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宁学”视域中的列宁主义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列宁主义论文,列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列宁学”是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中发展起来的一股社会理论思潮，然而它们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西方“列宁学”的专家们，或出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目的、或试图从列宁的著作和学说中汲取营养、或出于标榜公正客观地进行学术探讨，都把列宁的生平著作、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列宁同自己的思想先驱、同时代思想家及其理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涉及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西方“列宁学”的流派众多，观点杂陈，并不存在理论上的严整性和一贯性，虽然西方“列宁学”的专家们大都对列宁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对列宁和列宁主义肆意进行谩骂和诋毁，极力歪曲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人力图对列宁主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公正客观的评价。透过这些形形色色互不统属的学派和新奇迥异的观点，抛开其固有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发掘其批判性考察和富有新意的理论见解，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列宁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启示作用。
一、西方“列宁学”透视下的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
西方“列宁学”的专家们在探讨列宁主义时，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与第二国际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列宁并没有经历过一个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阶段，他登上政治舞台所直接面对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但是，同大多数思想一样，列宁的思想也有一个变化和发展过程，它鲜明地表现了列宁逐步突破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把握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并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列宁学”专家们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都认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但对列宁主义形成的历史起点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甚是激烈。
一种流行的西方“列宁学”的观点认为，列宁主义产生于1902年，其标志是列宁发表的《怎么办？》一文。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也认为：“《怎么办？》写于1902年，接近于这个时期的结尾，表明列宁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政党的基本结构和指导理论。在1902年，列宁主义第一次出现了。”①西方“列宁学”的代表人物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只是到了1899年至1902年，列宁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变种。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把1902年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开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把列宁主义描写成是一种实用主义、极权主义的理论，是斯大林主义暴政的“原罪”。在他看来，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其突出的特征是一种实用主义，列宁的伟大不在于其理论，而在于其行动，在于善于集合并利用一切社会力量来夺取政权。列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极权主义理论，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东西，但同时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列宁主义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人权和自由。对列宁来说，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宣称自己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党派，那么他就是一个隐藏的敌人。另一位西方“列宁学”专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其代表性著作《党治制的由来》中把列宁主义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党治制”即“实行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绝对统治的等级官僚制度”。②阿·阿夫托尔汉诺夫也认为，列宁是一位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很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而对之发生兴趣，他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工具，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思想武器，用它来建立‘革命者组织’。”③组织是列宁革命计划的起点和终点，而有关新型政党的组织问题的完整学说是在《怎么办？》一书提出的，列宁想建立的是一个由独断专行的中央所领导和控制的等级制组织网。
应当说，列宁的《怎么办？》是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献，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本著作并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这是因为，从列宁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1902年列宁的思想仍然依附于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正如张异宾教授在其新著《回到列宁》中所指出的那样，1903年前后的列宁只“对西方哲学史和哲学概论进行过并不系统的初步学习和研究，但没能完成对哲学思想史逻辑平台的搭建。”④应当说，这一判断是实事求是的，这一时期的列宁没有真正超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只是从1914年开始，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作了专门的研究之后，“列宁破除了普列汉诺夫等人诠释话语中的他性哲学镜像，而在一种自主性的思想构镜空间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⑤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列宁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去向和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帝国主义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以及新经济政策这样的创造性理论，并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列宁主义的独创性正在于此。众多的西方“列宁学”家们之所把《怎么办？》作为列宁主义的诞生地，并不在于他们要肯定这本著作的理论性质，而是以此作为批判的切入口，把列宁描绘成雅各宾主义者，一方面否认列宁早年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把列宁主义看作是斯大林主义的“原罪”，因而从根本上诋毁和否认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和价值。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笔者在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应当到列宁极权的‘权力哲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例如，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第二，应当到这一专政的组织独裁制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向斯大林教授了一条列宁‘权力哲学’的主导原则。”⑥
