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和资本主义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差异论文,模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5-0052-09
各政治经济体是否存在限定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的根本差异?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下，这些差异仍会存在吗?近二三十年来，这些一直是比较政 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在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从事发达资 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般倾向于考察制度差异及其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的影响。90 年代之前的此类考察一般倾向于关注某些具体制度。进入9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日益 彰显且迅猛的全球化浪潮和“趋同论”的甚嚣尘上塑造了近十多年来比较政治经济学的 思想议程，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些根本问题：该如何看待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多样 性?制度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一时间，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比 较研究学界，“资本主义模式”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一些著作如米 歇尔·阿尔伯特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罗纳德·多尔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 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戴维·柯茨的《资本主义的模式》等，都属这 一重新思考的成果。在日渐升温的“资本主义模式”讨论中，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研 究流派——以霍尔(Peter A.Hall)和索斯卡斯(David Soskice)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 义类型”理论、以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比较研究 ——作出了很独特的贡献。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强调或力图从理论上证明一国社会 —经济安排的系统性或内在一致性，自1990年以来，埃斯平-安德森就一直在强调福利 国家制度和经济生产体系的内在关联；霍尔和索斯卡斯则试图解释一国社会—经济安排 的内在一致性是如何形成并得到加强的。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流派基本看法的简单评 介，探讨关键的制度差异如何导致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
一、制度互补与比较制度优势
霍尔教授是美国人，现为哈佛大学明德·古兹堡欧洲研究中心(the Minda de Gunzberg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主任，长期从事欧洲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学 研究，在欧洲政治研究领域建树颇丰(注：曾著有《管理经济：英法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Governing the Economy: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1986)，并主编《80年代的欧洲劳工》(European Labor in the 1980's)(1987 )和《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各国的凯恩斯主义》(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1989)。)。索斯卡斯教授是英国公民，自1990 年以来，一直担任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院(Wissenschaftszentrum für Socialforschung Berlin)经济变迁和就业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访 问教授。他专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比较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成绩斐然(注：他的主要著 作有《工团主义、经济稳定和收入政策：欧洲的经验》(Unionism,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Incomes Policies:European Experience)(1983)、《宏观经济学 和工资谈判》(Macroeconomics and the Wage Bargain)(1990)，并和他人合作主编了 《制度框架和劳动力市场的表现》(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1995)、《工会、雇主和中央银行：一体化欧洲的工资谈判和宏观经济制 度》(Unions,Employers and Central Banks:Wage Bargaining and Macroeconomic Regimes in an Integrating European)。)，自1983年以来还多次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英国工党、希腊政府、德国政府和英国首相的政策顾问，对欧洲各国的实际情况 有充分的了解，也有制定实际政策的丰富经验。