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还是制度诱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诱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盈余信息不真实、信披违规等事件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了危害资本市场公信力的一大“毒瘤”。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实际上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1]，应计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方法进行利润操控，而真实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偏离经营现状的真实经营活动来操纵利润。我国市场化进程逐渐加快，治理环境也日益完善，对上市公司传统的盈余管理手段产生了有效的制约。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隐蔽性，难以被监管部门所察觉，这给盈余管理治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真实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对企业未来的业绩和价值有着巨大的损害[2]，但现阶段理论界主要侧重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而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注较少，忽视了真实盈余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对其产生、后果以及如何防范更是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自“法与金融”的研究兴起之后众多学者围绕着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3]、业绩[4]、融资[5]、投资[6]、股价[7]、内部控制[8]等领域展开研究，而直接研究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献仍较少。虽然部分文献研究法治水平、投资者保护程度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9-10]，但是制度环境因素对真实盈余管理会产生何种影响仍不得而知。Cohen等[11]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投资者法律保护不断完善，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也加快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进一步挤压了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是否会针对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盈余管理策略?是否会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减少应计盈余管理，以此来避免监管进而实现盈余操纵的目标?制度环境是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还是诱导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阶段尚未有文献能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特殊的制度背景为我们进行实证检验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本文以沪深两市700家上市公司2001～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应计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12]的模型计量真实盈余管理，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的方法检验了制度环境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寻找到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转变的经验证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1)为弱化制度环境相关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在制度环境相关研究遇到内生性问题时，少量文献以制度环境因素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多数文献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控制。以制度环境因素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并不科学，一方面，由于制度环境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相对稳定[13]，此时采用滞后变量弱化内生性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从内生性问题的来源来看，制度环境领域的内生性问题是由遗漏变量造成的，而非因变量和自变量相互影响造成的，此类内生性问题并不能够通过加入滞后变量来解决。本文将系统广义矩估计引入制度环境相关研究领域，可以有效的弱化现有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检验工具。(2)李彬等[14]分析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李彬和张俊瑞[15]的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但是现有文献未能深入剖析造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演变的原因。本文致力于寻找导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演变的制度根源，发现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造成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逐渐由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这对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研究盈余管理治理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3)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治理工作中出现新的难题。针对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更加高明，逐渐由易于发现的传统应计盈余管理转向难以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了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是诱导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说明我国出现了类似于美国萨班斯法案的盈余管理治理后果。该结论验证了Cohen等[11]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拓展了企业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研究外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献回顾、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根据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流，将盈余管理分为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和通过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的盈余管理。大量的文献也已证实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两种方法[16，17]，这为后续研究盈余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真实盈余管理改变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实质，并按照会计准则对改变后的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这种行为未违反公认会计准则(GAAP)，具有较强的隐蔽性。Graham等[16]发现企业有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为了满足盈利预期目标，80%接受采访的CFO会减少R&D、广告、维护支出等，55%的CFO会推迟新项目。现阶段，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Bhojraj等[18]认为相对于未采用盈余管理的企业而言，为了满足分析师预测而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有着较差的经营业绩和股票市场表现。进一步，Kim等[19]发现真实盈余管理给外部投资者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要比应计盈余管理更为严重，会对企业未来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损害企业长期的业绩[2]。但Gunny[20]却提出了相反的论断，他认为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满足盈余预期的企业在未来三年的业绩会好过于没有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第二，盈余管理的时序性。大量文献假设企业管理者会同时进行盈余管理策略选择，而忽视了盈余管理策略选择中存在的时序性。Graham等[16]指出真实盈余管理的发生贯穿整个会计年度，而应计盈余管理则发生在会计年度末至会计年报披露之前，Matsuura[21]也发现了两种盈余管理存在着时序性。Badertscher[22]则发现管理者在早期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接下来使用真实盈余管理，而将非公认会计准则盈余管理(non-GAAP earnings management)作为最后的补救方法。第三，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有文献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手段由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企业更愿意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来进行盈余操纵[16]，也有证据表明企业会基于相对成本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策略之间进行权衡[11，17]。 2.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North[23]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它构成了人类政治交易行为或经济交易行为的激励机制，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市场交易成本，从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35年，市场化进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阶段我国的制度环境具有两方面鲜明特征：一方面，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国家采用了“先沿海再内地，先东部再中西部”的地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倒逼制度环境不断改善，使得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好转和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以及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有规律可循?