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后马克思主义诊断路径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启示论文,生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1)19-0022-06
在形形色色的生态主义学说中，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作为当前西方学术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反思或许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过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鲁道夫·巴罗赫、波兰的亚当·沙夫，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加拿大的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瑞尼尔·格仑德曼、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大卫·佩珀等人所奠立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比较活跃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者主要有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等人。在生态危机大肆侵吞人类的物质家园甚至精神家园的今天，在现代性逻辑和资本逻辑逐渐将人类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的今天，借鉴当今思想舞台上最活跃的思想家及思想流派在生态问题上的思考，就显得尤其紧迫和必要，而后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则为我们打开了不同的思想向度。
一、现代性逻辑：生态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总根源
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有联系，但并不能等同于生态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或许这种微妙，恰好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思想的独特性。
在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问题的追溯上，生态社会主义一般会把这种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必然会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资本的本性就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因而，他们主张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看法貌似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彻底。资本主义制度固然与生态危机的加剧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那么，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什么？受后主义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继承了后主义的衣钵。当后主义将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现代性这一现代社会痼疾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同样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直接指向现代性，认为是现代性逻辑这一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世界观方面的祸根。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现代性逻辑发展中的一环，或者说是现代性逻辑的表现形式之一，资本的贪婪、商品的扩张、消费主义的蔓延、跨国公司的兴起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其背后的推手都是现代性逻辑或现代性意识形态。正如生态后现代主义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所指出的：“在思考各种问题的原因时，人们一般会提到法人的资本主义或复苏的共产主义，提到由利益驱动的技术或工业主义、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提到缺乏对精神关怀的尊重。所有这一切的确是我们时代令人不安的现实，不过它们仅仅是‘现代性’这个包罗万象的现象的表面。我们时代的深层结构不是经济主义或技术统治论，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而深层结构是现代性。”[1]而正是“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2]
既然现代性世界观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那么两者之间的内在连接又该如何理解呢？
第一，文艺复兴开始的机械论世界观颠覆了传统的有机论、整体论世界观，开启了将人主体化、对自然祛魅化的先河，这种现代性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拆解总体、漠视生命、贬低真实这一步，因此生态危机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通常人们认为是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性意识形态，但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是四场运动共同奠定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即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而文艺复兴是始作俑者。文艺复兴是直接针对中世纪而兴起的，它企图通过回到古希腊的方式摆脱中世纪的一切东西。而回到古希腊，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到理性主义，回到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二元论。因为，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对自然的贬低思想无论在苏格拉底还是在苏格拉底之后都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柏拉图达到顶峰，这集中体现在柏拉图虚幻的现象世界和真实的理念世界的二元论划分中。因此，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用理性来征服自然的先河，对自然的祛魅化进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人类征服自然及人类以辉煌的理性设计和规整社会小宇宙的如神的力量，其意义已经影响到后来两个主要的现代运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3]而宗教改革运动对于自然同样采取一种俯视的姿态，它“为维护上帝荣耀而提出的自然的被动性后来被机械论哲学家所接受，并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思想”。[4]
在机械论世界观的支配下，自然、身体、宇宙等有机的东西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气息皆无，人类失却了对本真东西的真实体认和关怀。“由于现代的发展，渊源于人类境遇的传统关怀大多都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化莫测的身体、脱离自然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做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5]活生生的身体可以被拆解并解码，灵动的自然界可以被设计并控制，充满差异的乡土文化可以被全球化所规整并吞没，这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都是对真实的忘却，而“无法感知到真实的联系是现代性的祸根，这将把我们带向物种间和物种内的灾难”。[6]
第二，在现代性动力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技术主义、工业主义、军事主义等是必然伴生的维度，而这又都或多或少危及人类的生存境遇，生态危机也就成为人类难以逃脱的命运。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在自然、宇宙、自我和他人等问题上的态度与传统社会有着截然的区别，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我的疏离以及人与乡土的疏离成了常态，套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或“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脱域”(disembedding)，而这构成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起源。[7]在现代性世界观的支配下，既然一切都可以脱离具体的时空语境而进行虚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脱离原本的自然和环境并按照我们的需要设计、规整甚至再造“人化的自然或环境”，而这就是工业主义这一现代性维度的意图。但是，这一意图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失衡。对此，吉登斯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续。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人类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庄稼的丰收与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以及自然灾害的冲击，等等。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地也在全球别的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8]
现代性内含的脱域性不仅使得工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资本主义、军事主义、官僚主义等其他现代性维度同样是这一脱域性的结果，而它们将事物从具体情境中孤立出来的做法使得生态危机的出现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后果，今天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必然归宿和现实表征。
