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有制论文,最优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方式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本文标题的问题，提供肯定的答案并且加以论证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一肯定的答案及其论证的内容构成目前流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出版的有关该学科的教科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总是把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1〕然后加以论证并且得到肯定的答案。
由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但不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西方经济学对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及其论证往往会导致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这种幻想和混乱有时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巨变，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这种幻想和混乱。
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一部分说明西方经济学如何对私有制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说法加以论证以便为第二部分铺设道路。第二部分论述西方经济学论证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根据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结论，提出三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之处。
一、西方经济学对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论证
西方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这一说法的论证是冗长而繁琐的。为了节约篇幅，本文使用一个简化的例子，目的仅在于使读者能看出该论证的过程和内容。
假设劳动为一社会唯一的稀缺的资源，其数量为300 劳动小时（或其他单位），而该社会仅生产两种产品，馒头和肉丸。每制造一个（或每单位）馒头需要一小时劳动；每制造一个（或每单位）肉丸则需要二小时。很显然，在稀缺资源的限制下（即受到300劳动小时的限制）， 该社会的最大产量可以是300个馒头和0个肉丸（即把全部稀缺资源用于生产馒头：300÷1＝300）；或者，也可以是298个馒头和1 个肉丸（即把298个单位的劳动用于生产馒头，298÷1＝298，而把剩下来的2 个劳动小时用于生产肉丸，2÷2＝1）。或者， 按照每减少两个馒头和增加一个肉丸而得到的一系列的数值，如296个馒头和2个肉丸；294 个馒头和3个肉丸；如此类推，到60个馒头和120个肉丸，等等；最终到达0 个馒头和150个肉丸（300÷2＝150）为止。上述每一种馒头和丸子的配合都是在300个小时稀缺劳动资源限制下的最大产量。
又假设该社会仅存在着两个消费者，甲和乙，二人在消费时都喜爱以1个馒头配合2个肉丸的组合进食。如果其中任何一人所得到的两种物品的个数比例不是1:2，例如甲得到9个馒头和28个肉丸。这时， 按照 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作为消费者的甲便不能从上述的物品得到最大的满足（即效用）。由于市场机制允许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所以甲为了追求最大的满足效用，便会拿肉丸按1与2之比去和乙交换馒头。根据上述的数字，甲可以用2个肉丸换来4个馒头，使他的馒头和肉丸的个数顺次为13和26。在这里，因为二者的比例符合他所喜爱的进食比例，甲便不愿再作交换。此时，他被认为是从消费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在同一个时候，乙得到的正好为47个馒头和94个肉丸。由于二者的1比2的比例也符合乙的进食爱好，所以，他也被认为是从消费中得到最大的效用。在这个时候，该社会的馒头和肉丸的总产量顺次为60（13+47＝60）和120（26+94＝120），也就是说，该社会把稀缺的劳动资源的60个小时配置于馒头生产，而把剩下的240个劳动小时配置于肉丸的生产。在这种具体配置资源（馒头60，肉丸120）的方式下，由于代表该社会全体消费者的甲和乙都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西方经济学把这种具体的配置方式称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最优的配置方式也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据说在这种配置方式下，社会已经没有办法在不损害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的条件下来增加任何人的福利（满足程度或效用）。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由于全部稀缺的300个劳动小时已经全部加以利用，所以该社会已经不能增加更多的馒头或肉丸。在这时，如果通过增加甲所持有的馒头或肉丸的数量来增加甲的福利，那只能以减少乙消费的物品为代价，从而会减少乙的福利。同样的，如果企图提高乙的福利，则甲的福利受到损害。这种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西方经济学称为最有效率的状态。
私有制市场经济能否达到这种最优配置资源的有效率的状态？西方经济学的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对此进行了论证。大致说来，它的论证是：只要使社会的各种物品的总产量的比例和消费者爱好的各种物品的消费比例相一致，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便可以实现。〔2〕例如， 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馒头和肉丸的总量之比为1比2（60比120＝1比2），而消费者在进食时所喜爱的馒头和肉丸之比也是1比2。在两个比例相等的条件下，每个消费者都得到最大的效用，从而，资源的配置便达到了最有效率的状态。
