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经验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产业发展论文,经验论文,软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2)04-0024-04
早在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不少软件权威人士曾预言：中国和印度是发展软件产业最具有优势和潜力的国家。然而仅经历短短的十余年，特别近几年来，印度软件产业每年以46.5%～66.5%的速度增长，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根据《商业周刊》的统计，2000～2001年（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印度计算机软件产值82.6亿美元，出口为6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中，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位居世界首位。比尔·盖茨惊呼：除美国外，下一个软件大国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不论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是地理位置、国民素质，印度都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基础设施甚至还没有中国好，但印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软件产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成功的经验有多少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呢？
一、前瞻性配套化的产业政策
印度软件业的辉煌与其特殊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这些产业政策包括政府在税收、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基础建设等方面对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倾斜。有业内专家认为“因我国产业政策上的问题，使我国软件业错过了第一次发展机会”。
印度政府对教育、信息科技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印度刚摆脱殖民统治时，首任总理尼赫鲁就指出：一个民族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振兴，就必须依托高科技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中期，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反复强调，印度错过了前几次科技革命的机会，这次必须紧紧抓住。为此，他视电子工业为“国家的神经”，决心要“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在印度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中提出了1989～1990年度软件实现出口30亿卢比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甘地政府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培训的政策》，此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放宽许可证、降低硬软件进出口税收的政策。1991年，印度政府提出了“软件技术园区(STP)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更为优惠和良好的设施及服务，推动园区内软件开发和出口企业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1998年，印度政府组建以国家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向政府提交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该计划倾力为软件企业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印度政府同时授命各部委，就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规和政策，形成全面实施这一计划的“国家信息科学政策”。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到2008年，软件业产值达到85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00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3%，把印度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
与我国相比，印度IT产业政策的另一特点是政策配套性强。其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生产软件产品，包括出售技术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不征收流转税；企业开始经营的头8年中，可免除5年所得税；为鼓励厂商进行软件研究开发，印度规定公司两倍于R&D的费用的收入部分免征所得税；对于软件产品出口获得的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软件出口额占销售额80%以上的企业，免征全部企业所得税；对个人购买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所有IT产品的支出，可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抵扣。
反观我国的某些做法，差距十分明显。不要讲个人购买计算机的支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予以抵扣的政策无从谈起，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购买计算机现在还要办理“社控”手续，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直到2000年，《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才将中国软件企业增值税，由17%降到3%。新办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享受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重点企业按10%征所得税。软件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和配件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建立激励软件人才的分配制度
公司对软件产品及其知识产权做出贡献的人，包括公司的发起人、管理者或雇员，都可参与相应的分配，以体现“报酬公平合理”的原则。印度软件公司员工对公司股票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海外留学或工作的人员实施优厚待遇政策，吸引他们回国开办软件企业或者参与软件开发。雇员享有股票优先购买权在印度是受鼓励的。在1998年的政府预算案里，印度就宣布了软件公司雇工享有股票优先购买权。印度财政部也为此公布了具体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雇员只是在出售股票时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获得股权时则不必缴税。