现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政府干预、法治水平两个方面，探讨了制度环境因素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政府干预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会影响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Makar和Alam[24]发现了企业为避免政治风险而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证据。但Bushman等[25]却认为政府干预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明确：一方面基于政治成本假设政府出于掠夺动机可能会使企业隐藏真实会计信息，此时政府干预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另一方面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政府会要求企业披露真实会计信息以便于实现掠夺，此时政府干预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中，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政府出于争夺资本市场资源，积极利用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参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Chen等[26]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现了地方政府帮助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李延喜等[27]的研究也佐证了该论断。法治水平对应计盈余管理影响方面：Che和Qian[28]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普遍存在隐瞒利润的现象。Leuz等[9]进一步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对企业会计报告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投资者保护程度、法律执行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约束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这得到了Francis和Wang[10]后续研究的支持。Degeorge等[29]也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行力度越强，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制度环境与应计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环境与应计盈余管理负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该地区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假设1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低，该地区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假设1b：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负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越高，该地区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作为盈余管理的新手段，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这就导致国内外鲜有文献能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Ewert和Wagenhofer[30]通过模型分析发现，面临会计标准收紧或执法环境变严时企业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增加真实盈余管理。Chi等[31]指出，企业在面对高法律诉讼风险和严格的外部审计时会增加真实盈余管理，这主要是因为在满足信息披露原则的前提下真实盈余管理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Zang[17]也发现会计监管的加强会导致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增加。上市公司基于两种盈余管理的成本进行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盈余管理的成本主要由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成本和被监管部门查获的处罚代价构成。一方面，盈余管理的操作成本。相对于采用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方式的应计盈余管理而言，采用真实经营活动进行利润操纵的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更大。另一方面，盈余管理被查获的处罚代价。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的制度环境建设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投资者保护法律的完善、市场监督力量的增强和会计准则可操作的范围变小，应计盈余管理更容易被监管部门察觉。而真实盈余管理以实际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比应计盈余管理更难以被监管部门所发现，这意味着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被监管部门查处的概率会远低于应计盈余管理。盈余管理被查获的处罚代价为查处概率和罚金的乘积，由于我国针对财务造假的罚金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不会因为采用不同盈余管理方式而处以不同的罚金，所以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被查获的处罚代价应远低于应计盈余管理被查获的处罚代价。所以，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即完善了的制度环境诱导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同时，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逐渐由早期易于发现的应计盈余管理向现阶段难以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转变。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环境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该地区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假设2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程度与真实盈余管理负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该地区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假设2b：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越低，该地区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逐渐由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 1.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12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以下筛选程序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1)剔除被ST和*ST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信息数据不齐全的上市公司。经过上述程序的筛选和样本的平衡处理后，本文获得了一个由700家上市公司2001～2012年持续12年数据组成的动态面板，总观察样本为8400个。有关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13]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应计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通过模型回归来计量估计的应计利润总额，将总应计利润分成可操作和非可操作两部分，再计量出企业的非可操作利润，最后以企业的可操作性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在学术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Stubben[32]通过对国际会计学顶级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统计发现，上述期刊在2005～2008年期间共发表了40余篇采用应计利润法计量盈余管理的文献。应计利润法的计量模型具体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Jones模型，限于篇幅本文未列示具体计量模型。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了上述四种计量方法计算了应计盈余管理，但是主要是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分析为主，其他三种计量方法为辅。 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销售操控[12]、生产操控[2]、酌量性费用操控[12]、销售资产[17]和回购股票[33]。Roychowdhury[12]从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出发，构建了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开创了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先河，该模型备受Zhao等[34]等学者的推崇，是目前最权威的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本文借鉴Roychowdhury[12]的思路，分别估计每年度企业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酌量性费用水平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来计量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A.经营现金流量计量模型：
模型(1)为期望经营现金流量计量模型。其中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Sales为销售额；ΔSales为销售额的变动值；A为总资产。通过模型(1)回归估计出各样本公司的期望经营现金流量，以实际发生的经营现金流量减去期望经营现金流量可以得到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REM_CFO)。 B.生产成本计量模型：
