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反思芝加哥学派货币传统的历史争议问题——对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的一种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加哥论文,传统论文,学派论文,货币论文,弗里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1)04-0013-08
一、争议问题的由来
弗里德曼因对凯恩斯革命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货币主义反革命而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货币经济学家。他于1956年对货币数量论的经典性复述使名誉扫地的古典数量论重获青睐。弗里德曼声称他之所以能够复兴古典货币数量论，主要得益于芝加哥早期的货币经济学大师西蒙斯、明茨、奈特与维纳的“口述传统”。这一传统坚持认为在解释短期经济波动时“货币至关重要”，并且“数量理论与一般性价格理论联系起来并结为一体，从而成为一种对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加以阐述，并对有关的政策加以引导的、灵活的、敏感的工具”。[1]362
对弗里德曼将其货币数量论新论视为当时芝加哥被遗忘的“口述传统”的爆发这一观点，帕廷金拒绝弗里德曼的论断是对的，并声称自己有关数量理论的表述才是芝加哥货币传统的唯一代表。帕廷金宣称：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芝加哥货币传统的主要部分是这一思想，即“政府有义务采取逆循环政策。这一政策的指导性准则是改变M以便抵消V的变动，并因而形成充分就业水平的总需求MV”。[2]246帕廷金进而批评指出，弗里德曼的理论不是纯正的数量论，只不过是一种伪造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理由有二：一是弗里德曼像凯恩斯一样，但与传统的数量理论家们不同，用投资组合分析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二是他的分析为一种存量分析，而非流量分析，这同样与凯恩斯的作法毫无二致。[2][3]两年后，哈里·约翰逊加入了帕廷金的行列，指责弗里德曼版本的芝加哥口述传统为“用以推动经济学理论革新和反革新的学者的狡辩”。[4]11萨缪尔森在2003年接受威廉姆·巴耐特的采访时也否认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的存在。据萨缪尔森回忆：“我在1932年秋季弗里德曼到芝加哥之前，在他离校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作政府收入和支出的调查之后都在学校。我修了芝加哥大学所有教师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芝加哥‘口授传统’的传闻，也没有见过任何可信的出版物引证过”，所以萨缪尔森认为“这个声称的神话不应该被提升到思想史的高度”。[5]136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与帕廷金版本相似的芝加哥口述传统：西蒙斯—维纳—哈代对“流动性陷阱”现象的早期觉察，并进一步宣称“1932年芝加哥建言赞成扩张性的赤字支出，这本身就承认了(单位货币增量对交易总量的影响的)效力的局限性”。[5]137—138
弗里德曼对帕廷金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他指出芝加哥学派货币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短期波动的解释、大危机的成因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上”。[6]287针对帕廷金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更多地是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而不是货币数量论的传统这一说法，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凯恩斯首先是一个货币数量理论者，后来才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且在他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后，他仍然是一个货币数量理论者”。[6]287乔治·塔弗拉斯是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的坚定拥护者，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独特的芝加哥数量理论传统是：(1)体现了一个没有受凯恩斯革命影响的政策框架；(2)包含了在商业周期分析和政策立场上与弗里德曼观点的重要衔接。[7]托马斯·迈耶也认为帕廷金的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有二：其一，在研究战略上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主义的侧重不同——凯恩斯主义理论着重解释消费和投资需求，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侧重于货币需求(的分析)。其二，弗里德曼虽动用了凯恩斯类型的工具，不过其所作的假设却是传统数量型的，而且得出了数量理论的结论。因此，“放弃将弗里德曼称作数量理论家进而为货币主义者这一现行的标准称谓的话，恐怕只能造成混淆，毫无益处。”[8]103-104
虽然弗里德曼本人及其拥护者对帕廷金等人的批评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但这些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帕廷金批评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弗里德曼虽然认为他的货币理论结构“在细节上完全是西蒙斯和明茨理论的翻版”，然而他“不想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明《新论》代表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风格”，毕竟他很“愿意接受这篇文章中的理论分析所带来的荣誉”。[6]302令人遗憾的是，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货币传统的拥护者也没有从“细节这一层意义上”去论证早期芝加哥经济学家与弗里德曼观点的本质衔接，甚至连塔弗拉斯这一从事芝加哥货币传统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把工作重点集中在论证弗里德曼在界定“芝加哥学派核心货币组”时遗漏了保罗·道格拉斯这一关键人物以及对早期芝加哥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均主张用赤字方法医治大萧条的细微差异进行区分这两方面。