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的演进轨迹与范式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利用外资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开放30年，展示着中国利用外部资源将中国区位优势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相结合整体性战略布局的探索与实践。伴随着外资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整体性引资战略也经历了从规模到质量的历史性跨越。
一、从“以市场换技术”到利用外部资源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外资企业技术扩散成效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商投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主要途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数量迅速增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活动中起到显著的作用。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以详实的数据报告了跨国公司研发呈现出的新特征：跨国公司研究开发正在国际化[1]。研发国际化加深了技术转移的程度，由简单地转移创新成果，变为转移创新过程本身。技术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一国已经取得的经济繁荣程度的高低，这个动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在高度开放的中国经济成功引进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利用外部技术资源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与印度相比较，在研发投入经费、申请和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研发人员的数量、国民受教育程度等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上，中国都明显优于印度①。[2]但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角度和评价结果提示我们应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更深层次的障碍[3]。中国与印度的主要差距在于创新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内在动力机制上较难形成强大的、有生命力的商界企业家队伍，也缺乏创新的动力源泉。因而虽然各种数据显示了中国企业近年来研发投入的大幅度增长、中国申请和获批授予的专利数量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制下，研发投入的有效性和专利的有效性（即科技转化）实际大打折扣②。因此，企业制度创新及其在此基础上企业家队伍的营造或许是中国与印度的最大差距，也是中国在研发国际化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深入研究利用外资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问题，必然要延伸到利用外资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家队伍的营造问题[4]。
二、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向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延伸
在利用外资整体战略的另一端，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分工体系，与国际市场接轨，以出口带动就业，是从制造业开始的。
统计数据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③；运用混合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和消费（内销）三个因素中，出口是影响外资企业就业最显著的因素。不仅如此，统计分析还说明，以外资企业为主力军的出口不仅可以带动外资企业就业的增长，也带动了国内配套企业就业的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外资企业从业人数所占全国同行业比例逐年增长，2006年外资企业在这些行业中，从业人数所占比重仍在40%～80%，反映了外资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作用的正效应。进一步说明，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利用外资整体战略只能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两种相辅相成路径的共同组合，即在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支持跨国公司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以纳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带动中国产品出口和就业。
产品的创新和制造活动是互相联系的。中国企业在纳入跨国公司分工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又一次演绎了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加工贸易的附加值（即出口—进口），从1981年的负值到“十五”期间的50%，2006年则达到58%④。高新技术产品逐渐成为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主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在承接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明显提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绝对主力军。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2004年、2005年、2006年都已达到50%以上。
对出口商品品种多元回归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主要是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比重逐年加大，而传统产业产品通过创新提高附加价值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全球产业链分工带来了新的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形成就业替代。将外资制造业不同细分产业单位出口量和单位投资量相应的就业人数进行比较，发现相当一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结构产业，如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子通讯等产业电子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特征，这些产业单位投资（或单位出口）用工人数与食品、轻纺、家具生产、橡胶、塑料等产业差距不大。其原因是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过程被分解为更长、更细的链条，生产活动也变得日益简单和容易操作。这一结果说明，外商投资进入相当一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结构产业并没有形成就业替代，这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带来的新的变化。
在制造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产业链延伸的自然结果便是服务业与服务外包的发展。这是产业结构梯度式“雁行”演进和转换过程的更高阶段。根据1998～2006年外资企业在各细分产业中的实际累积投资额和增加率的统计数据，外资企业在第三产业投资的平均增加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如果考察2006年和2007年，这种态势更加明显。
产业链延伸的另一种表现——服务外包的发展首先显示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金额与增长率的变化上。伴随着货物出口（主要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服务项目出口增长率也在不断提高，2002年以后服务项目出口增长更快，年平均增长率数值为24.34%。
运用外资企业在各行业中的实际累积投资和相应的就业人数相比较，结果表明，从第三产业整体来看，单位投资吸纳的就业人数不低于制造业，反映外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加大对第三产业投资力度对就业的影响是以正效应为主。也说明服务外包在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劳动力就业，特别是带动文化层次更高的群体就业。
综上所述，中国将劳动力资源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渠道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相结合，首先从制造业外包开始，鼓励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世界分工体系，进而开始进入服务外包领域。与跨越制造业发展阶段而过早进入服务外包领域的印度相比，中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稳定的社会基础、蓬勃发展的内需市场、要素优势等特点；当然，中国服务外包还存在不少差距，如企业规模、文化和交流上的障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等。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从审批环节严格把关到生产过程中发挥外资企业开发和使用环保技术的正效应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中国企业将制造业纳入跨国生产网络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国际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中国充分获取了世界分工的益处；然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制造”对中国资源与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利用外资质量的研究提出了又一个新的课题。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尝试与环保技术的发展也使人们意识到，外资企业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投资产业的审批环节，发挥外资企业开发和使用环保技术的正效应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采用1995～2006年工业37个细分产业的“三废”排放数据与三资企业在该产业中资产总额占全国工业企业该产业的资产总额的比重，研究外商投资对污染产业进入的程度。将各产业各年的“三废”排放数据计算出平均值，可以清晰地比较各产业“三废”排放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应地计算同一产业中的三资企业资产总额的平均比重，就可以分析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对污染产业进入的程度。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三资企业资产总额比重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外商投资对“三废”高污染的产业投资力度不高。用上述的数据做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领域审批环节的严格把关效果是显著的。
