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哲学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张晶晶1，王 平2
(1.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9；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行政管理教研部，北京100032)
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化哲学突破了学科体系的束缚，在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方面，显示着自身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学科体系的建立到学理基础的完善，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到硬实力的彰显，从日常生活批判到人的自我实现，文化哲学在政治、经济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全面凸显。21世纪的文化哲学不仅要体现学理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而且理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
关键词： 改革开放；硬实力；生活方式；自我实现
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变迁，也深刻反思着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学理依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文化哲学不仅突破了学科体系的束缚，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超越了形而上的思辨，开始转向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因此，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回顾文化哲学关注点的变化，可以深化文化哲学的现实根基，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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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学科体系的建立到学理基础的完善
20世纪80年代，文化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理依据有待实践的深化完善。要想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规范的研究内容必不可少，同时也要首先解决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即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形态何以可能。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即文化哲学存在之必然性，学界普遍认为文化哲学既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一门相对完善的学科建设，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清晰的逻辑范围，可以从描述性或者规范性的角度加以界定。对于文化哲学来说，只有明确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才能强化文化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反映文化哲学的实质与内涵。李鹏程指出，文化哲学的存在依托各门学科关于文化的理论，试图从哲学维度加以深化理解[1]3。由此可见，文化与哲学双重维度的建构对于理解文化哲学必不可少。
随着文化哲学内容的相对明确，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也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化哲学注重方法论上的自觉反思，一方面继续吸取西方文化哲学的方法，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等；另一方面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和纯哲学方法的运用。文化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兴起，为文化哲学方法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庞朴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将文化由外到内划分为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心的部分，认为文化是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其中心的部分占据重要地位，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道德情操、民族性格等[2]。由此可见，文化哲学的研究从学科建设逐步过渡到文化哲学深层，开始深入挖掘文化哲学的学理基础。
文化哲学的产生必定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必须站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此，衣俊卿主张从历史角度建构文化哲学，焦点集中在主导性的文化模式上，并试图通过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文化的生成与功能、文化的构成与形态、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概念、建立起文化哲学的一般理论框架[3]92。通过文化哲学核心范畴和理论框架的建构，文化哲学的学理基础得以大大加深，文化哲学真正作为一门显学，不断推动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促进着自身的思想解放。在社会生产力日益进步的过程中，文化哲学在整个哲学发展历程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女权主义以研究女性问题，寻求女性的解放为目标，伴随社会结构的的变化，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呈现多元化趋势，重点关注不同特性的女性群体。受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影响，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后现代，关注重点开始转向真理、语言的文化意义等，一批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塞克瑟斯、伊丽加莱等)应运而生。克里斯蒂娃强调，社会文化环境是造成女性主体性被压迫的主要原因，女性处于感觉和生物学的交叉口。因此，必须颠覆传统的语言和文化体系，排斥各种符号系统和理论论述系统的同质化过程，勇敢地走向使自身解放之路，进而实现自我超越[14]。改革开放以来，在借鉴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基础之上，重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何萍把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与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经济体制变革后，女性观的研究转向家庭和性别状况的调查[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点集中在后现代女权主义，成果较为丰厚。如张广利的《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16]、李银河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17]、王宏维的《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后现代方法研究》[18]、李小涓的《文化与性别认同——阿梅丽·诺冬作品的身份意识研究》[19]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文化哲学与其密不可分，紧密相连。改革开放40多年的社会实践，不仅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基础，同时也使得文化哲学的价值日益彰显。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哲学范式，有利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方式，有利于挖掘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和革命变革的价值。丁立群认为，文化哲学不是传统哲学的分支学科，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元哲学规定，即综合性的哲学。哲学缺乏直接面对世界的手段，只能凭借文化这一中介来实现，哲学追求的是文化的深层次价值的统一性，即真善美的统一[6]。
文化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深刻的文化转型，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可能被打破，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实现某种融合，使得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交织在一起。文化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偏颇，是外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统一，前者是自然性的危机，包含诸多不可控的因素，如地质、气候、物质资源等；后者是自我意识的不成熟形态，根源于对人生命的本己性的轻视以至否定[3]308。文化不仅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也是个体历史地凝结成的一种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转型既是人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活动中所包含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的矛盾；又是自觉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层面之间的互动[3]134。文化转型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主要通过内在的创造性转化和外在批判性重建得以实现，即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两种途径。文化创新是文化哲学发展的根本性举措，是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式继承、否定式超越；文化整合是以系统性的方法对文化各要素归纳汇总，重新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范。