[9][10][7]鉴于此，本文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早期芝加哥学派核心货币组的书面传统与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结构中创新要素的本质衔接，试图证明20世纪30年代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数量理论的“口述传统”。第三部分系统剖析了帕廷金对弗里德曼货币分析方法的误解以及对芝加哥货币传统要义的遗漏，揭示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绝非是伪造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而是弗里德曼这位对凯恩斯主义体系极为熟悉的学者通过应用凯恩斯主义的术语和工具来破坏凯恩斯主义体系、攻击凯恩斯主义模型，并且提出名为货币主义相反模型的一个英明而有效的策略。帕廷金版本的货币传统只是抓住了真实芝加哥货币传统的细枝末节，而且还要赋灵于“末”。本文最后评议了芝加哥“口述传统”争议的实质，并给出了芝加哥货币传统留给当今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遗产。
二、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的科学依据
凯恩斯对传统数量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他更为注重利率的变动在相应于货币变动所作的经济调整中的作用。这样，凯恩斯将传统的剑桥余额方程
=kPY修正为流动偏好模式=kPY+L(r)，并通过货币余额与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来分析货币冲力的传递机制。特别是，凯恩斯在他的模式中非常重视投机需求L(r)，也就是说货币冲力是通过货币的储藏价值功能即通过投机的或“闲置的”余额传送到整个经济。这赋予了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含义就是坚持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不稳定的，并且着重强调在“绝对流动性偏好”(教科书中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这一情况下，名义货币供给的任何增加都会被货币需求的被动反应所吸收。即M的增加会由V的降低(或k的增加)而抵消，对PY不产生任何影响。
凯恩斯称，忽略流动性偏好导致古典经济学家相信，储蓄和投资将始终相等。然而，维纳称“凯恩斯极端地夸大了流动性偏好在过去，并且可能会在将来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的障碍”。依照维纳所说，凯恩斯对决定利息的解释因素是“他的分析中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他发现，在凯恩斯的综合理论中没有理由放弃古典主义，“利息是对储蓄的奖励，它直接由关于利息的储蓄供应表和投资资本的需求表决定”。[11]149从中可以看出，维纳并不相信利率由对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这一凯恩斯主义论断，萨缪尔森对帕廷金口述传统的强化版本“维纳—西蒙斯—哈代的流动性偏好标示”事实上是舍本逐末。奈特也对凯恩斯的利息理论表示反对，他批评凯恩斯将利率只同现行投资流联系在一起。在研究利息理论的两篇文章中，奈特将资本生产率和利率的经济学解释联系起来，基本上把所有生产要素都以资本产品的形式定义出来。[12][13]“利息是以资本产品的一种产出形式(或是某部分产出形式)被支付或是被获取，而不是从某一独特要素中专门分享而得。”[14]奈特的利息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中的广义利率观点呈现出重要的思想衔接。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把可买卖的资产和所记录的利率局限在金融资产这一狭小范围内。而弗里德曼则坚持必须考虑到更大范围内的资产和利率——这样的资产有耐久和半耐久的消费品、消费结构以及其他的实际资产。结果，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主义者所强调的市场利率只是有关的利率总系列中的一小部分。
斯诺登和文认为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与凯恩斯主义分析的重要差异是：第一，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的分析可以被认为是他的“永久收入假说”在特殊资产分析中的运用；第二，他将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为潜在的重要变量引入货币需求函数当中。[15]144塞利格曼明确指出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费雪等人，尤其是奈特”，[16]687因为奈特“将所有生产要素还原为一个‘巨大的同类基金’”，[16]664这样，“与奈特的永续资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统一的永久收入概念……它产生于在当前借入资本对未来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16]668弗里德曼还否认凯恩斯基于当前收入建立的消费函数，并称“凯恩斯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财富在消费函数中所起的作用”。[17]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其目的正是从实际经验上证实财富作为消费决定因素的重要性。这使我们联想起维纳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批评，他曾鲜明地指出凯恩斯遗漏了“财富”(“资源聚集”)作为一个观察消费模式的解释性变量。[11]164此外，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分析中纳入了实物商品的价格水平变动并将这一新变量解释为“预期价格水平变动率”(即预期通货膨胀率)，而20世纪30年代以西蒙斯和明茨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核心货币组在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行为方式时视价格预期为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10]218难怪弗里德曼在回复帕廷金的批评时坚持认为他的货币理论结构“在细节上完全是西蒙斯和明茨理论的翻版”。
