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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151
1900年，尼采谢世，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一书，这中间仅有短短的27年时间。而无庸置疑的是，这两件事，都堪称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事件。
尼采的思想，曾对海德格尔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海德格尔之所以重视尼采，是因为在他看来，尼采思想的核心，是针对西方思想架构中的虚无主义，亦即海氏所谓的“存在的遗忘”。
毫无疑问，探问每一时代的思想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合理理解与诠释其基本思想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把握思想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根源。以笛卡尔为例，如果我们不充分了解当时欧洲盛行的怀疑主义，就很难充分了解笛卡尔哲学的实质和意义，因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正是针对当时盛行欧洲大陆的怀疑主义的。他把怀疑主义这一当时欧洲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问题解析出来，隔离起来，把它视为一个必须面对的疑问，视为一种对真理的极大威胁。笛卡尔哲学思考的核心，就在于建立一套用来分辨真假判断的思想方法，以彻底消除怀疑主义。同样，康德把形上学和道德相对主义视为其生活时代的核心问题，并针对这一问题建立了一套方法，以分辨在真理领域中的虚妄。对尼采和海德格尔，我们同样应该这样去理解他们所面对和关注的核心问题——欧洲思想和文化中的虚无主义。
那么，虚无主义这一时代性的核心问题，又是如何被尼采和海德格尔知悉并凸显出来的呢？简要地说，他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去达成这一目标：首先，从众多的问题中把中心问题分隔出来；然后，再建构一套方法，使思维与这一中心问题发生正面接触和遭遇。尼采感到虚无主义是一种病态而决心做一个“文化医生”，来治疗这一病态。海德格尔亦追随这一医学的比喻，但强调必须先去探讨虚无主义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对病态进行治疗。海氏有所谓的“杆菌隔离”的比喻，并且强调，这是一项必要的关键性工作。
海德格尔所谓的“杆菌隔离”工作的内涵，是指对存在（Sein）与存在物（Seienden）作一本体的区别，亦即分辨出存在形式的真实性与不真实性，然后才能建立一套方法去“治疗杆菌”。所以，隔离与“治疗”方法是紧密地相关的。当我们以“存在物的种类”来对待意义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本体上的混淆，因为这一角度只涉及存在物（形上学）的领域，以至把面对存在的意义这一应真正关注的方向掩盖了。好像形式逻辑认为不能从“事实的语句”推出“应然的语句”，海德格尔坚持认为，不能从对“存在物种类”的分析，推出“存在的意义”。形上学是探讨存在物种类的科学，而人们往往误将其视为探讨本体（存在）的科学，以至最终把存在的意义遗忘了，而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本质。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形上学在实质上是虚无主义的。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阐释，充满着矛盾和悖论。一方面，尼采成功地把存在问题从传统欧洲文化及形上学中分辨出来；另一方面，尼采却仍然没有能完全抛弃形上学的概念来思考存在的意义问题。所以在海氏看来，尼采最终并没能逃脱虚无主义的命运，尼采是欧洲思想史最后一位形上学家。
具体地说，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1）尼采在哪些方面成功地把对存在问题的探讨，与传统的形上学、 道德学和价值观区分了开来？（2 ）尼采在哪个方向上成功地发展出了一套用来探讨存在的意义的方法？（3 ）尼采在哪种程度上陷入了形上学的思想方式与范围？海氏十分欣赏尼采在前两个问题上的努力，认为尼采的工作成功地把存在的意义凸显了出来。而在第三个问题上，海氏强调尼采终于没有彻底摆脱和超越形上学的影响。
尼采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是否属于道德学？他的写作是否主要围绕人的本性与价值观问题？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批判者？一个道德说教者？过去，有很多学者视尼采为一个有创新价值的思想家及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一点读尼采，就不难发现，他其实并不是要进行说教或作道德判断，而是希望通过重建一种创新价值（手段）来引渡人们进入存在领域。他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破坏，并不是企图说明传统道德有何种道德上的不完善或缺陷，而是想揭示，如果过份依赖道德的视野，就很难真正理解和领会存在的意义。显而易见，道德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必须做，但道德律本身却并不告诉我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人类总有一种自然倾向，把意义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思考和诠释，而尼采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把这两类问题截然区分开来。尼采企图阐明，道德价值与存在意义属于两类不同的领域。譬如，“这个人在受苦”与“这个人不应该受苦”就属于两类不同的判断，前者是事实性的，而后者则是道德性的。如果我们混淆这两个领域，就会堕入虚无主义。尼采认为，不论是以达到快乐为目的的功利主义，还是以达到完美生活为目的的美德主义，都无力对存在的意义作出诠释，我们必须开发新的维度，去探问存在的意义，而道德的极限，正是我们通向存在之路的起点。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是在有能力轻蔑地对待快乐之时，因为只有在这一时刻，我们才能发现和领悟存在的自由性，不仅有能力在行为中发现价值，而且有能力在理论上领悟存在的意义。
