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恢弘著作,其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理论养料,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要经典文献之一。《手稿》中马克思对当时盛行的形形色色共产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从多维的角度阐释了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对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原因和内容进行分析,进一步理清马克思关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阐释,这不但可以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也可以更好地挖掘出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所包含的巨大理论价值,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

关键词:共产主义;《手稿》;批判;价值

1932年《手稿》被以德文版和俄文版发表于世,《手稿》发表以后掀起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热潮。在《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对既有的形形色色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自己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到见解。这一经典文本,是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于马克思为何要批判、如何批判这些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怎样论证其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仍需要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为了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本文就《手稿》的经典文本分析、归纳和总结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缘由、内容以及马克思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的阐释。从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理论价值出发,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现状,提出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思考。

一、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重要缘由

纵观学界当前对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的研究来看,大多都是解读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文本内容,并没有过多思考马克思为何批判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为此,从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相关背景入手,分析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因,以对马克思批判的整个过程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对德国古典哲学反思借鉴的需要

毋庸置疑,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很深的,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是非同寻常。总的来说,马克思写作《手稿》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借鉴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反思而形成的。马克思辩证思想的直接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曾直接坦言:“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2只不过是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变神秘化了,马克思正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22在《手稿》写作之前的1843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的哲学原理》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费尔巴哈进一步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的阐述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原理,可以说这是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而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功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费尔巴哈不仅“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而且还“这样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2]200当然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马克思在此后的研究中又逐渐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恰恰是在进一步深化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总结和升华,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和借鉴的需要,这也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历程的进步表现。

(二)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证研究的需要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主要从法哲学和政治国家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批判的方式实则仍延续使用思辨哲学的批判方式,并没有完全摆脱青年黑格尔派潜在的影响。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不断研究,这种思辨哲学的批判方式越来越使马克思感到无限的苦恼。赫斯作为德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写作了《金钱的本质》,这篇文章提出了“金钱不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核心观点。尽管赫斯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从《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理论的论述来看,这一核心观点对马克思的促动也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赫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是从政治批判转入经济社会批判的先行者,他提出德国的哲学要同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结盟的观点,也对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赫斯无论在理论水平还是在思想影响上,都是不可能和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相比拟的,同时赫斯也不能和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相比。但马克思写作《手稿》确实是受着赫斯的论文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这在《手稿》的序言中已经鲜明的体现出来了。尤其是在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拜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掌握了大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如萨伊、斯密和李嘉图等)关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此时意识到仅从法哲学和政治国家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证的具体经济现状中去,也就是从法哲学过渡到经济学。这样才能真正根除思辨哲学对自己的影响,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就是将它们置于私有财产及其自我异化的运动当中来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从思辨哲学到实证哲学、从政治批判向经济批判的转变的过程。此时马克思俨然已经将政治经济学当成论证自己哲学体系的强有力的工具,因而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也是其从抽象思辨的哲学批判方式转向实证哲学研究的需要。毕竟只有穷尽关于私有财产的经济实证材料,才能对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之上的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加以批判。马克思完成这些转变从而走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与黑格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也考察到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对此也深有研究和体悟。因而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解决有关物质利益难题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他在解决利益争端时运用了带有黑格尔印记的普遍理性的方法。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还未完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但毫无疑问这是他思想转变的前奏。

(三)解决私有财产和人的问题的需要

纵观马克思毕生的革命事业和论文著作,可以发现努力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倾注的最大心血。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归根到底来说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从《手稿》来看,“人的问题”就是异化劳动的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在马克思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就是共产主义。《手稿》展现出来的“人的问题”主要包括了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贫困、道德水准的下降、市民社会中异化的普遍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对立,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形形色色共产主义中或多或少也存在着这些“人的问题”。因为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也许也看到了这些“人的问题”,但却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彻底的方法,使得私有财产依然存在,使得自身的理论学说变得庸俗无用。例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158-159这些迹象表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并没能完全彻底地解决私有财产和人的问题,故而马克思对它们进行深入地批判,从而提出自己主张的用以解决私有财产和人的问题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二、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深入批判