可见，西方“列宁学”在列宁主义历史起点上的流行观点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操弄，全然不符合列宁理论发展的历史与内在逻辑。与上述这些西方“列宁学”家不同，尼尔·哈丁则认为，把1902年的《怎么办？》看成是列宁主义的起源和真正精神是对列宁著作的一种最为严重的曲解。因为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所表明的那样，它所要解决的是党内所面临的问题，这本著作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对经济主义进行批判。尼尔·哈丁坚决反对把1902年作为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在他看来，列宁主义作为综合性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意识形态，在1914年之前并不存在：“列宁主义，在其起源和内容方面，被最佳地理解为是对世界大战的反应。”“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完整的批判，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日益临近和不可避免的信念的列宁主义在1914年至1917年间很快形成”⑦，他说：“正是在分化的战争时期，列宁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阐发，它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区别并对抗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流派，而且区别并对抗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派别：1914年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综合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之年。”⑧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既是一种具有战斗精神的独立的思想实体，它是向资产阶级世界的价值、制度和实践宣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同时又是列宁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极度失望的产物。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投票决定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公然背叛工人阶级，对于列宁来说，“八四事件是使世界坠入混乱的一场政治巨变，正是由于这种创伤，列宁主义作为全球革命的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迅速地产生了。在三年之内，列宁描绘出全球的经济分析以及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轮廓，并把它们织入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和好战的意识形态之中。”⑨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主义的产生正是出于对昔日同志背叛的深刻感知，开始作为谴责的东西，逐步扩张为一种全面的批判，扩展为对当前形势和社会主义未来任务全面的和新颖的论述。
应该承认，尼尔·哈丁把列宁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定位在1914，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在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中，1914年的确是其思想产生飞跃的时间转折点，也是列宁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派别，突显自己理论主体性的起点。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尼尔·哈丁把列宁主义的产生仅仅视为是对战争爆发的一种狭隘的激进的反应，似乎表明他只是外在地把握到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而不能真正根据列宁思想的内在发展进程和列宁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来确定这一历史起点。
二、西方“列宁学”透视下的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
确立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对于认识和把握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其内容具有重大影响。西方“列宁学”之所以在列宁主义历史起点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他们歪曲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提供支撑点，并企图制造列宁主义内部的理论矛盾、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种种对立。
在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中，占主导性思路是：列宁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革命的开拓者，但是作为一名理论家，却是无足轻重，他的立场观点常常前后不一，非正统和反复无常。西方“列宁学”的这种基本立场通过在西方学者大量的著述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加以条理化。他们把列宁解释成为一个老练的追求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列宁主义也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集权化、训练有素的政党管理的组织规则和动员机制，是一个由少数鼓动家熟练地控制现代信息媒介，操纵民意的意识形态。这正是他们之所以退回到《怎么办？》一书中探求列宁主义起源的基本缘由。
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西方“列宁学”把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组织和革命运动的思想看作是落后俄国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进而梳理出列宁主义的各种思想来源。他们把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的思想看作是列宁的思想先驱，把雅各宾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列宁主义的灵魂。西方“列宁学”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列宁也把历史进程看作是通过具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和无情的少数人的有意识的干预而加以改变，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恐怖手段来达到。因此，列宁主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民意党人的理论产物。科拉科夫斯基就断言：“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列宁在青年时代受到过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只是到1899年到1902年，他才最后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变种，但即使这时他的民粹主义传统在某些方面依然十分明显。”⑩如果说一定要说列宁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汲取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只不过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它所津津乐道的只是“唯意志主义”的马克思，而更加成熟和决定论的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的马克思对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影响。
众多的西方“列宁学”家们都认为，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及其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它的直接证据就存在于列宁第一次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涉嫌否认俄国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性，认为俄国已经迫切要求共产主义革命。根据西方“列宁学”的共识，列宁在1905年接受不断革命的理论，从而回归到雅各宾意志主义上来。1917年10月，他通过策划一场预示着可以在最落后的欧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变”，进一步完善其与雅各宾主义的联系。西方“列宁学”为了进一步论证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说，一方面夸大列宁哥哥之死对列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怎么办？》这本著作上做文章。对于这种观点，用不着我们来加以批判，另外一位西方“列宁学”的专家尼尔·哈丁就极不赞成。针对西方学者夸大列宁哥哥的死对列宁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尼尔·哈丁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悲剧的影响在本质上难以衡量：一是因为列宁对这件事情基本上保持沉默，很少提及他哥哥的死，另一方面也许伤痛太深而难以估价，我们仅仅只能推测这一事件影响的方式。列宁虽然早期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团体保持联系，但这并不能得出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尼尔·哈丁指出，事实上，“列宁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在18岁那年就已经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从那以后就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们看到，从20岁多一点时起，列宁作为一名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包括对雅各宾主义进行持续的、见识广博的批判家在当地确立了声誉。”