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的中美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美日关系将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它对世界格局特别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冷静地处理中美日关系？这些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试从宏观的角度对中美日三国间的关系作一分析。
一、从世界格局变化看中美日关系
进入90年代，持续40余年的美苏两极格局瓦解，雅尔塔体制终结，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和多极化的时期。新旧格局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从板块结构转向支点构架。
所谓板块结构，是指以地域为基础、以地缘政治为核心所形成的板块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其特点是：第一，板块以条约、集团固化，相对稳定。例如，以华约和北约固化的苏东和西欧北美板块。第二，板块之间阵线分明，强烈对抗。以一道具有象征意义的柏林墙为界，欧洲乃至全球被分割为东西方两个世界。政治上两种制度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经济上两种体制泾渭分明，平行运转；军事上两大集团剑拨弩张，冷战相向。第三，板块内部一元结构，一个中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在各自板块的领导和中心地位，对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控制力和支配力。
世界格局的板块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了中美日关系。首先，中美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属于次要因素。50年代，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实际上从属于美苏以及两大板块的关系。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开始调整外交战略。70年代中美建交，80年代频繁交往，出现所谓中美苏三角关系。然而就中美的战略意图而言，均在不同程度上以苏联为目标打“美国牌”和“中国牌”。其次，美日、中日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也属次要因素。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安全都仰仗美国，在其羽翼未丰之时是不敢对美国说“不”的。美日关系实质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日本甚至没有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对华政策。中日之间也只有民间往来，仅在中美建交后才恢复邦交。
所谓支点构架，是指以若干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为支点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其特点是：第一，板块式的地域分割和集团意识逐渐淡化，强国的个体地位与作用不断强化，原来被掩盖的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北约尽管存在并还要东扩，但由于失去华约和苏联的强大外在压力，其内在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元结构随之松动。美国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德、法、英、加等国的离心倾向更为明显，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中敢与美国分庭抗礼。第二，支点分散而不稳定。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呈现“一超数强”的局面。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但面临严峻挑战。军事上，俄罗斯仍能与之抗衡；经济、科技领域，美、日、欧激烈竞争；政治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有千秋。支点之间新的平衡关系尚未确立，它又随着强国实力与作用的升降不断变化，不可预测和危险的因素反而增加。第三，强国作用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板块结构下，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板块之间的对抗首先反映在军备竞赛上；支点构架下，军事因素退居次要地位，支点之间的竞争首先是贸易战、经济战，其中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强国主要依靠经济实力，通过经济手段影响和吸引其他国家，军事上的控制和干预一般只作为辅助手段。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和地区化的进程并存，强国作用的形态又都兼备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呈放射线型。其中既有全球性长波，又有地区性中短波。它们纵横交错，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交汇点，即矛盾与冲突的爆发点。
支点构架下，中美日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一，随着中国地位与作用的凸现，中美、中日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苏东剧变后，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头号对手。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综合国力倍增，更是引起西方的不安，于是“中国威胁论”便随之而起。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决策机构断定中国将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美日将与中国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然而，中国又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其广阔的投资、技术和商品市场又对西方国家极具诱惑力。这两方面的因素无疑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支点。中美日关系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三国的对外战略中都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中美日关系既不会风平浪静，又一般不致破裂。中美关系已摆脱旧格局的从属性，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而独立的因素，但它又不同于原来的苏美关系。只要美国采取克制态度，中美关系就不会出现当年苏美严重对立的局面。第二，随着日本地位与作用的凸现，中日、美日关系日趋复杂化。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科技经济强国，冷战结束后最明显的变化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为此，它极力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第一步已于1996年争到非常任理事国的位子。但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开脱战争罪责，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强美日军事合作，确立了两国联合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的战略，这必然引起亚洲各国的严重不安，也使中日关系出现曲折。与此同时，美日间的公开经济战和潜在矛盾冲突则日益激化。当权者们一方面把维系美日关系放在对外战略的头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离心离德。
总之，支点构架下的中美日关系虽然会出现缓和的趋势，不一定总处于严重的对抗之中，但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斗争将长期存在。这并非个别因素所致，而是世界格局结构性调整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充分的准备，不可盲目乐观，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也要求我们执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拓宽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二、从国家间政治看中美日关系