模型(2)为期望生产成本计量模型。其中PROD为生产成本，即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额之和。通过模型(2)回归估计出各样本公司的期望生产成本，以实际发生的生产成本减去期望生产成本可以得到异常的生产成本(REM_PROD)。 C.酌量性费用计量模型：
模型(3)为期望酌量性费用计量模型。其中DISEXP为酌量性费用，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②。通过模型(3)回归估计出各样本公司的期望酌量性费用，以实际发生的酌量性费用减去期望酌量性费用可以得到异常的酌量性费用(REM_DISEXP)。 D.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 由于Roychowdhury[12]选用的三种真实盈余管理的操作手段对正常现金流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为了避免方向问题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全面获取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本文构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来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真实盈余管理总量(REM_PROXY)可以表示为异常生产成本(REM_PROD)减去异常经营现金流量(REM_CFO)和异常酌量性费用(REM_DISEXP)的值，具体见模型(4)：
(2)解释变量 制度环境：本文的制度环境变量主要有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两个变量构成。其中，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ov)以《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越大，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水平变量(Law)以《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标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标为正向指标，即“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标越大，法治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能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公司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公司特征变量方面：Hazarika等[37]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更大。Chung等[38]认为高自由现金流量产生的代理成本容易诱导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公司治理方面：Cornett等[，[39]]认为规模较小董事会能提供更有效的监管，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Benkel等[40]发现独立董事在抑制盈余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Firth等[41]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监事会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Chin等[42]指出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越容易有盈余管理行为。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模型(5)来检验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应计盈余管理的一阶滞后项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点，综合考虑到企业前期盈余管理对后期的盈余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③，在模型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可以有效地降低检验模型因遗漏变量造成的设定偏误；第二点，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盈余管理方法均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加入一阶滞后项可以有效地发现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的惯性特征。具体模型如下：
为了分析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特构建模型(6)进行检验。由于现有文献并未提供真实盈余管理会受到其一阶滞后项影响的经验证据，所以暂时无法判断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是否会具备惯性特征。基于此，本文在模型(6)解释变量中加入了真实盈余管理一阶滞后项，检验当期真实盈余管理和滞后一期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的关系。
本文构建模型(7)来寻找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转变的经验证据，具体模型如下：
4.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的截面单元N为700，时序单元为T为12，具有如Roodman[44]所说的“大N小T”特征，同时模型设计时加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如果采用OLS、随机效应或者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检验，最终获得的估计量都是有偏的和非一致。所以，本文的研究方法必须要选择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由于差分系统广义矩估计容易产生有限样本偏误，所以多数学者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来避免弱工具变量的误差，以此来获取无偏和一致性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量的标准差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虽然采用Windmeijer调整可以减少这种偏倚，但是会降低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可靠性，因此在实证检验中通常使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经过上述分析，最终选定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 实证检验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检验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其中，政府干预程度的平均值为8.375，法治水平指数的平均值为5.292，结合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受到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市场化改革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使得不同地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进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国家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使得优先政策推广的区域性特征鲜明，最终导致我国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等制度环境建设形成了东部优于中西部、中部优于西部的不平衡局面。同时，本文还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Spearman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仅有政府干预变量和法治水平变量的相关系数大于0.6，这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变量和法治水平变量之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实证检验时将政府干预变量和法治水平变量单独进行回归分析。限于篇幅有限，本文未详细汇报检验结果。
2.基于地区差异的盈余管理单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采用均值T检验、中位数Wilcoxon秩和检验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进行了单因素分析。政府干预分组方面，本文分别以2001～2012年各年政府干预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分组的标准，将低于平均值的样本纳入高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而高于平均值的样本则纳入低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以2001年为例，该年度政府干预指数的平均值为6.601，那么政府干预指数低于6.601的334个样本为高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高于6.601的366个样本则为低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并未采用魏明海和柳建华[45]的方法直接以总样本的平均值作为分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该方法忽视了不同年度制度环境的变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的改善发展，这可能使得早期的样本大多在高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中，而近期的样本大多在低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中，由此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误。同理，本文以2001～2012年各年法治水平指数的平均值将总样本分成低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和高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 表3为应计盈余管理的地区差异性检验结果，分别对不同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和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的应计盈余管理差异进行了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以AEM-Healy的检验结果为例，高政府干预地区和低政府干预地区的均值差额为0.011，T检验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中位数差额为0.002，Wilcoxon秩和检验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a；低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和高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的均值差额与中位数差额分别为0.013、0.001，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法治水平越低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b。