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1]2000年在《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是通过扩张、收缩、改组、创新等方式，不断优化各产业的生产联系和数量比例，对各产业进行动态的资源配置，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部门向高效率产业部门流动，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并伴随产品向高加工度化、高附加价值化、高技术含量转变。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作为中国产业结构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广西，其如何根据整今国家产业结构的需要和国际新经济形势的要求，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广西的产业素质，增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是新世纪广西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不但要充分理解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论，还要充分认识本地区产业结构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本文首先从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分析入手，探讨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及其动因，然后结合对广西产业结构现状进行的分析，在最后对如何促进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推动广西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一国和一国之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化，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就区域范畴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国家范畴上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一国之某一地区范畴上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层次。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具体内涵并不相同。 就一国而言，在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高级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整个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阶段渐次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阶段演进；其二，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金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其三，产业结构中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 的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 就一国中的某一区域而言，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除了与一国的内涵 有一致性外，还有其特殊的内容。地区产业结构是国家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 一个于系统，与国家产业结构倩况有所不同，不能够简单地比照一国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套路。区域经济依托于全国经济，是全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区域经济的发展要从国内外大市场环境出发，利用全国的资源和经济发 展成果。因此，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导向，一要根据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及 其基本特点；二要根据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的总体水平包括区域己 有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三是要根据全国地区分工的需要。 文章的第二个部分主要是对广西的产业结构现实进行分析。广西产业结 构的现实是：一、农业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低。二、第二产业在地区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最大，但工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技术 比较落后，而且进步缓慢。地区之间还存在工业结构同构，重复建设，重复 投资的问题。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随着经济的增长，1997年第三产业产 值在广西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出现连续几年的下滑。产业之间的发展出现 了不协调性，跟不上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己阻碍了广西经济的高质量 增长。 文章的第三部分分析广西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的条件。广西优势条件有 制度“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硬投资环境优势和原有己形 成的特色产业优势。广西的劣势条件有：第一，客观环境的制约因素。其内 容包括，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市场体系还不完善；财政桔据，资金短缺，投 入不足：自然资源不配套，缺煤少铁；基础设施还不配套，交通运输紧张， 投资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主观产业战略出现夫误。一是没有摆脱 资源产业观的束缚，及时创立新兴产业；二是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停留在粗 加工上，未能以先进技术为起点c 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分折广西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的对策。其内容包 括，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原则与指导思 想，及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对策。其中具体措施主要有：l、推进农业综合 第二页开发，发展亚热带特色农村经济，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步伐。2、发挥区位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3、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支柱产业，发展优势产业。4、充分抓住西部大开发契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高级化。5、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6、用政策促进与保障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 文章力求有所创新的地方是在理论上寻找一国与一国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
纪明, 杜聪聪[2]2015年在《广西产业结构变迁对城镇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通过构建广西产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测度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程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均对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能够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现实条件下,广西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利用与东盟的边境贸易合作带动产业结构走向服务化道路,进而促进广西城镇化建设。
邬思怡[3]2017年在《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红利根源于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但这种低成本优势却不是永远的。当前,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约束性,使得一切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尤其是随着房价的水涨船高,一方面直接引起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企业成本的增加会导致某些低附加值企业的外迁,这种外迁究竟会导致城市产业的“空心化”还是为城市高附加值产业链向上攀升的提供发展空间,这需要系统的讨论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既要讨论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又要讨论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房价上涨直接导致劳动力生活成本的提高,然而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尽管房价高企,仍吸引劳动力的不断流入与流出,这与之前研究结论“房价上涨对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并不一致,这是否说明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细分,进一步的,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劳动力结构重构又对城市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抛出都说明研究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十分必要。本研究以房地产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流动理论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为基础,从成本驱动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房价波动影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化机制,指出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阐述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中间作用机理。