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现代理念20年变迁及其世代与年龄效应
景怀斌 丁太平 傅承哲
［摘要］ 现代化追求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主题，而现代化展开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民众的现代理念形成与变迁过程，故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现代理念变迁是深度理解中国社会的必要方面。现代理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通过1994与2014年采用同一调查问卷的城市居民横断调查分析显示：民众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自利理念与自我理念显著上升；传统及权威主义价值观上升，表明民众开始寻求心理与精神上的传统价值回归。现代理念变化同时也表现出世代和年龄效应。
［关键词］ 现代化；社会变迁；现代理念；世代效应；年龄效应；横断调查
一、引言
现代化过程与人的观念现代化形成相辅相成，现代观念的形成既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促进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因。因此，分析探讨民众观念的形成与变迁无疑是认识和理解社会现代化变迁的重要方面。自20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化变革，更带来民众观念的多样化和多面向的复杂变迁。
第五，学习型团队能提高学习效率。学霸寝室学生的学习成绩居于班级前列，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高考成绩一定最为优异。大学期间，他们之所以表现出众，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融入了一个学习团队，团队成员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室友，他们之间虽然有原生家庭带来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给团队合作造成多少负面影响，他们相互激励和启发，你追我赶，因此学习效率很高，为日后成为栋梁之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于社会观念变迁的观察，一般需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即个体随着时间变迁而出现或形成的年龄效应（Age Effect），其体现了个体随时代变迁及年龄增长等生命周期而产生的理念变化；二是由新样本而产生的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体现在因个体出生世代不同而带来的代际差异[1]。年龄和世代效应是准确理解民众观念变迁的重要视野和方法。
本文以“城市民众现代理念调查”20年重复调查为截面数据（Cross Section Data），依据年龄-时期-世代（Age-Period-Cohort; APC）分析角度，分析民众观念变迁状况及其世代效应与年龄效应，有三个递进问题：第一，理论上，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代理念内容与维度是什么？第二，20年间民众的社会理念总体上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与趋势，其人口学特征如何？第三，变迁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如何？
淀粉基纳米复合材料中存在纳米粒子-淀粉、纳米粒子-增塑剂以及增塑剂-淀粉三种相互作用力，纳米粒子与酯化淀粉分子的作用减弱增塑剂对淀粉的增塑作用，膜材断面的粗糙度增加，形成更多凸起或褶皱；酯化淀粉分子、纳米粒子和增塑剂间的相互作用促使纳米粒子在酯化淀粉基膜材中形成插层，纳米粒子呈均一取向分布，纳米粒子的层状结构、酯化淀粉基膜材的结晶结构均保留完整。此相互作用促使增塑剂分子、酯化淀粉分子的热稳定性提高。以上结果可为调控淀粉基膜材结构，扩大淀粉基膜材在食品包装中的应用提供更多理论参考。
二、现代理念的内涵与维度
（一）现代理念的起源与内涵
现代理念指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程发展或转换的社会观念，即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现代理念的基本主张主要发轫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The Modern Theory）[2]。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现代化形成的过程也是现代理念确立并支配人及其社会运行的过程[3]。这种基于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制度与精神两个层面：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理性化的经济运行、科层化的行政管理、自律化的公共领域以及民主、契约化的公共权力；精神层面则包括自主性与自我意识、理性与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以及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4]。
更详细而言，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即原本集中为一体的事物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宗教领域等逐步分离并形成各自的运行原则[5-6]。如贝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并形成内在冲突[7]，其中推动这种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如理性化、个体主义、多元开放等[8-9]。因而，可见社会现代化与个人心理现代化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10]：一方面，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个人的观念也将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例如经济运行的理性化模式逐步固定，个体的自主性与自我意识也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个人价值观念与心理特质转变，也能影响、促进经济、社会、政治的变迁，例如个体公共文化精神的形成，对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与契约化具有推动作用。因此，个体的现代观念，可以将其概念化地界定为具有现代性质与特征的社会制度、组织所要求的，并且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型[11]。通过考察个体现代理念的变迁，可以较为系统地勾勒出社会变迁的态势。
