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德国反应——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之起源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黑格尔论文,新论论文,德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5；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1—0126—09
一种新的伟大真理的夸张表达，常使人们看不清它的真实起源。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作的批判，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他站在普鲁士官方立场上作出的“贵族式反动”，他也因此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敌人”。而黑格尔自己是这样看待哲学体系之间的批判的：“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加以真正的推翻，即在于揭示出这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而将这原则降为理念的一个较高的具体形式中组成的理想环节。”[1]
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我们把黑格尔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他自身，就会看到，黑格尔批判自由主义，其意义不过是超越它的限度，而它的原则在黑格尔的自由理念中得到了保存——当然降格成了一个环节。因此，讨论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起源，不仅对于更加恰当、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政治哲学乃至全部哲学，而且对于探究自由理论的演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希汉（J.J.Sheehan）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一书中， 把1770—1847年确定为德国自由主义的起源时期[2]。相比于英、法、 美等国，德国自由主义要晚出得多。在18世纪的后期，法国已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心。孟德斯鸠于1748年发表《论法的精神》，在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所作的理想化描述中，展开了自由与权力的讨论，特别是基于对专制主义（despotism）的批评所发展出来的分权理论， 产生了巨大影响（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年印行了2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同时，由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强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展开为反宗教的斗争。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每出一卷（在1751—1771年间共出版17卷辞典和11卷附表），都是对封建思想体系首先是对宗教的一次沉重打击。 当然更重要的是， 卢梭于17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以民主主义思想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范围，把洛克式的否定自由观推进到了肯定的自由观，他的思想在法国革命中得到了实践。这个时候的美国，虽然政治家、理论家们对自由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什么独创性贡献，但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居民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才来到新大陆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不存在封建压迫与宗教压迫，不存在等级制度。用哈茨 （ L.Hartz）的话来说，美国具有“天然的自由主义”（naturalliberalism）传统[ 3]。《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把自由主义的诸多重要原则予以法律上的确认。这个时候的英国，政治哲学在经历了“一个沉寂甚至停滞的时期”[4]之后，又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在1740—1790 年间出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其代表人物那里，休谟通过对自然法体系的摧毁，重构了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他认为，政治制度或行为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习俗、传统，或者人们追求功利的愿望，或者人们之间的协议。弗格森（A.Ferguson）也同样认为，各民族于偶然之中获得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非实施人的设计的结果。而亚当·斯密则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他认为，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是爱己（self love），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社会利益的总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最好的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自由放任，让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中实现和谐，政府的职能则在于提供某些公共服务[5]。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的设计。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法国、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涨，是资产阶级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标志，那么英国经济学家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已是工业时代来临的标志。
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晚出是德国落后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英法等国相继爆发革命表明这些国家的资产者从等级上升为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历史划分方式经过了一个由划分为“等级”到划分到“阶级”的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政治集团只是“等级”，而被称为阶级的社会集团“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这个例子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的要求得以实现，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萨拜因语）的历史，那么，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6]， 推迟了自由主义的产生。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普鲁士官僚资本（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了资产阶级的成长。“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7]德国的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直到19世纪，在德语中缺一个可与英语中“中等阶级”（middle
