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超越左与右》一书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书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致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政治界和理论界相当普遍地流行一种看法：传统的区分政治倾向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过时了。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有一段时期遭到挫折时，这种说法更加盛行，出现了大批的有关论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是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该书的副标题是“激进政治的未来”，表明作者企图提出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激进政治设想。我们也可以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四年以后发表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理论基础。
《超越左与右》本来应是吉登斯的三卷本著作“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二两部已分别在1979年和1985年出版），作者是准备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为题论述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否能胜过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由于苏联发生剧变，两极对立不复存在，吉登斯感到再谈这一问题已没有意思，但同时也认为主要在西欧各国，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的“政治的塑造能力已经耗尽，政治意识形态也空洞化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都已失效。马克思关于建立“真正自由的人”的社会的激进思想已成为梦想。吉登斯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也不赞成福山之流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目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加上市场这样的制度可以永恒维持的论调，因此他试图提出自己的激进政治设想。
对社会主义的批评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时他称之为左翼激进主义）包括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实行指令性控制和管理。他把这称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可以使经济从属于一个发出指令的中央信息机构，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国家，从而把它最好地组织起来。吉登斯并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从市场角度对这种制度的批评有合理之处，但是过分绝对化了。他说，许多种类的计划，不论是由国家、企业还是由其他集团执行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在控制论模式具有最发达形式的国家即苏联，计划经济即使在很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启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相当有效的，但前提是社会反应能力和全球化程度都相当低，经济基本上是一国性的，人民的生活习惯相当固定（吉登斯认为，这种前提是“简单的现代化”，而不是“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由于“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和全球化经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控制论模式就失灵了。
吉登斯基本上也用同样的论据来分析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他认为福利国家既不像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如克罗斯兰所认为的那样是政府的善意加上工人争取的成果，也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控制工人的手段，而是像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两股社会主义思潮的“具有张力的”结合。一股思潮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关心的是对经济生活的指令性控制，另一股思潮关心的是对经济上被剥夺权利者的保护。有过一个时期，全球范围的经济环境使这种结合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是顺利的。当这种环境改变时，福利国家的建筑就垮了。
吉登斯具体分析了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其中有些是左右双方基本上共同承认的，如全球化竞争、纳税人的“反叛”使福利的财政来源缩小，社会的老年化和离婚率增加造成的福利负担加重，国有企业的普遍效率低下，福利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各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必须对中间阶层作出让步等。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他的几个观点，因为这些是与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直接有关的。
第一，福利国家未能成功地减少贫困，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使生活较好者受益更多。对长期失业或困难者的帮助主要依靠直接拨款，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所谓“福利依赖性”态度，甚至形成一种文化心态。福利国家未能把这部分人整合进广大的社会，有时反而促使他们与社会“疏离”，甚至导致一个所谓的“下层阶级”的产生。
第二，福利国家制度是以传统的家庭和两性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前提是保证负担家庭经济的男子充分就业，女子承担家务，同时对离婚或丧偶妇女（特别是在有子女需抚养时）给予补助。一旦充分就业不可能实现，妇女又日益进入职业劳动与男子竞争时，这种制度就难以维持了。
第三，福利国家只涉及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而把其他问题撇开，包括对感情、道德和文化的关心。保守主义曾经攻击社会主义的这些缺陷，但它主要是从维护传统的角度出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反对传统、提倡进步的，当然不可能接受保守主义的批评。因此吉登斯认为，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没有为解决“生活政策”问题作好准备，尽管这些问题是属于福利问题的内在本质的。