（二）现代理念的维度
价值理念体系，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表现出社会的文化特征[12]。内容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13]。现代理念的维度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蔬菜苗期常见的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立枯病，此外还有瓜类枯萎病、番茄早疫病、灰霉病以及沤根、根腐病等；常见的主要虫害有蛴螬、蚜虫、蝼蛄、白粉虱等。苗期病虫害也很难达到预期的防治目的，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少施或不施农药而培育出优质稳产的无公害蔬菜壮苗，就必须采取以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1．政治层面。广义的政治理念主要指民众对于政治以及参与政治的观念，主要包括4个方面：（1）平等理念：贝尔指出，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平等的思想，现代政治活动的目的是维护个人的权利。（2）自由理念：现代社会中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强制的状态，人的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人不需要把自己的意志交给别人[14]。（3）参与理念：随着平等意识与自由意识不断增强，民众政治价值观念扩展到对政治的兴趣以及对参与的需求，带来了居民的参与理念。（4）民主价值观：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个体的观念将从对物质的关注转到关注生活的质量，诸如对民主的要求等[15-16]。民众如何看待国家地位、权能等问题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
抗体的产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且要求机体免疫应答能力正常，而大多数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造血干细胞移植、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患者免疫应答能力不足，且IPA患者短期内通常不发生血清转化和抗体反应。因此，抗体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不大。
2．经济层面。这一维度主要包括民众对经济制度、经济意识、经济关系以及经济行为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价值判断和评价[17]。现代经济理念包括三个主要内容：（1）对于效率的认知，即效率理念。贝尔认为，技术—经济领域遵循效率原则，人们的活动目的是获取利润，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方式是节俭。（2）竞争理念。市场经济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理念以及在经济活动中竞争意识。（3）自利理念。现代经济活动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个人主义逐渐出现，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要求自我利益与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的[18]。这种自我意识在经济领域内的表达即是自利理念。
3．文化层面。贝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其特性是标榜个性化，因为每个自我都是独特的，谁也代替不了谁。福柯认为现代性思想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是现代性态度，其核心是对“我们自身历史存在论”的批判，通过对理性批判的重申和对批判理论的超越彰显自己的现代性态度[19]。文化领域中盛行反对制度化，其结果是反传统、反理性的文化活动和产品不断出现。文化领域的轴心结构是任意组合，不受时空的限制，是一种“异质合成”（Syncretism）。文化领域的变革方式是回跃（Rico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20]。但由于人们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因时因人而异的，没有清楚无误的变化规则。根据贝尔对文化轴心选择，文化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理念包括：（1）个体如何重视自己的自我理念；（2）个体如何看待他人的利他理念；（3）个体如何看待世界的世界态度。
表5呈现了居民经济理念在1994到2014年间的变迁。在效率理念维度除60～79岁群体外，其余年龄段的效率理念都呈现出显著下降的状态。在竞争理念上，仅20～39岁群体呈现出显著下降的水平。在自利理念上，60～79岁群体未见显著差异，其余年龄段的自利理念都呈现出显著下降的状态。这两个世代由于群体成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呈现出利益关注的不同，在经济层面现代理念上显示出明显的世代效应。
三、社会理念变迁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
纵贯时序资料（Longitudinal Data）中个体观念变迁研究包含相关内在变化效应，即生命周期效果（Life-Cycle Effects，即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24]。其中，年龄效应指年龄增长对人的心理和观念产生的影响[25]，世代效应即是出生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不同年龄周期内产生的不同观念差异[26]。这方面的机理可以被表示为：
[27]。故而，观念变迁分析需要考虑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的关系。
