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FTA网络形成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FT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的浪潮。不仅地理位置毗邻的国家积极谋求签订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大量自由贸易协定还突破了区域界限,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络化发展趋势。
FTA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各国缔结FTA动因的研究,Viner(1950)、Baldwin(1997)、Panagariya和Krishna(2002)、邓慧慧和桑百川(2012)等理论研究文献从福利效应视角研究缔结FTA或组成关税同盟所产生的潜在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以及福利分配效应。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做经济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国民的福利,还会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Grossman和Helpman(1995)、Levy(1997)、Krishna(1998)、Maggi和Rodriguez(2007)通过建立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强调利益集团依靠政治献金游说政府的行为对FTA签订所产生的影响。另外,政府可通过设定“敏感性清单”保护部分进口替代行业,会降低游说集团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从而提高FTA签订的可行性。由于政府做出FTA决策的目标是多元化的,除了福利效应和利益集团游说,Fernandez和Portes(1998)、李向阳(2003,2008)、孙玉红(2008)详细阐述了各国缔结FTA的其他动机,主要包括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发信号、提供保险、提高讨价还价的能力、建立协调一致机制、为本国安全和外交战略服务等非传统收益。
关于FTA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文献,Baier和Bergstrand(2004)系统分析了两国缔结FTA的经济和地理决定因素:两国的地理位置;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距离;两国经济规模大小和差异;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与世界其他国家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从上述因素分析潜在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大小,判断是否签订FTA。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产业结构的相关性,Marquez-Ramos等(2005)、李荣林和高越(2010)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政治文化、产业内贸易等因素对各国缔结FTA的影响。上述文献没有考虑到FTA的签订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加入现存的FTA,或组建新的FTA,即Baldwin(1997)提出的“多米诺效应”。Egger和Larch(2008)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发现,现存的FTA提高了其他非成员国签订FTA的概率,验证了多米诺效应的存在。Baldwin和Jaimovich(2010)通过其他计量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FTA数量激增,且存在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现象。Goyal和Sumit(2006)通过构建网络演化博弈框架,在国家市场规模和经济结构完全对称的假设前提下,FTA网络最终可以实现全覆盖,即通过双边的FTA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Furusawa和Konishi(2007)则考虑多国FTA随机形成模型下全球FTA整体网络的演化路径。Daisaka和Furusawa(2011)对两种不同的FTA网络演化路径进行数值模拟:一是FTA随机形成模型;二是基于Goyal和Sumit(2006)的模型。在第一种方案下,FTA网络最终演化为全连通形式的可能性随着国家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而第二种方案实现FTA整体网络全连通的可能性会更大。
然而,现有从复杂网络视角对FTA的研究,主要通过人为设定FTA形成规则,利用仿真研究来模拟FTA网络的演化与发展。本文的研究旨在依据实际形成的FTA关系构建真实的FTA网络,详细分析各国在全球FTA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及其对FTA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二、全球FTA网络的构建与结构特征分析
(一)构建全球FTA网络
根据WTO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统计数据库,剔除非主权国家和地区,本文选择了190个国家,构建1995-2010年间的FTA矩阵。如果矩阵中元素=1,表示i国和j国在当年或者之前已经签订FTA;如果=0,则表示两国未签订FTA。
(二)FTA网络的统计指标
复杂网络科学用多项指标衡量网络特征,包括平均最短路径、聚类系数、度分布等。由于本文主要考察FTA网络“轴心—辐条”特征,即研究每个国家在全球FTA网络中的核心—边缘地位,因而侧重于分析FTA网络的关联度特征。通常,衡量网络关联度①有以下四种方法:
4.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表达式为,特征向量中心度是在网络整体结构中找到最居于核心的行动者,并不关注局部模式结构。本文的FTA网络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的计算值在某些年份出现负值,而特征向量中心度要求其值为正,因而特征向量中心度不是衡量FTA网络关联度的有效指标。
(三)全球FTA网络统计性质描述
一国点度中心度和介数中心度的值越大,该国在FTA网络中就越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越处于边缘地位。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点度中心度和介数中心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以及方差都随着时间的演化而增加,这说明部分国家处于FTA网络核心地位,另一些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这种“核心—边缘”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扩大。
