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概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性的难题。一直以来，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在为这一研究做着努力。但是，要给贫困下一个准确、科学的定义又实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曾说过，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英国学者奥本海默（Oppenheim,1993）也认为，“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定性，并随着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1] 在经济学领域，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1901）最早给出了较为确定的贫困定义，他在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2] 自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以来，贫困及其与之有关的概念便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扩展开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在积极探索更适合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具可操作性的贫困概念。比如，它既可以从收入低下，权利缺乏或能力剥夺的角度来定义；也可以从绝对和相对的视角来理解；还可以从长期和短期的比较来把握，而且，这一概念又常常与不平等、社会排斥和脆弱性紧密相连。之所以要重视贫困的多维度特性，是因为它不仅决定了测度的方法贫困，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定义对应着不同的减贫政策工具和项目组件。所以，理解贫困概念及其演进对于全球范围的减贫进程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一、收入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一）收入贫困
虽然朗特里在其贫困定义中关注到的仅仅是收入这一因素，但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他还提出了划分贫困家庭的收入标准，即贫困线。该研究之后，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从收入的角度来解释或定义贫困的。比如[3]，“贫穷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S.G.Smith,Social Pathology,pp.41.）；“贫穷是指相对较少（收入）的一种状态”（H.P.Fairchild,Dictionary of Sociology,New York:Litter- field,Adams & Co.,1962,pp.142）； “贫穷是指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落的生活程度”（R.C.Dexter,Social Adjustment,pp.156）；“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低于当时、当地生活必需品购买力的一种失调状况”（Queen & Mann,Social Pathology,pp.249.）；“贫困是因无适当收入或不善使用（开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以及改善健康条件和精神面貌去做有用工作的一种社会状况”（G.L.Gilin,Poverty and Dependency,pp.24.），等等。萨缪尔森（Samuelson）和雷诺兹（Reynolds）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定义贫困概念，前者称其为一种“人们没有足够收入”的状况；后者的所谓贫困问题，是指“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的绝对水平”[4]
虽然，收入作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具有易于统计、测量和监测的优点，收入贫困也已成为各国减贫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与此定义相关的减贫战略的重心亦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人均收入的水平，但值得深入思考的另一问题是，贫困人群从收入增长中得到的好处究竟有多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而言，是一样多还是更少，或者，根本什么也得不到？现实世界的发展格局说明，当今的富国与穷国之间、一国之内的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甚至一个地区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并未因为整个世界、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而被消除，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依然存在，贫困难题始终未能破解。
（二）资源贫困或权利贫困
鉴于此，又有学者从资源匮乏或机会缺乏的角度来定义贫困。而且从这一角度定义的贫困概念又往往体现出剥夺与排斥的涵义，可从更深层将其理解为“权利贫困”。以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他们在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理论中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实质即社会资源或包括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在内的有价值物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等分配，而处于社会下层的贫困群体正是上述社会资源的匮乏者。英国社会学家汤森（Townsend,1979）指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5]。世界银行《1980 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在欧共体委员会的《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1989）中，“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所在成员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6]。总之，正如奥本海默所言（Oppenheim,1993），“贫困是指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票少于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夺去了人们享有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
我国学者也多倾向于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定义贫困。在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1989）的相关报告中指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台湾学者江亮演（1990）指出，“通常所称的贫困是指生活资源缺乏或者无法适应所属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就是无法或有困难维持其生理的或精神的生活需要”[7]；童星和林闽钢（1993）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8]；赵冬缓和兰徐民（1994）认为，“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 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9]； 康晓光（1995）认为，“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参与基本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10]。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研究中有学者（李实，John Knigt,2002）结合我国城镇贫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选择性贫困（或自愿性贫困）的概念①。虽然他们并非是从资源匮乏或机会缺乏的角度，而只是综合考虑到城镇家庭的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来定义这三种类型的贫困，但这种定义有助于区分不同的贫困人群，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理解[11]。