既然如此，下一个问题便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能否保证两个比例的相等？西方经济学的答案再一次是肯定的。它宣称，消费者所喜爱的比例是他愿意用一物交换另一物之比，也是物品的相对价格，即物品绝对价格之比。既然在市场经济中，交换是自由的，而每一物品的价格均可自由浮动，那末，追求最大效用的消费者之间的自由交换必然会使市场价格趋向他们所喜爱的水平，即我们简化例子中的1与2之比。另一方面，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生产者（或厂商）必然会使它们的产量符合这一比例，使物品的总产量和消费者所喜爱的比例相等；否则，它们便不能取得最大利润。因此，以利己心为动机的消费者和厂商在以价格讯号为导向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必然会使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论证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有效率方式配置资源的基本内容；高深的西方著作不过把论证从我们简化例子的情况扩展到多种产品、多种资源和多个消费者的范围。
二、论证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错误和不当之处
我们的简化例子不但可以说明论证的基本内容，而且也为理解论证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提供根据。以该简化例子为根据，可以看出至少下列六个连西方学者都承认的论证的错误和缺陷：
第一，严峻的假设条件。在论证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时，西方经济学动用了至少17个严峻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背离现实的严峻程度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使根据这些假设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不可能符合于现实。这里仅举出一个著名的“拍卖者”〔3〕的假设条件作为例子。
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 社会的馒头和肉丸的总产量被顺次假设为60和120，从而，二者的比例为1:2。由于这一比例正好等于消费者所爱好的消费比例，所以西方经济学得以证明市场机制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说法。然而，在现实中，生产馒头和肉丸的厂商和消费者的个数都是为数众多的，从而为数众多的厂商不可能立即生产出合乎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所要求的总产量。例如，假设在某一时期，社会动用300个劳动 小时所生产的馒头和肉丸总量顺次为80和110（80×1+110×2＝300）。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甲可以得到20个馒头和40个肉丸，而乙则得到60个馒头和70个肉丸。此时，由于甲得到的产品数量符合他爱好的1 与2之比，所以甲得到最大的满足。然而， 乙所得到的产品比例却与他的爱好不相一致，从而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一切表明，市场经济并不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
为了弥补这一漏洞，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拍卖者”的假设；它假设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万能的“拍卖者”。此人在社会的全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沟通和平衡的工作。〔4〕例如， 在我们刚才举出的例子中，他可以向生产者通报：如果社会的馒头和肉丸的生产总量顺次为80和110，那末，消费者甲不会改变他所持有的两种商品的数量，而乙会用馒头来换取肉丸以便达到乙所喜爱的1与2的消费比例。如此，则市场上会出现多余的馒头和不足的肉丸，二者的价格便因之而下降和上升。这样，为了取得最大利润，生产者应该减少馒头和增加肉丸的生产。这种沟通的工作要进行下去，一直到社会的馒头和肉丸的总量再度为60和120时为止。这时，甲得到的馒头和肉丸仍然为20和40，而乙则为剩下的40和80。在这里，甲和乙都能保持他们所喜爱的消费比例，从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便能再度处于最优状态。
很显然，由于在实际的市场机制中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拍卖者”，所以西方经济学的论证不过是一纸虚构的空文，没有实践的意义。对此，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者克赖格尔写道：“无论那个不应被假设的拍卖者是否出现，‘看不见的手’（即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说法——引者）都和宗教中的幽灵一样，只有相信它的存在才能存在。”〔5〕
第二，价格不是调节供求的唯一因素。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证中，价格被认为是使供求相等，从而导致资源能以最优方式加以配置的唯一因素。例如，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馒头和肉丸的价格之比是1比2，而这一交换比例使消费者之间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易，一直到社会总产量之比和消费者所爱好的消费量之比相等时为止。这时，资源分配被认为达到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价格并不是唯一的调节供求的因素。在某些特殊行业中，例如在借贷资金市场，利息率（价格）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来使借贷资金的供求相一致。在目前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资金市场，人们都不能以任何高额的利息率为代价来取得他所需要借到的款项。特别在垄断性较强的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如汽车、钢铁、化工等，普遍实施的是“受到管理的价格”，即不随供求的变化而立即伸缩的价格。〔6〕在这种情况下，使供求相等的不是或不完全是价格，而是产品对客户的数量配给。
既然价格不是唯一的调节供求的因素，那末，依靠价格为唯一因素对资源最优配置的说法进行的论证就不是准确无误的。