2001年，在他和霍尔的主持下，来自美 国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罗得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西北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柏林 社会科学研究院的15位政治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合作出版了《资本主义的类型：比 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霍尔和索斯卡斯总结了以往发达资本主 义比较研究特别是索斯卡斯过去的研究，将宏观经济学和博弈论用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研 究，明确地提出了探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差异和资本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类型” 方法。
自90年代以来，大多数从事发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学者都认识到应当把特定政治经 济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整体来考察。对于一国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 经济安排，学者们给予了不同的称呼：索斯卡斯在1999的一篇文章中，将之称为“制度 构造”(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或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即管制/调 节工业关系体系、教育和培训体系、公司间关系、公司治理与金融体系的成套规则和制 度[1]；有人称之为模式，并认为模式就是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其中最为关键的四种制度组合是作为核心的经济治理体系、工业关系体系、就业体制和 福利国家[2](p.14)；还有人称之为“生产的社会体系”，即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 与整个社会结构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方式。[3](p.193)称呼的不同反映了关注点和范围的 差异，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社会—经济安排的内在一致性或系统性何以 能够成立并得到维持。然而，很少有人去充分证明这一点。
霍尔和索斯卡斯的“资本主义类型”方法补足了这一缺陷。与以往比较政治经济学主 要关注劳工运动不同，他们假设企业是经济的中心行为者，企业的活动汇聚成国家的经 济绩效。他们认为，政治经济体是“一个有诸多行为者的竞技场，其中每一个行为者都 以理性的方式在与其他行为者的战略互动中寻求促进自己的利益”，因此，企业发展的 关键在于企业所能建立的关系的质量，这种关系既包括企业的内部关系，也包括企业与 其他行为者如供货商、顾客、合作者、股东、工会、企业协会和政府的关系。换言之， 企业成功的关键是能有效地协调与其他行为者的关系，为此，企业必须在政治经济体的 多个领域中与其他行为者打交道，其中最重要的5个领域是工业关系(规范工资和工作条 件)、教育和职业培训(确保工人具备必需的技能)、公司治理(融资)、企业间关系(保证 产品有稳定需求、供应能得到保障且适当、标准设定、技术转让和合作研发)、企业与 其雇员的关系(确保雇员具备所需要的能力、能与他人进行较好合作)。一般来说，企业 可以采取两种协调方式：(1)市场协调，企业主要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安排与其他行为者 协调，企业所处环境的特点是竞争和正式定约；(2)战略协调，企业更为依赖非市场关 系与其他行为者协调，这种协调方式一般包括广泛的关系合同或不完全定约、以内部私 下信息的交换为基础的监控网络，企业更为依赖合作而非竞争。当然，市场关系和竞争 对于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重要的；但在企业活动的关键领域中(即刚刚所说的那5个 领域)，不同的政治经济体总有一种协调方式居于主导。换言之，企业所采取的协调方 式在发达世界诸国仍存在系统的差别。[4](pp.6-9)
依照该国企业在关键领域中是采取市场协调还是战略协调，发达世界诸国形成两个集 群：自由的市场经济(以美国为典型，包括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和协调的市场经济(以德国为典型，包括奥地利、日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比 利时、荷兰、瑞士)。自由的市场经济具有如下一些具体特点：证券市场透明度高、股 权分散，企业主要依靠可以公开评估的标准如市场价值获得外部资本；管制制度允许依 靠股价的敌意收购，从而使管理者对当下的赢利十分敏感；由于工会相对较弱、劳动保 护低，劳动力市场弹性大，工资的确定主要是个体工人和个体雇主之间的契约；由于劳 动力市场的弹性，工人更希望获得一般技能；由于工业协会不发达，企业没有能力进行 传授专用技能的合作培训项目；主要通过专利许可或雇佣专家来实现技术转让，标准则 通常由市场竞争来定；最高层管理者享有对企业战略的所有方面包括解雇职员的实质性 权力。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与工会、资本供应者和其他行为者更多地进行战略互 动：企业通过交叉持股的致密网络和在强大的雇主协会中的成员地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这些网络提供了内部信息的交换；企业对资本的获取主要依靠声誉而非股价；交叉持 股使得管理者并不在意当下的盈利；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工会、高水平的劳动保护，劳动 力市场不那么有弹性；在大多数行业中，工会和雇主协会通过协调确定工资，后者还管 理着合作培训项目，向工人提供专用技能，并保证如果工人参与就能得到适当的回报； 企业协会在标准设定上和法律一起发挥主要作用，绝大多数技术转让通过企业间的合作 ；最高层管理者单方面行动的余地很小，企业的决策风格是协商式的。[4](pp.19-33)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制度的作用。由于普遍的、有广泛影响的制度结构，特别是那些协 调许多行为者的制度如市场、制度网络和支持合作行动的组织不可能是某一企业创造或 控制的，这些制度为企业的协调提供了特定的机遇或不便，而公司也倾向于采取能利用 这些机遇的协调战略(制度并非完全决定公司战略，只是限定了特定战略的可行与否)。 