class ）相对应的词汇，
德语“Bildungs und Besitzbürgertum ”所指与英法“中等阶级”的内涵有很大差别，它首先指受教育，其次才指财产；它的社会指称是非常狭窄的一个阶层。德语 “Bürger”以及“Bürgertum”，指的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而无“近代资产阶级”之含义。伯恩斯坦甚至在189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还提出， 用法语“ bourgeois ”专门来表示特权的资产者和有关事物，而德语“bürgerlich” 专指社会权利平等的市民及有关事物，以此来克服德语的“缺陷”：“它没有专有的词来表达同特权的资产者这一概念有区别的社会的权利平等的市民这一概念。”[8] （注：对伯恩斯坦区分“资产阶级”和“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意义的考察，请参看拙作《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使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成了英法自由主义运动的微弱反光。一方面，落后的德国也受到了英法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影响。被歌德尊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的莱辛由于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又被公誉为“德意志的伏尔泰”，表明了德法启蒙运动的相关性。启蒙思想的最大代表康德自述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卢梭则教会他尊重人。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洪堡也自幼深受英法启蒙思想影响。法国大革命对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了。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衷。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9] 受其影响，威廉·洪堡于1792年写成《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一书，其中指出：“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0]这表明德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树有了加强。嗣后，拿破仑于1806年挥师北上，结束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由平等，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建立起了和法国同样的自由主义制度，这些地区如巴登、巴伐利亚、符登堡和汉诺威的部分、普鲁士的西部省份，后来成了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中心”[11]。
但是，另一方面，德国自由主义的力量又是微弱的。威廉·洪堡的《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一书，由于书报检查严厉，在作者生前从未全文发表过，直至1851年，也即该书写成60年和作者逝世16年后，这部著作才得以全文出版。这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出版后两年内印行22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革命的“圣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力量上的弱小也体现在自由主义理论内容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德国人对英法自由主义的反应是“德国式”的[12]。由于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一些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注：海涅在1833年发表的《浪漫派》一书中还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德国至今同时还是一些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参看《浪漫派》，载《论德国》，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他们占领的是大学讲坛，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而在实践中几乎无所作为。对他们来说，人的真正自由不在于外部实践活动，而在于精神生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国家制度的改变，而在于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从良心。因此，他们虽然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号召人们用理性去摆脱外力的奴役和支配，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这种特征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十分典型的表现。康德“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而把自由主义的理论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和道德假设”。马克思指出，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完全反映”了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它“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这种自由主义学说只是“空洞的幻想”[13]。
二
不仅如此，由于德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原本晚出、微弱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在实践中一再受阻。先是浪漫主义思潮泛滥一时，接着自由主义常常被民族独立、民族统一问题所掩盖。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洛文塔尔（L.Lowenthal ）所说：“德国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先进阶级自我意识表现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有一个地主、商人和军人的联合，它创造了一些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对英雄的非理性主义的特别敏感。”[14]
尽管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真正开始于919年， 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更是到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才出现，但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种种特征要追溯到古代罗马。古代的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象征，日耳曼人被罗马人视为蛮族，莱茵河是罗马文明世界与蛮族的分界线，罗马文献中的“日耳曼”指的就是莱茵河右岸的部族。在长时期的征战中，罗马人虽然于公元前不久曾把日耳曼人定居的多瑙河、莱茵河、威悉河及易北河流域都成为帝国的行省，甚至在莱茵河东岸也建立了帝国的统治，但是一直遭到日耳曼人的强烈反抗。公元9年， 日耳曼人在今天的下萨克森地区推陀堡森林终于决定性地战胜了罗马军队。此后，虽然罗马人在莱因—多瑙河边界继续对日耳曼人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日耳曼人在与罗马人的征战中逐渐占了上风。2世纪下半叶， 日耳曼人冲破了罗马帝国的西部边界，从莱茵河右岸越向左岸，且在莱茵—多瑙河之间与罗马人对峙。3世纪后，日耳曼人不仅冲破了莱茵—多瑙河边界， 而且冲进罗马人控制的高卢。
