亲近相关的教育大家，同时也拓展开对德国精英理解的“教育线索”。王国维对裴氏显然非常看重，这其中有《教育世界》对“教育小说”推崇的传统因素在作用，如罗振玉此前就节译有卢梭的《爱弥儿》⑤，但更有王国维的慧眼发覆。
首先，早在1904年，即王国维接手主办《教育世界》的当年，就发表了《贝斯达禄奇(即裴斯泰洛奇)之教育学说(附传)》，相当系统地介绍了裴氏的教育思想，谓：“从事于实地教育之途，而发表教育学上意见者，向固不乏其人。如丁采尔、载伦奈尔、赫耳尼修、地斯台爱之徒是也。而其中有立功当时，遗泽后世，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者，莫如贝斯达禄奇。”[10]乃是现代中国语境里强势推出裴氏之始，也让我们得窥王国维对裴氏的理解水平。
好花还得绿叶来映衬，大师也要作品来推展，故此1905年《教育世界》开始连载《醉人妻》(即《林哈德和葛笃德》)的意义就绝对不容低估。⑥1905年，《林哈德和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e，1781-1787)之大名鼎鼎自不必多提，乃是作为教育家裴氏的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很可能是王国维自译的。⑦《醉人妻》篇首有“译者识”，认为：“全篇宗旨，首在改良社会。借一村落为世界之缩影，而谓改良之道，必由家道以推及学校。”[11]这次连载乃此书的首次汉译，虽然仅是节选，但规模初现，让国人通过一种相对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接近大师的教育思想。
但这毕竟还是属于译介层面的“牛刀小武”，1906年，教育丛书出版《贝斯达禄奇事迹》，全文13篇，长达6万余字。⑧更是从传记学的角度，深入到教育家裴氏的思想内部，为其时国人理解裴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1904年正月起，王国维为《教育世界》撰《本报改章广告》，明确指出：“本报宗旨，略分三纲：一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登各国良法宏观，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励。”[12]8这显然与罗振玉当初的原则性标示思路是有很大不同的，主体性是非常之强的。译介裴斯泰洛齐，无疑是符合王国维的这一基本办刊方针，而在不同时段的循序渐进，则显示出作为编辑家的整体思路与水到渠成的操作手法。王国维是一流学者，故能将自己的学术发展纳入世界学术史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给予明确定位：“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界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由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13]应该承认，王国维对欧洲之哲学进展是熟悉的，对其代表人物之情况能信手拈来，而对其层次之辨别也基本门清，而对背后之问题意识更是洞若观火。由此，再辅以他开阔的知识面，更赋予他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神奇妙手，能够在一种很自然的比较视域中去审视遭遇的一种思想，譬如谈论教育问题，他自然就讨论到卢梭的《爱弥儿》，在他眼中：“卢骚之著《爱弥耳》，其教育之一般目的，未可谓为高远。彼非欲得笃实坚固委身徇道之人物，欲学者得平和闲雅之境遇耳；非欲其进取的之计画，欲其以受动的享娱乐之生涯耳。”[14]而其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广博的知识基础，则与其办刊生涯不无关系，因为承担编务责任，就不得不广收博览，再配之以其特别的求知欲和读书能力，一代大家之知识构基在此焉。所以，就现代中国之西学知识引入而言，其端绪往往可追溯自王国维处，待非无由也。而王国维的裴斯泰洛奇译介，不仅借助裴氏之教育学说丰富自己之思想库，也为中瑞学术渊源平添一段佳话。
二、蔡元培对德系教育的认知及其对裴斯泰洛奇的接触
我们要追问的是，蔡元培作为留欧学人，尤其在德国居留长久，归来后更以教育行政官的身份而立定青史，无论是担任首任教育总长，还是出任北大校长，乃至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都表现杰出，以其前清翰林与留德学人的双重身份而左右逢源。那么，他对欧洲教育思想究竟又有何等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对于另类途径的裴斯泰洛奇等人究竟有着何种接触？这无疑值得深究。当初蔡氏在给清廷学部要求留德的呈文中这样说：
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场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今年四年间，敬读邸抄，有政务处议准编检各员游学西洋之奏，因特来京销假。惟是本衙门已准学部咨称：拟送欧、美各员，暂缓派送等语，故未呈请咨送。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5]⑨