但是这仍不能解释特定政治经济体的企业为什么倾向于在它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采取 同一种协调方式。举例来说，比如美国的企业在公司治理领域中一般是采用市场协调， 可为什么它在其他关键领域中仍然采取同样的协调方式呢?如果说，它在公司治理领域 中采用市场协调是因为美国该领域中的制度支持之故，为什么其他领域中的制度同样支 持市场协调呢?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资本主义类型”理论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霍尔等人认为 ，原因就在于“制度互补”(complementarity)。所谓互补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当制 度A的存在或其功效提高了从制度B中所获回报或加强了制度B的功效时，A和B是互补的 ；或者是单向的，当制度A的存在提高了从制度B中获得的回报时，A就是B的补足。[5]( p.3)虽然制度互补也存在于同一领域内的制度之间，但不同领域制度的互补更为重要。 在经济某一领域中采用特定协调类型的国家倾向于在其他领域发展出与之互补的实践， 换言之，支持不同协调类型的制度实践并非随机地分布于各国间，而是类聚的
(clustering)。在2001年提交给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的论文中，霍尔和哈佛大学的政 治科学家丹尼尔·金格里奇(Daniel W.Gingerich)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找出了此类互补 的大量例证：如公司治理和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和培训体系、公司治理和企业间关系、 教育培训体系与社会保护水平等。以公司治理和劳动关系这两个领域的制度互补为例， 如果一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制度鼓励交叉持股和管理层的集中控制，因此限制了敌意收购 ，从而使企业更多地依靠名誉监控而非当下赢利获得资金的话，那么，这种安排就加强 了劳动关系领域如下制度实践——提供高水平的就业安全、长期的工作岗位、依靠雇主协会和工会战略互动的工资设定——的有效性。在另一些地方，企业更为依靠股权分散 的证券市场、面临着被敌意收购的可能、股东拥有更大的权力，企业及其管理者更为依 赖当下盈利，那么，允许高水平劳动力流动和竞争性工资设定的劳动力市场就更为有效 ，因为它能使管理者针对当下盈利的波动更快地削减在职雇员或限制工资。[5](pp.7-1 5)再如教育培训体系与社会保护水平间的关系，索斯卡斯等人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由于 技能的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与其专门程度(specificity)是成反比的，具备专用 技能的工人相对有较大的失业危险、失业的时间更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潜在的可 能性)，这就需要雇主长期雇佣他们的承诺，甚或是更好的外部保证。因此，通过劳动 法律和集体协议提供的强有力就业保护能让工人相信，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仍有工作 ，且工资与其他企业差不多。即便被解雇，他们也有望得到足够的补偿。而具有一般技 能(可适用于多种工作)的工人则不会面临此种危险，这种社会保护的成本对他们来说太 大了，因为如果他们的技能是市场需要的，即使失去现有的工作，仍有望在其他企业得 到同等报酬的工作。[6]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特定政治经济体的制度互补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在德国，许多 企业追求的生产战略依赖于具有专用技能和对公司高度忠诚的工人，而专用技能和对公 司的高度忠诚是通过向工人提供长期就业、以行业为基础确定工资和保护性的工作委员 会而获得的，但这些实践只有在公司可以获得长期资本的情况下才可行；企业合作举办 的职业培训体系既提供了高水平的行业专用技能，又鼓励了集体标准设定和企业间合作 的技术转让形式。这些制度实践结合在一起为整个经济带来的回报远大于其中任何一种 单独产生的效益。在美国，允许公司在经济低迷时期以解雇工人降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 安排与整个公司治理结构、注重一般技能的教育安排与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高度灵 活的劳动力市场与依靠劳动力流动的技术转让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反对关系合同的法 律体系的环境中，专利许可比企业间合作研究更有效地影响技术转让。[4](pp.27,32)
总之，正是由于制度互补之故，特定政治经济体的宏观制度构造总是倾向于支持一种 协调方式(或是市场协调、或是战略协调)，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才由此表现出两种基本类 型。(注：在对发达国家的实际归类问题上，需要说明两点。一、自由和协调的市场经 济的两分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目前学者们对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应 属哪一类仍存在争论。二、由于支持战略协调的制度构造的差异，协调的市场经济诸国 存在极大不同：德国与许多北欧国家主要依靠以行业为基础的协调，而日本则依靠以企 业集团(keiretsu)为基础的协调。)