二、资本逻辑：生态危机加剧的制度根源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是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为生态危机埋下了思想隐患，但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的日益恶化却与资本主义兴起有着共时性。因此，人们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做相关性分析也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资本主义恰恰是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现代性发展的最高峰。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人类也有过生态危机，但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速度不断加剧，环境恶化日渐严重，污染逐渐加重，地球已变得不堪重负。
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态与生态环境有着根本的冲突。资本主义社会是利润导向型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9]人们的需要或欲望本来很简单，并没有那么纷繁复杂，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追求利润，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方式把人们的欲望激发出来，并制造出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迎合被激发出来的欲望，且通过广告媒体等途径来引导人们的欲望，以保证产品的升级换代，确保利润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为了人们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利润和增长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利润导向型经济必然以浪费资源或污染环境为代价。因此，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源受限的与需求受限的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差别。其一就是后者通过广告、包装、款式变化、型号变化、产品升级换代以及信用购物等浪费了资源，但这一切却都是维持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所必需的。这种‘销售努力’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导致了环境污染。”[10]
第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所引发的战争造成了生态危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理念或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引发了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战争过程中，为了打击和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帝国主义不惜对自然进行大肆摧毁，从而造成了生态的极大破坏。在20世纪，“造成环境破坏的首要因素是战争，而那些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或者就是发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或新兴国家之间。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还有苏联)仍在不停地进行着核武器试验，仍在继续破坏土地、海洋和大气。这些因素就构成了生态转折点”。[11]
第三，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由放任、高度竞争的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必然会伴生两种现象，一是生产者或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尽可能地压低生产成本。但压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个人的成本转嫁给自然和社会而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掠夺和污染自然的方式，通过忽视工人工作场所的改善实现的。二是这种经济体系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发重复制造等资源过度浪费现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但经济危机对于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相反，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恰恰就建立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之上。正因为经济危机是维系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内在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内生性的。“在西方经济处于缓慢增长的过去20年中，‘通过危机来实现资本积累’已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波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社会正义的规范、少数民族的待遇等等，而且也影响了社区和环境的统一性。‘(人化)自然的加剧失衡’这一表述完整地概括了这一状况。”[12]
第四，资本主义制度是引发生态危机的祸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尽管这种制度认为人生而平等，但从不以倡导、实现而达成社会平等为目标。这种制度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使得国内两极分化现象加剧。然而，在这种制度看来，两极分化是一种正常现象，普通劳动者的赤贫、困顿、饥饿、无家可归、受他人剥削等现象都是这些人后天不努力的结果，其结果是大多数普通劳众的生活无着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饱受贫困折磨的大众被国际资本排斥到边缘地带去了，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去破坏环境。”[13]二是造成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把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转嫁给后发展国家。而后发展国家由于不具备环保意识、治理污染技术落后等原因，大多成为重度污染地区。
第五，全球资本机构的势力扩张导致生态恶化。今天的生态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的问题，而成了一种全球普遍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和扩展的？很多学者认为，这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有着直接关联。跨国公司、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是资本势力的组成部分，它们对于全球生态的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资本展开全球性的重建工作并对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权力加以集中的时候，努力降低劳动、能源和材料的成本，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就成了它的一些很合乎逻辑的举措了。尤其重要的是，缓慢的经济增长率还引导资本管理者去加强对劳动的剥削……与此同时，那些控制大的联合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那些在投资、生产的对象和场所方面起决策作用的人，为了使处于下降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得到提高，便越来越试图将其成本外化到环境中去。空气、土地和水源，以及由这些因素支撑的各种复杂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资本新近的全球化实践的冲击。”[14]正因为生态危机的幕后推手是这些庞大的国际性资本机构，从而使得反抗资本的斗争变得异常艰巨，重建生态可能性的事业变得越发渺茫。
三、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出路上的异质性方案及其启示
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运动上的立场、观点、策略非常迥异，有些甚至还相互冲突。有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中寻求灵感的，有彻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有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民主拯救生态的，有赞成彻底颠覆资本主义体系的；有主张在生态行动上走地方主义路线的，有主张采取国际联合行动的；有主张环境正义的，有主张文化正义的；有主张激进生态主义的，有主张温和生态主义的；有主张保守主义生态的，有主张极端主义生态的；有浅层生态主义，有深层生态主义；有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主义，有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等等，从而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运动的差异性图景。因此，用一两句话概括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运动主张是不明智的，在此只能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做简单介绍。
