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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25日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后长期身陷囹圄。对此，史学界意见纷纭。或说，“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既定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歧异和讨伐派气焰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李新《西安事变初探》）。或说，张学良陪蒋返宁是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参见《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1期，谷丽娟《西安事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和杨泽民《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也有人认为张此举是感情用事。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均有失偏颇。其实，张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并有着他与蒋私交笃厚的感情渊源。
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一方面给张以政治、军事上的莫大支持，同时，也提醒张要慎重处理后事以免出现意外的恶果。各地方实力派和地方舆论强烈呼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复杂的国内形势，亟需张正确处理对蒋的问题。
国际上的反应大出张的意外。苏联背信弃义，英、德、法的观望政策，日本的推波助澜、险恶用心，都使张学良意识到一场潜在的危机。释蒋返宁迫在眉睫。
扣押蒋后，张学良一再声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32页）他在对东北军将领讲话时又说：“假如我们施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日更乱的局面，那我张学良真是万恶不赦的罪人。”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称：“……倾汉卿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党史文汇》1987年第4期第16页）张送蒋返宁是12月25日的事，显然张是早有打算的。
由上可以看出，张送蒋原因是复杂的，但张却是早有打算、深思熟虑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私交笃厚也是促使张送蒋返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学良1928年的东北易帜满足了蒋权力的造极欲，两人义结金兰。1930年，中原大战，在蒋四面受敌之时，张通电援蒋。“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是反蒋联军土崩瓦解的关键之所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65页，[美]傅虹霖著）蒋介石兴奋之至，任张为国民政府委员，全国陆海军副总司令，并致函张，“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张与蒋感情日益加深。
九一八事变，张集家仇、国难于一身。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抗日”呼声中，他却听从蒋的号令依然率东北军入关。他“至诚至恳地向一切旧部属布道，要大家一心一意拥护蒋先生遵从蒋先生的‘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中国现代史》第203页，1991年第10期）得到蒋的进一步信任。蒋介石本人也说：“张学良拥护中央，诚意多于华饰。”1933年，张学良又毅然替蒋背上了“抗战不力、丢失东北”的黑锅，使蒋“舍车保帅”维持了领袖地位，更可见出蒋张关系之深。
1934年4月至翌年1月，张出访欧洲，深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回国后，他说：“意大利、德国之复兴，主要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34页）在张学良眼里，蒋介石正是这样的领袖，张全寄望于蒋。
1934年，张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为了表示对蒋的忠心，他派王卓然、王化一等部属去南京面蒋，商讨由东北军骨干分子与蒋介石嫡系CC骨干建立“四维学会”，由蒋任会长，倡导《管子》的礼义廉耻四维。其目的是以封建礼学来效忠蒋介石。张说：“我们拥蒋是诚意的，是为了团结抗日，必须诚意地做一段看看。”随后的少帅更加狂热地崇拜法西斯主义，笃信蒋的武力统一政策，“试图把蒋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式的中国领袖”（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2页）。张学良认为，收复失地，抗击倭寇是民族之举，但是首要的是消弭内乱，巢灭共党。“舍此，抗日便无从谈起”。“时值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蒋委员长足以当此重任。”张又说：“我为了拯救国家出危难，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页）。此时的张学良成了一个蒋介石最忠实的信徒，他幻想拥护武力统一政策铲除共产党而后一定能抗日，报家仇，雪国耻。
张的东北军与红军作战的失利，使张认识到，在剿共战役中所做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思想的转变使张逐渐接触共产党，商讨并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他反对“反蒋抗日”，提出“逼蒋拥蒋抗日”。他认为，没有蒋介石的领导，抗战是不可能的。当蒋介石飞西安督战剿共时，张仍苦苦劝蒋纳共抗日。经过劝谏、苦谏失败后，张才不得已发动兵谏。不过，他此举决非报复蒋介石，而是他的爱国、拥蒋、抗日逼出来的。这是他爱国拥蒋抗日思想的综合表现。
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从事内战，张说：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显然是为蒋开脱罪责。对于西安事变，他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本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也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由此可证明，张是替蒋考虑的，以使蒋能联共抗日。因此，张学良决定放蒋回南京，“……今后还要拥护他作领袖，还要用他一起共事，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49页）。可见张爱戴蒋之深，张送蒋返宁是必然的。张本人也讲，他与蒋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正象端纳去调停时就认识到张绝不会害蒋，“少帅尽管是此次兵变主谋，但他毕竟是位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曾大功于蒋，与蒋的私人关系远非他人能比。”
一心拥蒋，使张学良不顾各方反对，毅然躬亲送蒋返宁。在送蒋至洛阳时，蒋曾暗示说：“汉卿，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你还是回去吧。”（《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95页）。张仍一意孤行，想以此举“证明自己对最高统帅的忠诚”。直至身陷囹圄，他仍居心平静地致函蒋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之大不敬之罪，兹缅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未来”（《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59页），表达了对蒋的深深自责。
张学良被囚后，“读书思过”。张平日曾视蒋介石如师如父，“故蒋先生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王卓然史料集》第1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张蒋感情之深。张学良的几十年后仍称蒋先生待他很好。
蒋去世之日，张曾赠一挽联，曰：“关怀之殷，亲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缄默五十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全面概括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综上所述，张送蒋返宁决不是一时冲动，感情用事，是他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在他的忠诚拥蒋抗日的思想指导下作出的。送蒋返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张与蒋的笃厚的私交之情。张学良送蒋返宁不能说是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令人遗憾的结尾，因为张此举，“庶足澄清了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了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张学良传》第215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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