3.创建有利于软件企业融资的风险投资机制
我国软件业发展滞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软件产业与资本市场相脱节，二者没有有机结合起来，更谈不上金融创新。传统的金融工具对中小软件企业这样的“三高企业”从制度上来说就是抵触的，比如银行贷款需要抵押，而软件企业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所以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而现代的风险投资机制则能把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1986年5月，印度国会提出了“科研开发税议案”，制定了“科研开发税条例”，籍此，印度政府可以对所有技术引进项目征收研发税，为风险投资基金(VFC)聚集财源，并可以资助那些民族科技企业。该条例规定，对所有用于国外技术引进的费用征收5%的税款，这其中的一部分收入（每年从大约2.5亿印度卢比中抽取1亿）划归小型企业发展银行(SIDB)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VFC)。印度政府1988年11月25日颁布了风险投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就风险资本的筹集方案进行了论述，对风险投资公司的运营作了全面的阐述。1990年政府又对风险投资后的企业证券上市做了规定，并将其纳入公司法案之中。目前印度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计划与印度或海外公司共同建立至少四个针对不同专业方向的风险投资基金。此外，政府为软件公司进入国内外证券市场融资创造宽松的环境，允许信息技术企业注册后1年内就可公开上市集资，截至2000年6月在印度国内上市的软件公司的总市值已达610亿美元。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参与，允许外资100%控股软件技术园区的企业。政府还对软件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收购国外软件企业提供便利，放宽了对前20大软件出口企业融资额度和收购额度的限制。
4.银行为软件企业实行优惠的贷款政策
银行将贷款提供给软件出口企业以后，可以从中央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再融资。商业银行可利用存款增量的5%作为研究人员风险投资基金，并以权益资本的方式向企业参股。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则建立专门的IT金融部门为软件企业提供服务。
5.建设出口导向的软件技术园区政策
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新德里等地设立了13个国家级软件技术园区，建立出口型软件企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约占印度整个软件行业出口额的一半。印度在建设软件园区的同时，还通过广域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建立“虚拟科技园”，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软件和服务子系统在线连接起来。自1998年起鼓励建立私营软件园，并进一步鼓励软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6.实施全力支持软件出口的政策
印度政府为促使其软件产品顺利出口，从80年代开始，印度电子部软件发展局每年都有一笔专款用于开拓国际市场。印度电子部还经常会同驻美软件企业的联合会和美国电子协会，联合发起在硅谷和波士顿召开“印度软件会议”，经常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专门针对软件出口的研讨会和展览会。印度电子部还经常就软件出口对策进行大规模专项研究，对印度国内软件产品与国际竞争者的情况进行比较，协助软件企业找出不足，并形成自己的特点，从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由政府出资邀请国际有名的咨询公司，每两年做一次专项研究。在“信息技术行动计划”中，印度政府对软件实施零关税、零流通税和零服务税，海外投资和采购的一揽子协议，以及实施银行优惠贷款和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一系列促进软件出口的措施，并将挑选出若干有前途的软件出口企业长期“开小灶”，甚至通过外交渠道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印度软件产业的出口过程中，政府十分注意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印度比较重要的软件行业组织有：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信息技术产品制造者协会(MAIT)、信息技术加工者协会、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理事会(ECS)等。这些行业组织在软件企业中起到了沟通联系、解决困难、扩大宣传、组织研讨会、组织展览、关注国际市场动态、保护企业利益、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企业呼声和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比如，为了开拓欧洲软件市场，NASSCOM在印度商业部的大力支持下，曾经提出了“印度—欧洲软件联盟(NIESA)计划”，促成了一批欧洲与印度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的形成，最终扩大了印度对欧洲国家的软件出口。再比如，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理事会经常与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日本和丹麦进口促进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为印度软件出口企业获取许多宝贵的资料和重要的市场信息，成为软件企业决策的好参谋。
7.项目管理政策
印度成立了中央政府信息产业部，专门负责软件出口等业务发展。信息产业部采用了美国的Task Force Report(TFR)的方法，由企业或个人向政府提出发展设计，经过鉴定有价值，便作为政府项目向社会报告，公开列为国家新项目，一旦有企业接受该项目，就公开列为持续或进行中项目；如果已经完成，就列为完成项目，报告结果，供企业界作后续业务参考。采用TFR方法，不但使政府的透明度更高，而且大大改善了软件发展环境，大到营业额上十亿百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小到个人独立开发者，在技术发明、项目建议和项目承接等机会方面一律平等，大大刺激了全民性的软件技术竞争。