（三）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的主要贡献者是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认为（1981、1984），在分析社会公正时，个人的利益（即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她或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讲，贫困必需被视为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这是判别贫困的标准。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对收入缺乏是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观点的否定，因为收入缺乏可能是对一个人能力剥夺的首要原因。支持以能力界定贫困的理由如下[12]：（1）贫困可能是以能力被剥夺为特点的，因为能力从本质上讲是重要的，而低收入只有手段上的意义；（2）低收入不是对能力剥夺的惟一影响；（3）收入对能力的影响因社区、 家庭和个人而有所不同。所以，“贫困并不只是比社会上其他人穷多少这回事，而是没有争取物质富裕最基本的机会——因为缺乏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能力’”[13]。森特别强调，收入的相对差距可能意味着能力的绝对剥夺。森（Sen,1999）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更进一步阐释[14]，能力意味着人们享有的使他们可以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很大自由。自由即实质自由，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的；而以人为中心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这才是发展的主题和最高目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无疑，“能力贫困”比“收入贫困”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视角。而随着森所强调的能力和作用逐渐成为贫困问题分析中的主要范式，能力贫困概念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森的观点，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是工具性的贫困，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关于能力的指标。所以，消除收入贫困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成为减贫的终极动机，关键是要提高人的基本能力，比如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参与以及政治权利等，而这种能力的提高一般也会扩展人的生产能力和提高收入的能力。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当然，此处对“最低生活水准”的衡量已不仅仅包括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因素，还要包括医疗卫生、预期寿命等社会福利的内容。至此，对于贫困的界定已经从单一地关注收入低下，经历了关注资源匮乏的阶段，发展到重视能力的缺乏和被剥夺，而减贫战略的重点也相应从原先的单纯强调国民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延长寿命、提高读写能力、增强健康等内容。
二、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随着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完全建立在个体（包括个人和家庭）某一时点物质福利状态上的贫困概念忽略了贫困的主要特点。因而，贫困定义也相应发生着多层面的扩展，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剥夺、排斥和脆弱性等概念因此出现。它们不仅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深刻勾画贫困的多纬度特性，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贫困测度的方法以及不同减贫措施的实施。
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而言，绝对贫困仅仅关注于人们是否具有满足自身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或能力，而相对贫困则认为贫困具有很强的相对性，确定贫困线时应充分考虑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自19世纪末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的研究开始，最初的贫困研究者大都倾向于从绝对标准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相应计算出的贫困线即为绝对贫困线。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绝对贫困标准的抨击越来越多，相对贫困的研究逐渐展开。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即“即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可以满足生存需要，但是明显低于当地其他人的收入时，他们也是贫困的，因为他们得不到当地大部分人认可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起码条件”，“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它较为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之上的，通常这要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15]。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关联，研究者和政府部门也相应提出了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以及混合贫困线等，以用于诊断和减缓不同层次及范围的贫困状况。
在对于贫困评估的定性研究中，常用的参与式贫困评估法（Participatory Poverty Appraisals，即PPAs）比传统的定量方法更能反映贫困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一点。这种方法旨在了解各种社会群体的人如何评价其贫困状况和现行的减贫战略、各种生存战略是如何运作的、人们偏爱政府的哪种减贫战略以及他们准备支持哪种战略等。在参与式贫困评估中发现，如在某一地区，根据客观的货币衡量标准，一些家庭明显处于贫困线之下，但当PPA分析员采访时， 他们却自认为并不感到贫寒，反之亦然。一个可能的解释归结于那些家庭附近邻里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16]，即如果一个家庭附近其他个体的收入标准与其相似或更低（在贫困线之下），则该家庭可能并不觉得贫困；反之，若一个家庭居住在一个收入分配更不公平的环境，而且被更高生活水准的个体所包围，那么该家庭则可能觉得贫寒，即使其消费水平位于贫困线之上。由此可见，贫困概念经常地相对于邻里的生活水平，而非一个绝对概念。
在国内，学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也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如童星和林闽钢（1993）“根据贫困的程度，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如果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则属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又可分为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生存贫困即特贫，是指最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生存有困难，它是生活状况中最低下的一等”。曹洪民（1997）之所谓绝对贫困，指的是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于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从生理上讲，人体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差异不大，在不同社会、不同年代其内涵应该是相对一致的，因此绝对贫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和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它同时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17]。张问敏和李实（1992）也指出，绝对贫困概念和相对贫困概念的差异决定了确定贫困线的绝对标准法和相对标准法之间的差异。在绝对标准法中又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绝对贫困主要强调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通常以最低营养水平和其它方面的最低生理需要作为确定贫困线的标准；广义的绝对贫困则既考虑个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也考虑个人的社会活动方面的基本需要，将个人生存和从事正常社会活动所必需的最低消费额作为划分贫困人口的标准。而划分贫困人口的相对标准法则是完全建立在相对贫困概念基础上的[18]。