众所周知，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主体，尽管国家间政治并不等于国际政治，但无疑是其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态势、格局和走向。同时，国家间政治又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并力求妥善处理本国与他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世纪之交的中美日关系自然是中美日三国重要或首要的外交课题。然而，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家间政治，使世纪之交的中美日关系进入一种对各国均有利的良性发展轨道？最根本的是准确把握制约国家间政治发展的三大要素，即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
对国家主权这个概念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现代文明的国际社会中，总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和公认的标准。联合国1970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就明确规定了有关国家主权的六项原则，其核心是各国一律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些原则处理国家间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处理中美日关系问题上。但美日一再侵犯中国主权，从而恶化了中美、中日关系。美国一再纠缠的所谓台湾和西藏问题，以及它再三表示关注的香港回归问题，无一不是中国的内政。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J·摩根索早就明智地指出， 美国染指台湾问题是“永久介入中国内战”，是构成对华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样，中日关系一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挑起事端，侵犯了中国主权，而其政府又采取纵容态度。冲绳问题一直困扰着美日关系，尽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和冷战的产物，但其实质仍然涉及日本的国家主权，日本传媒甚至据此认为日本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具有生存、发展和安全三个方面的利益。政府的对外职责，不仅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而且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的主战场，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本国的生存能力，也随之成为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和重要目标。这本是完全正当的，但问题是如何划分各国的利益界限，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维护本国的利益，调解各国间的利益冲突。
国家主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明确的界定，是以国际法、国家间协定以及各种公认的标准来规范的。而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却缺乏明确的界定、严格的限制与约束，客观上为各国公认并遵循的法则较少，因而各国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这就为国际社会带来两个悲剧性的后果：一是弱肉强食，强国任意侵犯弱国的利益，以及大国凭借实力划分“利益”范围；二是国家间，特别是列强之间的矛盾摩擦不断，甚至由此导致大规模的冲突乃至世界大战。汉斯·J·摩根索曾提出一个国家利益观， 其核心观点是：“用权力界定的利益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也就是说，国家所追求的利益应同其实力相称，限定在其实力所及的范围内。他的理论提出后倍受青睐，很快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石之一。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称赞他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有关国际政治的划时代著作”，说“要是我们没有受益于他的智慧和他的思想的明澈性，那么，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政策将是什么样子。”但显而易见，用权力界定利益，必然导致大国霸权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混乱。美国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到处挥舞“制裁”的大棒，并将本国的法律和贸易标准强加给他国，当然要遭到世界各国，包括中日两国的反对，中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利益冲突也就接连不断。事实证明，处理好国家间利益关系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二是本着互利互惠、合理兼顾、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的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妨碍国家间建立并发展正常关系。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国家间大量存在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涉及实际利益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则是互利互惠、各国所必需的。此外，各国也还有一些“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信息化，这种交往和汇合点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将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或在贸易谈判中加入政治条款，或把经贸当作推销本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干预别国内政的筹码，那么，就会破坏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损人又不利己，而这恰恰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和致命弱点。在两极格局下，美日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共色彩，冷战结束后，这一方针并未改变，只不过将重点由苏联转向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中国。所以，中国同美日之间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将是长期的。但在具体的时间段中，国家的实际利益往往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制约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中美日关系一般不致脱离和平与发展这一主潮流。1997年2月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说：“为了我们的利益和理想，我们必须同中国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在面临他国激烈竞争而本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往往会暂时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一边，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国。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中美日三国间的经济联系所左右。
三、从国家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体系看中美日关系