(四)FTA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的优势
在FTA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具有特殊的优势。首先,核心国家可以通过FTA将本国生产的产品在免税状态下出口到所有辐条国家,②由于原产地规则的约束,这些辐条国家的商品不能在无关税条件下进入彼此市场;其次,由于轴心国产品出口的优势地位,会吸引包括辐条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投资到轴心国;最后,一旦成为轴心国,多米诺效应会使其成为其他国家缔结FTA优先选择的对象,因而会强化自身的核心地位。
三、FTA成因的实证分析
(一)解释变量的选择
有关FTA成因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间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特征。本文重点将FTA网络特征纳入对FTA成因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检验FTA形成是否存在自演化特征。
1.FTA的网络特征因素。考虑到接近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指标在FTA网络中应用的局限性,本文选取点度中心度和介数中心度两个指标作为FTA网络结构特征的代表性指标。
假说1:成员国i的点度中心度值越大,该国在FTA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越高,吸引其他国家与之签订FTA的可能性越大。
假说2:成员国i的介数中心度值越大,该国在FTA网络中的控制能力越强,吸引其他国家与之签订FTA的可能性越高。
2.FTA的地理与经济决定因素。关于FTA成因的地理与经济决定因素,主要参考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但由于本文的国家和时间样本远大于该文,受制于数据可得性,部分国家资本存量数据缺失,因此采用人均实际GDP差异作为各国间人均资本量差异的代理变量。有关地理和经济决定因素计算方法如表2。
(二)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的选取
1.数据来源。本文构建FTA网络涉及的数据来自WTO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数据库,WTO成员国地位数据来自WTO官方网站,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殖民地关系和共同的官方语言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GDP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四、计量分析结果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一)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首先对网络因素、地理和经济因素采用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再加入年度虚拟变量控制未知的随年度变化的因素,并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初步确定计量选择模型,之后再逐步加入制度、语言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确定最终的模型。
从表3的计量分析结果可见,筛选出的模型4说明,网络因素对各国缔结FTA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度数中心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国利用自身优势与其他国家缔结较多的FTA后,处于整个FTA网络的核心地位会导致更多的国家与之签订FTA,因而具有自我强化效应。介数中心度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即使一国没有签订大量的FTA,该国与彼此间未签订FTA的国家分别签订了FTA,该国就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吸引更多国家与之签订FTA,因而具有“枢纽效应”。
模型有关地理与经济因素的计量结果有效验证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六个假说中的五个命题,即FTA成员国之间的距离越近、彼此间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距离越大、两国GDP规模越大、两国的要素禀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越小,签订FTA的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转移效应越小,缔结FTA的可能性越大。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与FTA的形成存在倒U型关系,亦即初始阶段比较优势在两国缔结FTA的决定中占据主导作用,成员国要素禀赋差距越大,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缔结FTA所获得的净收益更高,签订FTA的可能性越大,而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加深使得双方缔结FTA的概率降低。
从表3中模型3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GDP的差异对FTA的形成没有显著作用,因而在最终选择的模型中将该因素剔除。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经济总量差异大的国家缔结FTA,会导致贸易转移效应超过贸易创造效应,因此削弱二者间签订FA的动力;另一方面,小国与大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可以获得稳定的大国市场准入,还可以获得Fernandez和Portes(1998)提出的“保险效应”、“发出信号”及“提高政策的可信性”等利益,从而会提高小国与大国缔结FTA的概率。因此,以上两种原因决定了GDP的差异对FTA形成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通过依次加入双方是否具有WTO成员国地位、是否有共同的官方语言、以前是否存在殖民地联系三个分别代表制度、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表4的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都非常显著,一国的WTO成员国地位由于其相对更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以及共同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会提高该国缔结FTA的概率,两国的殖民地联系使得被殖民国家会受到殖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也会有助于彼此缔结FTTA。但共同的官方语言的系数显著为负,如果FTA成员国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双方缔结FTA的可能性更低,与预期结果不符。然而制度、语言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引入未改变表3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预期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因而,模型中的网络结构因素、地理与经济因素是非常稳健的。