正是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日耳曼人建立起了法兰克王国，王国的创立者克洛维接受了罗马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于498 年皈依正统基督教派——罗马天主教，克洛维王国逐渐罗马化、拉丁化了。而莱茵河以东直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人却保留了原来的部落语言和原始特点。814年， 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驾崩，帝国开始分裂。843年， 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帝国分成东、中、西三部分，各据一方。919年， 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德意志王国，开始了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历史。中部和西部法兰克王国则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意大利和法国。962年， 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获得罗马教皇的加冕，此后直到拿破仑攻入德国之间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德意志王国一直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行世，史称第一帝国。但是，在奥托一世取得较大王权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日渐衰落，国内邦主势力林立，宗教改革运动和30年战争破坏了德国统一的残局。18世纪时，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普鲁士抵抗法国人获得了成功，但是， 普鲁士终于也没有能够抵挡住法国人，1806年，耶拿之役，普军大败，“神圣罗马帝国”也因此结束。
从以上对德国历史的简要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在东法兰克王国基础上的德意志王国未经“罗马化”的历史，使德意志与法兰西之间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耳曼蛮族与罗马文明世界分裂的延续（注：值得指出的是，莱茵河流域的西德意志在古代一部分曾经隶属于罗马；从17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它被法国革命军占领过，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与法国同样的自由主义制度。相比于东德意志，西德意志是一个罗马化的德国。西、东德意志之分别也同样可看作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因此，这里所谓的德意志，在地域上指东德意志，在性质上则指未经“罗马化”的德意志。）。在西方文明从罗马精神接连衍生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的时候，德国人一方面接受罗马文化和法国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一个西方化的德国。18世纪的德国文化中到处可见到法国文化的影响。莱布尼茨用拉丁文或者法文著述。普鲁士“大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邀请伏尔泰去做客，邀请另一位法国人穆伯杜埃（P.L.M.Manpertuis）做柏林科学院的终身院长。德国的贵族以讲法语为荣。法国的启蒙思想催生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力量和影响也因此有所加强。
但另一方面，像古代的日耳曼部族反抗罗马文明一样，德国人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西文文明传统的排斥，始终渗透着一股反抗启蒙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暗流。这种德国文化的分裂从近代一开始就表现在，既不统一又很温和的德国启蒙运动一出现，随即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运动”，耶可比（F.Jacobi）和哈曼（J.Hamann）对莱辛和其他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批判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批判。在紧接着出现的“狂飙突进”运动中，情感因素得到了更强烈的推崇（以反对启蒙的理性主义）。当然，更为重要的事件是，浪漫主义产生并迅即泛滥开来。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于18世纪末，诺瓦利斯、蒂克、施莱格尔兄弟等是其早期代表。他们以柏林和耶拿为中心，表示了“浪漫”的风格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们反对18世纪古典主义的态度甚至可以被解读为反对一种在他们看来和正日益变得更富于扩张性侵略性的革命故乡法国密切相关的风格”，他们表达了“对法国启蒙主义及其激进的政治后果的敌意”[15]。
作为对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功利主义的反叛，德国浪漫主义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强调感情和内省，认为自由存在于心灵深处的活动中；它狂热崇拜中世纪宗教，认为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欧洲是统一的理想社会；并由对宗教的狂热上升到一种政治上的对有机的和传统的国家秩序的渴望，倡导“回到中世纪”，等等。一句话，“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16]。
德国浪漫主义在拿破仑战争及欧洲封建复辟时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于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明显地与欧洲一般的浪漫主义不同，它采取更加极端的形式；它更深切、执著地控制着德意志精神生活；它遍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音乐，而且包括科学、学术、经济，尤其是政治。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代表政治反动和保守的民族主义。”[17]
在前面对德国历史的简要考察中，我们知道，德意志虽然依仗神圣罗马帝国而取得过国际地位，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王权日益衰微，甚至于皇帝成了一个连花瓶都不如的摆设，下面诸侯林立，“小邦国的数量超过了一年中的天数”。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使德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后面。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成了德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结束长期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德意志人的强烈愿望。这样，德国人对法国文化的抗拒，又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拿破仑的入侵在唤起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唤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而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的失败更使普鲁士民族主义精神空前高涨。在随后出现的复辟时代中，自由主义被作为一种外来的，与纯正普鲁士精神相对立的学说而在普鲁士遭到排拒。正如博恩所指出：“上升的民族感情同指责西欧自由主义国家观念为缺乏生机的浪漫主义之间的结合使得德意志思想同西方思想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18]