以此为基础，“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家进一步提出了“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来解答这 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国家倾向于从事或专于某些类型的生产和服务?霍尔、索斯卡 斯和汉克(Bob Hancke)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比较制度优势：特定政治经济体的制 度构造为企业提供了在其中从事特定类型活动的优势。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的竞争优 势》一书中，美国学者波特曾区分了两种市场经济类型贸易均衡的明显差异，一类是英 美，另一类包括德国、瑞典和瑞士。前者在如生物技术、软件等新的高技术产业，在咨 询、广告或投资银行等国际服务方面表现突出；后者则强于成熟的现存产业如机械工具 、化工或汽车制造。[7](p.2)在“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家看来，创新路径的这些差异是 急剧创新和增量创新(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对不同制度的要求所致。 急剧创新不是以现存知识为基础，而是代表了与过去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明显“断裂” 的产品、服务和组织过程，包括生产线的根本改变、新产品的发展和生产过程的主要变 化。它需要相对没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这样，人员才能迅速地流动，对商业突破作出 的贡献也能获得高回报；它还需要相当开放的资本市场，从而易于获得风险资本。增量 创新则指累积性地发展和改进成熟的现存产品和生产过程，这种创新战略的基础是累积 性的知识，而累积性的知识是由长期的劳动契约、稳定的职业模式和行业工资谈判体系 提供的；而且，职业培训是通过公司与其资本提供者间的稳定联系获得的。因制度支持 之故，协调的市场经济长于后者，而自由市场经济则长于前者，这样就形成了创新的国 家专业化模式。[4](pp.38-44)汉克通过考察两个年份(1983-1984、1993-1994)德国和 美国申请专利的情况，发现两国的创新路径确与理论预测是一致的；不仅如此，两国专 利专业化的演进也表明，两国的创新模式变得越发不同：自8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在增 量创新领域日强，而在急剧创新领域日弱；美国则相反。[7](p.2)比较制度优势也体现 在产品的类别上。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因为与工人和供应商有着更紧密的关系， 获得了较强的质量控制能力，而这样一种能力使他们在质量需求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 时更看重其质量而非价格)上具有优势；相形之下，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般在价格 需求的产品上具有优势。同样长于增量创新的日本与德国情况又有不同，日本企业既缺 乏美国企业因为灵活的市场设置所具有的急剧创新能力，也不具备德国那种以行业为中 心的技术转让能力；但日本的制度构造却鼓励企业发展出另一种公司战略，即利用由集 团体系提供的跨行业技术转让和迅速的组织重新部署能力；这些又转化为日本的比较制 度优势，即长于利用现存技术和组织变革能力的消费品、机器和电子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4](pp.44,35)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类型”理论按照政治经济体主要亚体系中制度安排和整个制度 构造的不同区分各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强调主要领域中制度或制度组合的互补和相互依 赖关系：主要制度是相互支持的，每一种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其他制度的正常运转； 特定的协调战略、协调方式或生产体制，都需要金融体系、劳资关系体系、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保护领域为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设施”；而每一种特定的制度构造都具有特 定的比较优势。
二、不同的福利制度和资本主义类型
如果说“资本主义类型”理论主要关心制度差异对经济活动及功效的影响，那么以埃 斯平-安德森为代表的跨国福利研究则强调制度差异对福利制度的重要意义。“资本主 义类型”理论也涉及社会保护，但该理论是从经济活动或协调的功效和制度互补这个角 度出发来看社会保护的，而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是以福利制度本身为主要关注对象， 以福利制度为出发点考察政治经济体各领域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社 会保护领域的关系与相互影响。应该说，这两种研究流派不仅在分析方法上有诸多相似 之处，他们从不同的侧重点对当代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考察也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 。
埃斯平-安德森现为西班牙巴塞罗那Pompeu Fabra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教授，之前曾先 后任教于哈佛大学、柏林社会科学研究院、意大利欧洲大学(the European University )。作为今天西方福利研究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埃斯平-安德森多年来对福利制度的 研究(注：他的主要著作有：《与市场对立的政治》(Politics Against Markets)(1985 )、《转变中的福利国家制度》(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1996)、《后工业经 济的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1999)和《为什 么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Why De-regulate Labour Markets)(2000)等。)不仅为 他带来了极高的学术声望，也让许多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联 合国)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如葡萄牙和比利时)经常聘请他充任智囊和顾问。
对于今天欧美的福利制度比较研究乃至整个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埃斯平-安德 森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注：Gosta Esping-Anderse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遗憾 的是，笔者并未看过这部著作，本文对他基本观点的阐述主要依赖于评论文章和其他书 籍。)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发达世界存在的三种福利政体