综合而言，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制度环境不好地区的上市公司。本文还对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计量的应计盈余管理进行了差异性检验，分析结果和上述结论基本一致，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表4为真实盈余管理的地区差异性检验结果，分别对不同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和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的真实盈余管理差异进行了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以REM_PROXY的检验结果为例，高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和低政府干预地区样本组的均值差额与中位数差额分别为-0.01、-0.011，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政府干预水平越低地区的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a；低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组和高法治水平地区样本的均值差额与中位数差额分别为-0.029、-0.011，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法治水平越高地区的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b。综合而言，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制度环境不好地区的上市公司。本文还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三项分指标REM_CFO、REM_PROD、REM_DISEXP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检验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3.制度环境与应计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分析 表5为模型(5)的一步系统GMM估计的结果，主要检验了制度环境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为了弱化两个制度环境变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每次只将一个制度环境变量放入模型(5)进行检验。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应计盈余管理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为例(第7列和第8列)，政府干预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AEM_CMJones)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1。由于政府干预程度为反向指标，所以上述结果可以说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越高，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a；法治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AEM_CMJones)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1。由于法治水平为正向指标，这表明在法治水平越低的地区，当地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b。综合而言，制度环境与应计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了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当地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说明Leuz等[9]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可靠，本文还分别以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应计盈余管理带入模型(5)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发现估计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本文分别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进行了检验，以此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GMM估计的一致性要求差分残差的二阶序列的相关性为零，否则模型设定是有偏倚的。为此，本文对模型设定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表5中残差自相关检验AR(2)的p值可以说明不能拒绝模型(5)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的零假设，即本文设立的模型(5)是合理的，估计效果是有效的；Sarga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这说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零假设，进一步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4.制度环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分析 表6报告了制度环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检验结果。以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REM_PROXY)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制度环境与真实盈余管理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干预程度与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REM_PROXY)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5，即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越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a；法治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REM_PROXY)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1，这表明在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b。同时，以真实盈余管理三项分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一步系统GMM估计结果基本支持上述论断：制度环境与销售操控真实盈余管理(REM_CFO)、费用操控真实盈余管理(REM_DISEXP)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④，显著性水平均为0.01；制度环境与生产操控真实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较低。综合而言，完善的制度环境诱导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其盈余目标，该结果证实了本文研究假设2。另外，从表6中的回归结果还可以发现，销售操控真实盈余管理、费用操控真实盈余管理与其一阶滞后项显著正相关，而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与生产操控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则不显著。这说明销售操控真实盈余管理、费用操控真实盈余管理会受到前期盈余管理活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与生产操控真实盈余管理则不会受到前期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⑤，这为后续研究真实盈余管理惯性特征提供了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制度环境因素中，政府干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均大于法治水平。政府干预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8、-0.011、-0.024和-0.02，而法治水平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系数则分别为-0.002、-0.005、-0.005和-0.005；政府干预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96、-0.03、0.073和-0.008，而法治水平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系数则分别为0.06、-0.009、0.025和-0.006。作为治理市场失灵的占优选择，政府干预在我国特殊的经济转轨时期无处不在，政府干预能对盈余管理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和动机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以通过行政指令、扶持政策等方式影响企业的经营。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参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46]，而当面临诉讼时法官也难以摆脱政府方面的干预[47]，这使得政府干预企业盈余管理有恃无恐。同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数量通常是政府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为了避免上市公司被摘牌，政府有动机参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薄弱的法制环境也为政府干预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巨大影响提供了可能。Allen等[48]就曾指出，中国的注册律师总数仅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数量不相上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仍不健全的现象，特别是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缺失，这就造成当法律制度遇到强大的政府行政权力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5.盈余管理策略转变的实证分析 表7为模型(7)的一步系统GMM估计结果，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转变的现象。从表7中可以发现制度环境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差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真实盈余管理总量与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的差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为例(第23列和第24列)，政府干预程度与两种盈余管理差额(REM-AEM_CMJones)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影响系数为0.164。