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确理解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理解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 实践已初步证明，“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和策略意义的重大方针。这一方针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为改革开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稳定的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新鲜的经验；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解决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然而，人们对于“不争论”这一命题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因而，具体地考察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命题的历史背景与主要目的，深入探究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的与现实的价值，廓清某些模糊认识或错误观点，对于全面而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同志这一重大发明的创造性贡献，更好地贯彻“不搞争论”的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邓小平同志倡导不争论，特别是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缘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反省。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历了两次特别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意识形态大争论。几亿人口的大国，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知识分子不务正业，人人“口诛笔伐”上战场。由于这个全局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发展自己的重大历史机遇，在经济上、科学文化事业上、综合国力上拉大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大争论”造成了意识形态观念的泛化和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盲目崇拜；造成了“精神至上论”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猖獗，以及思维模式的单一与僵化；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许多“左”的错误观念推向极端；败坏了社会风气，滋长了社会上某些人的高谈阔论，轻视实践，只说不做，巧言令色，在不同意见的争辩中，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等不良风气。这一场灾难，使小平同志痛感不能再搞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意识形态大争论了。
另一次意识形态的大争论，就是1956年至1964年，长达8 年之久的中苏大论战。这一论战是当时中国在国际领域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课题，它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也对国内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场争论跟“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首先，这场争论是由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挑起的。其次，在论战中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发表的观点，虽然从今天看来，有一些观点并不妥当，但不能说都是错误的。第三，这场争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的一贯立场以及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统一模式论的正确主张。有助于形成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来处理问题的新型政党关系；有助于打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的僵化格式，形成各自探索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新格局。正如小平同志在同南斯拉夫科罗舍茨的谈话时指出的：“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2) 但是这场论战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其最主要的教训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使我们不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全党的思想兴奋点，整个思维方式，强化了以政治为中心的模式。论战中说了不少空话，并且将党与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使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回顾这一争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承认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另一方面强调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而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以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影响国家关系，国家利益。
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地总结了上述两次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以后，提出了“不争论”的命题。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发明，主要是指这一方针是对于传统的、习惯于在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搞抽象的无谓的争论，动辄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那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保证使全党的工作重心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一争论，就会分散全党的注意力。我们党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就决定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来未能真正实现这个转移，这是同那两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不无关系的。其次，“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3)同 时，不争论，也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意识形态泛化的现象，把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区分开来，鼓励人们去大胆地实践与探索。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对于在探索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甚至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准确地把握。许多新思路，要经过实践加以检验。这都不是仅仅通过争论就能解决的。所以，那些无谓的、无休止的争论，尤其是动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作法，不仅会丧失干的时机，而且只能束缚人的思想，挫伤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再次，不争论也是小平同志发明的在改革过程中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的一种新的有效方法，即“拿事实来说话”(4)的方法。这就是说， 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群众的各种思想问题，各种认识问题，是不能用意识形态争论的办法去解决的。必须坚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且小平同志强调应该拿事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又次，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角度看，“不争论”是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精神文明体系，自然是不能靠批判去建立的，而必须着眼于建设。尤其是这种精神文明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由一系列的新观念组成的，这些新的观念，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的，因此，更不是依靠陈旧的观念，进行抽象的批判可以奏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系统中属于知识范畴的科学、教育、文化，那是一个努力学习，加强积累，注重运用的问题，决不是批判的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对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也需要改变过去那种空洞说教的方法，“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 (5)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设施，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这方面的基础非常薄弱，迫切需要尽快地建设起来，因而不搞争论，可以抓紧时间进行建设。最后，不争论也是为了在解决国际关系中历史遗留问题时能更好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解决有争议问题时能更好地求同存异，加强合作，维护双方的国家利益。例如，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为了结束过去，应该对过去的问题谈一谈各自的看法，作个交代。但是“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6)
不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纠正以往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左”的错误，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种宽松、稳定与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是解决国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创造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它首先是指不搞政治运动和“大批判”；其次是指不搞抽象的、空洞的说教与无谓的争论；再次是指不搞意识形态的泛化，用意识形态标准去处理非意识形态问题。所以，这一命题首先蕴含着对重大原则不允许争论的坚定的原则性，其次也包含着对某一些问题则采取不予争论、不必争论的灵活的策略性。同时，它还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开展正常的争辩与争鸣的新的科学方法，以及具有力戒空谈的求实精神和着眼未来、求同存异的远见卓识。
二
“不争论”在许多方面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体现了邓小平同志鲜明的革命风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第一，“不争论”就是坚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小平同志理论的一个支柱。不争论，就是坚持实践第一，大胆试验的观点，鼓励人们在实践中探索新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与接近真理。他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子过河”，就是对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所作的生动写照。因为既然是试验，就要冒一点风险，不可能把试验的结果都争论清楚了再去搞。
尊重群众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支柱。在改革中，尊重群众的核心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争论”就是保护群众的创造精神，尊重群众的意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与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几经周折，屡遭压制、打击。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其生命力就是被在“左”倾思想束缚下意识形态的争论所窒息的。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再次自发试验获得成功，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并未肃清，仍然招致了上上下下的众多非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若让争论任意发展，必使承包制重蹈复辙，再次夭折。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谈话，肯定了农民的创造精神，并作了相应的政策上的规定。停止了原已开始的争论，使农村改革迅速取得成功，并以此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尊重群众，也包括坚持在改革中实行群众的自愿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不争论，就是允许看，不搞强迫。因为允许看，比强迫好得多，他指出：“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7)