(welfare regimes)。除社会开支外，他还使用如下三个标准：(1)非商品化(de-
commodification)的程度即社会权利独立于市场机制的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无需考虑市 场力量而向受益人提供津贴和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公民拥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可以不受 市场力量的影响；(2)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位的人群受益是否平等；(3)社会保护的形 式，即谁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国家、市场、志愿组织还是家庭。据此，他认为发 达世界存在三种理想类型的福利政体：自由的、保守的和社会民主的。[8](p.7)自由的 福利政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和日本)的主要表现是对受益者有相对严格的 资格要求，特别是以个人经济情况来决定是否受益，更为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和私人保障 项目在提供福利中的作用。在保守的福利政体(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 中，虽然主要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覆盖面远比自由福利政体广泛，但由于不同群体所获得 的待遇不同，某些群体特别是公务员享有一定的特权地位，受益者的分层特别明显。在 社会民主政体(丹麦、芬兰、荷兰、挪威和瑞典)中，福利主要由国家提供，受益面广且 差别小。[9](p.117)
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政体理论对过去十多年的比较福利制度研究实具开创之功，不仅 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福利安排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国福利体制与其经济生 产的内在联系，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其一，他坚持认为一国的福 利制度并非互不相关的社会项目的集合，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因此他使用regime 一词来指称这一整体。其二，传统的福利国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不把福利国家作为国 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与经济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中重新分配收入的 工具，也就是说，社会分配体系与生产体系是不相干的；埃斯平-安德森则认为福利国 家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根本力量，是构筑战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制 度。在这方面，他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的看法。受他这种看法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中福利 国家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转到了探究福利制度与生产体系之间的联系上来，人们认识到 ，福利国家并非博兰尼所说的“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保护性反应”，而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根本部分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社会项目和管制极大地影响了雇主和工会的行 为，福利国家改变了特定行动的成本和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福利制度成为制 度矩阵的一个重要部分，既塑造企业层面的实践，也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10](p p.793-796)以德国的生产体制与其社会保护体系间的相互关系为例，一方面，社会保护 具有生产功能，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了德国出口导向的、高质量生产的模式；另一方面， 由于要求就业者从其工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以致阻碍了就业的增 长，而低就业水平反过来又威胁到社会项目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工资税，从而形成了“ 没有工作的福利”的恶性循环。[11]
三、结语
“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和跨国福利研究并非没有缺陷(注：霍尔和索斯卡斯2001年的著 作发表后，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希斯克斯和理查德考察了1970-1992年间经合组织国 家的跨行业劳动力流动率，认为这方面的证据并不支持“资本主义类型”理论对自由市 场经济和协调的市场经济的区分(Michael J.Hiscox and Stephenie J.Rickard,Birds of a Different Feather?Varieties of Capitalism,Factor Specificity,