具体而言,从房价上涨推动生产成本增加的角度推导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主要是测算在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房价上涨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引起的代表性企业(厂商)转移或升级的门槛值,论述房价波动下代表性企业(厂商)行为决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从房价上涨推动生活成本增加角度推导房价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在这个部分引入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中间作用,首先研究房价波动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推导出房价波动下劳动力流动的绝对迁移模型和相对迁移模型,判断劳动力在何种情况会由农村迁入城市(绝对迁移),又在何种情况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相对迁移),然后在相对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力,进一步细分房价上涨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推演出相对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与重构的影响,并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出发,讨论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定性研究部分,总结和归纳了我国房价波动的趋势与特征,并将房价波动的趋势融入对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结构变迁现状与特征的研究之中。在定性分析房价波动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关系时,主要考察两者变动的趋势图,发现相对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变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相对房价与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两者的相关性在波动图上,在某些阶段表现为正相关,某些阶段又表现出负相关,进一步的,相关系数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可以推断房价波动与异质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实证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基于房价波动直接引致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以及定性分析引出的问题,首先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房价波动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然后定量分析城市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线性(用于对比结果)和非线性影响,并更深入的从结构和地区的角度讨论城市相对房价波动对各次产业产值的影响效应以及分地区城市相对房价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解释了定性研究中,趋势图显示两者在某些阶段是正相关关系而某些阶段是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长期房价波动将不利于产业结构变迁,但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趋于调整与完善,促进城市低附加值产业的溢出效应,为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分结构的讨论结果表明,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对第二产业的相对产值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推动第三产业相对产值的增加,即在短期,城市相对房价的上涨会促使本地区工业中某些低附加值企业不断外迁,推动工业能力不断壮大,向着价值链高端进行攀升,同时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向着“经济服务化”趋势迈进,促使城市产业实现升级。此外,通过分地区的讨论表明,区际房价的相对差异确实是影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高房价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东部地区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业逐步向相对房价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方面有利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有利于其他地区结合自身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主要基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为中间变量的房价驱动间接引致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以及定性分析引出的问题,一是定量研究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的非线性影响,二是定量研究房价波动、异质性劳动力对产业结构变迁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解释了定性研究中,趋势图显示两者在某些阶段是正相关关系而某些阶段是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长期房价波动将对异质性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与一般研究结论一致),但在短期相对房价上涨有利于劳动力的集聚,然而普通劳动力对房价上涨更为敏感,因此高房价首先对普通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迫使普通劳动力转移至房价更低的城市,而技术人才往往具备一定的房价上涨抗压性,即相对房价上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存在拐点,不同是普通劳动力的面临的房价的拐点值更小。此外,在分地区讨论时,比较特殊的是在对中部地区进行考察时,高房价对普通劳动力就业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进行考察时,高房价无论是对技术人才还是普通劳动力都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受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这一中间变量的影响,城市相对房价上涨通过影响技术人才的流动决策,促进技术人才的集聚,促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触发城市产业升级,使产业结构更加趋于高级化,而城市相对房价上涨通过影响普通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迫使普通劳动力溢出,阻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相对房价持续上涨通过影响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最终将形成对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挤出效应,随着劳动力的持续外溢,最终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阻碍城市产业发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可知,要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实现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与优化,必须将房价调控目标与区域人口布局、产业布局有机结合,引导异质性劳动力有序流动,从而促进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序进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实施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推动异质性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依据异质性劳动力的重构,推动产业结构重新布局与优化。
曹志伟[4]2016年在《广西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实证分析——基于1978—2015年数据》文中认为在分析1978-2015年广西产业结构变动的基础上,构建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计量模型,详细地探讨了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为加剧作用,滞后一期表现为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没有表现出来。
刘扬[5]2012年在《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口数目激增、陆地陆域开发空间逐渐缩小,陆地各种自然资源日益枯竭,人类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生存威胁,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海洋,因此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当今世界缓解人口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海洋资源大省,拥有沿边沿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北部湾国家级经济区的政策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目前广西本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广西如何发展海洋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由海洋经济大省想海洋经济强省跨越的战略性转变。文章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把行业内专家热门研究话题进行总结；第二章对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广西海洋产业结构和演进趋势一章层层深入,首先对广西海洋资源做较为全面的归纳,然后从产业结构现状的国内发展地位、产业结构变动等进行分析,接着以“三轴法”客观描述了广西海洋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最后总结了优化广西海洋产业结构的各种现实问题；第四章先以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广西海洋各产业,从实证研究中提出广西未来海洋产业发展的优势产业,再将影响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三个重要因素罗列出来,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得出海洋科技竞争力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最具影响力,并以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广西海洋科技竞争力省际比较；最后一章针对前几章节中反映的若干问题,提出优化广西海洋产业结构的战略措施。研究发现,广西具备海洋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市场结构趋于完善、海洋产业结构变动显著和后发优势明显等优势,同时面临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科技实力较弱、区域发展不协调、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与其他沿海省份有较大差距,但目前海洋产业目前正处于结构高级化过程之中、影响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竞争力等结论。最后就如何解决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的若干因素、如何加强海洋产业竞争力、如何最终实现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等内容提出应对策略和保障措施。