在进一步研究企业在生产中运用环保技术的努力程度和效果时，用一个可操作的角度，即计算企业单位产出的排放。运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份的“三废”排放数据与三资、国有、其他（民营、乡镇、改制）三类企业在该省份中工业增加值混合结构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比较三类企业在工业生产排放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排放三资企业均最小，特别是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排放和废水排放，外资企业远低于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反映出外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环保技术的努力程度最高，效果最好。为了避免第二部分结果与第一部分结果的相关性，进一步对典型产业——医药制造业三类企业单位增加值“三废”排放进行比较研究，仍然表明，外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环保技术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高于国内其他类型的企业。
四、整体引资战略区位梯度推移
在世界经济的分工格局中，中国成为梯度转移理论典型的践行者。而梯度转移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即东部沿海地区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整体战略布局，率先发展一步，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三级、四级梯度的地区推移，以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布局和发展相对均衡。
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外资投资总量，还是从人均外资投资角度考察，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引资速度正在加快，但外资主要投资重点仍集中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外资投资、进出口额、授权专利数量、技术市场交易额指标上与中部和西部拉开了差距。城市综合实力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不论是东部，还是中部或西部城市，其综合实力均在大幅度地提升，但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依次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和梯度分布，即东部城市明显高于中部，而中部明显高于西部。上述情况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即沿海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率先发展一步，政策实施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东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中将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两大优势与跨国公司的外销渠道和技术优势相结合，获得了技术创新能力和进出口能力的显著提升。
考察东、中、西部人均GDP增长指标，发现这一指标地区差距经过了扩大的过程，近年来开始出现缩小趋势。但是，考察中西部在快速增长中的环境污染指标，尽管在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的约束和环保技术的作用下，三大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排放都在不断下降，但是，中西部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排放始终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反映出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差距。由于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数量远低于东部，外资企业在开发和使用环保技术的带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没有体现出来。因此，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也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中、西部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三大地区在三次产业中产业结构升级明显，第二产业成为各地区的主要产业。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产业链的延伸的自然结果。统计数据还表明，第二产业仍然是东部地区的主要产业，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外包的延伸，三次产业间的产业结构推移也发生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
五、从引导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到推进民营企业与外资合作发展
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微观层面首先体现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直接投资方式是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主要形式。而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有新建和并购（参股、控股）两种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外资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的方式为主。2003年以后，跨国并购在国际间直接投资恢复增长过程中所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也同样显示了这一特征。
这里收集了截至2007年10月底，我国深沪两市发生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案30起，运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指标法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样本的超额平均超常收益低于国际水平明显高于国内水平，说明我国企业并购中，目标企业应重视引进外资。从财务绩效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并购显著改善了目标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绩效的改善没有足够的持续性。因此必须研究如何通过创新并购方式，找到与外资互惠的契合点，加强与外资的合作强度和深度，实现目标公司长期财务绩效的提高和持续成长。
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为重点，对典型产业进行分析，研究外资股权投资国有企业的动机、行为与中方引资的目标、类型以及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引入外资股权投资的成效。从总体上看，在补充资本、改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提高银行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等方面实现了中方的引资目标，引资后市场绩效也是显著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主要有：一是加剧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不利于银行产业形成充分竞争；二是部分外资的入股价格没有体现国内银行的真正价值；三是部分外资存在金融霸权表现；四是外资战略投资者虽无动力进行投机炒作，但仍然存在锁定期满后套现获利的风险；五是外资为谋求更大的利益，而对有利于中方银行竞争力提升的合作项目不够积极、投入较低；六是外资可能利用战略投资合作的便利，向处于信息劣势、国际金融经验和技术不足、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国内银行转嫁金融风险；七是可能导致国有银行的效率风险；八是利用外资可能削弱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因而，提高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引入外资股权投资质量要加强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选择了代表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不同的观点的有关公司的高管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利用外资参与中国国有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结果表明，外资参与中国国有不良资产处置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快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与国际化接轨的进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债权交易机制，逐步培育国内债权转让市场。但是，外资对中国国内不良资产的经营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利用外资盘活国有不良资产这一根本目标尚未实现。而此前和此后国内相关机构在进行不良资产处置中，也没有能力真正实现盘活不良资产的目标。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外资私募股权资金开始进入这一市场，外资呈现走向细分市场的趋势。外资私募股权基金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可能在盘活国有不良资产的努力中作出新的尝试。
推进外资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是近年来企业微观层面利用外资又一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竞争性行业是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共同领域。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外资企业受到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率先发展起来，外资企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扫清了政策障碍，也积累了市场经济中探索的经验。另一面体现在产业的分工合作上，早期跨国公司在华分包加工的“产品出口型”制造业产品，民营企业是主力军，“先进技术型”产品民营企业参与能力有限。而随着“两型”战略的交融，民营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差距也逐步缩小。