文化转型使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引导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中国文化哲学为之努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关注点始终没有走出三派的视线，即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三派观点虽差别很大，但主要是围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而展开，表现出对现代化强烈的现实关怀。主要以“儒学复兴说”“西体中用”“综合创新”说等为典型代表。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三派之间由三足鼎立、独立发展之势演化为相互渗透、相摄圆融之势。就当代新儒家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味否定，而是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理论的层面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前者不能完全否定后者。由此可见，加强三派之间的对话沟通，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的文化哲学形式至关重要。洪晓楠指出，“现代化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三派之间应加强对话。面对现实，面对实践，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对话中求沟通，在互动中求超越。”[5]
初中阶段的数学题目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初中数学所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含很多的概念、公式，定理等内容，如何应用它们去解决问题，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我们应用正确的解题方法。比较常用的“变题”方法有数学形式变题、数学内容变题和数学方法变题，针对不同的数学题目应用相应的方法。
二、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到硬实力的凸显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得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再次升温，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对于文化价值理念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化哲学的发展因此获得崭新的时代内涵。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深刻的转型危机。文化哲学要想突破现实发展的束缚，获得自身实质性的进展，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在文化转型中实现自身的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
教师要以概念学习为核心，结合概念学习策略和实验教学内容制定教学目标，紧扣重要概念，并层层递进地设计实验环节，为学生提供概念学习的框架，帮助每一位学生自主探究、形成并深入理解重要概念。
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其影响力和辐射力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洪晓楠进一步分析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即凝聚力、吸引力、创造力、整合力和辐射力[9]。吸引力是基础要素，凝聚力是内核主旨，通过整合力的集成和辐射力的影响范围，实现文化创造力的倍增。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意义。在全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全面凸显。21世纪的文化不仅要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同时也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自身发展的硬实力。改革开放铸就了伟大的时代精神，文化艺术日益繁荣，网信事业快速发展，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正日益转变为一种硬实力的塑造。
如表1所示，“旨い”+名词的搭配模式在上述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说明形容词“旨い”在句中做定于修饰名词的情况较多见。限于篇幅，本研究仅以“旨い”+名词这一搭配模式为研究对象，对“旨い”修饰的名词进行分类考察，探明“旨い”的语义与后项名词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旨い”的多个义项。
与国本大学相比，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自主性极差，大多数学生处于上课不思考，下课不学习的状态。而且对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的自信心也没有构建起来，所以在英语课堂上的参与度也不高。新时代下，社会需要的具有基本专业素养，具有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长期以来，没有自信心的学生英语水平会越来越低，甚至会影响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所以作为语言的学习者，他们的语言输入量和输出量远远不够。通过运用多元识读教学法，通过使用PPT来教学，以视频、音频、色彩、图片等作为辅助，会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生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学生对学英语的信心，也增加了学生的自信心。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性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背反和自我冲突的境遇，文化的繁荣与危机并存，雅思贝尔斯用世界历史的“轴心期”概述这一时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理性启蒙、自我意识的精神化、历史的反思、理论思辨构成其主要内容，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文化焦虑及在此基础上的自觉反思。衣俊卿认为，文化焦虑是对文化危机的自发反抗，是一种在无边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并由此引发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批判，演变为文化危机的一种自觉反思[3]167。车玉玲指出，文化哲学起源于人的生存危机，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完整性和总体性，上升为一种文化自觉[10]。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全面凸显。对全球化的理解存在诸多歧义，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也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张汝伦认为，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文化普遍化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冲突。全球化是一个“同质”的过程，资本以无情的逻辑消灭异己因素，但却不能泯灭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11]。因此，文化认同对于全球化文化历程中文化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认同不仅要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更要结合民族心理、精神需求等角度加以深入剖析。
文化哲学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也注重自反性研究，体现了学理性与现实性的结合。消费社会的来临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鲍德里亚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甚为精通，以其影响深远的“消费社会”闻名于世。王新生认为，只有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复合性视域，才能理解消费社会的实质。并从消费社会与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大众文化是市民社会文化的异化、重建公共理性的途径三个方面论证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某种关联[20]。但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一种特定的言说方式，即“他者”作为参照系关照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在大众的消费欲望日益繁盛的背景之下，如果没有一个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消费方式，只能借鉴他者，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之下不断丧失自身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从日常生活批判到注重人的自我实现