至少就这段议论来看，蔡氏基本上仍主要在德国教育学的范畴中来看待德国教育，推重的是赫尔巴特、福禄培尔这样的名声显赫的教育家；但以德国学术之精深、以蔡氏之勤学博览，当不至于不知道裴斯泰洛奇。他对歌德、席勒这样广义的教育家做何理解，则有待追问。因为，这涉及那代精英人物对整体西学的理解问题，值得深入考察。而蔡元培的裴斯泰洛奇观，则值得深入追问。赫尔巴特是德国大教育家，日后更因赫尔巴特学制而风行美、日，流入中国之后也成为一时之显学，⑩蔡元培翻译日人蟹江义丸翻译的小传，介绍其“承康德派，而组织实体论，为实验心理学及近世教育学之鼻祖”[16]；而福禄培尔则更集中于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幼儿园教育的开创者。这两君都与裴斯泰洛奇关系密切，即便是顺藤摸瓜，想来蔡元培也不会不对其略知一二。蔡元培的思想基础也主要是依靠德国哲学奠立起来的，这其中教育的分量极重，不可不察。
蔡元培对德系学术、知识乃至教育究竟有多少认知？以他这样的求知之士，又曾长期留德的教育名流，究竟在多大意义上熟悉和了解了德系教育？这不但在学理上值得深入追问，而且也确实关乎理解现代中国精英的知识结构的关键所在。其他且不论，蔡元培对包尔生(Paulsen，Friedrich，1846-1908)的著作倒真的是接触颇深，不但曾经仔细阅读，而且将其译成中文，无论是《伦理学原理》，还是《德意志大学之特色》，都很能见出蔡元培对包尔生的重视和理解深度。论前者，则谓：“氏之哲学为康德派，而参取斯宾那莎及叔本华两氏之说，又于并世大家若冯德、若台希耐，亦间挹其流也。”[17]论后者，则所谓“此篇为故伯林大学教授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部分)。博士在德国学界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18]446(11)此乃节选自《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一篇文章(12)，即该书绪论部分“德国大学的总特征”，包氏在此部分即强调德国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德国凡大学教授，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18]448-449德国大学这种学术至上的特点显然对蔡元培影响很深，并为其日后的大学校长生涯所反映。显然，蔡元培关注的更是德国大学思想的内容，而以裴氏为代表的基础教育，则相对淡化。但作为第一流知识精英的蔡元培，难道真的与裴氏这样的擦肩而过？终于，在蔡元培所翻译的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裴斯泰洛奇的蛛丝马迹：
沛斯太洛溪(Pestalozzi)之著作，尝记一事，云一圬者，家奇贫，有子数人，不得食。其长者窃邻家马铃薯炙之，与诸弟共食。其祖母濒死，知其事，大戚，白其孙之罪于邻人，得其认容，乃瞑目。[19]
德文名字的明白标示，说明蔡元培至少是在这部翻译著作中直接书写了裴斯泰洛奇，这个故事也应该是《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故事(13)，所以他对裴氏应是知道的。更为直接的证据，蔡元培曾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上直接引用裴斯泰洛奇：“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国之教育亦然。”[20]如此说来，则裴氏的教育思想已多少影响到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乃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但总体而言，就笔者有限的目力所及，蔡元培自己似乎并未多少提及裴氏其人其说，其中奥妙耐人寻味。总体而言，说蔡元培对裴斯泰洛奇一无所知，肯定不对；但从现有材料中，暂时又未能寻出太多的关联。那么可以判断的是，裴斯泰洛奇并未引起蔡元培的足够重视。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可能主要与蔡元培的关注视域和问题意识有关，正如当初他和范源濂讨论的那个问题一样，是先办好大学，还是先办好小学，[21]也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总体来说，蔡元培的兴趣点在大学，所以裴氏不为其所特别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于瑞士的兴趣，在蔡元培也是独有的。他自述称，留德时“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过特莱斯顿(德累斯顿Dresden)、明兴[慕尼黑](Munchen)、野拿(耶拿，Jena，蔡元培全集中写的是Jana，错误，径改之)、杜绥多茀(都塞尔多夫Dusseldorf)等城市。德国境外，则仅到过瑞士。往瑞士时，我本欲直向卢舍安(Lucean)；但于旅行指南中，见百舍尔(Basel)博物馆目录中，有博克令(Bocklin)图画，遂先于百舍尔下车，留两日，畅观博氏画二十余幅，为生平快事之一。博氏之画，其用意常含有神秘性，而设色则以沉着与明快相对照，我笃好之。”[22]我们注意到，蔡元培在留德其间居然仅仅去过一个外国，就是瑞士；而蔡元培这次先到的城市(1910年9月24日)，乃是苏黎世(Zuerich)[23]，这正是裴氏的出生地。所以蔡元培和瑞士、裴斯泰洛奇应该都是有缘分的。
三、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从媒体到制度：主体之迁变所反映的精英选择之教育理想