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西方政治学界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各种不同解释。吉登斯按照自己的分类体系把这二者区分开来，并且主要根据英国的情况来分析和批评。吉登斯认为，维护等级制、贵族制、集体或国家对个人的优先地位、宗教神圣性，敌视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旧保守主义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企图维护的那种社会形态已被消灭，还因为它在欧洲大陆上是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
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主要在欧洲大陆国家。他们已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普遍性，但是认为资产阶级制度破坏了传统生活的道德框架，而这种缺陷是不能通过国家来克服的。新保守主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维持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机构（例如教会、家庭），资本主义及福利国家都需要具有道德意义的因素的支持才能保持稳定，而这种因素是它们本身不能提供的。新保守主义必须支持和鼓舞这些因素。
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新右派的思想，它是“近年来保守主义政治中真正的激进力量”。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资本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种种问题的源泉，而是它的一切好处的核心；竞争性市场不仅能产生最高的效率，而且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保证，而经济个人主义则是“最小限度国家”条件下的民主制取得成功的关键。
吉登斯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为例论述他对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撒切尔主义喜欢援引保守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和历史延续性的论据。它认为自己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希望个人、家庭和民族共同体的传统价值获得“再生”。它实行私有化固然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令人精神振奋的德行”。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要求加强国家在维护法律和秩序、鼓舞民族理想和提高防卫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它提倡的个人主义不是自私，家庭共有的财产有助于巩固家庭及其连续性，加强社会团结。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都构成它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是吉登斯认为，突际上市场自由恰恰动摇了家庭的巩固性，新自由主义加强国家的要求与保守主义的同样要求（目的在于保护等级制）也不是一回事。保守主义根本不赞成道德个人主义，至于社会是个性的摇篮的说法则是对保守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提出来的。最后，自由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它是超越个人之间、各种社会和文化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差别而发展的。总之，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很难成立的。正因为如此，吉登斯宁愿把新右派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新保守主义。
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些年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它能适应世界上发生的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全球化的加强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只能局部地并且悖论式地应付这些根本变化的冲击。对于全球化和人为的风险，它主张取消对市场的管制。对于日常生活的变化，它以教条的方式强调家庭和其他方面的传统价值。但如前面所讲的，市场破坏了家庭，而且市场的扩展是有确定的界限的，单纯为经济发展而发展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吉登斯援引约翰·格雷的《超越新右派》（1993年出版）一书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依靠无尽无休的积累、经济发展上的任何停顿都被认为是这一制度的缺陷的论述是正确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又与这种不停顿的发展有过分密切的联系，由此产生了这一制度的脆弱性和系统的不稳定倾向。技术的创新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安定的根源，而财富的分配不当又加强了这种不安定。
激进政策的框架
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他的激进政策的六点框架，其中包含他的一些新的政治和政策概念。
1.关心遭到破坏的（社会）团结，有选择地保存或重新创造传统，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信任，恢复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
2.承认生活政策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应当如何在这一世界上生活，就是生活政策要解决的问题。
3.在社会反应能力普遍扩展的条件下，必须实行有创造能力的政策，才能保证人们之间的积极信任，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
4.在全球性的、灵敏反应性的社会秩序下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缺陷要求人们提倡更加激进的民主化形式，强调对话式民主的重要意义。民主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代表利益的工具，其二是创造能在原则上解决争端或至少处理争端的公共场地，方法是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已经确立的权力形式。对话式民主的扩展可以说是民主制的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5.应当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福利国家，而且考虑全球性贫困的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福利措施必须是赋予人们以能力的，而不是恩赐的。重新构建社会团结必须在家庭层次和更加广泛的市民文化层次进行，应当不仅关心阶级，也适当地关心性别。要对付人为的风险必须采取积极的福利模式。过去的模式是在不幸发生后补救，而积极的福利则更加重视生活政策措施，仍旧把自主性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结合起来当作目标。