日常生活批判是文化哲学研究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充分展现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性思维方式。自衣俊卿1989年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开始[12]，以人自身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逐步成为文化哲学的新生点。文化哲学不仅要成为形上的指导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是形下的思索规范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哲学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建构，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文化品牌，逐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是人的自我实现，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而文化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仅仅围绕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文化哲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讨论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精英文化主要处于社会上层，是一部分人所享有的话语体系，而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满足大众娱乐消遣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商业性、世俗性、标准化等特点。自产生以来，学界褒贬不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还是很深刻的，值得借鉴。
话语体系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文化哲学。后殖民主义是在后现代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理论，对当代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杨生平认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性与后殖民性、后殖民主义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与后殖民、现代中国启蒙话语与后殖民三大问题，在处理后殖民主义讨论中，要充分吸取有益因素，注重尊重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的统一[13]。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当下，在充分尊重文化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追求文化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是当代文化哲学发展必不可少的路径之一。
在文化哲学自身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是文化发展的两个必经阶段，二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文化危机是文化转型的过程，文化转型是文化危机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挫折，甚至会遇到发展之瓶颈，进而引发深刻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有社会历史、人文条件及心理方面的因素，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综合作用的结果。阿尔贝特·施韦泽重点分析了文化危机的精神原因，认为文化的物质发展超过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生活条件的改变使得个体从自由转向不自由，物质成就给文化带来了最普遍的危机，文化理想在紧迫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4]115。衣俊卿认为，文化危机最基本的含义是特定时代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3]121。文化危机的发生机制是基于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之间的矛盾，并通过个体内在本质与文化外在约束之间的矛盾得以体现，进而主张从文化模式的失范或文化冲突、社会知识精英对文化危机的自觉反思两个层面论证其发生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文化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对文化哲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意识形态工作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逐步走向正轨。一方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主流意识形态符合国际、国内社会要求，涉及意识形态的存在基础、理论特征、社会功能、价值取向、适用限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属性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更加系统化。不仅开展了西马意识形态研究，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詹姆逊、伊格尔顿等；同时也深入研究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等，试图揭露西方思维方式的“逻辑陷阱”。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学理层面反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涵，研究焦点是话语体系的建构、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
在传统文化价值全面彰显的同时，文化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使得文化软实力日益凸显。“软实力”最初由美国哈佛大学肯迪尼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已所愿的能力[7]2。软实力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规范力和约束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杨生平指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总是引起各种误解，需要对其进行语义、语用和语境的全面澄清，并指出当下建构文化软实力需要从话语层面、价值观层面和操作层面着手[8]。文化软实力的背后深深折射的是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种理论到实践的升华。
由文化危机到文化反思，由文化反思上升到一种文化的自觉，文化哲学在自身发展历程中不断突破自我、完善自我，进而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现代性具有多重内涵：从内在规定性看，特指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从生成机制看，现代性表征着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次最深刻、全方位的断裂，即精神性维度的主体意识和制度领域的契约化[3]340。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在现实社会发展的作用全面凸显，文化正日益转变为一种硬实力。
在文化哲学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文化日益转变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文化就是生活。我们在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文化享受，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文化不仅奠定了生存需要的实践基础，同时也赋予拓展需要的价值论底蕴，致力于不断提升文化品位，使我们的生活更富有文化的意味，最终为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化自信，推动人的自我实现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总结与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不仅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基础，促进社会实践的解放，同时也使文化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解放，使得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全面凸显。从文化的哲学—哲学的文化—哲学人类学—人自身的现代化，文化哲学获得质的突破，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照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从形上的追求真善美的要求到形下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无不渗透着文化哲学理性的光芒，实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文化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形上的思考，更多的应该是形下生活的反思。文化理应“回归故里”，回归生活世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中国文化哲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批判性得继承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通过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文化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理应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文化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具有典型中华气息的文化哲学理路。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科研项目管理。企业科研管理工作是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有力支撑，而科研项目管理又是科研管理工作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科研项目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企业加强了科研项目的管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企业进行有效的科研项目管理，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