我们注意到，王国维所主办的刊物定名为《教育世界》，具有非常宽广深厚的内涵，绝非仅狭义的教育概念所能涵盖。如果追溯到创办人罗振玉的兴趣和思路，则这种比较差别则显得更加清楚，这不仅表现在栏目、内容、著译者等方面的重要变化，而且更体现出主持者学养差异和追求境界的差别[[12]12。王国维主持是刊凡四年，近百期，其所使用的教育概念，不但不与罗氏同，而且也非后世所理解的学科教育或制度教育而已。(14)所谓“改‘纯教育’为文哲兼顾”、“改注重‘实用’为阐扬‘学理’”、“改枯燥的条例、说教为图文并茂”，[12]10-11足可以显示出王氏作为学人编辑家的风采。如果再考虑到新媒体出现在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大技术性突破价值，那么《教育世界》这样的理想型刊物，虽然存世只有7年，但作为私人办刊之产物，已经十分难得；更重要的是，作为纯粹学人的王国维可以假此一方平台，实现自己的知识理想。蔡元培走的道路，与王国维完全不同。他虽然是翰林出身，但却激情澎湃，身与革命之城，使得他的求学之路虽然持之以恒，但距离纯粹学者生涯则益远。他所做的德国教育的介绍工作，也是通过刊物所进行，《德意志大学之特色》、《撒克逊小学(国民学校)制度》等文都刊载于《教育杂志》，且确实发生了作用。但这些文章，无论数量与质量，乃至规模效应，都无法与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的工作相提并论。真正发生重大之功用的，乃是蔡元培出任各类教育行政官(如首任教育总长等)之后的雷厉风行，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凭借权力作用的直接有效，他成为现代中国教育、文化乃至学术场域的公认领袖人物。所以，似乎可以认为，蔡元培依仗的更多在于转化为政治资本的文化资本之力。
这两位在清民之际产生重大“教育启蒙”功用的同代知识精英，其产生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随着西风东渐在现代中国语境里蔚然成风，若干主要文化系统的异文化渗透也同样以不同的方式“随风潜入夜”。就德系资源的深度浸入而言，留日学人将移交其主体地位于留德学人。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留德学人，逐渐承担起“德风华被”的重任，其辨识、选择、输入、创生的工作陆续展开。但有趣则在于，这其中发生若干重大之变化，值得特别注意：(1)就范围关注而言，从博通走向专精，也就是说专家之学益显，在蔡元培这类人物还好些，到日后的新生代学人，尤其是像冯至、陈铨这代在德国受过科班训练、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他们很明显是学有专门的学者，而非热血慷慨的知识人，更谈不上前代人那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情激越，也就是距离中国传统之“士”的标准愈形相远。(2)从意义追求而论，如就整体的家国情怀、文化承命等意义而言，除了如陈寅恪等极少人精英尚还能以此相承传，但基本上已更多接近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之路径，倾向于求知。(3)教育主题从一个涵盖深广、具有普适意义的“元命题”，日益下降为一种学科专业化之后的“专业命题”，虽然仍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但早已不复是当年的“主题”。这是为什么？这几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必然关联？
如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清末民初之际，教育究竟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大致说来，随着各类新式学校的创办，由西方舶来的现代教育概念已经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并将在长时段范围内制约整个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除了这种重要的制度性规定因素之外，媒体的宣传规训之力也不可忽视，而《教育世界》作为一种专业性的民间刊物，它所扮演的角色意义，不是任何一种其他媒体所能替代的。可惜的是，其存在时间虽算较长(7年)，但终究未能长期延续，但必须要理解的是，王国维的办刊工作主要还是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展开的。而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以及各类教育学术类行政官员)后开始的各类制度改革，虽不能说是持之以恒，但在以民国肇创而展开的改朝换代的语境里，他确实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坚持理想的。就此而言，裴斯泰洛奇作为一种有益的教育资源，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制度性的教育资源，所以也就自然没有在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成为一种首选资源。精英人物对其接受的方式和传播的手段，也明显路径有异。