潘宇瑶[6]2016年在《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为研究主线,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考察了自主创新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理及实际的驱动效应,并探讨了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对于相邻接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拓展自主创新的发展空间、更好的实现自主创新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提供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充分借鉴Hansen and Birkinshaw三阶段创新价值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即创新应该是一个由“创意产生——创新形成——创新转化——创新扩散”四个阶段构成的循序渐进、紧密相连的过程。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的自主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分别对我国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了测度,并将动态因子分析法(DFA)引入到自主创新评价之中,有效解决了传统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无法处理动态面板数据的问题。并根据动态因子分析法的评价结果,对我国31个省市自主创新水平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再次,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考察了自主创新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理及实际的驱动效应。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驱动作用的理论分析分成了数理模型分析、作用机理分析和博弈分析三个部分探讨。实证分析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一,构建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对其进行了动态面板GMM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表现为长期、持续、动态、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具有时滞性,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需要3年时间才能达到最强,随后开始持续衰减。其二,应用Moran`s I指数检验、空间滞后模型(SLM)估计等方法对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相依性、以及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对于相邻接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存在着空间相依性,自主创新对本地区及相邻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着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应用空间马尔可夫链对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自主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并且需要5年时间才能呈现出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自主创新对于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需要3年时间才能达到最大,而对于相邻接地区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则需要5年时间才能呈现出显著影响。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结果,从解决自主创新主体融资困境、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加快自主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Hoppe and Grube的博弈模型加以改进,分别构建了“一次性政府补贴博弈模型”、“阶梯式政府补贴博弈模型”以及“最小合理政府补贴博弈模型”,并提出了跟进企业自主创新过程,推行阶梯式政府补贴的建议。相比于政府目前实行的事后补贴,阶梯式政府补贴可能更能有效激励企业率先进行自主创新,同时又能解决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后期常常会遇到的资金困难的问题,也有效抑制了研发企业在申请创新补贴中的寻租行为。
张耀一[7]2013年在《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群作为我国最具活力的区域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其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城市群通过产业集聚和发散的功能使其在区域间、国际上参与全球分工、互相竞争、寻求交流与合作,并影响着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国家“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将其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增长极。我国现已形成23个城市群,其快速扩张和发展已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已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极大关注,但是目前对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仍不清晰,缺少对经济发展机制的阐释和升华。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以南北钦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众多前辈在城市群相关理论的研究为基础,在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机制展开研究,具体分析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职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空间布局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相关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现有城市群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不足,丰富西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研究内容,进而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方面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同时可以为西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现实指导,进而为南北钦防城市群建设、产业结构发展、经济空间优化运行、经济职能提升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本研究在明确认识城市群经济发展内涵的前提下,对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本质的动力因素进行提炼和总结,进而分析重点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和作用,采用宏观——中观——微观尺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总结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职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空间布局的规律,对当前时代背景下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实现经济发展内涵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的分析,进而预测其发展趋势。论文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导论。主要讨论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指出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对相关研究归纳和整理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研究的思路、重点和方法。南北钦防城市群目前经济增速较快,但正遭遇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研究其经济发展机制对丰富西部城市群经济发展理论和指导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提出论文研究的主题。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内涵,就是要实现经济职能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空间优化布局,即要以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为基础,形成相应完善的城市群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第二章,城市群经济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基于现阶段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特点,从理论上构建各种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机制。经济全球化、区域整合、信息化、交通通达性、技术水平、绿色环保等是现阶段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群经济发展机制则是以六个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实现经济职能定位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合理等经济发展内涵中的关系。第三章,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历程。本章从城市群经济职能定位、产业结构演替、经济布局变化等方面探讨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历程。