从行为领域转向存在领域，及由形上学转向本体论，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虽然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尼采最终仍停留在形上学的领域，无法彻底摆脱虚无主义，但他亦注意到尼采的作品含有不少极富原创性的思想，认为尼采的思想方向不仅把存在概念凸显了出来，而且亦蕴含了一套如何思考存在意义的方法。海氏在《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和《什么是思维》中，都探讨了尼采的“战胜报复”概念，从而阐明了尼采在思想方向上的转向。海氏强调，尼采的“战胜报复”概念有两个重点值得特别深入研究。其一，便是从存在的视角来看报复及其对立面宽恕，而不是把它们视为道德性概念；其二，是从本体论角度把报复理解为时间的问题，更确切一点说，理解为存在于时间中的问题，即人能否避免变成过去的奴隶，取决于他是否能“战胜报复”。
从存在的视角看，宽恕是与道德或正义相抗衡的。若一个人因为做错事而应该受到惩罚时，不对他进行惩罚，便会与正义相抵触。在这一意义上，宽恕便与道德律无关。宽恕之成为可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产生：被宽恕者应该受到惩罚及只有他被惩罚正义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来作出宽恕的呢？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宽恕某人，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或所爱之人。也就是说，宽恕是一种偏向，偏向他是谁多于他的行为，或者说，在宽恕中存在的价值高于行为的价值。报复与宽恕则恰好相反，它超越道德却以负面方式——仇恨对存在作出判断，从而否定存在的正面价值。因此，战胜报复，是洞悉和显现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尼采所说的“超人”的特性。
海德格尔认为，在本体意义上，战胜报复属于时间的维度，一旦个人能够战胜报复，也就超越了过去的牵制，而无需再承受由对过去的仇恨所产生的限制，甚至无需再刻意地去忘记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不再成为受制于过去的奴隶。
以个体被过去所牵制来分析报复，尼采成功（至少部分）地凸显了“战胜报复”的本体维度。当我们体会到三种时间（未来、过去、现在）的转化形态，明白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自由的领域，或选择放弃这种自由，我们便选择了显露自身存在的维度或隐蔽自身存在的维度。在海氏看来，尼采把“战胜报复”诠释为对过去牵制的放弃，实际上是尼采从形上学转向本体论的证明，它使尼采对存在意义的探讨，摆脱和超越了传统形上学的视野和范畴。尼采的“超人”，象征着他的思想的本体化，超人概念丰富了存在概念。尼采把传统道德价值以至科学传统从超人的世界观中分离出来，超人象征及体现了那些洞悉了存在意义的真实个体。海氏特别指出，超人概念并不是对传统道德的指责，而是对传统形上学对存在概念理解的反动。
然而，在海氏眼中，尼采仍是西方最后一位形上学家。尼采的整个思想，都建基于他的权力意志理论，而权力意志理论直接继承了西方形上学的传统，因而尼采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价值转化、超人、永恒的重现、上帝已死等，其基本思路最终都是源于形上学的。海德格尔强调，西方形上学的主题，是对存在物的研究，而对存在之思，应该完全超越存在物的范围，虽然尼采的思考力图超越存在物的领域，而转向存在的领域和方向，但尼采最终并没有能够彻底完成这一本体上的转向，所以也就注定无法彻底摆脱形上学传统的束缚，而最终堕入虚无主义。
在《尼采》一书中，海德格尔描述了虚无主义一词的历史演变。海氏认为，虚无主义一词最初是由Jacobi于1799年提出的，其涵义与实证主义相同，即否定所有不能被人所感觉或看见的事物的存在，但对能被感觉和看见的事物的基础却一无所知。在西方传统中，对真理的基础通常是用存在物的存在来解释的，这就是最高的存在物或上帝，一旦再也无法用这种最高存在物或上帝来解释真理，虚无主义便会出现。尼采关于“上帝已死”的说法本身，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尼采曾试图把存在判断建立在美学之上，其后又尝试建立在“超人”概念上，但尼采最终无法替存在判断找到基础。因为尼采觉察到，意义既不能从存在物里派生，亦同样不能从价值里派生。海氏认为，尼采用权力意志原则来取代传统形上学的上帝，并未能直接思考存在，因为权力意志仍是一个形上学概念，所以虚无主义亦仍保留在尼采的思想中。但海氏又认为，尼采的思考，间接地开启了虚无主义的一个全新的涵义：无力思考存在的意义。
无疑，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分析和诠释是十分独特和有深度的。海氏尝试跳出形上学的束缚，从存在物过渡到存在来思考存在的意义，实在是极有创见的，亦是我们了解海氏思想的关键所在。但是，若没有尼采的精湛启示，相信海氏亦很难对存在问题作出如此扣人心弦、令人振奋的诠释。尼采是以小说家的情绪和笔触去投入地写作的，他不像海氏那样用哲学的方式对存在的意义作思辨的思考和诠释，而是更为直接地、感性地深入到存在领域，去洞悉和凸显存在的意义。应该说，尼采对存在的体验和领悟程度，并不亚于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