三、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方短期贫困比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更加广泛[17]。传统的贫困理论也由此相对地更为重视关于短期贫困（或称之为暂时贫困）的研究。但是，长期贫困却为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它将那些无法通过正常扶贫手段摆脱贫困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于贫困的动态分析（即对贫困过程的分析）以及人们随着时间摆脱（而且经常返回）贫困轨道的状况[19]。
所谓长期贫困，是指某一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能力剥夺（此处的“个体”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也有研究认为，90％的长期贫困者都经历了4年的贫困时期[20] McCulloch和Calandrino（2003）在对四川省的长期贫困研究中区分了三种长期贫困：（1）平均消费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2）一段时间内经常处于贫困水平或以很大概率处于贫困状态；（3）很大程度持续处于贫困水平[21]。在Jalan和Ravallion（1998）的研究中，总贫困水平Pi是一段时间内每个时间点的贫困水平测量值P[,it]的期望值，即P[,i]＝E[P[,it] ] ，长期贫困因此被定义为C[,i]＝P（E[,yit]），短期贫困水平Ti等于总贫困水平（P[,i]）减去长期贫困水平（C[,i]）。但是，该定义中对贫困的分解不能充分代表一段时期围绕贫困线的消费的变动。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长期贫困除了关注贫困人群的收入指标外，还应该更多地关注贫困的多维指标。因为收入和消费的短期波动很大，从长期来把握十分困难，仅从收入和消费角度对于贫困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其为什么会长期而顽固地存在。此外，人力资本发育缓慢是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贫困在代际间的跨越则既可看作是长期贫困的另一个特征，也可看作是其形成的原因。当然，长期贫困的发生还具有地域的以及职业的特征，长期贫困者相对而言更为脆弱，更可能受到外部冲击的伤害。与传统的贫困研究一样，长期贫困也可以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大多数研究者针对的主要是长期的绝对贫困。无疑，消除长期相对贫困比消除长期绝对贫困要困难得多。
区别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将影响到缓解不同贫困现象的政策手段。适当的保险计划（如粮食保险）和其他的消费平滑措施对于减少暂时贫困很有效，但可能对于减轻长期贫困的作用并不明显。缓解长期贫困可能需要对于人类资本和健康资本的重大投资，以及对于资产的再分配——特别是土地。除此之外，道义上的支持，即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形成一种帮助贫困个体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向贫困者提供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以及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都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缓解贫困的能力。
四、剥夺、排斥、脆弱性和人类贫困
贫困概念的变化对减贫战略及其各种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帮助贫困人群的政策应当研究如何既能提高增长率，又促进平等，或者，至少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减缓导致不平等的增长。因此自收入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之后，剥夺、排斥、脆弱性以及缺少发言权等方面成为理解和定义贫困的主要内容。
（一）剥夺和贫困
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各利益群体在分配过程中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必将导致不平等和贫困。伦斯基（Lenski,1966）认为，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在经济领域，他们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而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无力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因而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和不合理迫使部分社会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贫困，其结果又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和排斥，加剧了社会矛盾[23]。汤森（Townsend,1979）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所定义的贫困，即“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实质上也是与“剥夺”思想紧密联系的。按照他的解释，相对剥夺是“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人们常常因为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假若如此，或甚至因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那么他们就是贫困的”。汤森（1993）还认为，剥夺可以分为物质剥夺（与食品、衣服和住房等有关）和社会剥夺（与家庭、娱乐和教育有关）。他所关注的焦点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限于物质领域。由此看来，贫困还具有社会性[24]。英国的克莱尔（Clare,2000）谈到：“人们往往从经济、社会、政治等不同方面同时遭到剥夺。没有收入通常是因为没有资产或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健康状况不良和缺乏教育既是经济状况低下的原因，也是经济状况低下的结果。”“贫困所指，并不仅仅限于物质的和伤及人体的剥夺，它也损害人们的自尊、尊严和自我认同，堵塞他们参与决策过程、进入各种有关机构的途径，使得若干群体之易受伤害的程度沿螺旋线上升。”[25]
