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时期论文,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时期以来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变革发展，应当说是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一是“破”，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破除过去各种极“左”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模式，由此带来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大革新。二是“引”，即在对外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积极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种新学说、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乃至西方最新潮的各种理论批评学说，几乎都被全方位引进，从而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面貌焕然一新。三是“建”，即在上述变革发展中，力图回应社会和文学的现实发展要求，寻求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如关于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问题的探讨，都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在这30年的变革发展进程中，“破”、“引”、“建”三者彼此呼应互动，形成了新时期生机勃发的繁荣景象，显示出当今时代人们求变求新的冲动与激情。
然而，反思转型发展进程，人们又似乎觉得，“破”、“引”、“建”三者之间的推进并不平衡。比较而言，前两个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而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却显得相对不足。从整体上看，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并不多见，即便是如上所说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命题，如文学主体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等，也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在激烈反传统和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情况下，中国文论整个儿患了“失语症”，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中断了传统，失去了创造力和自我言说的能力。这种文论传统的断裂与失落，往前可追溯到“五四”时期过激地反传统和引入西方理论，当然更严重的还是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话语的全面输入，乃至形成独霸的局面。在他们看来，现在“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这种“失语”的深层原因是精神上的“失家”，是作为我们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性的丧失，因而丧失了精神上的创造力①。正是基于上述“失语症”的分析判断，并力图克服这种病症，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主张，即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实现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以下简称“转换重建论”）。
这种理论观点及其主张，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在我国文论界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些争论涉及的问题大致有三：一是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得失如何认识评价，问题的症结何在，是否存在“失语症”？二是如果存在“失语症”的话，那么又究竟是“失”的什么“语”？三是当代文论的重建究竟应当解决什么问题，走什么道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显然又是相互关联的。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守的学术理念不同，审视历史与观照现实的角度不同，因而对同样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就表达了各不相同的看法。
有些学者对“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表示赞同和呼应，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论证。如张少康先生认为，近百年来我们的文艺学从理论体系到名词概念大都是搬用西方或苏联模式的，始终没有走出以“西学为体”的误区，因此必须“改弦更张”，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这就是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深入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和当代价值，这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历史必由之路②。罗宗强先生认为，“失语症”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③钱中文先生避开“失语症”的判断，而对“转换重建论”给予比较审慎的呼应，认为有必要大力整理与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使其成为一种自成理论形态、具有我国民族独创性的古代文论体系。同时也需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将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我国古代文论融入当代文论之中，并在融合外国文论的基础上，激活当代文论，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④季羡林先生呼吁：“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⑤中国现当代文论界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基本问题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命题表示反对或质疑。蒋寅先生尖锐指出，所谓“失语症”与“转换论”都属于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它缘于持论者自身文化上的自卑和理论创造上的浮躁，实际上是少数人的学术炒作。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日益与现实的文学生活、与时代的发展隔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因此说，“文学理论对话中的‘失语’，就决不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而只是某些学者的失语。”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想转换也转换不了⑦。 郭英德先生也同样认为“转换论”完全是个“伪命题”，他指出，即便是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其实根本问题也并不在于过多使用了西方话语而导致“失语”，而在于越来越严重的“私人化”倾向，“‘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导致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这样“独语”式的言说如何能走向交往与对话，又如何能不失语呢？当今中国文论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一个所谓“话语”问题，而是研究者的心态问题，“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⑧朱立元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按他的看法，既然“失语症”的诊断本身值得怀疑，那么针对这种诊断所开出的药方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那种只承认古代文论传统，而全盘否定本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他明确指出，“建设新世纪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⑨王志耕先生也指出，特定的话语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存在的，中国古代文论生成的语境已经缺失，因而它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而将其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正因此，当代文论的话语重建，只能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和家园，而不可能回归古代文论⑩。
对于来自文论界各个方面的这些批评意见，持“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观点的学者并不接受，他们一方面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另一方面则不断著文重申自己的基本理论观点(11)。曹顺庆先生自称是“失语症”的“始作俑者”，在最近的有关著述中，他回应并评述了学界对于“失语症”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认为多数反对意见是在“误解”的基础上进行商榷的，并没有真正理解“失语症”的理论内涵。他具体阐释说，“失语症”所指的“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固有文化规则，而并非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和话语本身。他认为这种文化规则主要有二，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另一方面是文化的“杂交优势”，即中国与西方在跨文化对话中产生理论成果的良性机制。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危机，设法引导中国文化走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转变之路，逐步寻回中国文化之骨骼血脉，在文化杂交之中，既趁势推出中国文化，又能达到理论创造的新高峰。他主张，应当从研究中外文论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对待中外文论交流与对话。“通过变异，以我为主，融汇西方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我们不但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倡导‘西方文论中国化’，这是中国当代文化、文论建设新的制高点。”(12)由此可见，尽管曹顺庆等学者仍然坚持“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的基本立场，但他们的一些观点与表述已悄然加以调整和补充修正，对问题的认识逐渐引向深入。然而他们的看法仍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讨论。