对民众而言，社会变化的时期效应通过年龄与世代表现出来。一方面个体年龄以及经验增长，会带来观念及态度的改变。另一方面，变迁也是由世代交替带来的。生命阶段特有的成长模式、社会情绪、需求、危机及角色，将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其基本预设包含：（1）不同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好及争执，例如青年人较激进，老年人则较保守；（2）个人某阶段转换至下一阶段，其政治观点也将随之改变。例如青年期的自由反叛随着年龄增加，政治态度更加成熟及保守；（3）生命周期变迁的模式，即由一个世代至另一个世代是相当恒定的。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存条件改变，社会将经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不同代人的优先价值观将发生改变。其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以4～5年为一个周期的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年轻群体和年老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确存在较大差异，年老群体中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占绝对主导地位，年轻群体则体现出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也发生在其他经济和技术水平高的国家[28]。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世代现象。如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的差异[29]。代际分野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它同时也具有社会的属性[30]。代际的“传统的年龄代沟”正在转变为“现代的观念代际”，心态决定思维，思维再决定观念与行为。心态、思维、观念和行为是代际转变的重要维度[31]。简言之，民众现代理念20年变迁的深度分析，应推进到年龄与世代效应讨论。
四、方法与变量操作化构建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城市民众现代理念的调查，采用同一题目问卷，于1994年与2014年进行。1994年的调查样本来自于《家庭》杂志社的读者调查网，从250万读者调查网中随机抽样，共选取15,000个样本，通过通讯问卷的方式发出，共回收12,500多份，回收率83.3%以上。2014年的调查则在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展开，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级行政区15岁以上城市居民的比例分配样本量获取样本，回收1794份，获得有效问卷1605份。为保证两个年度调查之间样本的可比较性，故而进一步采取匹配方法，从样本中进一步筛选，得到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1994年为1327份，2014年为1397份，基本描述统计如下表1。
表1 两次调查样本分布状况样本量（百分比）
表3显示了1994年与2014年城市民众在现代理念差异描述统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现代理念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表2 变量的测量与信效度
（续表）
参考相关研究经验，将三个因素（即年龄、调查时期、出生世代）全部放入模型中会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因此，通常采用两因素模型进行效应分解[32]。鉴于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年龄与世代，针对两者的拆解与分离较为重要[33]。故而，本文采用梅森（Mason）等学者的世代分析法，假定时期效应的均值为零且与时间趋势正交，将民众现代理念变迁分解为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具体而言，即将年龄与出生世代进行分组，纳入回归模型进行解释，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五、城市民众现代理念变迁状况
本文形成的针对各个维度现代社会理念的基本测量与可靠性检验如表2。
表3 1994～2014总体现代理念变迁描述统计
（1）政治层面。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在参与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是负值，卡方检验显著，说明政治理念20年间总体呈现显著下降的状态。其中，民主理念没有明显的变化，呈现较高均值状态，说明民众对于民主的认识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准。而参与、自由与平等的相关社会理念呈现降低趋势。从现代社会的经济属性似乎可以解释——随着国家20年的经济发展，民众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
（2）经济层面。民众效率理念的结果是负值，且卡方检验显著。自利理念是正值，卡方检验显著。经济理念中利益至上的观念将会使民众逐渐萌发权利意识。
（3）文化层面。仅有自我理念的结果是正值，达到显著水平，说明20年间民众对于“我”的看重程度逐渐高于对周围他人以及世界的关注程度。中国的改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都更加强调对个体的关注，从而促使民众更加关心“我”的价值。
按照刑法的规定，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涉嫌逃税，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4）社会层面。法律理念的结果是负值，并且统计上显著；传统价值理念、权威主义理念上的结果是正值，统计上显著。说明民众法律理念在20年间呈现下降，而传统价值理念与权威主义理念则呈逐渐上升的状态。其原因可以从前述的价值理念的转变找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开始逐渐增加对“我”的理解，在寻找自我的价值时，传统文化为其解释自我以及理解自我提供了理念基础。
六、城市民众现代理念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
（一）年龄与世代效应的描述统计