（二）排斥和贫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社会问题的概念，在讨论和研究贫困与剥夺问题时被经常使用。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题为“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的世界峰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艾尔泽（Else,2000）从其中的一句说辞“本次峰会对消除贫困做出世界性的承诺”开始，讨论了减少贫困的政治含义[26]。就贫困及社会排斥而言，克莱尔（2000）指出，穷人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至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阿马蒂亚·森在其能力贫困概念之后，也更进一步探讨了贫困、能力剥夺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27]。毫无疑问，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观（贫困指的是不具备享有体面生活的能力）是一个多维的观点。从一个人不应该被排斥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层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反过来，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因为，被隔离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可能会导致其它的剥夺，并进一步限制人们的生活机会。比如，对一个人在就业或获取信贷等机会的排斥会导致其在经济上的穷困，而经济上的穷困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夺。森还指出，社会排斥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强调了其关系特征所引起的能力剥夺以及贫困。换言之，社会排斥具有重要的建构性或工具性影响，前者主要是指，有时候遭受排斥本身就是一种剥夺，而且这种排斥会对受排斥人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比如无法与别人交往或参与社会活动会直接导致一个人的穷困潦倒；后者则是指，有些排斥虽然不会直接给受排斥人造成损失，但却将间接产生其它一些严重后果，通过其它途径导致受排斥人的生活贫困。总之，社会排斥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导致剥夺与贫困，认识这一点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战略至关重要。
（三）脆弱性和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测定贫困中参与式贫困评估方法的利用，贫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逐渐显现出来。一是对收入风险和波动的担心，它常常表现为一种脆弱感。穷人们认为贫困不仅仅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而且是一个人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很容易失去的状态。二是缺乏政治权利。这种发言权和政治权利的缺乏常常被描述为无权无势的感觉，也是贫困最根本的特征。钱伯斯（Chambers, 1995）指出，脆弱性“有两个方面，即暴露于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中的外在方面和孤立无助的内在方面，这两方面都意味着缺少应付破坏性损失的手段”[28]。事实也是如此，穷人之所以更容易受到伤害，是因为他们缺乏充分保护自己不受风险打击的手段。所以，虽然收入或与收入有关的方面确实是贫困的突出特点，但穷人们表现出的对孤立无助、没有权力、脆弱性的担心却更值得关注。通常情况下，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穷人们总是努力通过收入多样化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面对灾害时的脆弱性，但萨尔蒙认为（Salmen,1995），“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往往在社会方面也容易被边缘化，所以他们在资源和权力两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毫无疑问，医疗和教育是减贫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贫困者增加收入必不可少的基本方面。但基于脆弱性和无发言权方面的贫困概念也需要其它一些政府行动，以帮助这部分人减少风险，提供抵御风险的保障，从而扩大他们可以得到的机会，并更好地利用各种减贫措施带来的好处。要抵消危机对穷人的影响，政府必须提高安全网来缓冲冲击，保护穷人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已有证据表明，把公共工程、集体借贷（如果需要，可给予补贴）和简单的存储计划结合起来，至少给穷人应付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支持[17]。同时，因为实践中很多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常常失败，所以要求穷人在广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通过让他们在一些与其相关的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切实提高项目和计划实施的效力。
（四）人类贫困和人类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界定贫困，《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人类贫困”的解释是，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并采用了几种测度方法，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人类贫困之所以比前面不同角度的界定具有更宽泛的内涵，是因为它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等方面来考察、分析和测量贫困，属于广义的贫困概念。人类贫困指数侧重于人类贫困的三个方面，即寿命、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其中寿命用40岁以前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来测定；读写能力用有读写能力的成人所占百分比来测定；生活水平则用获得医疗服务的居民的百分比、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居民的百分比和5 岁以下营养不良的幼儿的百分比来测定。基于此，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针对贫困群体广义福利被剥夺的状况，提出了新世纪参与性综合减贫战略框架：第一，扩大经济机会。即通过市场和非市场行动的结合，使穷人积聚资产并且提高其资产的回报，以扩大穷人的经济机会，增加其收入。第二，促进参与赋权。即让国家制度对穷人更负责、对其需要作出及时反应，加强穷人在政治进程、地方决策和社区管理中的参与。取消来自性别、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差距的社会障碍。第三，加强安全保障。即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因疾病危害、经济灾难、自然灾害等和暴力对穷人造成的伤害，帮助穷人化解风险。
五、结语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是当代世界发展议程的中心课题之一。当然关于贫困还有很多其它的定义，比如舒尔茨（Schultz ）在其《经济增长与农业》和《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谈到，“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绝大部分贫困是大量的经济不平衡之结果”；艾尔泽（Else,2000）则将贫困看作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符号的等级格局的一部分，穷人就处于这一格局的底部，贫困状态在人口中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格局就越稳定”，等等。尽管定义的角度不同，却都无法改变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因此，人们与贫困之间的斗争也会继续下去。从100多年来贫困概念的演变来看，贫困已经由最初单纯地强调对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物品的支配能力（收入）这一因素，逐渐拓宽到了目前关注于包括良好的基础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医疗保健、寿命等在内的福利内容，以及更广泛的对于脆弱性和风险、没有权力和缺少发言权的关心与担心。贫困概念的这种变化不仅显示了贫困的多纬度特性，而且，认识的变化也相应大大扩展了缓解贫困可采用的政策工具的范围。所以虽然贫困定义的扩展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把谁看作是穷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过程非常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贫困，并推动着更完善、且更易于操作的减贫战略框架的构筑。
注释：
① 所谓持久性贫困，是指在某一时期， 如果人们的收入和消费都低于贫困线标准，那么他们就是持久性贫困人口；若收入低于贫困线而消费高于贫困线则是暂时性贫困人口；若收入高于贫困线，但由于过去或未来有着特殊的支出需要而不得不将其现在消费压到贫困线以下的，则称之为选择性贫困人口。在我国，贫困人口中的大部分是这种选择性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