二
总的来看，尽管由“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引发的争论持续了10多年，但至今仍众说纷纭分歧甚大。笔者以为，有必要把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梳理一下，以便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首先，由“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所引发的理论探讨与争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看待外国文论的引进，以及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问题，实际上关涉到对新时期以来乃至20世纪我国文论转型发展如何认识评价，以及当代文论应当如何重建的问题。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发展必然有得有失，问题肯定存在。一些学者描述的“失语症”，如果是指某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这当然不难理解；然而一旦简单以“失语症”来概括和诊断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整体状况，则难免以偏概全；进而以此完全否定新时期以来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发展，那就更是难以使人认同接受，因此引发纷争便在所难免。至于他们提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主张是否可行，以及它是否能真正有效医治“失语症”，当然也同样令人怀疑。但从另一方面看，“失语症”与“重建论”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转型发展，的确存在着如前所说“破”、“引”、“建”之间的不平衡性或片面性，其中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建构明显不足。“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的提出，恰好为人们全面反思新时期以来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转型发展的得失，以及进一步思考探讨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许多学者积极参与这一理论话题的讨论，但未必真正认同这个命题，更未必赞同提出者的观点，而只不过是借此话题的讨论阐发自己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命题本身是否能够成立，它所引发的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学术探讨，则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其次，如果不过分拘泥于提出者赋予“失语症”的特定含义，而是把它作为我国当代文论存在问题的代名词来理解（在一些讨论中事实上如此），那么就的确有必要追问一下：我国当代文论究竟“失”的什么“语”？如此“失语”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方面的看法显然分歧甚大。
曹顺庆等“始作俑者”所说的“失语症”，是指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断了传统，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言说方式，这不仅仅是指传统的文言文和文论范畴等表层话语被中断使用，更是指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文化规则已经失去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失语”状态呢？他们认为是在多重话语霸权的打压之下，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处于边缘化状态。具体而言则在于：一是不正常的文化教育，不注重经典的学习研究；二是国人一味崇洋的殖民心态；三是学界没有充分认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而盲目套用，等等。应当说，曹先生说的这些现象都是事实，20世纪初以来（更不必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确远离了古代文论的话语言说与意义生成方式，而是更多借鉴吸收了包括西方文论、俄苏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等各种文论资源，从而转换生成为现当代文论的话语言说与意义生成方式。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曹先生所分析的因素也许存在，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转型与文化转型，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的转型。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以言志抒情写意的诗文为主，可称之为古典表现主义文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也主要是诗文理论，是一种古典表现主义文论。这两者是彼此相适应的，而且它们又整体上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相适应。而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开始走上现代变革转型的艰难历程，启蒙与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主题。与此相适应，新时代的文学便转换为以叙事写人、认识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即便是抒情写意性的诗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吟咏性情，而是走向诅咒现实、讴歌理想和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现代表现主义。这种现代性的文学（包括文化）形态，才有可能承担起启蒙与革命的时代使命。面对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学（文化）形态的这种变化，中国古代文论形态显然难以适应这种变革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难以对新的文学形态做出阐释。相反，倒是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中的诸多理论观念、范式与话语，恰恰能更切实地对这种文学现实做出批评阐释，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外各种文论和思想资源的引入，就是一种积极的“得语”，而并非消极的“失语”。也许可以说，在一个社会与文化大变革大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内，古典形态的文化及其文论被疏离乃至断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富于现代性精神的外国文论被“拿来”，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13)。对于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学（文化）形态的再次变革转型，以及当代文论的转型发展，也仍可作如是观，恕不赘论。
对于这样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失语症”论者似乎很不理解，针对有学者表述的如下观点，“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因此，“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14)，他们很不以为然，认为强调以“当今现实”为主，但当今现实已经是西化了的现实；中国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西化”老路，是一条向西方靠拢而继续“失语”的老路(15)，因此不足为据。那么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认为当今现实已经是“西化了的现实”，那就不仅近百年的文论是西化了的现实，而且它所阐释的对象即近百年的文学也是西化了的现实，而这种文学与文论在根源上又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变革转型相适应的，那岂不意味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也是西化了的现实？如果要避免走这种“西化”的老路，岂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形态去？这有可能吗？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退回去是不可能了。那么随之而来，“失语症”论者所提出的试图复归古代文论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固有文化规则，就必然会遭遇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尴尬与麻烦。比如，在现代思想理性已普遍建立的当代社会，古代道家那种以“道”为核心的“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还有可能完全复活吗？再如，现代社会已经确立了启蒙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新经典话语（意识形态），那么还有可能依古代儒家的经典理念与注释方法去“依经立义”和“解经”吗？也许“失语症”论者也意识到在当今现实条件下，要完全实现古代文论的“转换重建”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强调文化的“杂交优势”，主张在中国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中进行文论重建。然而“杂交”的前提是先“杂”后“交”，没有外国文论的引入，如何谈得上“杂交”？而一旦引入外国文论又惊呼“西方化”和“失语”，岂不陷入“叶公好龙”式的悖论？应当说曹先生等人强调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这显然是对的。但问题是，这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社会文化变革转型的一定历史阶段，对外国文论的引入比较粗疏而消化（即所谓“化西方”）不足，乃至出现某些“失语”现象，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不宜以“失语症”作为整体判断否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许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消化融合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以我为主、中西融合的“杂交优势”，曹先生等人的期待自在情理之中，但需假以时日，难以操之过急。