第三，对控制市场力量的忽视。在西方经济学对最优配置资源的论证中，消费者所爱好的消费比例被认为是由消费者本身的意愿决定的。因此，只有这样，当社会总产量之比与消费者意愿中的消费比例相等时，每个消费者的意愿才能实现（即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才能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消费者意愿中的两种产品之比为1:2。当社会总产量之比为1:2时，社会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由此可见，所谓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状态也就是社会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在生产上配置资源的状态。这一说法正是西方提出的“消费者统治”的口号的理论基础。
然而，消费者的意愿来自本身的论断却忽视了垄断企业控制市场的力量。事实上，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者都一致认识到这一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有关论述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毫无例外地出现的垄断厂商的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便是明显的例证。
垄断企业在运用它们的控制市场的力量时，不仅规定价格而且还企图影响消费者的爱好，以便开辟自己的产品的销售道路。它们往往通过广告和其他的宣传手法来做到这一点。这种事例比比皆是。例如，万宝路牌香烟广告中的健壮的洋牛仔力图消除人们担心香烟有损于健康的顾虑，从而染上抽烟的恶习。在事实上，那位充当洋牛仔的男模特已于数年前死于肺癌。即使以引入市场机制为时不久的我国而言，广告宣传使得杭州的相当多的消费者把我国的珍品龙井茶用来洗手，而饮用在西方为大路货的立顿牌茶叶。垄断力量的影响由此可见。由于这一原因，西方的某些经济学者把“消费者统治”改称为“生产者统治”。〔7〕
既然消费者的爱好受到垄断企业销售企图摆布，那末，根据消费者的爱好而配置资源与广大消费者真正利益关系不大；所谓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过仅仅代表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
第四，对收入分配的忽略。在进行论证时，西方经济学所要达到的资源最优的配置方式可以在于任何收入分配的情况中出现；因为，最优分配的方式仅仅要求社会总产量之比与消费者的爱好之比相等，而在任何收入分配的情况下，二者的比例都是可以相等的。例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当总产量为60个馒头和120 个肉丸时，如果甲分配到作为其收入的13个馒头和26个肉丸，而乙分配到剩下的47个馒头和94个肉丸，那末，这种分配方法符合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因为，这时的总产量之比（1:2）等于各个消费者的爱好之比（1:2）。在相同的60个馒头和120个肉丸之下，如果甲分得20个馒头和40 个肉丸，而乙分得剩下的40和80，那末，这种分配方法也符合最优配置资源的条件。因为，此时的总产量之比（1:2）仍然和消费者爱好之比（1:2）相等。换言之，只要总产量之比和消费者分配到的数量之比都等于消费者所爱好的比例，不论在消费者之间如何进行分配，最优配置资源的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在我们的上述简化例子中，如果甲只得到1 个馒头和2个肉丸，而乙得到剩下的59个和118个，那末，资源分配仍然是最优的或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此时的各种比例均为1:2。很显然， 在这种悬殊的收入分配之下，还要谈什么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是荒谬的。
第五，所论证的效率的局限性。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经济学在论证最优资源配置时所指的效率是指资源应被配置到消费者最喜爱的用途之上。就这种效率本身的意义而言，它是无可厚非的，应该是经济学者所应解决的问题。本文并不否认这一效率问题的存在，而仅仅反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能够在资源分配上实现这种效率。
然而，这里所说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仅仅涉及到把既有的全部稀缺的资源用于生产消费者所喜爱的消费品问题。这种效率被称为静态意义上的效率，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有关效率的问题。除了静态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外，还存在着至少两种被西方学者所承认的效率，即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和X效率。〔7〕
动态意义上的效率是指，如果社会把部分的资源不用于当前的消费而用于科学生产技术的提高，那末，该社会在将来会得到更多和更优质的消费品。〔8〕在我们简化的例子中，如果社会把300个劳动小时中的50个不用于生产馒头和肉丸，而用于改善生产技术，从而在将来可以取得更多的消费品，这时所取得的生产效率即为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对动态效率，西方国家是非常重视的。为此，它们往往制定庞大的计划和进行巨额的投资。这种事例在报章杂志上经常出现。如美国关于航天工业的计划和投资。
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在下列两点上与静态意义上的资源最优配置相矛盾。其一，要想取得动态效率必须以牺牲静态效率为前提。在我们的简化的例子中，要想提高动态效率必须把有限劳动小时的一部分用于生产技术的改善，从而降低目前的静态效率。其二，在某些情况下，动态效率的提高可以使原有的静态效率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如果技术改良使天然气被用来制造馒头和肉丸，那末，原有的被认为是稀缺的煤资源不再是稀缺的，从而，使原有对煤的配置成为不必要的事情。
X效率是指相同的资源配置所取得的产量的不同。〔9〕在我们的简化例子中，如果两个社会投入相同的300个劳动小时， 而一社会所取得的馒头和肉丸的产量均高于另一社会，那末，此时即存在着X效率。 大致说来，X效率类似我国所说的“干劲”。 在投入相同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干劲”的大小显然可以带来产量的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X效率的重要性。为了提高X效率，西方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组织行为学”， 其目的在于探求影响人（如职工）在某一组织（如企业或机关）中的行为的因素，以便对人的组织行为加以控制；目前流行于西方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也是针对X效率而出现的。