利益决定政策。一般来说，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但在利益多元化的西方国家，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除了国家利益，还有众多的非国家利益。
第一，利益体系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美日对华政策的错综复杂。西方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以及不同的社会集团、个人具有不同的利益。如果说整个国家利益是一个母体系的话，那么这些利益可以称作子系统。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子系统与母体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与冲突。国家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的集中体现，但它又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包含超越阶级的维护主权完整方面的利益。一般来说，国家首脑和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法定代表，通过所属机构和组织制定并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1.国家利益的二重性使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具有二重性。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莫顿·A ·卡普兰说：“对外政策既有维护国家系统的安全、反对潜在敌人的作用，又有在国家系统内维持一定社会结构的作用。”（莫顿·A·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文1版，154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前者相对稳定，表现为政府对外政策“明显的继承性”，即“对外政策不会只因为这一个政党而非另一个政党上台而经常发生很大变动。”例如，美日对华政策虽有冷有热，但始终并未“出轨”。后者相对不稳定，表现为政府对外政策常因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多数是微调，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短期的中幅调整。
2.大量子系统利益制约着政府的对外政策。大垄断集团、跨国公司、政党、宗教、社会团体、基金会、传媒、咨询机构、海外势力代理机构、各类院外压力集团等，都凭借各自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同政界要人的关系，以各自不同的手段，对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由于利益集团的政治观点、价值取向的不同，利益需求各异，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受其影响。这种非国家利益制约政府对外政策的现象，在西方各国尤其美国可谓司空见惯，甚至成了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子系统利益使政府对外政策人格化倾向日趋明显。政策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一方面受所属国家、社会、阶级、政党、集团及其利益、理念、道德、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利益与法理划定的空间内保持着相当大的灵活性，使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明显的人格化倾向。所以，政府换届、总统或首相易人，哪怕是外交官员的任免，都可能导致该国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美日的对华政策就是这样，克林顿取代布什，桥本顶替村山，其对华政策就发生了变化，中美、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波动。
第二，决策系统和过程的特点往往造成美日对华政策的无序状态。美日对华政策总体上具有继承性、连续性，但有时又显得杂乱无章。前者是由其根本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决定的，而后者则是由利益体系的矛盾和决策系统的某些特点造成的。
1.议、行两权分立。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由总统全权负责制定，国务卿及其领导的国务院具体执行。当执政党在议会处于多数地位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推行得顺利一些，当它处于少数地位，例如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常常有两个极不协调甚至对立的声音。政府出于实际利益考虑，主张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而议会多数反对；政府想改善中美关系，而议会多数就在所谓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频频发难。
2.政府要员各自为政。这个问题日本比较突出。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曾长期占据议会多数，一党执政，本不该出现这类问题，但该党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表面上一党执政，实则各派轮流组阁。由于各派对华态度存在差别，政府的对华政策必然起伏不定。90年代初，随着自民党丧失议会多数和单独执政能力，各届政府均由几党联合组阁，不仅议会同政府的较量明显加剧，而且政府要员我行我素，在战争罪责、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擅自发表与官方相左的言论，从而导致外交风波，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第三，利益体系的矛盾和决策系统的特点又使美日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各个利益集团、政党、社会组织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向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施加压力，以确保政策有利于自己，从而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例如，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常年进行游说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日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制造了不少障碍。今后这种现象恐怕也难以避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开展中美、中日之间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既同政府、执政党主流派打交道，又注意保持和发展同民间友好人士、在野党、执政党非主流派的友谊，从而推动中美、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11月李鹏总理访日，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开创“对话与合作新时代”，中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调整，决定了在今后若干年内中美日关系将不会一帆风顺，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与美日之间在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将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然而，在历史长河的具体时间段中，国家现实利益往往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双方在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达成谅解、妥协，从而大体保持正常关系。美日国内利益体系和决策系统的特点，使其对外政策复杂多变，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我们既要辨明是非，又要分清主流与支流，既要准确把握中美、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势，又要密切注视具体事态的发展，及时采取对策，促使美日对华政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争取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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