(11)由于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理论著作《怎么办？》与俄国历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同名，一些西方“列宁学”家就武断地把列宁主义看成是民粹主义的直接产物。对此，尼尔·哈丁正确地指出，列宁对具有坚定信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扬，通常都带有一种明确的和直截了当的论战目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丧失革命性和责任感，转变为消极暧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表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理论上对列宁有重要影响，“他不是列宁在理论领域中的主要导师。”(12)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也指出，尽管《怎么办？》一书是列宁论党的基本著作，但“不应过高估价《怎么办？》一书的重要性”，该书“只是力图重申1894年以前那个时期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学说，以反对新近的发展趋势”，(13)“列宁的观点是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的，因此，《怎么办？》是得到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出版物。”(14)
与众多的西方“列宁学”家所持的观点不同，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使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新生，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具有自己理论独特性和魅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通过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揭示所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并为自己的理论提供辩护。尼尔·哈丁认为产生于1914年，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解，他说：“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高度理论化的产物。”(15)尼尔·哈丁认为“列宁在1914年以前的著作中是一脉相承的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16)他指出，列宁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当代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并没有被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成为马克思成熟意识的组成部分。列宁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或是走向修正主义，或是不断陷入到所谓民主发展的改良主义立场，最终转向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放弃马克思的革命精神这个历史背景下，列宁却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认了阶级之间的革命和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为重新复兴被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遗忘的时代主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对立阶级的斗争只不过是对立面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表现。量变质变规律明显地表现在由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过渡，它所展现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把握这种过渡的“临界点”，实现社会发展的质变。正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结构的黑格尔主义根源的重新发现，对列宁主义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见解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西方“列宁学”透视下的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
确立的历史起点不同，界定的思想来源不同，必然会对列宁主义理论本身性质的认识产生影响，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西方“列宁学”之所以在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来源问题上制造议题，其目的就在于最终从根本上否定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
西方“列宁学”否定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基本依据，除了上述各种关于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说之外，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把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指认为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列宁学”的基本思路是：1902年是列宁主义的诞生之年，写于1909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主义》就是列宁主义的代表之作，而这本著作的理论水平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承认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忽视主体性，是一种被马克思哲学所超越的过时的思维方式；它忽视实践的作用，突出强调反映论，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不仅如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开创了政治干涉科学的恶劣先例。柯尔施说：列宁及其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17)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18)另一位西方学者希洛姆·阿温纳里也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加剧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主义更为机械性的观点的一致性……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观点，都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相一致。”(19)大多数西方“列宁学”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的本质区别，并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反映论的基本依据。实际上，西方“列宁学”并没有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认识论的本质，马克思的认识论同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反映论一样，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唯心主义的歪曲，同时，由于马克思把实践和辩证法的观点引入到认识论，从而又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
西方“列宁学”除了直接把列宁的思想同马克思的思想对立起来，把列宁的理论水平看作是前马克思主义之外，还通过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看作是直接沿袭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相对立，这样他们就巧妙地借助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理论思路，不仅强化他们把列宁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理论倾向，而且还制造出列宁主义理论的内部对立，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的对立。麦克莱伦说：“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恩格斯晚期经常被人引用的著作中某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只有四处引用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是有关主要论点的。)一般说来，列宁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20)莱文也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本质上是对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准则的一种捍卫，支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三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1)西方“列宁学”认为，列宁只是在《哲学笔记》中，才正确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杜娜叶夫斯卡娅说：“列宁1914年在哲学上脱离他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发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转向一种阐明思想自我运动的全新出发点”。(22)诺曼·莱文把《哲学笔记》看作是“对列宁所面临的一个全新世界的一种自觉的政治回答，并且是对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种思想上的论述。”(23)