王国维的“媒体中心”与蔡元培的“制度模式”，可以说开辟了引入外来资源参与中国教育的有益尝试。虽然他们的尝试实践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客观条件的玉成与否，但这种勇为天下先的姿态是难能可贵的。知识人的能力和求索总是有限度的，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心态去衡量是不合适的，因为其知识追索和观念功用必然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影响，值得追问的倒是，他们的这种求索和寻路方式究竟给后来者留下怎样的启迪？作为原生代精英的学人代表和不同典范，他们的差距之处又究竟何在？
其一，学术认知有差别，知识结构迥不同。蔡元培对教育的学理认知究竟有多深，这点深值考察，总体来看，其一般性的知识还是涉猎较广泛的，但深入的研究则甚少。蔡元培对王国维甚为推重，则无疑义。他在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就特别强调王国维的贡献，特别注意到由严复到李石曾到王国维的过渡性问题：“《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喧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发起的。”[24]而“严、李两家所译的，是英、法两国的哲学，同时又有介绍德国哲学的，是海宁王国维。”[25]354蔡元培对王国维评价甚高，认为：“王氏介绍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25]359二者在学术上之高下，自不难看出。
其二，面对政治之急速变化，态度不同；故此沉潜学术之方式，亦迥然不同。王国维始终是在知识层面有所坚守的，而蔡元培则不然，他始终还是政治场域里的重要分子，当然是带有书生气的一分子，这种人物是需要的。对包尔生的接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切入点。因为王国维早在留日之际，就已接触到包氏，所谓“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於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遂得通其大概。”[26]这里提到的巴尔善就是包尔生[27]。而蔡元培之翻译包尔生，更是在现代中国的整体文化场域发挥了重大影响，其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对毛泽东的间接影响。[28]实际上，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基本现象，就是有时候接受史的通道并非“一马平川”，中间往往可能有曲折拐弯，经由中介质而最后逐步曲径通幽，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况。设若如此，则包尔生这样的人物值得特别关注。
其三，对文化的忧怀沉思和承当方式不同。陈寅恪为王国维撰纪念碑文如此表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9]这样的盖棺论定，充分确立起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崇高意义，而这正是文化承命的具体表现。王国维早就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30]这段话针对的，乃是其时甚嚣尘上的“功利思潮”，王国维担心的是学术沦为“政论之手段”[31]，所以其政治立场虽保守而旧，但却从未因此而影响到他作为现代学人的纯正本色。而蔡元培之立场虽新而通达，但既在知识结构上有所欠缺、复又不得不扮演学界领袖角色，当此文化承命者的使命，则显然难以胜任。
我们对西方教育的接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强大的影响力？这值得追问，裴氏接受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告诉我们的就是，即便如王国维、蔡元培这样的同代精英，因其教育背景、学养积累、伦理自觉不一，其所发挥的资源利用也很不一样，而对自己的“文化承命”所秉承的意识和取径也不一样，所以最后造成的外来镜像的本土影响也不一样。由此，外来文化资源，尤其是德系知识资源的问题，可以进入话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知识谱系建构中，外来资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们的知识资源宝库。而王国维、蔡元培作为那代人物中最优秀的人物，其辨识选择过程，无疑是很有个案价值的。一个是《教育世界》的主编，一个是教育领域的行政官。无论是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还是大学院长，蔡元培的影响力都绝对不可低估；可王国维的纯学术的路径也同样不宜低估。我们不想在具体某个标准上论高下，而是希望解释需要理解现代中国建构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各类人物都有其存在和标示价值的理由，对那个时代来说犹然。希望我们能更多沉入学理层面，就学理论学理。