德国和西方思想之间的这道“裂痕”严重地阻碍了德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德国自由主义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下悄然退场。虽然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都触动过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但最终未能在德国结出自由主义之花。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德国也掀起了革命风暴，成为欧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革命的产物，1848年5月18日， 在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意志国民议会，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来和平统一德国。经过长达十多个月的辩论，这个“老太婆议会”[19]终于在1849年3月29 日通过了全德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但仍遭到各邦君主的抵制和反对。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立即掀起护宪运动，但均归于失败。1849年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登堡政府军驱散。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恩格斯评论道：“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20]
三
从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可以看出，在德国，自由主义的起源也即是自由主义批判的起源。正如罗素所说：“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论也正如后来的德国哲学，深受德国历史的影响。”[21]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作的批判必须置于德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才能得到恰当理解。黑格尔自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精神与法国精神是“互相反对”的[22]。他的政治哲学中对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确实存在着把当时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具体化的因素。他得出的国家理想主义的结论，则反映了德国人摆脱法国控制，创建统一民族国家的真实而迫切的愿望。
对于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德国起源，人们常常贬抑为消极和反动。罗素在强调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深受德国历史的影响后指出：“康德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费希特和黑格尔是柏林大学的教授。康德几乎没受到普鲁士什么影响；确实，他为了他的自由主义的神学，和普鲁士政府还起了纠纷。但是，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是普鲁士的哲学喉舌，对准备后来德国人的爱国精神与普鲁士崇拜合一作出了很大贡献。”[23]在这里，罗素无疑把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仅仅等同于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动（注：哈贝马斯说过：“在德国，民族意识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只在1848年以前起进步作用。”见哈贝马斯与米希尼克（A.Michnik）的谈话：“ Overcome the Past”,in New Left Review,No.203,January/February,1994,P.5.）。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德国没有出现作为一个先进阶级自我意识表现的自由主义、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代表了上升时期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这一历史事实（注：二次大战后，以黑格尔政治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哲学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特别在英美自由主义者那里普遍遭到冷遇，德国政治哲学常常在与极权主义的关联上被提及。这种把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仅仅等同于民族主义反动的倾向，也影响到了一些史学工作。比如希汉在《19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这部专著中，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仅提到了3处。 我国学者李强在《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设专章考察“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对黑格尔竟不置一辞。），而且也降低了自由主义批判所可能达到、在黑格尔那里也确实达到了的高度。
这就提出了如何理解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德国起源问题。如前所述，对罗马一拉丁文化、法国文化的德国式反应，既有反抗、排拒的一面，又有吸收、融合的一面。理解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德国起源，也应作如此观。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又是自由主义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产物，或者说，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德国结出的果实。全部英法德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都构成为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起源。
这就是说，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根源来自于自由主义本身。自由主义思想在它产生的时候就包含了对它的否定因素[24]。这种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也就是说，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仅涉及空间范畴，而且还涉及时间范畴。黑格尔在19世纪早期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已经过从17世纪的英国到18世纪的英国的发展、从英国到法国的发展、从法国到德国的发展。无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危机都已得到暴露。