弗里德曼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函数的简单形式可以用以下形式表达：
明茨、奈特与维纳这一芝加哥学派核心货币组的传统风格。“芝加哥学派货币理论的口述传统被完整地反映在它的书面传统之中，因为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2]251按照帕廷金的这一论断，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的真实性则可得到证实。弗里德曼把货币数量论假定为“这样一条经验的规律，它所希望的实际余额(货币的需求)的变化往往是缓慢和逐步发生的，或者是由以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引发的，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名义余额供给的根本变化可能并且经常和任何需求的变化无关。结论是：价格或者名义收入的根本变化几乎总是名义货币供应量变化的结果”。[15]145相对于凯恩斯革命，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反革命的核心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主张：货币需求是少数几个可以观察到的变量的稳定函数，在这些变量中，永久收入最为重要。利率没有被看作是货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
凯恩斯对传统数量论挑战的另外一个内容在于否定利率是由节俭和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些实际因素决定的观点。利率在《通论》中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过将投机动机引入货币需求函数，凯恩斯使得利率取决于信心状态和货币供给。也就是说，凯恩斯认为自然利率要根据金融利率进行调整。在绝对流动偏好的情况下，失业均衡被凯恩斯学派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弗里德曼的名义国民收入货币理论在解决“遗漏方程”式时所使用的增补方程突出强调了真实利率的作用，这直接地反映了奈特的资本理论中“芝加哥特例”的影响。[6]70，113“芝加哥特例”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或多或少都能够以某一稳定的速率无限扩张。要么是因为投入的生产要素最终可以相互替代，要么技术的进步可以消除任何确实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约束，因此，资本的边际产出理所当然可以被看作常量。这些假定对于货币理论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意味着存在一个特殊自然利率，这是一个真实利率，不会因为货币政策而永久性地改变。这一观点是向李嘉图和桑顿(Thornton)的回归，并且基本上就预先安排了从中推出的理论可以得到长期货币中性的结论。从中可知，和凯恩斯恰恰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金融利率只能根据自然利率进行调整。此外，弗里德曼通过引入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长期货币中性)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①这主要受益于奈特(1937)和维纳(1936)均把凯恩斯“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范式看作“不可接受的创新”这一思想。[18]18
三、对帕廷金批评的再回应
1.帕廷金的误解之处
帕廷金依据弗里德曼用投资组合分析和存量分析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而批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不是纯正的数量论，只不过是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的发展。应该说帕廷金批评有合理之处，弗里德曼的分析很有可能得益于凯恩斯的先见之明。[8]104然而，帕廷金(和约翰逊)却忽视了弗里德曼和早期芝加哥经济学家货币思想的本质衔接，特别是他没有发现(或不愿发现)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存量分析和投资组合分析是迥异于凯恩斯学派的。
塔弗拉斯指出，在弗里德曼1956年《新论》出版之前，“奈特(1941)和明茨(1946，1950)已经在投资组合观点的基础上发展出清晰的货币需求模型。”[10]217难怪弗里德曼回复帕廷金时坚持认为“在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数量理论中仍然保留着利息因素……我的《新论》是对这一货币数量理论的复述，而不论怎样讲也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复述”。[6]285虽然均使用货币存量分析，依据凯恩斯有关数量论的批判——“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的说法，凯恩斯主义者一贯重视短期、非均衡的情形，而弗里德曼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经济一旦重归均衡的情势上。这使得凯恩斯主义者比弗里德曼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强调与变动的长期影响相对的短期影响，结果是凯恩斯主义者给货币量变化的第一轮效应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凯恩斯理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对第一轮效应赋予极端的重要性。这使它主要注重于支出流量的作用，而不是资产存量的作用。与此相对应，货币数量理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几乎完全不注重第一轮效应。”[6]268弗里德曼虽然承认在短期内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增加的途径通过种种方式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这是正确的”，然而在长期“随着这些新增货币在经济中的扩散，第一轮效应也将在经济中扩散开来。