西方“列宁学”的这种观点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实质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一方面，正如西方“列宁学”所指出的那样，1914年之前列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确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主义产生于1902年的观点是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列宁思想发展的逻辑的话，诺曼·莱文的话就不无道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体现列宁的成熟的思想，应当在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哲学笔记》中找到列宁的最终哲学陈述。”(24)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借助于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逻辑迂回地把列宁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出于篇幅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对西方学者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在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着一种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向《哲学笔记》的理论水平的提升，正是《哲学笔记》的研究，奠定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的民族革命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1914年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有随后产生的列宁主义。正如哈丁指出的那样，“辩证法对于1914-1917年期间的列宁思想的坚定性和自我确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对此，另一位西方“列宁学”家杜娜叶夫斯卡娅表达的则更加具体和直言不讳：“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则成了此后一切严肃著作的哲学基础：从《帝国主义论》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从他在革命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到他的《遗嘱》，莫不如此。”(26)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来拒绝那种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看作是完全内在的、同质的武断设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断然拒绝西方“列宁学”所人为制造的理论对立，客观地分析列宁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列宁学”中，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承认列宁主义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学说。但是，囿于其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他们也无法理解这种一致性的创造性本质，只是生硬地把这种一致性当作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佐证。尼尔·哈丁在《列宁主义》的导言中强调指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未必是得到称赞的标志，“不应该设想接近马克思主义就一定受益。相反，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列宁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教条的和狭隘的主题。”(27)尼尔·哈丁认为，列宁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1914年之前的列宁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坚持的一直是普列汉诺夫所发展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高度理论化的产物。(28)实际上，列宁根本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我们知道列宁初步登上俄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但并不能因此就指责列宁是教条主义者。即使有理由认为，列宁所坚持和辩护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列宁是如何从这种“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提升到“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度。在这一点上，诺曼·莱文的立场较为客观公正，他说：“列宁没有在教条的意义上把理论与实践解释成相互独立的东西。……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正如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样。”(29)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并不是孤立的学院式的，而是始终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深入发展过程中，列宁才逐步实现了自己思想的升华和发展。尼尔·哈丁并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只是把列宁主义简单地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主题的再现，他时而认为，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列宁停留在一种与现实相脱节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时而又指责列宁把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落后性强加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并认为列宁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特征，“列宁是要感到更多的歉意而不是骄傲”。(30)不难发现，尼尔·哈丁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视为教条和僵化，而把列宁依据实践和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视为狭隘，从而歪曲和否定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而这正是尼尔·哈丁僵化狭隘的政治思维的体现。与西方“列宁学”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依据列宁思想发展的实际，政治立场的坚定性、理论研究的创造性和实践的战斗精神正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品格。
注释：
①(21)(29)(23)(24)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第346页、第336页、第360页、第327页。
②③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第46页。
④⑤张异宾：《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第8页。
⑥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⑦⑧⑨(11)(15)(16)(25)(27)(28)(30)尼尔·哈丁：《列宁主义》，杜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第11页、第52页、第20页、第4页、第49页、第237页、第6页—7页、第4页、第18页。
⑩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其起源、发展和瓦解》第2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12)尼尔·哈丁：《列宁的政治思想》第1卷，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6页。
(13)(14)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第97页。
(17)(18)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第81页。
(19)希洛姆·阿温纳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20)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22)(26)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