法治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差额(REM-AEM_CMJones)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影响系数为0.036。由此可知，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政府干预水平的降低和法治水平的提升，两种盈余管理的差额在不断的变大。即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迫使上市公司较多的使用真实盈余管理而减少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该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市场监管的不断健全和广大投资者识别应计盈余管理的能力的增强，应计盈余管理更容易被监管部门所察觉发现，有理由相信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所有上市公司均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出于调节盈余的目的企业被迫改变盈余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市公司会进行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减少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此时，盈余管理策略的转变是上市公司适应所在制度环境的最优选择。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的这种转变也验证了Cohen等[11]的论断，虽然我国没有出台类似于美国萨班斯法案的法律法规，但是随着我国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会出现和萨班斯法案影响企业盈余管理一样的经济后果。
值得说明的是，表7中的一阶滞后项与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本文在设计模型(7)的前提假设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即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并不显著影响当期的因变量
。为了避免模型设计问题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噪音，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删除了一阶滞后项，构建模型(8)重新检验研究假设3，具体如下所示：
从表8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制度环境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差额均显著正相关。以第25列和第26列的回归结果为例，政府干预程度与两种盈余管理差额(REM-AEM_Healy)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法治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差额(REM-AEM_Healy)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较多的使用真实盈余管理而减少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
6.敏感性测试 为了考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敏感性测试：首先，剔除新旧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会计准则的更替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2007年起实施新会计准则，为了避免会计准则变更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按照时间将样本分为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两个样本组，经过对这两组样本的检验发现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其次，分盈余管理方向回归。针对应计盈余管理，本文将样本分为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两个样本组，分别对这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经过比较发现，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最后，消除制度环境变量数据选择的影响。由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仅提供了1997至2009年的数据，本文以2009年的制度环境数据来代替2010年至2012年的数据，这样处理可能会忽视制度环境不同年度间的变化，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方法一，剔除2010年至2012年的数据，仅以2001～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方法二，以1997～2009年制度环境的平均增长幅度来推算2010年至2012年的数据。通过这两种稳健性检验分析发现，研究结论与前文无实质性差异。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700家上市公司持续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制度环境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策略转变的制度根源。主要的研究结论有：第一，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了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第二，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完善的制度环境诱导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第三，制度环境是企业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由应计盈余管理逐渐转向真实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策略的转变是上市公司适应所在制度环境的最优选择。 本研究为我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本文发现了上市公司逐渐由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的证据，监管部门应针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转变的新情况，加强对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加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打击力度，提高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最终约束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和培训，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手段的认识，提高投资者识别真实盈余管理的能力，以期规范整个资本市场。 与现有盈余管理文献相比，本文综合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盈余管理逐渐转向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本文仍可能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错综复杂，本文仅研究了企业外在的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尚未考虑内部控制、管理者行为特征、利益相关者等重要因素，这些将是我们后期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本文未细化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动机的不同会导致企业选择盈余管理组合方式的差异，这将是盈余管理后续研究方向之一。第三，本文仅考察了制度环境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尚未分析由此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反应。广大投资者能否有效的识别企业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能否做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将重点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研究。 ①虽然销售资产和回购股票也是真实盈余管理的手段，但本文出于以下两点考虑未将其纳入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中：第一，Zang[17]的研究并未提供通过销售资产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有效证据，这使得学者们对销售资产能否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的实现手段产生了疑问；第二，Hribar等[33]认为回购股票主要是通过提高EPS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但由于回购股票的动机错综复杂，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具有市场动机和政治动机的两面性[35，36]，这使得我们无法将股票回购中为了进行盈余管理的部分剥离出来。 ②值得注意的是，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也是酌量性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本文在计算酌量性费用时并未加入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证监会并未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转入当期损益的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的详细信息，使得本研究无法获取相关的数据资料；另一方面，按照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需在管理费用科目下设二级科目进行研发费用的账务核算，在销售费用科目下设二级科目进行广告费用的账务核算，即研发费用、广告费用大部分已经包含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③Barton和Simko[43]发现盈余管理会受到会计弹性的制约，前期实施盈余管理的水平会对当期的盈余管理策略产生影响。 ④根据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8)可以发现，真实盈余管理总体程度与销售操控真实盈余管理、费用操控真实盈余管理为负相关关系。 ⑤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还在模型(6)的基础上删除了真实盈余管理一阶滞后项，重新回归后发现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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