第二，不争论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我国地域辽阔，各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因此，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当然，不争论，也并不是说凡事都没有一个标准了，可以各干各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批评不得，议论不得。而是强调看问题不要从已有的老框框出发，妄加评论。对改革中的是非问题，判断的标准自然是有的，这就是“三个有利于”，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东西都是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的，这是不允争论的东西。所以，坚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归根结蒂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改革中的得失成败，才能避免“空对空”的争论，才能排除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思想干扰。
第三，不争论就是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按照辩证法办事的原则。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就是要冲破不变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陈旧的体制，实行全局性的巨变。几十年来，我们不少同志习惯于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中思维，习惯于把书上写了的，文件上规定了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习惯于按传统的观念原则来判断是非。因而，一旦在改革中出现了与原有的观念、文件不一致的地方，往往会引起一番争论，而且这种争论的要害，最终总是被归结到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去。其结果，必然使人不敢变革，停滞不前。所以，坚持不争论，就是要冲破这种僵化的模式，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改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9)因此，坚持不争论首先就是坚持改革、坚持变。其次， 不争论也是为了不变，即保持政策的不变、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局的稳定，以便在稳定中求得发展。小平同志谈到不变的重要性时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是现行的政策不变。可见政策的不变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是变的条件。所以，坚持不争论，在这里又表现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社会的稳定。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几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问题，其实质就是是否允许雇工经营的问题，如果当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势必引起一部分先富起来人的不安，担心政策改变。邓小平同志就主张放两年看，不争论，也不动他。因为，“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所以，不争论，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10)
第四，“不争论”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外交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我们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为此，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影响、阻碍国家关系的发展。我们既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小平同志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方面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又时时告诫我们要冷静沉着，善于守拙，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我们也“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11)实践证明，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国际战略原则是正确的。
五十年代波匈事件后，我们曾因参与国际争论而影响了国内建设。八九年前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策略方针，不管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尊重这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尊重他们的独立自主，坚持同他们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为集中力量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发展自己赢得了时间，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
对于“不争论”命题的理解，也要防止片面性。如果以为小平同志讲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就是不讲意识形态，只讲经济，只讲科学文化；或者说“不争论”就是非意识形态化，甚至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应该强调非意识形态化；那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十分有害的了。其理由如下：
1.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即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尽管后者有许多方面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但前者则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也是以后者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的。因而说邓小平同志讲精神文明建设不讲意识形态是没有根据的。
2.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应该搞非意识形态化，这也是违背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的。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2)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开放的扩大，也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滋长等等。所以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不争论”的命题，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纠正与防止“文化大革命”中把意识形态泛化的错误，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13)的“左”的观点而说的。防止这些新的“左”的思想观念以陈旧的争论形式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也同小平同志对计划与市场的基本看法有关系，他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避免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作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争论不是指原则上的不争论，而是指在方法上、手段上的不争论、既然是经济手段，就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3.在思想文化领域，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不争论，首先是强调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搞政治运动，决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14)但同时并不否认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小平同志说：“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15)应该看到，在这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思想教育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以及新旧交替过程中观念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等，都会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与错误的认识。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理论界、文学艺术界都有一个对西方的学术思潮分析、鉴别与批判的问题。所以，一方面，不能把不争论理解为听任各种模糊思想、不健康东西存在、蔓延；更不能理解为什么错误的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甚至理解为“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16)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对待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决不能以偏概全、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即使对待有错误的同志，也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4.不争论的重要政治前提就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决不是非意识形态化。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十分关注思想战线斗争。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17)为了克服思想战线一度出现的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而且要求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在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他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8)可见，不争论决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不意味着放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斗争。恰恰相反，不争论意味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我们的旗帜必须是十分鲜明的。
有的同志以为讲“不争论”是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矛盾的，或担心，讲“不争论”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应该指出，“不争论”同“双百”方针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种继承与发展。我们知道，“双百”方针的内容：主要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鸣，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艺术与科学的实践去解决。首先，不争论强调不搞政治运动和反对“左”的大批判习气。它自然允许艺术上科学上的不同风格与学派的自由发展与争鸣，也不存在利用行政力量禁止或推行某一种风格或学派。相反，它有利于形成一种宽松、和谐、民主、自由的艺术氛围和学术空气。这一点正可克服某些不利于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文革”遗风。其次，不争论强调反对抽象的、空洞的争论，尤其不要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特别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正是艺术创造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的是非最终只能由实践来检验；艺术是丰富多样的，艺术的不同形式与风格，一般讲并没有是非问题，可以并存发展，不能去争论孰是孰非，也不能强迫人们接受。因而不争论，就是尊重艺术与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在科学界艺术界创造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良风气，促进科学的发展与艺术的繁荣。这就是“双百”方针的真谛所在，宗旨所在。因而，非但不用担心，讲“不争论”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而且提倡不争论，可以把“双百”方针的贯彻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总之，只有努力学习和掌握贯穿在小平同志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了解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命题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目的，同时把这一命题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做到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命题，防止对这一命题认识的各种片面性，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不搞争论”这一重大发明的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1)(2)(3)(4)(5)(6)(7)(8)(10)(11)(12)(13)(14)(16)(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237、374、155、41、292、374、372、371 、360、48、375、47、47、181页。
(15)(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379页。
(9)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单行本，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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