当代文化哲学更加注重学理性的反思和学术的现实关照，消费社会是文化转向的社会历史依据，理应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基点。西方文化哲学注重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围绕文化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话语—权力结构等，实现了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转化。国内的文化研究更侧重于文化的基本范式、时代主题，文化转型和文化现代化等相关问题，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某种融合，在充分尊重文化自律性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交流，着力实现自觉性与科学性、实践性与理论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在文化哲学自身发展背景下，也存在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价值判断与实证分析、主体思潮与其他思潮之间的不平衡，对日常生活及人自身的关注明显不够。文化不应成为悬挂高空中的明镜，更应该成为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注重形上和形下的结合。在文化作用全面凸显的当代，应该尊重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在社会实践中追求文化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因此，要继续高度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加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融，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建构与中国社会实践相适应的、反思日常生活的文化哲学体系。
加强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沟通，旨在建立一套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开创现代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文化哲学的全面凸显，必然会涉及中西马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不能对任何哲学一味地否定，而应辩证分析，批判地继承。中西马在现代哲学形态的建构中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功能，要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桎梏，真正将这一关注点转向现实生活。赵敦华认为，现代哲学形态是中西“双向格义”的话语体系，而中西马之间的对话必不可少，必须在充分加强沟通的基础之上加以建构[21]。“马魂中体西用”或许为解决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范式，从而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马本中体西用”也不失为一次有益尝试。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魂”还是“本”，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通过中西马之间的对话必定会涉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列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民族血脉，二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要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扎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地、辩证地分析问题，做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加强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沟通，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因素，从而对传统文化实现超越式继承、批判式创新，才能建构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中国文化哲学。
据报道，我国护理科研在心理护理、人文护理等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在对照顾者的护理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甚远［4］。因此，重视患者照顾者的早期心理状况，尽早介入照顾者的心理干预，能有效减轻照顾者的身心压力，有助于促进患者的康复。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化哲学的学理基础得以不断巩固和完善。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哲学的发展必经打破地域空间的界限，实现自身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坚持形上与形下的结合、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深化、拓展和推移。21世纪文化哲学不仅要解决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理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树立生活化的视野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在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注重人的自我实现。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其学理功底和现实基础，进而为“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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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over the Past 40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Jingjing，Wang Ping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2.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Department，Beiji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Beijing 100032,China)
Abstract :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ultural philosoph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showing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focusing on major practical issu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hard power, from the criticism of daily life to the self-rea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status of cultural philosophy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fully highlighted.The cultural philosophy of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the unity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be a way of behavior in people’s daily life.
Key words :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rd power; lifestyle; self-realization
DOI: 10.3969/j.issn.1672-7991.2019.01.002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991(2019)01-0006-06
收稿日期： 2019-01-06; 修回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张晶晶(1991-)，女，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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