新增的货币将与原有的货币混同起来，而且以原有货币同样的方式进行分配”。[6]267-268鉴于此，弗里德曼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凯恩斯和新凯恩斯学派对‘第一轮效应’的注重，反映了他们试图将价格和工资作为一种通常情况下的已知数，从而忽略价格变动的影响。”[6]259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凯恩斯本人及其追随者所做的一个关键假设就是，在进行短期分析时，无论是名义价格或工资都可以被作为一个“制度性数据”。在进行投资组合分析时，凯恩斯学派把货币看作是狭小范围内的金融资产的相近替代物，这样，货币存量的增加将仅仅通过对其他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而降低借贷成本(利率)。说穿了，货币政策的冲力只能单独驱动金融资产(资本货物)而后才能受到投资支出乘数效应的影响诱发至消费支出。和凯恩斯学派相比，弗里德曼认为价格是灵活可变的，尽管不是“完全”可变。尤其是，在进行投资组合分析时，弗里德曼把货币视为包括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在内的所有资产的替代物。这样，货币存量的增加将会同时驱动消费支出与资本货物支出。也就是说，弗里德曼是按照大范围内的相对价格调节和广义利率，而不是像凯恩斯学派按照狭窄定义的利率去解释传递机制。
此外，由于凯恩斯学派着重投资组合的替代效应，因此，在他们的体系中对货币的超额需求会因个人出售这种狭义的金融资产而消除，而超额的供给又会引起个人购买这种资产。在这一方面，金融领域的高度替代性导致凯恩斯学派体系中货币需求利率弹性高的假定，即LM曲线呈水平状态(货币政策无效)。与此相反，弗里德曼由于拓宽了凯恩斯学派定义的资产范围而着重投资组合的收入或财富效应，这样，超额货币需求将会因个人售出如股票和耐用消费品等种类繁多的资产而被抵消，而超额供给又会引起个人购买同样范围的资产。因此，弗里德曼预期在金融领域内替代的程度是低的，而这又导致他在论述中作出货币需求利息弹性低的假定。如果货币的需求对利率的变化是缺少反应的，则LM曲线变成垂直的，凯恩斯学派的大部分理论也都成为多余。事实上，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学说大部分都已重新确立。例如，如果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效应，则V(或k)有可能在短期内比较稳定，致使货币供给的变化(M)带来货币收入(PY)方面大致成比例的变化。
2.帕廷金的遗漏之处
帕廷金版本芝加哥货币传统没有论及早期芝加哥经济学家对短期波动的解释、大萧条成因的分析以及政策立场等问题，这些遗漏恰恰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独特的芝加哥数量理论传统与弗里德曼观点的重要衔接。1927年，道格拉斯已经根据数量理论写出了大萧条的成因分析，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增加跟不上产出的年度增长是造成1929年以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9]531维纳认为大萧条的成因是“自从1929年底以来，银行贷款从未出现过净膨胀。相反，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信贷出现了持续的、史无前例的大缩减”。[19]22道格拉斯和维纳对大萧条成因的分析印证了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货币传统，即芝加哥传统是这样一种理论方法：“坚持认为货币是至关重要的——即坚持认为，如果忽略了货币方面的变动及其影响……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将失之偏颇。”[1]362弗里德曼的观点与道格拉斯和维纳得出的结论一样，他和安娜·施瓦茨的实证研究揭示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从1929年8月周期的波峰至1933年3月周期的波谷，货币存量的下降超过了1/3。[20]298因此，“大萧条是货币政策效力的悲惨证明——而不是像凯恩斯和其他众多同龄人相信的那样，是其无能为力的证据。”[21]3对此，弗里德曼曾激动地说：“了解我的著作而又读过维纳论述的人，难道不能看出他的论述与施瓦茨和我的《美国货币史》之间的直接联系吗？难道不能看出他的论述与货币数量论的实证研究(1956年)之间的直接联系吗？”[6]301塔弗拉斯指出芝加哥数量理论传统的独特性是在医治大萧条的过程中，财政措施被视为引导货币政策的一种方式，而这一政策框架没有受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7]20证据如下：西蒙斯强调“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22]789明茨指出：“政府的财政操作会产生货币效果，因为它们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运作的。”[23]63与西蒙斯和明茨的观点相同，弗里德曼也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通过财政措施加以引导。[24]说穿了，早期芝加哥经济学家主张赤字的资金来源应该通过增发货币而不是凯恩斯主张的政府借款。[10]217[25]242萨缪尔森批评弗里德曼版本芝加哥口述传统时的论断——“1932年芝加哥建言赞成扩张性的赤字支出，这本身就承认了(单位货币增量对交易总量的影响)效力的局限性”——在此被证明为对真实芝加哥货币传统的一种误解。
100％的存款准备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银行和货币改革的芝加哥计划的核心内容，这一计划有8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签名，他们是弗兰克·奈特、劳埃德·明茨、亨利·西蒙斯、亨利·舒尔茨、加菲尔德·考克斯、艾伦·迪莱克特、保罗·道格拉斯以及阿尔伯特·哈特。施蒂格勒证实西蒙斯曾是这一计划背后的主力，[26]131而100％准备金的银行系统是西蒙斯继承了欧文·费雪的经济周期对策的思想。[27]414弗里德曼在其《经济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1948)和《货币稳定方案》(1960)中均建议银行系统应该受到10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对此，弗里德曼总结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一个100％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倡导者……我们这些赞成这项计划的人，对于被贴上‘不切实际’的标签已经司空见惯了，对于人们认为我们正在提出一项毫无实行机会的改革计划，一项如果得到了实行，就要求完全不切实际地改变现有银行业体制的改革计划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银行资产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个完全被忽视了的效果，使我们实现这项计划的道路缩短了一半。”[28]98故而100％准备金率这一芝加哥货币传统成了弗里德曼自己确保经济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因为它为解决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对货币数量论者来说)，即如何使信用货币体系“如同”商品货币体系一样运行提供了一条思路。
