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学术腐败，出版社责无旁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责无旁贷论文,出版社论文,学术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从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抄袭事件，到清华大学刘辉教授的造假事件、上海交大“汉芯”造假事件，再到近日同济大学所宣布的杨杰教授的剽窃事件，相继被披露出来并得到处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成立监督委员会，教育部也拟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从道德、行政、法律几方面对学风建设进行监管，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相形之下，出版业显得比较冷清。有人认为，遏制学术腐败，那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事，与出版无关。有人则认为作者“文责自负”，出版社不应该承担相关责任。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据杨玉圣在《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腐败问题忧思录》（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一文中统计，学术腐败有8种表现，其中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四种表现和出版社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将这样的著作公开出版，才使得它们堂而皇之地四处流传。至于“文责自负”，也只是出版社的一厢情愿。从法律角度讲，抄袭剽窃打官司，出版社要负连带责任。从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责和良心讲，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的承担者，出版社更是有责任、有义务执掌好出版这个天下公器，积极参与进来，共同遏制学术腐败。
出版社要想行之有效地遏制学术腐败，杜绝问题图书的出版，首先必须冷静思考，找出出版社出版类似图书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从编辑和出版社两个层面来考虑。
就编辑而言，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参与，编辑和作者共同作假，炮制问题图书。这种情况发生在极个别职业道德很差的编辑身上。有一个高校教师，写不出著作，但又要评职称，于是，找来一本别人的著作，撕下封面，某出版社一编辑替他设计了一个封面，署上该老师的大名，再到印刷厂将内芯与封面一包，不到几分钟，一部学术著作就诞生了。笔者曾经问过他们，怕不怕穿帮，他们说，没事，谁会去仔细看啊。
2.明知有问题，但因为是朋友，是老乡，是同学，是老师，或碍于面子，或得了好处，总之，不好深究，不便细察，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限。大笔一挥，发稿付印。这样的编辑也是少数。
3.具有很强的职业道德，痛恨抄袭剽窃，立志编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具有这种素质和志向的编辑是我们今天编辑队伍的主流，但是，他们也有可能编出问题图书。原因何在？一是我们的编辑大多数知识结构单一，对于跨学科的学术著作，其优劣，其好坏，有没有问题，单凭个人，往往很难甄别，要命的是，作为单个的编辑，他们要面对的是所有的学科，茫茫大海，很难没有漏网之鱼。即便是编所学学科的著作，也不见得编辑就能掌握整个学科的知识，了解整个学科的研究动态和出版状态，从而对稿件作出总体上的评价和判断。二是目前绝大多数出版社都给编辑下达了刚性的利润指标，其完成情况与编辑的工资、奖金、福利挂钩；至于书稿的内容和质量则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这样，刚性的利润指标与软性的质量、内容指标迫使编辑过多地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漏洞就有可能产生。
就出版社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编辑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的出版社推行的是责任编辑制，编辑讲究的是个体劳动。从调查市场，到策划选题，到组稿，再到编辑加工，整个流程都是编辑一个人在忙乎。如果责编再强调选题和书稿的保密，防止仿作与盗版，那将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在发稿时有复审和终审，但那也是个人审查。这种机制好处是专人负责，界限清晰，责任清楚，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局限之处在于缺少监督与甄别的层次，缺少集体协同、共同把关的程序。容易出现一叶障目，错误一旦形成很难发现和改正的毛病。
二是价值目标设置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编辑承担着沉重的利润指标压力，这应该是个普遍现象。在这种刚性的价值目标考核前，编辑首先关心的是创利，出版社首先关心的也是创利。舍此之外，只要不是政治错误，其他一切都好说。这种片面性和不合理性往往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前一些时法院判决了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圈里圈外》。事情本来很清楚，也发人深省，但某新闻杂志采访郭敬明时，郭敬明的一番谈话却让我们深思：“这件事（指抄袭，笔者注）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事情。……我的新书照样卖，照样签很高的版税。你接触过那么多出版社的人，接触过那么多老总，你问他们会因这事情导致郭敬明下本书卖不出去吗？”（《三湘都市报》2006年6月26日）郭敬明的话的确击中了出版社的软肋。试问有几个出版社的老总在目前的价值目标体系下能因为一点抄袭而放弃可带来巨额利润的“名作者”呢！
综上所述，遏制学术腐败，大而言之，是全社会的事，由全社会相关部门来共同承担、负责。小而言之，作为出版部门，责无旁贷，应由出版集团、出版社、编辑共同努力，共同把关，筑起道道防线。而要做到这样，作为出版社，既要抓人，又要抓制度。
抓人，主要是抓编辑——精神产品的直接生产者，这是根本。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极大地提高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要将本职工作与国家学术研究、学术建设结合起来；将本职工作与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增加其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自觉地承担起遏制学术腐败的重任。其次，要加强业务学习，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出版社的编辑一般都有较高文化水平，都受过专门训练。要在继续钻研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旁及别的专业知识学习，做到专与博的统一。有关本专业的书稿，能看出其创新、其价值所在，能辨别出是否有抄袭剽窃之处；其他专业的书稿，能有初步的感受，能判断是否有继续编辑加工的可能性。
抓制度。首先是抓考核指标的完善。出版社对编辑的考核，不仅仅要有利润指标考核，还要有质量指标考核——出版了优秀学术著作给予奖励，出版了问题图书则给予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更重要的指标，一定要完善。其次是建立一套完善的评审把关班子，来对选题和书稿进行审查把关。按照笔者的设想，是建立三位一体的多层结构体系。在出版社内部，建立由在职编辑与离退休编辑相结合组成的社内评审小组，来审查那些单个编辑所把握不住的属于本社出书范围的选题和书稿。在出版集团内部，建立由各出版社之间不同学科专业人才所组成的集团内评审班子，来评审那些集团内部各出版社跨学科出版的选题和书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所组成的不同学科的评审班子，来分别评审那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的选题和书稿。笔者相信，这种多层结构体系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和消除抄袭剽窃问题，而且可以带来其他一些好处。如美国一些大学出版社，在策划史学方面学术著作选题时，将设想、内容甚至图书定价等，送交全美历史学会及每一个成员，有些重要的选题将书稿也交给他们，让他们进行评审和征订。根据反馈意见，出版社同时获知了书稿的质量情况与需求情况，便于决策。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学术腐败，是生长在我国学术界、知识界的一颗毒瘤，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遏制它、根除它。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假以时日，学术界、知识界一定是丽日晴天，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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