民众现代理念总体上有明显变化。要准确地把握其变化的内在机理，需要从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进一步挖掘。因数据中间间隔20年，为防止年龄分组以及世代分组发生重叠，年龄分组也以20年为间隔。基本结果如表4～表7。
表4 政治层面现代理念年龄分组
表4显示了居民政治层面的社会理念从1994到2014年间的变迁。在参与理念与自由理念上，所有年龄段民众在1994年和2014年两个时间点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民主理念上，仅有40～59岁的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即2014年为40～59岁（出生于1955～1974之间）民众的民主理念与1994年40～59岁（出生于1935～1954之间）民众的民主理念相比，呈现出显著下降的情况。在平等理念上，除了20～39岁的群体外，其余年龄段群体在1994到2014年间也出现了显著下降。
从年龄变化来看，出生于1955～1974年（即在1994年为20～39岁，在2014年为40～59岁）的居民在1994年的参与理念得分为4.69，2014年的得分为4.35，呈现出下降的情况；出生于1935～1954年（即在1994年为40～59岁，在2014年为60～79岁）居民在1994年的参与理念得分为4.67，2014年的得分为4.47，也呈现出下降的情况。在其余几个理念维度上，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可见，不同世代的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理念呈现减弱态势。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建立人大监督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及时向全社会公布人大监督的议题、具体内容、时间地点，请公众围绕议题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实现倾听民声、掌握民意、集中民智。要扎实做好试点工作，选择部分文化素质高、参政意识强、熟悉相关业务的公民，全程参加常委会组织的视察或执法检查，列席常委会会议，积累经验，探索措施，推动形成公民参与的常态化、制度化机制，真正实现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表5 经济层面现代理念年龄分组
4．社会层面。表现为个体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社会行动中何种规范对其影响最大。首先，对现代社会秩序规范体现为法律意识。西方现代社会中，法律界定了个体之间的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首要理念[21]。其次，习俗与道德。在中国背景下影响居民思想与行为的理念是儒家文化、思想[22]。与西方对应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描述，即政治安排、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传统的儒家社会突出体现在社会规范以及服从权威两个主要内容。概言之，社会层面的理念表现为法律意识、传统价值观念与权威主义观念[23]。
另一方面，出生于1955～1974（即在1994年为20～39岁，在2014年为40～59岁）的效率理念在1994年为4.14分，在2014年为3.82分，竞争理念在1994年为3.08分，在2014年为3.03分，自利理念在1994年为2.62分，在2014年为2.71分。即出于1955～1974年的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效率理念以及竞争理念呈现下降的状态，而自利理念呈现上升的状态。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出生于1955～1974年的居民当中。以上共同表明，经济层面的现代理念的年龄效应明显。
表6 文化层面现代理念年龄分组
表6显示了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在文化层面的现代理念的变迁。除了60～79岁民众，其余民众的自我理念呈现出显著的上升状态，可见这一现象中存在着代际更替的效应。而在利他理念上，除20～39岁群体的利他理念未见显著变化，其他年龄群体的利他理念均显著下降。可见，不同世代对自我的关注呈现出了显著不同，即个体成长的环境对于形塑自我的认识是显著不同的。
依据表8的结果，在政治层面，除民主理念以外，不论是年龄还是出生世代对其余的理念均有显著的影响。从年龄效应来看，年轻人较于中老年人，政治理念相对较高；在出生世代方面，出生较早世代的政治层面的理念较高。可见，不论是年龄还是出生世代，政治层面理念有较大差异。在经济理念方面，竞争理念模型中年龄、世代的系数均不显著。效率理念与自利理念的模型中年龄以及世代的系数均显著。从年龄效应来看，随着民众年龄的增长，效率观念显著下降，自利观念显著上升。从世代比较看，较为年轻世代的效率观念较弱而自利观念则变强，说明随着世代变迁，民众经济层面理念受到年龄以及出生世代的影响。
表7 社会层面现代理念的年龄分组
表7显示不同年龄段居民社会层面理念从1994到2014年间变迁。在法律理念方面，2014年20～39岁（出生于1975～1994年）的民众的参与理念与1994年的20～39岁（出生于1955～1974年）民众参与理念相比，没有较大差异，其他有显著差异。2014年40～59岁（出生于1955～1974年）民众传统价值理念与1994年40～59岁（出生于1935～1954年）民众相比呈显著上升状态，其他年龄则没有显著差异。在权威主义理念上，2014年60～79岁（出生于1935～1954年）民众与1994年60～79岁（出生于1915～1934年）民众相比并没有差异，其他有显著差异。总体看，法律理念在不同出生年份上是下降的，而传统价值观念、权威主义理念则是显著上升的。
表9显示，除世界态度外，年龄以及出生世代对居民的自我理念以及利他理念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年龄对自我理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利他理念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理念变迁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年龄成长相关，与世代的关联则较小。在法律理念上世代以及年龄变数具有负向影响，体现了年龄经验与世代的作用。在传统价值观以及权威主义理念上，年龄效应的正向影响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更加关注权威以及传统价值。
（二）年龄与世代效应模型检验