二、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于软件产业来说，人才是软件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印度的软件企业，雇员规模平均为340人，远远高于我国75人的规模，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ICS有一万五千人，而中国的软件公司大一点的也只在一二百人，鼎鼎大名的金山公司也不过四百人左右。在印度，软件企业完全是工厂式的运作，动辄上千人的软件工厂，生产实行分工协作，每一个人都只进行一个独立单元的编程作业，多个人协作形成一个团队，就可以完成大型项目的设计编程，如此一来，就可以缩短工期，提高效率，大大降低成本。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公司还停留在小作坊式的发展阶段，凭借几个人的智慧，小打小闹，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另立山头的情形。人才是软件企业也是软件产业的重要战略资源，与印度相比，我国软件人才方面不仅有规模问题，而且还存在结构问题。
支持印度软件工业发展的人才基础是它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印度采取国家、企业、私人并举，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人才。具体地说有三个途径：
一是依靠高等院校。从50年代开始，印度就投入巨资，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在全国陆续建起了5个“印度理工学院”。这些学院从印度各地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聘请世界各国知名学者授课，其毕业生质量堪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媲美。这些毕业生逐渐成为缔造印度IT产业大厦的精英。在香港《亚洲新闻》周刊2000年的排行榜中，在亚洲最好的10所科技大学中，就有5所是印度大学。印度的软件公司大多5所国立工科大学聚集在研究生院周围，可以方便地从研究生院获得软件人才。
二是软件企业自身建立机构培训。印度软件企业特别重视培养计算机应用专家、系统分析员、开发管理人员、软件企业经销人员。
在以上两点上中国的情况与印度相类似，我们与印度最大的区别在初级软件人才，即软件工人的培养上。
软件产业化就意味着规模化，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必需的。任何一个工程都需要多个层次的软件人才，就像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最上层是系统分析员、产品设计经理，中间是软件工程师做详细设计，最底下是具体的程序员，按照文档的要求把软件设计出来。构建软件工厂，就需要大量基础软件从业人员，否则没有产业化的人力资源，软件的产业化发展也无从谈起。我们应当承认，软件业也是一种工业，也应该按照大工业生产方式实行分工协作，实现工序化、工程化，否则软件永远只能被称为一个行业而不能成长为一个产业。
三是职业教育培训。在印度，初级软件从业人员的培养已经系统化、社会化，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化的IT职业教育培训。在印度政府的引导下，民间资本、外资大量地投入计算机教育，形成了产业化的IT职业教育。在印度全国各大中型城市遍布计算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每家机构的学员都在800人以上，这些机构必须具有政府或政府授权的专业机构颁发的培训许可证。软件人才经过培训合格后，有资格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计算机软件培训四级水平证书考试。比如印度著名的软件培训机构APTECH的ACCP课程，先用160个学时教出一个初级程序员，再用184个学时把这个初级“产品”教成程序设计员，然后是330个学时“生产”出一个系统分析员。这时，它已经为社会造出一个合格的软件“蓝领”——企业中专门搞编程的中下层职员。类似APTECH的这些机构每年可以为印度输送14万的软件基础人才，为印度软件企业培养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培养了丰富的熟练编码工人。相比之下，我国计算机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高校，传统的精英教育、学历教育培养了专家、教授的后备军，但不能满足社会对基础人才和高科技产业第一线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社会上现有的职业教育，有的因教材、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及过程等没有形成标准而得不到推广，有的本身就是鱼目混珠，因而难以形成产业化，也就不能面向社会，培养出社会所需的批量化软件基础人才。而印度走了另外一条路，虽然也是一个穷国，有90%的人接受不了学历教育，只能接受职业教育。但拥有完善而发达的职业教育，使印度IT业比中国多出来一大批学历不高、动手能力却很强的编程“工人”。
在需求层次上，中国不缺高新技术研发的人才，也不缺系统规划人才，最缺的就是从事软件基础工作的人才，即大量的软件蓝领。但目前在企业里从事简单程序开发工作的是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目标不是程序员，他们不满足于写程序，因此大量的程序员职位空缺产生。因此，只从学历这一关，就限制了软件蓝领的数量，同时也限制了高级程序员的数量，这也是我们国家软件开发人才缺少的主要根源。这其实就是一个人力资源结构的问题，固然有些软件是需要一两个软件高手来编程的，但是大多数软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就是“软件蓝领”。印度的软件公司雇佣大量的“软件蓝领”编代码，而且能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并获得相当好的设计文档。正是大量的能够编程的软件蓝领，才使得印度的软件企业可以形成“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员、程序员”这样合理的人才结构。在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社会里，分工应该很明确才可能做得深入，才可能有高的效率。只有有了足够的软件蓝领，让他们专注于具体写程序，这样高端的系统分析员才有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走得更远，做得更专业。
我们国内的软件企业动辄就标榜自己有多少博士、硕士，这其实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本科生、研究生作程序员每月至少要拿5～9千元，如果做的仅仅是技术工人的事情，那就是大材小用，成本上也划不来。从长远上来看，本科生、研究生的理想都比较高，一般也不满足于在程序员的位置上干下去，他们会要求当项目经理，当企业老总，一旦要求达不到就拔腿走人，如果公司的主力由这些人构成，那么企业的稳定发展就成了问题。国内软件企业经常上演的一个程序员的流动决定一个企业命运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但这种情况在印度是难以想象的。
印度的经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不同就在于二者的培养目标不同，学历教育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科研创新型人才，培养社会需要的顶尖级人才；职业教育则培养企业大量需要的动手能力强的基础技能型人才。IT职业教育就是为快速发展的IT业培养第一线熟练技术工人，但中国恰恰就是缺乏强大的产业化的IT职业教育与培训。初级人才是软件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软件产业就谈不上健康持久的发展。为了造就这个基础，我们的观念、认识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也要变革。
［收稿日期］2001-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