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性#183;变异性#183;功利性——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异性论文,美学论文,体系论文,思想论文,功利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3)04-0021-05
本文拟对体系性、变异性、功利性这三个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最具争议性，也是直接影响到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认识与评价的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
首先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体系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梁启超虽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但其美学思想博杂散乱，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我以为，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性问题的把握，关键还在于研究原则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同时，“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梁启超美学思想所面对的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被侵略者的铁蹄所逼醒，民族新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的课题，也是政治的课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文化先驱之一，梁启超率先开始了将中国文化建设推向世界体系的自觉努力。作为这样一个中西交汇、承前启后的转型时代的代表，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意义不仅在具体提供了哪些我们“现代所要求的东西”，更在于一种新的美学意识的觉醒，在于这种觉醒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所产生的震撼与推动。因此，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与体系的把握，既需要从具体观点入手，见微知著；又需要从整体上着眼，把握其精神特质。只有这样，才能拨开表象，科学地把握其美学思想内在的理论脉络与整体体系特征；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现象，对其美学思想及其体系作出符合其自身特质与历史面貌的客观评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列强的洋枪洋炮撞开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也摧毁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自我中心的井蛙意识，从此，救亡强国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抗拒殖民侵略以救国和学习西方文明以强国，成为相辅相成的时代主题。“西学东渐”从“器物”（洋务运动）“制度”（戊戍变法）而进入“文化”的层面，这样的思想转换与发展来自血的教训与真切的体会。作为戊戍变法的主要领袖，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意识到思想文化重要性的先觉者之一。他通过对日本速盛的考察与戊戍变法失败的反思，得出结论：“欲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下文引梁启超言论未注明出处者，皆据此。）而欲“新民”，就必须面向全体民众开展开智、养德、振力的全面的思想文化启蒙。启蒙作为新的时代旋律，汇入到救亡的历史主题之中。围绕启蒙新民，梁启超一生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开拓与建设工作。他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理论建构正是这一文化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梁启超存世的美学论著来看，其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5至1928年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约从1895至1918年，梁启超主要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活跃于历史舞台。他的关注中心在政治。学术活动是其政治改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观点的阐释与政治观点的论证直接联系在一起，是这个时期美学论著的重要特征。美学论文研究的问题与思想观点都相对狭窄。他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为文学问题。倡导文学革命是这一阶段美学思想的主要论题。这一阶段，梁启超涉及美学问题的重要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惟心》(1899)、《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饮冰室诗话》(1902-1907)、《夏威夷游记》(1903)、《国风报叙例》(1910)、《告小说家》(1915)等。由于政治革命的关系，他的文学言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告小说家》三文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几乎家喻户晓。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文学变革的许多重要思想，其中涉及与表达了自己的美学倾向与美学思考，特别是提出了“力”与“移人”的重要概念。这些文学论文在整体上并不以美的问题为思考中心，也没有着力于系统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但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的文学观念，从而为新的美学理想的创建开辟了道路。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主要在欧洲考察。这一阶段，虽无美学论著问世，但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却具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欧洲之行不仅使他直接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也促使他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并对东西文化有了更为辨证的看法，提出了文化“结婚”、通过“化合”扬长避短、创建“一种新的文明”的文化理想。回国以后，梁启超主要投身于这样一个新文化系统的建构，并将此视为“新民”的根本途径。1920至1928年间，梁启超以政治型的学者姿态活跃于文化舞台，他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倾注了莫大的热情，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美学研究真正进入到自觉的阶段。他仍坚持美的社会功用，但已由早期将美（文学）与政治直接相联的考察方式转为美与思想文化的联系。视角的转换，大大拓展了梁启超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想深度。梁启超写出了一批重要的美学论文以及与美学问题具有密切联系的相关著述。其中包括《欧游心影录》(1920)、《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欧洲文艺复兴史序》(1920)、《“知不可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情圣杜甫》(1922)、《屈原研究》(1922)、《什么是文化》(1922)、《美术与科学》(1922)、《美术与生活》(192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学问之趣味》(1922)、《为学与做人》(1922)、《敬业与乐业》(1922)、《人生观与科学》(1923)、《陶渊明》(1923)、《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书法指导》(1927)、《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学》(1927)等。这些论著不仅直接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趣味”“情感”等美学范畴，还对美的本质与特征、生活与美的关系、艺术的情感本质与表情方法、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问题以及诗歌、书法、美术、翻译文学、叙事文学等具体艺术门类的特点与规律作了研究与阐释，开始体现出美学体系建构的自觉意向。