6.以对话代替暴力，承认不同价值的冲突具有积极意义，它能成为加强交往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更好地理解别人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或自己的文化，导致进一步谅解和互助。因此有时对话是能代替暴力的，这种情况既能在个人生活领域发生，也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
吉登斯还谈到激进政策应当由什么人来贯彻执行，也就是应当以哪些人担任行动主体的问题。他还提到指导实际行为的价值问题。他认为即使在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仍旧存在普遍的价值，例如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普遍人权、物种的保存、对当前一代和未来世代的儿童的关心等等。这些价值表明，个人和集体责任的伦理能胜过利益的区分。从责任观点出发就可以否定“天命观”，抛弃某些行动主体是被上天派来完成历史使命的思想，包括历史是由无财产者“造成”的形而上学观点。人类的希望不能指靠任何单一的群体或运动，而是要由许多方面的积极政策投入来实现。
积极的福利
福利国家是目前西欧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各政党选举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吉登斯的书有三章是直接论述社会福利的。整个说来，他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是相当中肯的，但是他指出的解决办法却比较抽象。至少可以说，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
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最大的结构缺陷是提高经济效率与企图实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非常薄弱。福利国家未能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成了促进扩大的中等阶级利益的工具。前面说到的福利国家所体现的社会妥协不是直接发生在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而是一种加强社会的中间部分的妥协。贫困之所以能减轻不是由于再分配，而是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结果。
福利国家在风险分担上的成功是明显的，社会保险普遍化而且遍及一生，但这是以假定风险相对稳定地分布在全社会为前提的，而人为的风险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来说都是不稳定的。福利国家的措施大部分是在事件发生后针对后果的，而不是针对根源。吉登斯说，人们普遍认为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来源，但如从上述观点来看，应当说主要是由于财政来源的安排方式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相适应，这就与生活政策和有创造能力的政策联系起来了。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积极的福利主要不是为了对付贫困，而是强调自我实现和责任。吉登斯认为，针对人为风险而不是外来风险的积极的福利以培养“有其自身目的的自我”(autotelic self)为方向。这是一种具有由自我尊重而来的内在信任的自我，它能容忍对社会差别的积极评价。这样的人能把潜在的威胁转化为有回报的挑战。他不企求使风险失效，或者指望有人会来关心这一问题，而是把风险当成能产生“自我实现”的挑战。
绿色运动和保守主义的结合
吉登斯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看法：社会主义变得保守了，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了。前者是指社会主义者仍旧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坚持维护福利国家，后者是指保守主义哲学的某些成分能与目前的激进思潮之一即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结合是目前比较合乎理想的激进主义。
吉登斯在评论保守主义的一章中谈到了“哲学保守主义”。他认为这种保守主义依靠三个观点：权威、忠诚和传统，其中传统是基本的。哲学保守主义是“保护、保存和团结”的哲学。传统在过去意味着必须遵守的礼仪性或天启性真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受到质疑，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提出理由，当然有些传统还是值得维护的，但必须以“非传统的方式”来维护。面对人为的风险，哲学保守主义认为，“以牺牲对现在和过去的保护为代价而无止境地探索未来”是不行的，这恰恰与目前最有资格要求继承左翼激进主义传统的政治力量即绿色运动或生态运动对待自然的态度相一致。双方都强调保存、恢复和修复。但绿色运动必须摆脱所谓“回归自然”的建议，这种态度与保守主义方面的原教旨主义是一样的。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所谓“后短缺社会”。吉登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短缺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产品极大丰富、不再存在任何短缺的“乌托邦”不一样。吉登斯认为后短缺经济是几种状况的复合，其中经济发展已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也不意味着短缺已完全消失。当积累过程普遍被认为威胁或者破坏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时，当明显地出现有可能导致“未达最佳标准的”(suboptimal)经济、社会或文化后果的“过分发展”时，就会出现后短缺经济的倾向。当个人或集体在生活政策领域作出限制或积极反对经济回报最大化的生活方式决定时，也会出现后短缺经济倾向。生态主义正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
吉登斯分析了几种对生态运动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左派的激进主义已丧失自己的特色，但可以由生态主义加以挽救甚至深化。左派方面也有人把生态运动当作被排斥的激进主义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可以从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角度来批判它。保守主义近年来广泛批评生态主义是用另一种形式打扮起来的社会主义，批评它敌视科学，相当缺乏根据地作出世界末日的判断，腐蚀社会团结。但又有人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保守主义是与生态运动有共同之处的：1.世代之间的契约；2.对进步的慎重态度；3.对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反抗；4.认为个人只有在共同生活形式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自己。吉登斯本人则认为，生态主义并不是优先地与保守主义有联系，正如它不是优先地与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有联系一样。准确地说，绿色哲学反映了政治取向的转变，既不是明显地属于左翼，也不是明显地属于右翼。它反对那种认为每一件事都能愈变愈好的进步观，同时又拥护含义远远超出通常的社会主义框架的激进主义形式。绿色理论既是社会和政策问题的表现，也是解决方案。吉登斯认为，早期的生态学和自然保护主义在批判现代化方面是与老保守主义一致的。现在看来，“自然的保存”与作为对过去的保护和继承的保守主义有明显联系，如可持续发展观点、促进地方多样性、尊重事物的相互依存等等都是与哲学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共鸣的。吉登斯用许多篇幅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的再生产问题，他也批评了生态主义理论的某些缺点，认为不能按生态主义的“票面价值”来接受它。