英国的工业革命初露端倪，在一极是财富得到积累的同时，在另一极却是贫困的积累，英国成了“两个民族的国家”。因而，工业革命在不断证实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也唤起了对平等的追求，比如潘恩（T.Paine）就主张用国家的政权对财富进行再分配[25]， 这无疑触动了自洛克以来被自由主义者奉为神圣的财产权。而法国“革命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以及它以对小国的帝国主义进攻而告终，所有这些引起了对革命的反动，甚至在那些起初曾以满腔热忱信仰人权的人的心目中也引起了对它的反感”[26]。
革命后的第二年，柏克的《法国革命论》随即问世。柏克强调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则有赖于秩序，没有秩序只能是残暴和混乱。在柏克看来，法国革命追求抽象的自由人权，那只能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自由，也即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27]。柏克对既定制度、习俗的尊崇，虽然没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提及，但是黑格尔对体现民族生命的各种制度的正当性的充分肯认表明，他和柏克一起代表着一个强调秩序、稳定的价值的新时代的到来。
同时，黑格尔展开对自由主义批判的时候，也正经历着一个学术时代的转换。“自然法学说曾经支配了在此以前整个时期的近代政治思潮，竟然在异常短的时间内就变得过时了。”[28]休谟通过对理性、事实、价值的严格划分，摧毁了天赋人权以及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等一整套理性哲学，从而使人们产生了对一种涵融理性、事实与价值的新哲学的要求。我们看到，这正是以康德为起点并最完整地体现于黑格尔的哲学所选择的道路。而卢梭通过对权利的社会性质的论述，也在自然法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他把自然状态概念作为一个标准和规范来使用，是“想把现有的临时拼凑的国家形式变为理性国家，想把社会从盲目必然性的产物变成自由的产物”[29]。因此卢梭试图赋予权力以道德性，他认为镇压一群人和治理一个社会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迫个人服从时，权力才具有道德价值。客观的服从和对法律的自由承认是卢梭公意说的核心。
卢梭这一试图改变权力性质的努力，因为否认了界定权力范围的意义而招致后世英美自由主义者的一致诟病，但却“为康德开辟了道路”[30]。康德试图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一个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通过划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道德），强调实践理性、自由的优先性，从而延续了休谟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卢梭对政治的道德基础的探寻。在康德看来，道德或善良意志不仅在于行为符合道德律令，而且在于行为本身出自对道德律令的尊重，只有尊重才会有绝对的服从。但因为道德律令是主体自律的表现，所以它并不代表外在的权威，而是代表主体自己的意志。
这样，如果说在17、18世纪的英法自由主义者那里，他们宣称的自由、平等的人“还只是把人作为人来看待”，那么，到康德这里，“意志在法的领域中的抽象规定性被克服了”，“意志的这种在自身中的反思和它的自为地存在的同一性，相反于意志的自在存在和直接性以及意志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各种规定性，而把人规定为主体。”[31]康德从道德中推论中了法律的神圣性以及尊重法律的义务，“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从根本上区分了法律和道德”。“形式的和普遍的道德要求某种政治秩序，但这种道德并未证明自身是这种政治秩序的基础。”[32]这表明康德的道德自由只是另一种形式自由，“善是自由的实体性的普遍物，但仍然是抽象的东西”[33]。康德的道德自由主义既是18世纪后期德国状况的反映，同时又使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中所固有的、通过卢梭、休谟而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尖锐化了。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心中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学术革命，一个新的学术时代据此开端。
从上可见，黑格尔对康德自由主义以及由此上溯的英法理论的批判，体现着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上升和发展。二次大战后，雅斯贝尔斯说过，“正是由于我们与古典时代相关，我们才成为德国人。如果我们抛弃古典时代，我们将变成粗野无礼之人。”[34]无疑，黑格尔所达到的是德国古典时代的顶峰。
指出黑格尔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的两种德国式反应之间的根本区别。泰勒指出，现代文明中的各种危机，均导源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张力，黑格尔是企图把二者综合起来的第一人（注：参看C.泰勒的《黑格尔与现代社会》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版。）。黑格尔对二者既皆有吸纳，又各有贬损。但是，在他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启蒙精神，他对启蒙运动的尖锐批判只是表明他是第二代启蒙思想家[35]。而对浪漫主义，黑格尔几乎是以与之宣战的姿态登上哲学舞台的（注：浪漫主义受到费希特和谢林某些思想的影响——但如海涅所说，决不是一种哲学的影响——因此，《精神现象学》发表后，黑格尔与谢林多年的友谊中断。有意思的是，《精神现象学》发表10年后，1816年，黑格尔应聘海德堡大学，在海德堡与浪漫派再次相遇。由于海德堡浪漫派与黑格尔批判过的耶拿浪漫派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差别，黑格尔对其的厌恶情感较弱，甚至与其成员克罗伊泽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有利于友谊的共同倾向。但是，黑格尔后来移居柏林之后马上给人写信说，海德堡的浪漫风光对于他的哲学就像柏林的沙土一样不适合。参看伽达默尔《黑格尔与海德堡浪漫派》，载《伽达默尔集》第322—33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他在第一本发表的著作《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写道：“当我断言真理的存在要素只在概念之中时，我知道这看起来是与某一种观念及其一切结论互相矛盾的，这种观念自命不凡，并且已经广泛取得我们时代的信任。”[36]这种观念就是浪漫主义。它的“这种先知式的言论，自认为居于正中心和最深处，蔑视规定和确切，故意回避概念和必然性，正如它回避那据说只居于有限世界之中的反思一样。……这种无实体的深度其实与肤浅是同一回事”[37]。黑格尔坚持理性立场，信奉在启蒙运动中不断加强的进步观念。他说：“精神的力量只能像它的外在表现那样强大，它的深度也只能像它在它自行展开中敢于丧失其自身时所达到的那样深邃。”[38]而正是有“敢于丧失其自身”的深邃，黑格尔才会把体现“完美自由”的希腊精神向“抽象化”的罗马精神的转化说成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才会把自由主义理论之实践的法国革命比喻为“壮丽的日出”。相比之下，浪漫主义只不过是海涅所讲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侍女，由于贪饮主人返老还童的仙酒，“她不仅又变得年轻起来，而且完全成了一个小小的孩童。”[39]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之起源的真实意义：“那最后的哲学是一切较早的哲学的成果；没有任何东西失掉，一切原则都是保存着的。”[40]
收稿日期199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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