然而,布莱尔事后仍被认为“含沙射影”地回敬了希拉克。在被问及是年八国峰会的议题时,他这样答道:“马上要举行的八国峰会不会虎头蛇尾,因为果真那样就太不符合外交惯例,因为我们马上要见到的是一些非常懂外交礼仪、说话非常有策略的人。”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结束了以往的形形色色共产主义者所忽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在那里,人的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的属人性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做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87而在以往的哲学理论当中,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中,他们仅仅强调了精神的自由,却将自然排斥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并不意识到,在整个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不但人所改造的自然界是对象化的,而且参与改造的工人本身也是对象化的。马克思还强调,人的共同的活动和享受都表现为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一方面自然界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和互为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自然界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和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此外,马克思还从自然史与人类史关系的角度指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人类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自然史而存在,“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94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最大目的就在于让现实的私有财产运动中的那种“异化了的占有”实现向自身的复归,从而体现出人的真正的本质。也只有这样,“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2]190-191

(一)批判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使私有财产关系实现普遍化和完成这是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首要目的,这无非就是私有财产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马克思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卑鄙粗陋,是因为他们虽然也看到私有财产的罪恶,也不断地谴责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却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没有任何确证的认识。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使私有财产得到积极的扬弃,而是把私有财产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将私有财产形成一个平等化和均等化的私有财产关系,并洋洋得意的标榜自己是一个“积极的共同体”,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2]183。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没有被扬弃,而是被平摊到了每个人的身上。整个社会此时变成平均化、抽象化的工人,每个人都在普遍化的社会中得到小额的股份,整个社会就被抽象化、平均化为资本家。更为荒谬的是,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企图还幻想在实现私有财产普遍化和均等化的基础上,利用强制的方法将人的才能天赋、容貌等天赋统统抛弃,而我们知道人的容貌和才能禀赋等是绝对不可能被人所平摊的。马克思还指出,这种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外观,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妇女变成公有和共有的财产,以此来反对婚姻,从而推行所谓的公妻制。因而马克思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2]183,这等于让妇女放弃婚姻从而参加卖淫是没什么两样的,“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2]184,从这里就可以判断出来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是何等的低下。在马克思看来,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之所以如此卑鄙粗陋,很大的可能还在于他们的妒忌、贪欲和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甚至使得这种妒忌和平均主义变成一种竞争的本质。从而他们“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2]184,这被马克思认为是一种非自然简单状态的倒退,这恰好证明了这种扬弃并不是真正的占有,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倒退。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扬弃私有财产关系从而真正克服私有财产的私人性质,而不是使得私有财产关系被平均化和普遍化,也就是不是使得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私人占有普遍化。所以问题不是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是工资的平均化,而是要彻底地消灭工资,因为工资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而工资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先行的把自己限定在雇佣劳动关系之中了,因而马克思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182

(二)批判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2]185废除国家但又尚未完成,还处于人的异化的影响,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其实就是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还处于私有财产的影响之下。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巴枯宁、萨米、盖伊和蒲鲁东,他们试图通过废除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来实现人向自身的复归。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把自己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他们和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一样,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没有理解异化的扬弃的根源,更没有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2]185因而他们和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一样仍被私有财产所束缚和感染。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很好地吸收、借鉴和批判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思想,可见他们对私有财产的认识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所以也没能很好地认识和理解私有财产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三)批判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批判了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之后,还对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所谓的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就是指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向以勒鲁和卡贝为代表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向以布朗基和魏特林为代表的专制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民主的和专制的共产主义,都突出强调了社会的总目标就是将人本身从私有财产中的关系解放出来,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2]185他们都意识到扬弃私有财产的必要性所在,但却始终不明白和理解扬弃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因为他们“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2]185,提不出合理的解决人的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所以必然始终都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无非都是只通过个别历史形态、感性现实以及片面的整体运动来进行,并把这些个别历史形态、感性现实以及片面的整体运动用以反对私有财产的论据,这样显然就表明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何等的不科学,根本达不到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具有完整地把握和深入地理解。