至少可以指出的是，观念层面必须借助媒体才能四通八达，达到可以影响的广大受众范围。同样在观念层面的影响力，也还需要借助制度才可以持之久远，因为毕竟作为社会秩序规定的制度，其生生不息的规训力极强，设若如此，则政治的力量不可忽视，因为借助直接的影响可以使观念力转换为现实力。对于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来说，可谓是现代中国“天降大任”的一代；而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创建期的原生代人，王国维、蔡元培正可成为标志性的代表。在这代人中，留美学人中并未出现特别杰出的大家，但留日、留欧学人中则都有凤毛麟角的“龙头”，至少就这两位来看，留日学人未必就是鱼龙混杂，留欧学人也未必真的就没有通人。
王国维的裴氏接受，显然以推究学理、探寻教育真谛为义；而蔡元培的裴氏接受，则更多表现为一种淡化态度。这当然与二者的基本定位和场域择势有关。作为教育首长的蔡元培，如果能更多退守到学术本位(这里指研究学问)的立场，无论是对裴氏资源的汲取还是自身境界的更上层楼，可能都不无裨益，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我们相信的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历史波澜之后，裴氏资源有可能作为一种真正的知识与教育资源，得到中国学者的充分重视，因为是金子总会闪光，更何况是如此重要的裴氏资源。而裴氏作为一代教育大家以及他的丰硕教育实践资源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端赖于我们这代人的眼光与努力，殆无疑义焉！
①关于裴斯泰洛奇在中国的接受史线索的一个初步梳理，参见肖朗：《裴斯泰罗齐在近代中国——以其教育著作和思想的译介为中心的考察》，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编：《裴斯泰罗齐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48-167页；发表稿载《教育学报》2010年第1期；肖朗、赵卫平主编：《跨文化视野中的教育史研究——裴斯泰罗齐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69页。
②汗德即康德。
③另也有论者谈到过席勒对康德的“领会”与“摆脱”，参见毛崇杰著：《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7页。
④关于王国维对叔本华思想的接受，参见王攸欣著：《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⑤《教育世界》第56-57号(1903年8月)连载《爱美耳钞》。
⑥《醉人妻》，载《教育世界》第97-116号，1905年4月-1906年1月。我在大成老旧期刊网下载的《醉人妻》，右下角注为第5-24期。
⑦德文本见Pestalozzi，Johann Heinrich.Lienhard und Gertrude.Munchen:Winkler，1977.中译本参见[瑞士]裴斯泰洛齐著：《林哈德和葛笃德》2卷，北京编译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⑧《贝斯达禄奇事迹》，载《教育丛书》六集，教育世界出版社1906年版。这两篇关于裴斯泰洛奇的文章，肖朗教授早已揭示，但未提供作者姓名，肖朗：《裴斯泰罗齐在近代中国——以其教育著作和思想的译介为中心的考察》，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编：《裴斯泰罗齐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56-157页。在笔者看来，应当都为王国维所作，判断根据有三：其一，这期间《教育世界》由王国维实际上主持，他必须施展全身解数来为刊物组稿，而因其博学多能，实际上自己撰稿的成分很大，为避免稿件大量出自同一作者的情况，他往往不署名。从1904年起，王国维实际上就是《教育世界》的主编。参见陈鸿祥著：《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所谓“后期《教育世界》上的著译，除署他人姓名者以外，其余无论是否由王氏署名，大抵均出其手，应当是可信无疑的。”参见陈鸿祥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佛雏也考证出《教育世界》上的11种未署名的哲学译稿皆出自王国维之手。(参见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不同意见，参见钱鸥：《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文章》，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当然具体情况还应具体分析，但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其二，就当时该刊的作者情况以及网络链来看，应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处理此类与德系资源相关的介绍和翻译。我们应注意到：“自甲辰(1904年)以下四年内，见于《教育世界》杂志的署名作者，除主编者王国维以外，仅在‘论说’栏内刊出过罗氏兄弟的‘论说’，‘学制’栏内刊出过沈紘的‘巴黎来稿’，以及‘史传栏’内刊出过蒋黼的《中国教育史资料》”。(参见陈鸿祥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这应当是符合王国维的生性特征的，因其人不善交际而自身有才，所以就会倾向于以自己一身多任；而且就其知识与思想格局来看，能入王氏法眼的撰稿者恐怕也不多。其三，就文风和思想来看，是符合王国维的风格的。