通过分析认为,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职能定位由地区中心城市群转变为重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产业结构正由农业为主导,逐步向高级化发展；经济空间布局呈现出集聚化和分散化并存、新生集聚点不断呈现的特征。第四章,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职能定位研究。基于城市群的经济职能集中表现在调节经济部门分工、市场监管和提供服务和产品等方面,本文以经济全球化因素和区域整合因素为主导,以外资视角下外商投资对城市群经济的影响分析其投资开放程度,以外贸视角下的贸易依存度分析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的类型。同时,以西部12省区经济发展态势及分工格局为参照系,选取经济发展的六个角度及24个指标建立城市群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进而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自身产业优势提升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定位。第五章,南北钦防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本章以经济全球化、技术水平、绿色环保等因素为主导,以外资和外贸结构、信息技术的影响、技术创新的市场和产业需求、经费供给、产业和能源结构改善政策等方面对南北钦防城市群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和动力体系加以分析,完善南北钦防城市群的产业调整政策和机制。第六章,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空间布局研究。本章以交通通达性、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因素为主导,从南北钦防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和重要的空间单元入手,分析其经济空间结构现状。以区位交通通达性的空间节点、空间轴与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单元耦合,得出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空间聚合程度的基本判断,以产业和空间两个层面来研究南北钦防城市群区域经济差距和影响,以产业的优化合理配置为目标,得出经济空间结构布局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第七章.结论与讨论。通过对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特点主要有：(1)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群经济全球化作用较小。(2)区域整合的作用机制与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存在差距。(3)内生性技术创新活动较为弱势。(4)政策是经济发展动力的媒介。(5)传统优势产业需要适当留存。从南北钦防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经历了经济职能定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和经济空间结构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从南北钦防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机制的作用关系来看,(1)南北钦防城市群更多的商机、更大的潜力,在于如何利用好“中国——东盟集散和交易中心”这一无形资源,成为中国与东盟实现双向投资和经贸合作的物流中心、人流中心、资金流中心和信息流中心。(2)南北钦防城市群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要依托机械设备制造业支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传统优势产业深度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探索式发展。(3)未来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空间布局变化的趋势主要有：一是经济空间结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行；二是经济核心区域的边缘化；三是城市群中心城区清洁化。
王银[8]2017年在《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分异》文中提出本文基于产业结构演化的视角,通过构造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全国"、"区域"及"省际"层面探讨了 2000-2013年间中国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与地理加权模型论证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态势,而各地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后逐渐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平均碳排放总量在11个年份里均为四大地区之首,而平均碳排放强度却一直最低;西部地区恰与之相反。趋势分析显示,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基本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态势,且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大于东西方向的空间差异。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减将有助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增加整体上会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可见在中国存在着一定"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在碳排放的时空演化方面,重心分析表明2000-2013年间中国碳排放强度重心大致分布在山西与陕西的交界地带,总体位于907.6494°～1094.336°E、3906.624°～3958.002°N的区域带上,整体上自东向西移动。标准差椭圆分析中,椭圆转角在44.428°～87.865°之间,碳排放强度格局在研究年份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随时间增加,整体上是向西北方向的移动。再者,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历年的Local Moran's Ⅰ指数显示,局部空间自相关性较为稳定。HH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它们基本处于中国西北方向。LL地区主要包括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它们总体上处于中国东南方。HH与LL地区大致以西北-东南方向呈对称分布。空间面板回归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弹性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碳排放强度会不断降低。但其间接效应与空间滞后项均不显著,说明临近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可能会对当地碳排放强度带来一定降低,但作用十分微弱。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弹性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说明产业结构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会有助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其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而反馈效应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考虑空间影响与空间交互作用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可以进一步减少碳排放强度。空间回归结果暗示以省为单位的产业结构规划会形成一定"行政壁垒",不利于实现区域最优,而省际间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流动则会促进各产业的协调发展,还会在此基础上降低临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门槛回归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二者对碳排放的降低作用较大,在第二阶段二者的碳减排效果变弱。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门槛值为0.3476,这一水平的三次产业占比大致为 9.4%-13.9%(第一产业)、46.6%-50.2%(第二产业)和 39.6%-40.4%(第三产业),大致相当于2001年的广东省与2009年的湖北省的水平。在2013年时,有15个省份低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门槛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门槛值(取对数后)为-0.4606,大致相当于2011年青海省的水平。在2013年时,有7个省份处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门槛水平以下。地理加权回归显示,较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产业结构演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分异表明,各省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碳减排的影响大致存在7种类型,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当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比例超过一定阈值后,其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才会有助于降低碳强度。鉴于此,应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并积极开展省际间合作,制定跨区域的产业结构发展方案,以整合资源,优化分工,提高生产要素流通及配置效率,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许淑婷[9]2016年在《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能源问题关乎国家安危、社会发展及时代变迁,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又是影响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全球性问题。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影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三次能源转型,这是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优化与调整的重要时期。根据2015年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占全球供应总量的19%。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降低能耗强度、减少碳排放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能源问题归根是能源利用问题。提高能源效率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能源革命、保障能源安全等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发展从高能耗、高碳、高污染向低能耗、低碳、低污染发展的关键。