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阴魂——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阴魂论文,冷战论文,冲突论文,评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如何观察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态势及世界秩序主导力量的更迭，一直是学界与政界关注的焦点。美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自发表以来，引起全球关注。本刊对此将做出一定的回应，以供读者参阅。
“文明冲突”如是说
亨廷顿最近告诉记者，他没有料到《文明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辩。“亨氏理论之争”还在继续，范围还在扩大。这本身就令人深思。人们问，亨氏为现世和未来世界格局勾勒了一幅怎样的理论图景？
亨廷顿出言不逊。在他看来，举凡“单极时刻”论，“民族国家衰落”论，“不再有主要战争”论，“国家利益决定”论或“历史终结”论等理论范式，均忽视了国际政治中一个“本质、核心的方面”——“文明的冲突”。他出语惊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何谓文明？亨廷顿的解释是：“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国家，如西方文明；亦可能只包括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据此，亨廷顿将目前存在于世的文明分为七八种——“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文明之间为何一定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呢？亨氏列举了六大理由：其一，文明间的差异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异，这是历史的产物，多少世纪过去了，但文明间的差异却引发了最持久，最残暴的冲突。其二，世界变得更小了，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作用却增强了，由此，也就加剧了不同文明间根深蒂固的分歧与敌意。其三，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脱离了长期以来的本土认同，同时也弱化了把民族国家做为认同的根源。于是，宗教以“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形式填补真空。其四，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崛起的非西方世界，而后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因此，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五，文化的特性与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更不容易协调与消解。其六，经济区域日趋上升，而不同的经济区域只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土壤之中才能成功。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未来的重要性还会增强，这会强化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在找到其逻辑力量的支撑后，断言：文明的因素将成为后冷战时代一切冲突之源。他甚至断言：“未来全球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文明不分国界
读过亨廷顿其他著作的人，不能不承认他对当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有诸多理论建树。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他是一位有影响的、颇具知名度的国际问题专家。可惜，他这次写《文明的冲突？》一文，却使他步入了一个理论的误区。他犯的错误，有的是常识性的。
象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①，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暴露了他的“致命伤”。他是国际政治理论专家，不是人类学家，也不是文化学家，更不是文化史学家。一个不研究文化与文明理论的人，却非要闯进文化与文明的领域，这就未免太生硬、勉强了。
亨廷顿大谈文明间的冲突，断然否认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融。实际的情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是长期的相互依存、求同存异、不断融通和彼此推进的历史。罗马人可以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但无法拒绝希腊文明。文明从来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与归宿。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并非仅仅“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而是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以中国为例，中国文明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就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后所写的游记，激发了哥伦布从西路航海到东方的雄心，从而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中国的指南针传到西方，不但引起了西方航海技术的革命，而且还帮助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们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中国的火药制造术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引起了西方军事上的革命；中国的造纸术传到西方，引起了西方教育和文化上的革命。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中、西，东、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就会知道，人类的进步，恰是因为人类文明的互动互惠，才使人类的历史辉煌灿烂。
亨廷顿不懂得人类文明包含着一种超越差异的潜能。美国文化学家巴斯顿在谈到地中海文明多元理解时说到：“希腊传统的诸多方面逐渐变成了‘环绕地中海的普世生活进程中的共通因素，并被汇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之中’，……。这同样适用于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
说到底，亨廷顿不懂得文明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文明不分国界。人类历史上真正不朽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为人类文明所建造的一座座辉煌的精神宫殿，将永远在烟波浩淼的历史长河中巍然挺立。孔子、柏拉图、罗蒙诺索夫、马克思……他们既是属于一个民族或某一文明，又是属于全人类的。
又一幅冷战地图
作为学者的亨廷顿，本应该有严肃、科学的态度和责任感，为何他又抛出如此危言耸听的理论范式呢？原因是，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又是谋士，所以美国人说他“学政兼而有之(academic-political complex)”。他的学术思想常受到其政治理念、价值观的制约与干扰。对此，他在《与第三次浪潮》一书的自序中供认不讳：“我抛弃社会科学家的角色，担当了政治谋士的角色。”
这种角色的失衡、错位，迫使他不惜牺牲学者的严谨；为充当谋士，他要为政界献上锦囊妙计。评论界认为，《文明的冲突？》系作者就“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是献给美国政界的一篇“策论”。
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引向国际政治的层面，不谈文明的融合，只谈文明的冲突，这并非一般性的偏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亨氏理论的要害是要为美国及西方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假想敌人”。他认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对垒是全球冲突的主轴，西方的主要对手将来自“儒教—伊斯兰教的联合”势力，因此，亨廷顿向美国及西方建议：增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团结；加强欧洲与北美的合作；将拉美和东欧拉进西方社会；联合俄罗斯和日本；缓和削减西方军事力量；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扩张；充分利用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这是亨廷顿先生为全球绘制的又一幅冷战地图。善良的人们不难看出，在文明冲突理论的背后，躲藏着一具冷战的阴魂。美国学者理查德·鲁本斯坦和雅勒·克罗克比我们发现得更早：
他先是大声喊道：旧的冷战已经死亡，然后低声说——新的冷战万岁！
人类若步入亨廷顿理论的误区，将掀起又一次新的冷战。若如此，那将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劫难！
注释:
①阿喀琉斯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比喻唯一致命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