三、马克思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多维阐释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运动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理解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现实和必然的环节,这种环节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在他看来要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只能以私有财产为存在前提,只能等待私有财产得到充分的发展,以至于发展到一种矛盾的关系,这个时候才会产生扬弃私有财产的条件和基础。因为在人处于异化状态下,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压抑和限制着人的本质力量,人就根本不可能将自身潜在的本质力量充分地外化出来,因为还没有具备充足的条件。但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的对立,在“人类的社会形式”中已经被彻底的超越了,因而并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中介。此时,共产主义的地位相当于无神论在宗教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一样,“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2]197,因而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扬弃的现实一样。”[2]197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双重否定的肯定,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现实的、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2]197

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这一篇目里,开头就指出了无关紧要的对立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没有将其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割裂了它在能动和内在关系上的对立,就“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2]182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实际上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没有找到消除这种对立的恰当方法,而是幻想通过开历史倒车回到黄金时代,以此达到消除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这就是西斯蒙第、蒲鲁东等人所幻想的回到小生产中去,而在那里到处都是对立和冲突,那里本来就是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根源。马克思则认为应该从更高阶段的紧张对立的前提下,才能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要使得私有财产得到充分的发展,甚至发展到矛盾的地步,才可能产生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社会运动中的前提和条件,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2]182,因而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182这样的同一条道路,使得“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186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来谈共产主义,而是在人的本性中、良知中、同情心、恻隐心中来谈共产主义。马克思则不一样,他从整个革命的基础也就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来谈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运动,包括了物质的、感性的以及意识的、观念的两个方面,“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2]186而生产的普遍的规律始终在支配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等,他们的异化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罢了。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绝非是要割断以前的历史,相反它要继承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积累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同时还要为这种积累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指出:“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还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2]186

近些年,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公路运输网[1]。而混凝土施工作为道路工程中的主体部分,确保优良的混凝土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道路的使用性能。为此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确保施工保质保量完成。而道路工程中混凝土的施工又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施工,需要坚固的钢筋结构作为基础的同时,需要持久的抗震性和耐久性[2]。

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讲到,他在《手稿》中的结论完全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基础上研究得来的,他还特别指出了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也曾给他带来研究创作上的灵感,因此马克思吸收了英法德社会主义者著作中有关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英法德社会主义者也一直被“人的问题”所困扰着,他们看到了私有财产的黑暗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悲惨。他们延续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们找不到解决“人的问题”彻底方法,使得他们的学说变成了一种空想游荡在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里。为此,马克思在吸收借鉴他们学说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深入地批判,从而扬弃了英法德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

(一)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马克思在对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时深刻指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2]185因而马克思所要阐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克服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所不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和“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的弊端,从而提出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首先,马克思认为扬弃私有财产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就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185,就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2]185,也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一种共产主义状态。其次,马克思强调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和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是扬弃私有财产的重要体现。私有财产既然已经占有了人的生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如何生产人成为了关键,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2]187,因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2]187这种本质的统一是人和自然分别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时候人才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种全面作为总体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这与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的普遍化和平均化的低水平的总体是泾渭分明的。最后,马克思指出扬弃私有财产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2]190通过扬弃私有财产,创造出同人和自然界的本质相适应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此时“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2]193,因而自然界便与人呈现出全面和谐的关系。

(二)共产主义为自己找到经验和理论基础

称取样品2g(精确到0.01g),置于50mL离心管中,加5mL乙酸铵缓冲液,高速涡旋,在加15mL乙酸乙酯涡旋混匀,离心去已经层到另一个干净的离心管中。残渣中再加入15mL乙酸乙酯重复上述步骤,合并上清液定容至刻度。

(三)共产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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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产主义结束了人与人的异化和对立

人实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被马克思看作是现实的私有财产的运动中的共产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始终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对立,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也得不到消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压抑人、剥削人、奴役人的现象大量存在,而只有马克思所指明的共产主义才使得人从这些非人性的现象中摆脱和解放出来,使人实现向真正的人的复归。无论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亦或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把人淹没在社会之中或者国家理性之中。这一切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的复归。马克思指出所谓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然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87这种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的虚假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消灭压抑人、剥削人、奴役人的丑恶现象。马克思强调:“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2]188,个体生活和类生活是各不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个体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也看到了类意识和类存在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在自己的普遍性中自为地存在着。要实现真正的人性的复归,则必须将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是人的真正的现实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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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产主义完成了人的解放复原的环节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的,也不是经济形式的,而是社会形式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还局限在政治异化的范围,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还局限在经济异化的范围。首先,共产主义不是政治性质的。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没有钱就很难生存,也就谈不上政治。其次,共产主义不是经济形式的。因为经济是私有财产的运动,在没有私有财产运动的地方,没有经济生活,也没有经济学。马克思正是克服了以往形形色色共产主义学说的片面的历史观,批判和吸收国民经济学丰富的思想材料,全面的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详尽地考察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发展和必然被扬弃的现实的经济运动,全面地把握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从而提出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在现实的运动中受到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构想。