X效率至少在一个方面和资源最优配置的说法相抵触，即：后者假设人的干劲是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正是由于这一假设条件，所以在上述第四点中，收入分配被认为并不影响产量。但是，按照X效率的研究、 收入分配通过它对干劲的影响却可以对产量起着重大的作用。事实当然也确系如此。
把上面已经提到的三种效率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资源的配置应该以提高三种效率的整体为前提。换言之，除了把资源用之于消费者所喜爱的产品以外，更重要的是：还要用之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单纯考虑静态的资源的配置显然对效率的整体问题的解决不够全面。不仅如此，这种单方面的考虑往往还会损害其他种类的效率，反而会使整体的效率下降。
第六，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生产的限制条件。以一般性的生产而论，稀缺的资源可以构成对生产的限制。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都认为，稀缺的资源并不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生产的限制条件。前者指出的限制条件为有支付能力的要求；后者则为有效需求。虽然两个概念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然而，就它们在数量上低于资源所容许的水平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者不但普遍承认有效需求低于资源所容许的水平这一事实，而且还把最高数值的有效需求在目前测定为资源所容许水平的94%。〔10〕换言之，私有制市场经济在生产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只停留在使用94%的稀缺资源时所得到的产量。
既然稀缺资源并不是限制私有制市场经济生产的条件，那末，西方经济学显然没有必要去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这一问题顶多不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例如，凯恩斯就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的全部就业的问题，然后，再考虑资源配置问题。〔11〕可以看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没有必要把资源配置当作为私有制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综上所述六点，第一和第二点说明西方经济学对资源最优配置说法的论证是基于全然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而不具备现实意义。第三和第四点指出的对市场力量和收入分配的忽视表明：即使西方经济学能在形式上论证最优配置的说法，由于这两个因素的重大影响，论证的结果在实质上也不能代表最优的状态。第五点有关效率的论述告诉我们，就算私有制市场经济达到了西方经济学所标榜的最优状态，这种静态意义上的效率并不意味着整体效率的提高，往往还会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在第六点中，我们说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把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生产水平限制在资源所容许的数量之下，从而，稀缺的资源并不构成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首要限制。因此，谈论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没有必要的事情。总之，基于上述六点理由，西方经济学对资源最优配置的论证不过是一个没有必要的、甚至对资源配置有害的虚构故事。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承认的那样，西方经济学的论证好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它能满足人们的幻想，但却不能有助于居住问题的解决。
三、三个值得考虑之处
以上第二部分的六点内容使人们能对下列三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上述六点内容并不新颖，不过是一般西方经济学者都具备的普遍知识。然而，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卡多所说：“均衡理论（指最优资源配置的论证——引者）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纯理论家们已经成功地（也许是顺便地）证明：该理论的含义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他们还未能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教科书的作者们。”〔12〕
为什么那些编写教科书的西方学术界的权威们不传达这种信息？显然是由于宣传上的顾虑。传达真实信息会有损于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形象。请看撰写取得迄今最大销售量的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自白：“我可以说把凯恩斯主义和一般均衡体系（即对资源最优配置进行论证的体系——引者）包扎在一起并把它售卖出去。从一开始，我便得到了优厚的酬金，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之而奋斗的并不是酬金本身……而是影响一代人的思想。”〔13〕
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教科书的作者宁可复述虚幻的故事，而不去透露真相。