综观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期以“力”与“移人”为中心，强调文学观念的变革，倡导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后期直接以“趣味”和“情感”为中心，强调美与人生的联系，倡导乐生爱美的美学旨趣。可以说，梁启超并未刻意去营造体系，但他的美学思想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价值基础、话语范畴与思维模态。因此，尽管前后期思想在具体的研究对象、范畴论点上有显著变化，但仍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共同建构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审美实践论体系。这个体系具有自身鲜明的个性品格。
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实际状况来看，我认为引起体系性问题歧见的原因首先当在于梁启超美学思想自身发展演化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前后期所论述的具体问题变化较大，观点也屡有变化，而且他也始终未对自己涉猎颇广的美学思想言论进行着意的逻辑阐释与系统建构，难免给人散乱博杂不成体系之感。实际上，撇开这些外在的特点，深入梳理其美学思想的内在脉络，可以发现，其美学思想是有自己的理论基点与逻辑联系的。其美学思想的关注中心就是美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美对于现实人生与人的建设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在前期“力”与“移人”的理论阐释中，已鲜明地体现出来。后期，在“趣味”与“情感”的理论探索中，则趋于深沉。美与人及其人生的关系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点。这一理论基点凸显了其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大师的独特视角。以这一理论基点为中心，他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的运思规律、言说方式和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既坚持美的社会功能，宏扬美的实践导向，又关注美的自身特质，关注审美的独特规律。这一体系追求的是求是与致用的统一、功利与审美的统一。它企图通过审美的个体生命本质与群体社会价值的融通、通过尚用理性与人文理想的相谐使美成为通向人的精神自由与完善从而实现社会进步与变革的独特的启蒙通衢。
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实际来看，我认为引起体系性问题歧见的原因也在于梁启超本人学术个性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一生著述丰富，思维活跃，激情洋溢，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研读他的文章，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对文字本身的理解，其文字流畅通俗充满激情，不存在沟通上的字面障碍。但是，他的理论阐述却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即：以文学的笔法来阐释学术观点，虽屡有深刻发见，但文字夸张，表里有异；以演讲的形式来阐发学术问题，注重情境，严谨不足；以诗人的激情来探讨学术话题，性情所至，点到即止。他的学术著述最关注的不是理论自身的严谨性，而是时人的接受度。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艺术论、作家论、诗话、演讲稿、游记甚至政治学、教育学、史学论著中。他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时人传输自己的观点。由于他对美学问题的文本建构主要以美与人生的关系为基点，而不是纯粹从理论本身来界定，因此，他并不注重在一个文本中对问题论述的完整性，他常常使同一理论问题分散于多个文本中，从而缺乏集中统一的言说范本。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影响了其美学思想体系的被理解与接受度。
总之，我的基本看法是：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构成了自己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是完全成熟的体系。它自身尚处于发展与演变之中。它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尚未深入展开。同时，它的运思规律与言说方式同通常的理论体系相比也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的把握，既需要从具体入手，见微知著；又需要从整体着眼，把握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对其内质的深度提炼，对其思维逻辑的整体认识，对其诸多甚至局部上表面上不无矛盾的原始言论的整体性梳理。
二
与体系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变异性问题。事实上，变正是造成对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认识歧见的重要内因。同时，变也正是梁启超学术个性的鲜明特色。梁启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很重要的就在于“变”。郑振铎先生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2](P88)据丁文江著《梁启超年谱长编》载，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曾批评他“流质易变”。而对于“变”，梁启超自己却有着独到的认识。早在1899年，他就在《自由书·善变之豪杰》一文中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也就是说，变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大丈夫变的是方法，而不是宗旨。变正是自我修正与发展的渠道。变以思想的发展为前提，以环境的变化为基础，通过变使目标获得最完满的实现。这样的认识阐述了“变”与“非变”的辨证关系，不可谓不深刻。梁启超的学生李仁夫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也谈到：他与同学楚中元曾一起去拜访梁先生，其间楚中原问：“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先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启超答曰：“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昨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使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2](P147-148)这段话虽然主要是就政治倾向而言的，但也概括了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发展亦始终处于这样一个“变而非变”的整体格局中。一方面，他以积极自觉的姿态不断吸收中西新的思想文化滋养，并结合现实需求与个人思想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体现出不同的具体特征；另一方面，围绕着启蒙爱国的中心思想，又始终表现为求是致用相一致的学术宗旨。