另外,本文对网络结构因素进行了再度量,选取度数中心度和介数中心度的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得到了同样显著为正的结果。
最后,本文还对数据使用面板probit模型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计量结果。
(三)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判断离散选择模型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模型预测的准确率。假定表示logit模型预测出的i和j国之间存在FTA协定的概率,如果>0.5,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FTA,如果≤0.5,则认为两国之间没有签订FTA协议。本文将模型预测形成的的FTA和预测未形成的FTA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以判断模型实际预测的准确性。
在各国实际签订的FTA中,国家间两两签订的FTA数量共有14200对,没有签订FTA的数量为161691对,本文最终选择的logit模型正确预测了7155对实际签订的FTA和160283对没有签订的FTA,模型预测的准确率分别为50.4%和99.1%。
最后,为衡量FTA网络结构因素对准确预测FTA形成与否的贡献,这里还计算了未考虑FTA网络结构条件下模型对FTA预测的准确率,并与原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不考虑FTA网络因素情况下,模型仅成功预测实际缔结FTA中的5662对,低于加入FTA网络结构后模型预测准确率10个百分点。因而,考虑FTA网络结构因素的模型,其预测准确率明显提升。
五、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最重要的创新在于,通过构建全球FTA的网络框架,利用复杂网络知识计算FTA的网络关联度指标,发现网络结构因素(度数中心度和介数中心度)对全球FTA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FTA网络中已缔结大量FTA和具有重要控制力的核心国家由于“磁铁效应”和“枢纽效应”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地位。另外,本文通过大幅增加国家样本量,利用面板logit模型对FTA的形成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进一步验证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提出的诸多假说,尤其是关于要素禀赋差异与FTA形成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说。③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选择适当的FTA策略和潜在的谈判伙伴国,一旦构建围绕自身的“核心—辐条”个体网格局,会通过“磁铁效应”和“枢纽效应”产生自我强化作用,使得自身在全球FTA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稳固,从而获取更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目前,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智利、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和集团已经在全球FTA谈判中占得先机,处于FTA网络的核心地位。中国签订FTA时间较晚,在2005年之前一直被排除在全球FTA网络之外。2005年7月中国与东盟签订第一个FTA后,中国相继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冰岛在内的16个国家签订FTA协定,中国当前需要结合全球FTA网络的动态发展变化趋势,加快建立围绕自身的“核心—辐条”个体网体系,否则FTA网络自强化的功能将放大中国在FTA中的边缘角色,使中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
一方面,为增加中国个体网的“磁铁效应”,则需要与更多的国家缔结FTA协定,因而在选择潜在的FTA谈判对象时,要同时注重区域内和区域间的FTA合作。当前中国还未与中西亚、非洲和北美洲的任何国家缔结FTA协定,因而需要加快FTA谈判布局,形成辐射全球的TTA网络。
另一方面,为有效发挥中国FTA网络的“枢纽效应”,增强中国在全球FTA网络中的控制力,这需要深入研究FTA潜在伙伴国的策略选择,加快与当前FTA网络中的轴心和次轴心国推进FTA的谈判。目前,中国仅与轴心国家新加坡和智利缔结了FTA协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部分国家的谈判刚取得了一定进展,而与海合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谈判处于停滞阶段。对于其他轴心国家,如墨西哥、土耳其则尚未开展官方可行性研究。因而中国需要同相关轴心国加快启动FTA谈判的联合可行性研究计划,就FTA的谈判方式和次序选择进行探讨,积极谋求成为全球FTA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成为区域和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的主导力量之一。
此外,由于FTA轴心国的自我强化效应会导致大量的辐条国家与之缔结FTA协定,加之辐条国家为防止进一步的边缘化而采取的行动会导致全球FTA网络的不断演变。中国需要研究当前全球FTA的动态变化趋势,尤其要关注主要经济贸易竞争对手个体网络的演变,深入分析竞争对手的FTA策略选择及对中国可能的潜在影响。当前美国正积极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企图主导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为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区域合作议程之外,成为亚太区域贸易网络的边缘角色,则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研究,提出相应的策略。
总之,中国需要制定系统的FTA策略,明确谈判方式和步骤,并积极跟踪关注主要竞争对手的FTA政策,选择最优的博弈策略,努力实现中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①衡量网络关联度指标有绝对和相对概念,为保证不同网络的可比性,本文所有网络结构指标都用相对概念。
②在本文分析中没有考虑FTA的例外条款,涉及到FTA的“敏感性清单”后,FTA轴心国优势会有所削弱。
③Baier和Bergstrand(2004)用横截面数据未能验证其在理论模型中提出的该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