实际上，我国当代文论转型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如果也借用“失语症”称之，则恰恰是另一种情况的“失语”，即当代文论与我国社会发展要求脱节，不能面对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发言，不能描述和阐释当代文学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文学理论的解释功能和批判反思精神；更进一步说，则是当代文论缺乏当下的“问题意识”，不能抓住当下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不能提出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命题，不能创建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思想，不能张扬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文学精神，不能以自身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有效参与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发展进程，不能让人们感到它不可缺少的意义价值，那么它作为“多余的存在”就难免陷入“失语”状态。其实在近百年中国文论发展史上，不管是用什么话语言说，凡是能够提出和回答中国现实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论，就并不让人感到“失语”，如鲁迅的文学是“国民精神灯火”论，毛泽东的人民文学论和生活源泉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体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等。而当代文论中人们所描述的诸多文论“失语”现象，又都无不与回避现实问题相关。比如曹先生所批评的那种“西化”学者，其实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用西方话语言说，而主要在于一门心思只顾照搬翻炒外国文论以显示学问获得实惠，而根本不研究中国问题，不关心当代文学发展，这种现象如今仍然比较普遍。再如有学者指出当今文学研究中越来越严重的“私人化”倾向，除了一己之兴趣，毫不关心文学发展问题，拒绝与他人交往对话，这样的自我封闭式“独语”，能不失语吗？还有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干脆随波逐流，或参与文化市场炒作谋取利益，或玩理论批评游戏自娱自乐，全无“问题意识”与精神担当。人们曾一再感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缺席”与“失语”，问题的实质也正在于其功能性的缺失。总之，不关心、不应对、不研究解答当下社会和文学发展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才是一切所谓“失语”的总根源。
三
关于“失语症”的梳理讨论至此，问题应当比较清楚了，那么当代文论重建又该解决什么问题，走什么道路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调整好理论立场。从“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的理论主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这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是，当代文论重建显然不宜从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如果只是因为不甘心于近百年来外国文论引入而导致中国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因而力图夺回失去的地位和话语权，那就未免显得狭隘。站在这种立场对近百年中国文论转型发展加以否定，不仅“反对无效”，而且对真正总结经验教训也并无助益。我以为，当代文论重建还是应当站在当今时代的现代性立场，从我国社会文化及其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出发，着力于研究和回答当下社会和文学发展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介入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现实，有效参与和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发展进程。其中当然也包括充分重视中国文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但这也应主要立足于现实向前看，着眼于当今民族本土文论的创新发展，而不是总是向后看，试图从古代文论传统的开掘与转换中去寻找济世良方。
第二，强化“问题意识”和理论反思精神。站在当代文论重建的现代性立场，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上所述，如果说当代文论存在“失语”现象，那么主要就表现在它与现实要求脱节，缺乏当下的“问题意识”，不能抓住现实中的根本问题，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命题，不能创建有价值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丧失了作为文学理论的应有功能。笔者赞同王元骧先生的看法，文学理论不只是说明性的，而且是反思性的；它不能仅仅以说明现状为满足，还需要为我们评判现状提供一个思想原则和依据。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是在观念层面上对于文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16)。所以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当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的重建。在当前，尤其是文学与理论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更值得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探讨。
第三，以现代化为体，各种理论资源为用。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及其文论）的现代转型发展，始终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国外文化引入打破了中国文化既有的封闭格局，将中国社会文化引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如何才能延续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于是就有了“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等各种主张。李泽厚先生曾在“西体中用”的提法之下，做过这样的阐述：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因此也就是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性为“用”(17)。应当说他的“以现代化为‘体’”的思想是极富启发性的。笔者试图改其意而用之，把所谓“现代化”理解为我们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从而提出：以现代化为“体”，以各种理论资源为“用”，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重建我国的当代文论（文化）形态(18)。所谓以现代化为“体”，就是如上所说，从我国当代社会及其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现实出发，以近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建构富有现代性精神的创新理论。所谓以各种理论资源为“用”，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传统文论资源，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俄苏文论资源，西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资源，只要有助于我们研究探讨现实问题，有利于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并推动我国社会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为我们所用的，不必人为地扬此抑彼。当然，正如对来自现实中的现象观照及其理论研究不能缺少批判反思精神一样，对任何理论资源的开掘、转换与利用，也不能失去应有的批判反思精神。我们的理念和目标只有一个，不是为传统而传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让理论介入和参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实现人的更加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注释：
①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②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③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④参见屈雅君：《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⑤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⑥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821页。
⑦参见蒋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第9-10期；《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就古代文论的“转换”问题答陈良运先生》，《粤海风》2003年第2期。
⑧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⑩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1)参见曹顺庆：《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2)(15)曹顺庆、靳义增：《论“失语症”》，《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13)(18)参见赖大仁：《文学批评形态论》，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2页，第266-267页。
(14)陶东风：《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6)王元骧：《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7)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8页。
标签：文学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失语症论文; 曹顺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