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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邓小平理论旗帜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是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就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面对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任务，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深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提高用实事求是精神开拓进取的自觉性。
一、实事求是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一项伟大的事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是人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制定出来的。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靠实事求是。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有两次伟大的成功。一次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一次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以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为基础，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两次伟大成功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在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导致革命或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陷入危机境地时，通过拨乱反正取得的。第二，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确立其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之前，都经历过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又通过广泛宣传、普及、强化这一思想路线，提高全党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从而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纠正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1937年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即是证明，这两篇重要著作也是实事求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表述。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带来的损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它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依据的是苏联模式，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却是错误的，许多同志还搞不清。针对这种情况，“两论”以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思想；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要研究事物发展中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说明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全党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的主张，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认识的自觉性，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同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纠正起来很不容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41页）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思想和实际、 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由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从此，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又一次伟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被称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面对新情况，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系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指实事求是——笔者注）”。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6、127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所以伟大，能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导向胜利，归根到底，靠的也是这个。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事求是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续前进。十四大作出的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巩固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使过去的五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光辉的五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再次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心。有理由认为，十五大的光辉成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有理由相信，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十五大以后的各项工作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二、实事求是的要旨在于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因而对她来说，以什么态度对待理论，以什么态度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关系重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理论指导问题上，一向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这种态度崇尚本本、上级指示和别人的经验或模式；不是把原则当作研究的结果，而是当作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分析借鉴别人的经验或模式，而是照搬照抄。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态度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把理论看作神圣不可更改的戒律，而是看作立场、观点、方法；不是用理论裁判实践，而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两种态度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前一种态度下，理论不仅不能指导实践成功，反而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桎梏，僵化人们思想的咒语。在后一种态度下，理论不仅为实践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而且也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际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是后一种态度的结晶。后一种态度在反对前一种态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
比较两次历史性飞跃可以发现一个并非偶然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创新。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实践创新，一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指，在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成功地解决了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完成一项（或多项）从未有人做过的历史任务——建立新中国；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创新指，在既有理论基础上，突破陈规，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判断，使理论达到一种新境界、新水平，形成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创新不是自封的，而是实践检验证明的；不是刻意追求就能达到的，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回声。不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创新，向前追溯，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是创新。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精神实质的这种一致性保证了三者之间的连续性、继承性，也决定了三者共同的本质性特征——创新。如果我们说，所谓继承不在于墨守具体结论，而在于坚持被继承者的精神实质，那么发展或创新就是继承。如果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那么理论联系实际的着力点也应当是发展或创新。什么是沟通继承和发展、理论和实际的内在根据和机制呢？实事求是。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过经典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以“求”为中介，从“实事”到“是”的过程，逻辑地包含着创新，要旨也在于创新。首先，创新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实事求是的首要前提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一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环境、条件、情况；另一方面，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情况也不一样，近代以后，世界形势更是日新月异。在变化的客观实际面前，“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其次，创新是实事求是的实践目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也不例外。在变化的客观实际中涌现出的问题是新问题，有些甚至是前人从未遇过的问题。这就要求人们像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那样，善于开动脑筋，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拿出新的措施、办法，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自己新的道路。第三，创新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指导伟大社会运动的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闭门造出来的，它来自实践，反映实践。将实践中形成的、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就是理论，就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新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形成的。唯有这种来自实践、反映实践的理论，才能给实践以指导，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才可称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说：“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身体力行，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尚未完成，邓小平理论也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面向21世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那就是自觉按照十五大的要求，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时，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作出我们自己应当作出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三、实事求是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新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或者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中“求”出“是”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锻造才可以完成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说明实事求是是一个认识过程，有必要区分从“实事”中“求”“是”和从“实事”中“求”出“是”。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属于思想方法，后者则属于思想结果。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果不能分离。而连接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果的，是认识过程。从“实事”中“求”“是”是我们当下可做的，也是随时应当坚持的；从“实事”中“求”出“是”则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实践，结果如何有时不以我们的意志或愿望为转移。我们强调实事求是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取得成功，不是说一实事求是立即就能得出规律性认识，一切问题立即就能得到解决；而是说“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由小平同志这段话可知，从“实事”中“求”“是”，作为思想方法，是“求”出“是”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对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而“实事求是”不能立竿见影加以解决感到不解；我们一些同志，似乎也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做，却仍然犯错误，甚至犯“文化大革命”那样带有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原因就在于忽视“求”的过程属性，忽视实事求是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联系，把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果混淆在一起。
实事求是的过程是由认识的本质和条件决定的。认识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或反映而得到。客观现实是复杂的，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不能不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从客观方面说，得到规律性认识需要事物内部联系或矛盾的充分展开，需要有作为支持力的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从主观方面说，得到规律性认识需要相应的知识结构、实践经验和意志品质，需要一定的认知方法、手段和技能。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缺少一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影响认识结果。因此，从“实事”中“求”出“是”来，是各种条件的契合，而条件的契合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指出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意在说明三点。这三点是邓小平同志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带领我们做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是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探索，完成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时应坚持发扬的；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认识理论所要求的：
第一，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探讨公有制实现形式等等，是新事物，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会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会遇到重重障碍。解决这些问题，调节利益冲突，克服前进障碍，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讲，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怕冒一点风险。如果等拿出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方案，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动，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也就不要改革了。对于探索未知而言，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开拓进取而不是因循守旧。“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2页）
第二，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这里绝无失败了无所谓，犯错误理所应当的意思，而是说在认识过程中，在实事求是过程中，在处理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过程中，错误难以避免，失败也是可能的；对这类错误、这类失败不要怕；不能因为怕犯错误而不做，不能因为犯了错误而停止做。做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不要紧，总结经验及时改正就是了。总结经验包含总结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失败是成功之母。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失败，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成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2页）。实践证明，在实事求是地探索中犯的错误容易纠正。当然，我们也要避免犯大的错误。
第三，实践检验，及时总结。邓小平同志在鼓励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的同时，也告诫我们步子要稳，要看准，一步步走，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判断的尺度是三个有利于，检验的标准是实践，小平同志特别反对用理论裁判现实，主张拿事实来说话。“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不搞争论不是不要理论，而是反对空谈理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正确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中确立。不搞争论不是不讲是非，而是反对陷入关于是非的抽象的理论纠缠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与错应让实践回答，实践最有力量，在实践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加以纠正，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可能或者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就可能或者才会在各方面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靠实事求是开启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是靠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取得的。实践没有结束，认识也没有结束。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拓进取，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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