“变”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客观现实。如何认识“变”，也构成了对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特征的不同认识与评价。一些学者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之变的特点是，前期为功利主义美学，后期是超功利美学，两者之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我以为，这样的看法虽揭示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与特点，但并未全面把握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的逻辑关系与内在特质。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变”实际上正是梁启超对于美学问题思考的主动发展与自我超越。前期，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心在于关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直接倡导文学革命。后期，梁启超更多地关注美与人生的关系，研究美与人的心灵、个性、情感等精神形态之间的联系，弘扬审美教育的功能。但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梁启超以审美介入现实，追求求是与致用的统一的学术宗旨始终未变。而即使在前期，关于艺术美和人的心灵以及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梁启超亦已非常关注。在早期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就明确地提出了小说作用于人的关键在于它所具有的审美心理功能，即“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从而产生“移人”的审美效果，然后才能通向群治的现实效应。他对于“移人”之力的具体论述在文章的实际篇幅中占了最重的份额。可以说，梁启超的前后期美学思想侧重点有不同，具体观点有差异，研究方法有发展，研究视野有开拓，但在本质上并无不一，他把审美视为启蒙的重要途径与人格塑造的重要工具的基本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的差异不是一种根本性矛盾，不是一种思想的断层，而是自觉的探索与发展。这种“变而非变”的风貌不仅蕴藏着自觉介入现实、追求学用相协的自身内在的一致性与统一性，也典型地体现出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知识分子追随社会步伐、努力求新求变的时代特征。但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却似乎存在着一种惯性，即关注早期美学（文学）思想超过关注后期美学思想。这种研究现状必然导致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研究的割裂状态与整体思想把握的粗疏状态。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这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这里存在着这样两个互为联系的问题。其一，要全面系统地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就必须阅读与研究其前后期全部的美学论著与相关文章，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其二，从梁启超美学思想实际来看，后期美学思想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代表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前期以文学革命思想为中心的美学观的丰富、发展与升华，不仅其阐释上的丰富内容是前期美学论著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而且在对美的认识的自觉深刻程度上也是前期美学思想所无法企及的。因此，要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变”，首先就必须全面地研读其后期美学论文，才有基本的发言权。
作为中西美学思想交融与古今美学思想交替的历史临界点与具体产品，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觉的发展与超越，体现出梁启超作为近代思想先驱可贵的进化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这种鲜明的理论品格不仅体现出理论家自身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也为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无尽的活力。
三
研究评价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还必须面对其美学思想的功利性问题。梁启超首先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涉足学术领域的，学术被其视为政治的重要工具。晚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但并未改变关注现实的人生姿态。在本质上，他是一个真诚爱国、富有“热肠”的知识精英，是一个勇于实践、充满激情的理想斗士。不管是从事政治活动，还是潜身学术研究，不管是探讨社会问题，还是投身思想创建，梁启超的视点从来就没有脱离人生、脱离社会。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都是他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他的学术研究最终总是回到社会、回到人生问题上。梁启超是非常喜欢且善于自我解剖的人。他一生屡次以自己为对象进行分析。1921年他在《外交欤内政欤》一文中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这是梁启超真诚的自我表白，也是他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与他整个的人生哲学与思想倾向是不可分离的。终其一生，爱国主义、启蒙理想、人文关怀是其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素。早期美学论著突出了爱国主义与启蒙精神，直接打下了为维新变法服务的思想烙印。后期则突出了美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当然，彼时彼境，梁启超亦可以有更从容的心境来看待美与艺术，他在思维方法上亦日趋成熟。但若一定要以功利与唯美来衡量，那么，梁启超终其一生都不能算是一个唯美的美学家。即使在晚年步入书斋，更多地关注艺术与美的独特规律，其以美改造国民性，弘扬美、艺术与人生的联系，以美来启蒙新民的理想亦丝毫未有改变。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价值走向与特定时代的特殊需要具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根本上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4]功利主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梁启超美学思想来看，它所着力探求的，是将审美主体置于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的中心位置上，以怀抱改革社会、启迪民智、完善个性的目的，用新的思想与情感去凸现美的启蒙意义与人性光芒，凸现以人为中心的美育对塑造个体、变革社会的重要意义。梁启超的美学观既赋予功利主义以近代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价值，同时，又并不排斥美本身的审美价值与感性意义，弘扬“趣味”与“情感”在审美中的地位与意义，以“个性之美”对抗“尽善尽美”，以“美”的“人欲”对抗僵死的“天理”。因此，梁启超的功利主义美学也洋溢着鲜明的人文理想的光芒。由此，梁启超的美学观既与传统的以政教为核心、主体丧失个性与情感的政教论审美理念相区别，也与旧式文人借艺术聊以自慰或寄情的所谓纯审美观相区别。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他对美的独特理解，是关于美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梁式化合。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初兴时期在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5]之一，梁启超与王国维同是中国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但两人所受到的关注程度与价值发现却远远无法比拟。王国维以纯审美主义的美学理路，在经过长期艺术（文学）与政治联姻的美学理念制导后的八九十年代异军突起，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眼光，确实有其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然而，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也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学术品格。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当然，对于其美学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我们也必须作辨证的认识。我们既要肯定其关注现实、介入人生的价值姿态，充分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与重要价值；又要从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将学术品格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更广阔深远的视阈上来认识学术文化的规律与特点，为新时期民族学术文化的创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收稿日期：200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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