工业细分产业数据分析，在改革开放较早的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比重已经较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的状况，共同发展特征明显。在一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已经出现国有、三资、私营企业三分天下的局面。私营企业在这些领域进入较晚，但发展很快。反映出在这些领域中外资企业引进的高新技术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带动。
工业地区数据分析，整体率先开放的东部地区外资工业已经成为工业的主要力量，东部地区外资企业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其他企业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外资比重较小，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其他企业比重上升很快。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推移进程中，外资企业发展在东部的探索和实践对中、西部民营企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是较为明显的。
将2006年各地区国有、三资、民营三类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按降序排列，从外资企业比重看，率先改革开放的东部地区外资工业企业比重普遍较高；从国有企业看，西部地区比重较大。从民营企业比重看，中、东、西部的排序相互交织，这一现象说明，外资企业发展对民营企业的带动和影响首先发生在东部地区之间；其次发生在东、中、西部的梯度推移进程中。
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对长江三角洲两个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发展的案例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利用外资可以借助外资的资金、技术、品牌优势，从管理制度、管理理念上与国际接轨，使民营企业的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而外资企业在竞争性领域与民营企业合作，主要是看重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发展潜力以及政府的支持。民营企业与外资合作发展正在走向深入。
六、从利用外资的市场竞争效应到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潮流在中国的发展
外资市场的竞争效应始终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现代工商文明发展的新时期，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规则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市场竞争的目标已不仅局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要为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负责，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参与竞争的目标不仅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是要将企业发展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协调起来。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是合作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互利共赢。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战略和结构调整基础上，开始了公司理念的调整，公司理念调整的核心是强化公司责任。
从统计分析角度对“员工利益”、“环境责任”和“纳税责任”三个方面外外资企业在中国公司履行责任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外资企业人均工资水平高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明显地提高了工资收入水平。说明在企业各方主要利益相关者——股东、经理、员工、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外资企业的员工利益较好地得到了体现。这是外资企业强化公司责任的一种表现。
其次，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结果都显示，不论从企业对污染产业的进入程度，还是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单位增加值对“三废”的排放程度，都反映了外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强化了公司责任。
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研究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潮流对中国企业深化改革和提升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外资企业从政策法规上给予引导与制约，推进中国企业强化公司责任提升软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及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七、与国际社会实现双向交流
依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随着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程度的深化和人均GNP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该国利用外资的另一种必然形式和阶段。世纪之交，面对“双缺口”模型应用条件在中国的变化，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标志着21世纪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国内市场以强大的“区位优势”提供外部合作激励的同时，充分利用20年来引进外资积累的资源与经验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竞争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国际社会实现双向交流，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次印证了邓宁1981年所总结的国际投资周期理论。自1999年开始，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连续7年排名第一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度增长，到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长。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占世界的比重仍然较小。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主要还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06年底的存量第三产业占到62.33%，第二产业占36.58%。第二产业中采矿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制造业。由于民营中小企业还没有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国内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尚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地区）分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国际避税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流向区域；亚洲始终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对资源丰富的国家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反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近年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增长迅猛，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采掘业比例较大，符合国际投资的世界潮流。
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是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而从企业数量考察，投资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格局。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和企业数量在各行业中的比例相比较，可以判断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不大，中小企业偏多；而采矿业和商业服务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较大。
尽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诸如产业结构较低、投资发达国家的比例尚小、投资主体仍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企业海外经营经验欠缺、政府政策支持不够、企业效益尚低等问题，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预示着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的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①②参见科技部、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第70～134页；2002年，第70～170页；2003年，第96～198页；2004年，第108～266页；2005年，第108～268页；2006年，第108～212页；2007年，第96～192页。
③④参见国家统计局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年份对应国家统计局网站中“中国统计年鉴”电子数据中“国际收支平衡表”、“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工业”、“对外经济贸易”、“专利”、“工业三废排放”、“国际数据”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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