超越，综合，还是“乌托邦”？
“超越左与右”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把它理解成既不左也不右，摆脱左与右的对立而构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包含左、也包含右的思想体系。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讲，都可以把吉登斯的思想说成是一种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尽管他在这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第三条道路”的提法。
意大利著名左派学者诺贝托·博比奥在《右与左》一书中认为，“左”和“右”这两个概念就其本身的含义来说具有排斥性和广泛包容性。排斥性是说一种学说、一个运动不能同时既是左的，又是右的；广泛包容性则是说一种学说、一个运动如果不是左的，就一定是右的，反之亦然。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现代社会的政治光谱在左右两端之间存在着从左到右色彩浓度逐渐变化的各种立场和派别，如中左、中间、中右等等，但所有这些差别仍是以左和右的对立为基础的。左和右的存在是互相依赖的，没有左就没有右。中间派又是以左和右的对立为基础的，没有左右对立也就没有中间派。诺贝托还认为，中间派有两种，一种是“既不左又不右”的，一种是“既是左又是右”的。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吉登斯所分析的社会反应能力加强的社会中，前一种中间道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中间道路几乎都是从左右两派的思想和政策中汲取它认为积极的内容并加以综合而成的。吉登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他在提出“第三条道路”时就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的，是激进中派，又说“中间不应当被看成是空洞无物的”。英国工党实际上把第三条道路看成撒切尔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综合”或“合题”。我们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
吉登斯在本书的结尾说，左和右的区分在目前党派政治的实际语境中无疑还是继续存在的，只不过这一区别的主要意义至少在许多社会中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新自由主义的右翼已经开始主张对市场实行管理，而左翼则赞成更多的公共供应和公共福利，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政党“跨坐”在右派和左派的阵地上，它们有时是和社会运动有联系的。脱离枯燥的正统政治环境来看，左和右的区别也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整个说来，右派比左派更乐于容忍不平等，更倾向于支持有权者而不是无权者。这一对立是现实的和重要的。但这一点不能说得太过分，也不能把它看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原则。实际上没有任何保守主义者会像旧保守主义那样维护不平等和等级制。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平等的重要意义，是由于把它看成一个促进经济效率的原则。但是这一立场主要是以劳动市场必须灵活化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根据对不平等本身的辩护，不是从原则上为贫困提出正当理由。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曾经比最近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更加积极地批评传统的特权形式。保守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则往往是因为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造成过多的社会分化，他们希望不平等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
如果把这些观点同吉登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温和批评、对哲学保守主义的很大程度的肯定联系起来看，他显然认为当前社会上的激进纲领必须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中吸取相当多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在已出现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的伦理价值，可以把除各种原教旨主义以外的所有派别团结起来。这种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包含：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普遍的享受幸福与自我实现的权利，加上对促进世界性团结的义务和对“非人类存在”、对现在和未来的尊重。他在本书的最后说：“现在决不会看到普遍价值的消失，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这些价值第一次能真正获得实现的时候。”
由此可见，《超越左与右》所体现的中间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综合。至于这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是激进中派还是温和中派，还要等实践来检验和证明。
但是我认为这种综合带有一定的空想性或者乌托邦性。他自己在书中也多次涉及这一问题，但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例如他在谈到后短缺经济时说，这与马克思关于普遍极大富裕的思想相似但并不相同，后者是乌托邦，后短缺经济却属于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它是符合可以观察得到的趋势的，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和表现，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设想也只能在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共鸣，要靠它们来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很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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