上述题目表述均为李克特量表题型，强弱程度转化为1～5的区间数值，并对反向计分项目重新转换。因本研究使用的价值观测量题目数量均大于1，对于此种数据的处理一般包括加总法（Summated Scales）和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本研究基于理解上的方便，为了保证各个维度可以得到更好的比较，使用加总取平均值进行处理，即将各题得分加总取平均值成为一个维度的量表数值。由此现代理念维度的价值观数值，最低为1，最高为5。以下将对城市民众的现代社会理念变迁情况进行分析。
我的哥哥（伯父的儿子，钢琴弹得很好），吹箫吹得最好，这时候他放下了箫，对翠姨说：“你来吹吧！”翠姨却没有言语，站起身来，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我的哥哥，好久好久地看住那帘子。
其中，Yit表示个体i在t年的观念状态。Agem是年龄虚拟变量，Cohortn是出生世代虚拟变量；β1m、β2n分别表示要估计的系数，即现代理念变迁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为了得到对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更精确的估计，参考已有研究经验[34-35]，在回归模型中还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Xit。对此，本文形成了年龄与出生时代的分组，分别为年龄分组：20～39岁、40～59岁、60～79岁；和世代分组：1915～1934年、1935～1954年、1955～1974年、1975～1994年。
模型涉及到的因变量包括前述划分的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一共13个理念维度，从而形成13个基本回归模型。另外，为保证探讨世代差异的准确性，回归模型中应加入几个基本控制变数，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政党身份以及所处地区。分析结果如表8和表9。表8包含政治层面以及经济层面一共7个模型结果，表9包含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层面一共6个模型的结果。
从不同出生年份的居民在文化层面的社会理念从1994到2014年间的变迁来看。出生于1955～1974年（即在1994年为20～39岁，在2014年为40～59岁）以及1935～1954年（即在1994年为40～59岁，在2014年为60～79岁）的居民，其自我理念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而利他理念呈现却出显著的下降，显示时代发展民众注重自我理念的形成。出生于1955～1974年居民的世界态度呈现上升水平，而出生于1935～1954年的居民的世界态度则呈现下降水平。原因可能是出生于1955～1974年的民众对世界与周围的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程度。这是因为这一年龄段处在社会的中坚力量上，对周围环境的体悟较为敏感。
从不同出生年份的居民在社会层面的社会理念从1994到2014年间的变迁来看。出生于1955～1974年（即在1994年为20～39岁，在2014年为40～59岁）以及1935～1954年（即在1994年为40～59岁，在2014年为60～79岁）的居民，其法律理念呈现出下降状态而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权威主义理念则是上升状态。可见，随着年龄增长，民众在社会层面的现代社会理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鲁迅先生的《故乡》入选过多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作为一篇传统、经典篇目，教参和名师的解读已经精彩纷呈，对文本的细读已经小到一个标点，足以见证经典的生命力是永恒的。
表8 1994～2014民众现代理念变迁分解（1）
表9 1994～2014民众现代理念变迁分解（2）
七、讨论与结论
统合上面数据与分析，可以看出20年间民众现代理念的总体变迁趋势，主要体现为：第一，参与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经济层面的效率理念以及社会层面的法律理念呈现显著的下降。第二，经济层面的自利理念，文化层面的自我理念，社会层面的传统价值理念、权威主义理念上则呈现显著的上升。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众逐渐追求自我的实现以及内心价值的追求。第三，在政治层面的民主理念，经济层面的竞争理念，文化层面的利他理念与世界态度未见显著的变化。总体而言，民众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在经济层面上的趋势则不明显。
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应用的重点是：基于数据库围绕查新人员或机构、研究领域以及创新主题，开展数据的挖掘和信息统计分析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科研人员的课题选择提供信息服务。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将科技查新数据应用到企业技术创新研究中，从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库来推演分析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基于湖北省科技查新数据库，从企业的产品创新出发，识别出全省的新兴产业、前沿产业和重点产业，并通过关联分析，找出技术创新、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痛点，精准推演政策需求，并通过实证研究，为科技企业培育工程的精准施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在1994年～2014年20年间，民众现代理念变迁也表现出明显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在年龄效应方面，从描述统计和回归结果来看，民众在政治层面上的参与理念、自由理念以及平等理念，经济层面上的效率理念，文化层面的利他理念以及社会层面的法律理念，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文化层面的自我理念，经济层面的自利理念，社会层面的传统价值理念，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可以看出，民众现代理念在政治层面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的年龄效应，而在其他层面上则没有存在同质性的年龄效应。民众的政治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这一现象正呼应王正绪、游宇的研究，也发现青年的政治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成熟[36]。