四、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五个方面的内容,还不是最科学最完整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阐述,此时的共产主义学说还缺乏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根基,而这个系统科学的理论根基则需要在马克思完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以后才会产生,也就是系统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但从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以及所阐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我们可以深知共产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其对共产主义学说阐述的经典文本的分析解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其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阐述,对于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

(一)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提供理论支撑

美国学者艾恺认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催生了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认为社会完善的试金石只能以各种传统形式或理想化状态来充当和体现。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来证明古圣先贤所创造的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和文明并不比西方文化和文明逊色,甚至还优于它们,以此激励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4]文化保守主义,其实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此看来,这和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有产和无产的对立的阐述具有共鸣之处,马克思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在有产和无产的对立上,指出他们只想回到黄金时代而粉饰小生产社会的各种美好,却找不出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彻底方案。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当然需要维护和弘扬,但并不是一味的盲目排外、唯我独尊;面对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当然需要激励,但并不是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因而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就为我们找到了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来源。针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区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同时还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努力从中获得启发、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强调:“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6]2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早在1985年邓小平曾讲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级分化。”[7]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也多次谈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因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新时代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共同富裕并不是说不让社会财富没有丝毫差距,共同富裕所要解决的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突出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精神贫困、环境污染等种种问题。马克思在对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时指出,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是私有财产的平均化和普遍化,这是他所不认同的。要清醒的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是低水平的全体社会财富的平均化和普遍化,而是“既强调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推动实现物质、精神的共同富裕,又强调要坚持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为精神‘补钙’,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因此马克思批判粗陋卑鄙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成为指引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粗陋主张和想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共同富裕,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必然是以劳动为尺度,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共同富裕。由于人们之间差别的绝对存在,这种共同富裕必然是有多有少、有先有后的共同富裕,是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9]

(三)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遵循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废除国家推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人向自身的复归和理解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本质,因而未能摆脱私有财产的束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分别使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这两者的作用范围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也不是分出你强我弱从而互相替代,“而是各自发挥功能的调整,甚至可以实现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10]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削弱政府的作用,“而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则保证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11]。从马克思批判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来看,我们必须时刻提防那些利用经济体制改革之名而幻想全面推行私有化之实的现象,要时刻批判那种倾向于弱化政府、弱化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马克思批判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为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因而在新时代的进程里,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21

(四)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导向

马克思在批判形形色色共产主义以及阐述其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时,特别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论述,他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实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他强调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50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不可辩驳的严峻现实。因而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共享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实现生态公平正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深化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风尚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价值导向和理论支撑。

(五)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目标追求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归宿,也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12]马克思在《手稿》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私有财产和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主要就是解决人的主观精神的恶化、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异化的普遍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等问题,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人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归宿。在论述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时,马克思指出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生命的本质、对象性的人以及人的生命和人的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我们不应该片面的理解为占有、拥有以及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89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为理论视野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述,多方面的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成为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这不但是我们党和国家创造性的继承、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还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作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以此更好地涵养浩然正气、淬炼强大思想、升华理想境界和指导社会实践。《手稿》经典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和理论的复杂性,给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视野,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尤其是《手稿》中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阐发,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理论启发。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里,我们要从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阐发所蕴含的丰富理论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推动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新的创造,以此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从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篇章。

水稻生产机械化应走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路子,所以需要加大集中育秧设施建设和提高插秧机拥有量。一要加大插秧机购置补贴的投入,让农民有机可用;二要加大对集中育秧设施建设的投入;三要加大对机耕道建设和机具停放场库棚建设投入的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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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第十批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空间公平正义思想研究”(2017T100136);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贵州省教育厅硕博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2018ssd21)。

作者简介:张荣军,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卢成观,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右江民族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6-020-027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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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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