第一，主张生态运动必须从反现代性入手。既然现代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那么再将批判的矛头仅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恰当的，因为颠覆了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颠覆了现代性，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代表着现代性的终结。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更要反现代性，如官僚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城市化等。在生态运动上的反现代性路径是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只不过反现代性的路子又有分化。其中，受身份政治学影响的各种环保团体以及受场所政治学影响的生态地方主义和生态社区主义等是这一反现代性的现实力量。“身份政治学的象征是彩虹般的七彩色。身份政治学是以归属感和准归属感为基础的，是与人们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或靠其建立起来的)：人种、种族、身体残疾、性别定位以及年龄等等。”[15]在生态运动上，身份政治学认为应对生态危机的主体不再是同一的阶级，而是多元且具有差异性的团体，如妇女、少数民族、学生等。“场所政治学的象征是绿色。场所政治学是以对土地、空气和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当你听到‘拯救红木林’、‘拯救我们的公园’、‘拯救我们的家园’、‘拯救水系’、‘拯救绿色地带’以及‘拯救海湾’这些口号时，你所处的就是场所政治学的语境。”[16]可以看出，在生态运动上，场所政治学主张社区、地域、区域、地方等地方性生态行动，反对生态主义上的宏大叙事。
第二，主张生态运动中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互补性，认为这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性途径。现代性逻辑在找到资本主义这一最有力的承载者之后，其扩张的势头日益疯狂，这确实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再也无法回收放出去的恶魔。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仿效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很少有国家不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在现代性势力无坚不摧的态势下，依靠少部分人、某部分群体或某些阶级来阻止现代性步伐及其所产生的生态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生态问题已上升为国际性问题，而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用社会主义这一具有国际性视野和行动的革命方式，才能够弥补当前各种生态运动所普遍存在的地区性行动这一狭隘性和对抗全球资本扩张上的无力性。诚然，社会主义也存在生态问题，但很大程度上，这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照搬西方的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等的结果。因此，生态问题并非社会主义的内生性问题，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不但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对民主、正义、相互平等理念的追求，反而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所以，奥康纳认为：“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对比之下，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则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它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对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它们就更是无能为力了。”[17]
主张用社会主义来补充生态学的后马克思主义又是形态各异的，有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有赞成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有赞成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有赞成公社社会主义的，有赞成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等等。正如安德鲁·文森特所指出的那样：“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学有两个主要的观点，它们与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相类似。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要求逐渐摧毁资产阶级的生态学(这个被理解成一个改革主义的、中产阶级的而且是毫无希望可言的乌托邦式的现象)。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要求实现生态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使命。生态社会主义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有不同看法，它不是朝着一个开明的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就是朝着一个非国家的多元/公社社会主义发展。另一个‘中间的政治立场’是社会生态主义，它以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克金的作品为焦点……这个立场试图把生态学所关注的东西同传统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将克鲁泡特金鼓吹成一个杰出的先行者的传统。理想的结构或‘亲密团体’(对布克金而言)可以预见到是建立在传统的民主公社思想上的。”[18]
第三，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才是生态危机的解救之道。在很多后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与官僚政治、极权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资本主义是国家、政府的行为受到限制的法治型国家，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也能够为保护环境提供最低限度的法治背景。正如文森特所指出的：“对政治层面不同看法之间的区分，导致一些早已存在的意识形态观点的重新出现，例如，人们对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另一个术语可以是‘生态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兴趣。生态资本主义把市场看做是控制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好机制。”[19]奥康纳也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能兑现自己关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承诺，兑现物质富足的承诺，而代之以政党官僚国家、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试图把社会正义要求与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两者与市场和市场激励机制调和在一起”。[20]
第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数虽不多但却不应忽视的维护生态的派别，即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是生态运动中的极端主义，是传统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激进表现，也是深层生态主义的极端派别。在他们看来，自然、地球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情况下都神圣不可侵犯。生态法西斯主义通常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名，打着“地球第一”的口号，对人类正常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行为进行疯狂的报复和迫害。对于生态法西斯主义，文森特做过精彩的概括：“我们能够清楚地从深层生态学中识别出一个暴力的和极端主义的派别。‘地球第一’运动起源于美国，但是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也有不少同路人——把某些深层观点导入他们合乎逻辑却荒谬的结论中。自然界变得比人类更重要。保护自然环境成为终极目标。工业化被视为对地球的不道德的腐化。因此，许多‘地球第一’的追随者便以温和而容忍的态度来看待艾滋病、饥荒和可能再度出现并更加肆虐的天花病毒，将其视为生态系统要在地球上重新保持自然的平衡。另一些人则提出强迫性的、大规模的绝育政策。一些‘地球第一’的追随者也直接投身到这个行动之中，例如，在所选定的树上钉上长钉，致使一些使用链锯来伐木的伐木工人致残，借以阻止进一步的砍伐。”[21]
总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危机的出路上存在各种异质性的替代方案，而且有些方案并不尽如人意，但这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摈弃后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人类还继续行走在生态恶化的道路上，那么仔细倾听后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而且，在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没有哪一种主义有资格宣称可以包揽解决生态危机。尤其重要的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生态方案的启示下，人们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或许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要彻底摆脱生态危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按照马克思所提示的道路前行，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答案应当要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去寻找，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学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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