在世代效应方面，从描述统计和回归结果看来，民众在政治层面上参与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经济层面上的效率理念，文化层面上的利他理念以及社会层面上的法律理念，均随着世代的更替而发生下降。而经济层面上的自利理念，文化层面上的自我理念以及社会层面上的传统价值理念、权威主义理念则随着世代更替而出现上升。可以看出，民众现代理念在政治层面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的世代效应，而在其他层面上则没有存在同质性的世代效应。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使民众的价值观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体现在世代的更替上，刘宝驹的分析也正体现了这一点[37]。值得一提的是，在总体层面未见显著差异的利他理念与世界态度，均表现出显著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而民主理念、竞争理念则始终未发现显著差异。
总的来看，民众的现代理念在20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包括：思想、操作方法、技术方案和实用功能、事实及对事实无独创性的汇编、官方文件和正式译文等。⑰ 王迁著：《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74页。因此，只要未经许可演绎成果不属于上述情形即可。
第一，在政治层面上，政治参与热忱逐渐回到常态，更加关心个体经济与社会生活。从1994年到2014年，中国的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国家发展重点的转变，民众面临的是急速变化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经济发展与民生成为每个民众的关注重点。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追求更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上[38]。这种现代理念变迁的现象，在不同年龄段与世代的民众观念中均有发生，属于时期效应。
第二，在经济层面上，功利性价值关注转向明显。以自利理念为代表的利益价值观念显著上升，伴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萌发，二十年间民众的关注点逐渐变得务实而具体，比如对于“我”与“我的利益”的高度关注。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强调经济利益重要性的价值观念逐渐占据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地位，包含着利己主义、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个人主义也随之兴起。哈耶克就指出，现代化带来的就是这种个体理性以及自我关注的发展，人将越来越重视自我的生活[39]。
第三，在文化层面上，个人本位价值体系逐渐形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众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上集体的价值追求，转变为个体性价值的强调和重视。市场经济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的单位制生活的单元，变成了以个体与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单元，而使得民众关注的价值逐渐从集体而转向个人。而这种社会结构转变带来的价值追求的转变，伴随而来的是民众价值追求的迷失[40]。
第四，在社会层面上，向传统价值回归。虽然有不少研究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挑战、甚至抛弃传统威权统治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法治观念的成熟，但从以上结果看来（传统价值观以及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上升，法律观念的下降），传统的文化价值仍然在民众的现代社会价值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底层导向的作用。本文的结果与黎安友（Nathan）在分析东亚传统主义的发现相似，尽管一些诸如命定主义的价值出现了快速的衰退，但是一些儒家社会的传统价值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现代理念的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过程密切相关，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41]。
第四，实行绿色生产：推广生物肥料，施用农家肥；使用治标又治本的植物农药；秸秆还田，改良土壤，减轻对化肥的依赖，减少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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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3-0038-16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3．0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民众国家认同的形态结构及行为政策研究”（批准号：71774181）；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课题“中国社会心态史研究”（批准号：KXTXT2017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景怀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府决策、公共认知、儒家文化与社会治理；丁太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认知、政府决策；傅承哲，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认知、政府决策。
（责任编辑：何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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