芝加哥学派的政策立场可以概括为：解决大萧条问题时，财政政策是引导货币政策的一种方式；基于LM曲线陡峭，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有效；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效应”，纠正行为本身会变成进一步的错误，因此，固定规则是优于相机抉择的货币稳定方案。众所周知，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是弗里德曼的核心政策命题，这一“规则高于权威”的政策思想也完全遵循了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传统。明茨指出：“自由决定的货币影响力……抢夺了金融事项中最必需的那一政策，也就是关于货币条件的确定程度……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抗发展泡沫或萧条的武器，而是稳定的货币条件，使之与某些宣称的行动规则维持一致。”[29]191同明茨一样，西蒙斯写道：“我们应该将政府轮番快速扩张和突然收缩流通纸币数量的政策归结为疯狂——正如一个恶毒的独裁者随意所做的那样，先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然后从剩余收入中回收货币。”[30]14维纳和道格拉斯以及迪莱克特也表达了对固定准则的理解和青睐。[31][32]
四、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反革命中的创新元素与早期芝加哥学派存在思想上的本质衔接，帕廷金对弗里德曼的批评事实上是对真实芝加哥货币传统的重大误解与遗漏。本文力图证明20世纪30年代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芝加哥“口述传统”，这一传统通过对凯恩斯消费函数与利息理论的批评使弗里德曼受到巨大启发从而孕育出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几乎全部创新要素。特别是，“根据数量理论分析和医治大萧条、100％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固定准则的政策立场”才是真实芝加哥货币传统的主旨。
客观地说，早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确实先于凯恩斯洞察出许多凯恩斯式的货币思想，但这些观点却更多地见诸于他们的课堂讲义而非著述中，这就成为反对者攻击弗里德曼的口实。芝加哥“口述传统”争议的实质反映了学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帕廷金(及萨缪尔森)是从一个货币主义者变为凯恩斯主义者的，而弗里德曼是欣赏凯恩斯主义思想而后来变成货币主义者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私人部门自身稳定，凯恩斯学派则持相反观点。而要确定私人部门是否稳定，是异常困难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个信仰问题。[33]在货币主义反革命之前，威廉·H·哈特和亨利·赫兹利特都因为引入新术语与凯恩斯的术语对抗而遭到挑战凯恩斯学派的失败。[27]390布伦纳与梅尔泽的货币理论与弗里德曼的理论相比影响微弱也在于此二人倾力批判IS/LM模型，那是经济学家不愿放弃的模型，因其提供了一种很方便的语言。[8]128弗里德曼的英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应用凯恩斯主义的语言和理论工具来破坏凯恩斯主义体系、攻击凯恩斯主义模型，并且提出名为货币主义的相反模型。[27]408在努力探寻为什么帕廷金和约翰逊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提出他们对弗里德曼的批判时，罗伯特·里森写道：“争论者(帕廷金和约翰逊)为了比他们文章主旨可能暗含的更高奖品……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到他们去世)，两人对1956年一篇文章的一页内容感到高度焦虑不安：这只能被恰当地解释为因弗里德曼在政策上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他们嫉妒诺贝尔奖的竞争以及他们感受到了弗里德曼背影的压制。”[34]738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货币函数的稳定需求崩溃，这严重地动摇了货币主义，以致在学术圈内货币主义不再具有它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的影响(例如，明显的证据是论述货币主义的期刊文章和会议论文越来越少)。但是，根据德朗(Delong)的观点，现在构成了宏观经济学主流思想关键部分的货币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假定，对作为趋势而非低于潜能的偏离的波动分析，相信在正常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对于稳定来说是比财政政策“更为有力和有用的工具”，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内，承认稳定政策成功的有限可能性。[15]169概言之，如今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已经包括了外生货币、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及经济会一直朝着产出“自然率”发展等思想。[35]78因此，与其说由芝加哥口述传统孕育出的货币主义反革命现已名存实亡，不如说芝加哥货币传统的理论遗产已经被充分吸纳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当中。
注释：
①弗里德曼认为他对自然失业率的定义与凯恩斯对充分就业的定义两者之间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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