Interindustry Labor Movement,August 2002,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 ～hiscox/HiscoxRickard.pdf)。瓦希姆以对1986-2000年爱尔兰(从自由市场经济变为 协调的市场经济)和挪威(从协调的市场经济变为自由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变化的实证研 究为基础，指出“资本主义类型”理论的两分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变革，过于静态，不能 充分反映政治经济体的复杂性(Andreas Varheim,The Complexities of Capitalism: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Ireland and Norway,1986-2 000,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Nordic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Meeting,August,2002)。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政体研究也有不足之处。 比如说“非商品化”这个标准就很有问题，因为福利国家不仅通过退休金和疾病保险使 公民得到防范市场的庇护，而且还通过再就业培训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让公民重新 得到工作，这些方面完全有理由称为“再商品化”。再比如将日本归入自由福利政体也 是很有争议的。更全面的批评意见，见Wil Arts and John Gelisse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More?A State-of-the-art Report,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12/02(May 2002).)，但作为理想类型区分和探究现实之不同的分析工 具，这两种研究流派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不同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笔者以为，他们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证明了政治经济体整个制度构造的系统性，对政治经济体系 统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冲击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机制、过程和可能 的结果，使我们对制度变革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冷战结束以来，日益迅猛的全球化浪潮、亚洲金融风暴和德国、日本长期的经济低迷 曾使“趋同论”流行一时。这种论调认为，全球化释放出强大的同质化或趋同趋势，一 方面，在全球化或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离开”(exit)惩罚性的税收制度和管制 过多的劳动力市场，寻求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和低税收环境，从而引发了一个准达尔文 式的选择过程，在其中，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因此各国将趋同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 式；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将使要素价格在长期内趋同，结果是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 的最有效方式将通过自然选择为每一个地方所采用，各国生产体制的差异将消失。“趋 同论”的内在逻辑很简单：全球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佳资本流动和最佳竞争)产生共 同的压力(输入)，而共同的输入产生共同的输出。正像英国学者海伊(Colin Hay)正确 指出的那样，这事实上是将四种意义的趋同混为一谈(注：这四种趋同是：(1)特定政治 经济体所受限制和压力的趋同即输入趋同；(2)特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的趋同即政策趋 同；(3)特定政策结果的趋同即输出趋同；(4)特定国家发展轨迹的趋同即过程趋同。现 在发达国家实际发生的有限趋同，事实上是一种“缺省的政策趋同”(default policy convergence)：当放弃凯恩斯主义和其他一些过时政策后余下之物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模 式趋同，即取消管制的自由主义。)[12](p.514)。抛开这一点姑且不说，“资本主义类 型”理论和跨国福利研究告诉我们，由于政治经济体主要领域中的制度组合是相互支持 的，是以高度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凭借引入某一领域中主观认定的最佳实践 可能不仅无法解决该领域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还可能损害整个制度构造及其具有的比较 优势。就实际而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论从公司的重组和重置(relocation)、所谓 的“福利国家缩减”(retrenchment)、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产和就业结构的共同变 化，还是从英美模式长时间的良好表现、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德国、 日本近两年在金融与公司治理领域意欲进行的改革来说，这些实际情况的确支持了“趋 同论”，但若细加探究，上述每一种情况都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实际过程，并不能笼统地 归因于全球化，并因此而断定趋同的必然；全球化无疑带来了许多变化，个体公司的战 略、各国的制度实践也存在着有限的趋同迹象，但趋同问题并非一个可以从理论上加以 推导从而证明其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实际检验和具体考察的问题。
作者附言：斯坦福大学的晁明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樊吉社先生为本文 搜集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谨致诚挚的谢意。
收稿日期：200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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