第二，对居住于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而言，西方经济学通过虚幻的故事来美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宣传特别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真相所知不多。例如，他们没有亲自经历过私有制市场经济导致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萧条，也很难知道它所导致的日益悬殊的收入分配。以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典型美国而论，在1959年，占人口百分之四的最富有的人，其收入和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的最贫困的人的收入相等。换言之， 富人的收入平均为穷人收入的九倍。 到了三十年以后的1989年，前者的收入已经变为后者的十三倍。〔14〕既然对这些显然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反而消费资源的事例所知不多，居住于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较容易成为宣传的牺牲品；成为宣传牺牲品的后果有二；首先，怀有私有制市场经济万能的幻想。例如，前苏联的沙塔林《过渡到市场的500 天计划》写道：“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任何东西……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调控可以导致出最大可能的经济活动的协调，对劳动、原料和资金资源的合理使用及国民经济的平衡。”〔15〕其次，在行动上，尽快向私有制市场经济转化。在这里，一个显著的事例便是“休克疗法”。因为，“休克疗法”的意思不外乎是以最快速度变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从上面两点来看，西方经济学的资源最优配置的说法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起着一定的作用。
第三，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我国不受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说法的影响，坚持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体改方向。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看出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还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国家宏观控制。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利用市场的讯息灵通和反应迅速的优点，另一面又实施以公有制为主的指导方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不拘泥于静态的资源配置，而寻求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凡此种种都可以告诉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所宣传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能以最优方式配置资源的说法，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为其所惑。
在本文结束之际，必须说明：本文所反对的仅仅是私有制能以最优方式分配资源的说法。反对意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不同所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的共性无关。弄清这些问题决非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事情。
注释：
〔1〕参见流行的教科书，如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四版。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92年，第一章：斯蒂格里兹：《经济学》，诺顿公司，伦敦，1993年，第二章：凯斯与费尔：《经济学原理》，上册，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二章。
〔2〕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在西方经济学的实际论证中， 它要求的是物品生产成本的比例和消费者所爱好的比例相一致。
〔3〕庇尔士编《麦克米伦现代经济学辞典》，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1981年，第22页；尼库尔森：《微观经济理论》，第5版，德思顿出版社，纽约，1992年，第544页。
〔4〕这里所说的“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沟通和平衡的工作”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在实际的论证中，“拍卖者”的任务是逐步建立使供求数量平衡的价格。
〔5〕克赖格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78年，第14页。
〔6〕〔15〕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四版， 麦格鲁希尔公司1纽约，1994年，第729、383页。
〔7〕还有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为Y效率。由于Y效率的说法，不太流行，本文略去，见兹尔斯编《麦克米伦现代经济学辞典》，同前引出，第471页。
〔8〕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第七版，诺顿公司，纽约，1991年，第512—517页。
〔9〕庇尔斯编《麦克米伦现代经济学辞典》，同前引出，第469页。
〔10〕例如，见米歇根：《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经济学》，第二版，哈泼斯出版社，纽约，1989年，第510页。
〔1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考特布莱斯公司，纽约，1936年，第378页。
〔12〕鲍斯金编《经济学与人类福利》，学术出版社，纽约。1979年，第1240页。
〔13〕《萨缪尔森全集》，第四卷，MIT出版社，英国剑桥，第870页。
〔14〕巴特赖特和斯狄利：《美国：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安德鲁和麦克米尔公司，美国堪萨斯城，1992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