⑨海尔伯脱即“赫尔巴特”(Herbart，Johann Friedrich，1776-1841)，德国哲学家与教育家；弗罗比尔即“福禄培尔”(Fr
bel，Friedrich，1782-1852)，德国哲学家与教育家，裴斯泰洛奇的学生，并于1837年建立了第一所幼儿园(Kindergarten)。Schwachulla，Wolfram：Der Brockhaus in einem Band.Leipzig& Mannheim:Brockhaus,1996.378，304.
⑩必须指出的是，王国维也早提及赫尔巴特，他对教育学的学科渊源和德国学术史背景默会于心，所谓“自十九世纪以降，教育学蔚然而成一科之学。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已。当18世纪之末叶，汗德始由严肃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尚未有完全之系统，厥后海尔巴德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同时德国有名之哲学家，往往就教育学有所研究，而各由其哲学系统以创立自己之教育学。裴奈楷然也，海额尔派之左右翼然也。此外专门之教育学家，其窃取希哀林及休来哀尔马黑尔之说以构其学说者亦不少……”并对赫尔巴特教育学充斥教育界表示了不满：“教育学上无奉叔氏之说者，海氏以降之逆理说，乃弥满充塞于教育界，譬之歌白尼既出，而犹奉多禄某之天文学，生达维之后，而犹言斯他尔之化学，不亦可哀也欤！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彼等之哲学，既鲜确实之基础，欲求其教育学之确实，又乌可得乎！”在此处，王国维特别提出叔本华的教育思想，加以推崇，乃有其特别的考量，而将哲学标立为教育学之母的思路，更特别彰显其学术全局之成竹在胸，关系勾连之明眼慧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17-318页。有标点误植，径改之。其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参见张小丽：《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01-190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张小丽：《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1901-1904)》，载《教育学报》2006年第5期第36-41页。《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影响》，载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01页。海尔巴德即赫尔巴特，裴奈楷当为贝内克，海额尔当为黑格尔，希哀林当为谢林[《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的《静庵文集续编》中《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有“解林Schelling”，即现在通译的“谢林”]，瞿葆奎《两个第一：王国维译编的〈教育学〉——编辑后记》(教育学报2008年第2期第6页)中把《王国维遗书》原文的“裴奈楷”理解为贝内克，将“休来哀尔马黑尔”理解为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瞿葆奎《特约编辑前言》，载王国维编著：《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国内学界已出版了一套赫尔巴特的文集，参见赫尔巴特：《赫尔巴特文集》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参见《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其译作〈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载陈洪捷著：《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15页。
(12)Paulsen，Friedrich.Die Deutschen Universitten und das Universittsstudium.Berlin，1902.此书现有中译本，见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张弛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3)参见裴斯泰洛奇著：《林哈德和葛笃德》2卷，北京编译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14)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在狭义的教育学范畴，王国维也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参见王国维著：《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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