中国的能源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不同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性。煤炭资源的区域分布较广,但90%的储量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从东西方向来看,85%分布于中西部。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集中程度高于煤炭资源分布。中国能源资源的主要特点有能源产销总量大,人均数量少;煤炭和水电资源量大,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对贫乏;能源资源与经济布局不协调;能源供应不足与浪费并存;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与可持续经济发展问题的重点之一。能源效率与生态效率的核心思想均是以较少的资源消耗、较小的环境影响创造较高的社会价值。本研究融合能源效率与生态效率内涵,提出能源生态效率概念。整合能源效率测度理论和方法,构造能源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环境类指标计算成一个综合指标做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中又融入了技术因素。进行能源生态效率的研究既是以能源资源为重点的生态效率评价,又是基于环境因素下的能源效率评价。以生产理论、能源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从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从宏观和中观两个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用综合性、立体性的地理学思维,诠释能源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过程,对中国能源生态效率进行过程—格局—机理的研究。针对综合能源生态效率的相关概念与评价方法,在分析了生态文明理论、效率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可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的SBM模型方法对中国省际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借用格局规模、强度、纹理概念,从能源生态效率的格局规模、格局强度、格局纹理三方面研究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即评价能源生态效率值的大小、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各类型区的集聚分布状况。能源生态效率值的大小代表空间格局规模的大小,能源生态效率值的空间差异程度代表其空间格局强度的大小,能源生态效率值的高低集聚分布格局即代表空间格局纹理。采用将中国大陆经济区域分为八大区域的方法研究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本研究期1997-2014年历经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4个五年规划时期,取2000、2004、2008、2012年4个时间点来代表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与演变格局。对能源生态效率的研究分为省际能源生态效率与工业行业能源生态效率,本研究在测度与评价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与37个工业行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基础上,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定量研究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作用机理与驱动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能源利用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和集聚特征,总结了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论证了能源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环境优化的影响路径、作用机制。鉴于在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的诸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与耦合关系。由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于工业,而辽宁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研究最后以辽宁省为例探讨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与耦合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1)中国能源生态效率1997-2014年总体呈U型演变格局,能源生态效率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小,同一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广东、海南、福建位于能源生态效率值的最前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主要的低能源生态效率地区。(2)中国各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值普遍较低,以小规模格局为主。低效率地区约占40%,中效率地区约占30%,中高效率地区约占20%,高效率地区约占10%,能源生态效率的格局规模呈等差数列分布。局部地区有增长型、波动型、突变型和平稳型4种演变类型。增长型地区主要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波动型地区有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突变型地区内蒙古、山西、辽宁、新疆等,这些地区受能源供需、国家政策及投资的影响较大;平稳型地区有青海、甘肃、宁夏、云南等,这些地区也是能源生态效率的低值集聚区。(3)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在省际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程度在波动中趋于收敛。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为西南地区的四川省而低高集聚区主要在长江中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集聚格局的变化主要是高低集聚区与低高集聚区的变化,其中又以京津冀地区的集聚类型演变最为显著,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4)高生态效率的行业主要有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低生态效率的行业主要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中国省际之间能源生态效率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与依赖性,空间效应显著。某一地区受相邻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程度,要强于相邻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在各类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对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大,城镇化率与对外贸易量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能源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生态效率存在负效应,经济、人口及外商投资存在正的影响作用。在以辽宁省为例的对产业结构与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研究中发现,辽宁省能源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空间上存在高度的耦合关系,验证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提高能源生态效率的主要途径。
苏方林, 黎文勇[10]2015年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西南地区面板数据》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的过程,它不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引入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熵指数和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服务指数,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1997~2012年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变动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量增加和降低碳排放强度水平,从减排效果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更能促进节能减排的实现;对外开放程度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提高财政支出与人均GDP水平会增加碳排放量,但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参考文献：
[1]. 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D]. 赵越.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广西产业结构变迁对城镇化的影响[J]. 纪明, 杜聪聪.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房价波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邬思怡. 广西大学. 2017
[4]. 广西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实证分析——基于1978—2015年数据[J]. 曹志伟. 商. 2016
[5]. 广西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刘扬. 广西大学. 2012
[6]. 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作用研究[D]. 潘宇瑶. 吉林大学. 2016
[7]. 广西南北钦防城市群经济发展机制研究[D]. 张耀一.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8].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分异[D]. 王银. 武汉大学. 2017
[9]. 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D]. 许淑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10].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西南地区面板数据[J]. 苏方林, 黎文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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