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人工智能对劳动方式的影响

汪 倩¹，周幼平²

(1.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使劳动工具发生变化，并进而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作为新兴科技，人工智能使劳动工具智能化。智能化劳动工具与劳动者之间建立起“人机共生”关系，并使劳动者的劳动职能由体力、脑力劳动双担向着重非重复性脑力劳动转变。劳动的技术组织也由以科层制、泰勒制为特征的传统形式向小型化、民主化和高低技能两级分化转变。

关键词： 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劳动方式

2016年3月，人工智能因“人机大战”AlphaGo战胜李世石备受世界瞩目。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研究开发可用于模拟、拓展和提升人类智能的技术、理论及应用的技术科学，旨在通过模拟人的思维认知过程实现用机器代替人类思维，用机器代替人从事脑力劳动。它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在其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的“图灵测试”，但其真正诞生标志是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人工智能是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将引起劳动工具的发展，进而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王鸿生(1986)将劳动方式的变革定义为“劳动工具、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职能诸方面所发生的综合性的根本变化。”^[1]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创新技术，人工智能会通过使劳动工具“智能化”从而在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者职能等方面使劳动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由于根据“智能水平”高低，人工智能可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且三者发生机理性质截然不同。弱人工智能是以机器学习、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为基础、专注于完成特定任务、展现单方面“智能”的人工智能。当机器达到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机器将拥有自我意识，拥有与人类比肩甚至比人强大数倍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决策能力，因而很难被单纯界定为工具。因此，本文仅探讨弱人工智能(以下简称人工智能)对劳动方式的影响。

一、工具：弱人工智能使劳动工具智能化

人能制造、使用工具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劳动工具发展的历史，实质是劳动工具自动化程度不断加强的过程。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以劳动工具机械化的方式开启了自动化的开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普及和内燃机的使用通过电气化进一步解决机械的能源动力问题，提升自动化水平。第三次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信息处理纳入自动化范围以实现信息化，拓宽了自动化领域。三次科技革命都使劳动工具自动化水平和范围不断提升和扩大。

The prevention study on collapse and rockfall disaster base on movement route simulation

作为新兴科技，人工智能将领航第四次科技革命。它对劳动工具的最大影响是使其“智能化”。智能化是自动化的高阶阶段。它不单单是机器和信息处理的“自动”，而是通过模拟大脑生理结构和人的认知思维过程，使机器在任务执行、信息处理、人机交互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智能特征。人工智能与劳动工具的结合，实质是对现有劳动工具某些方面能力的加强。算法、数据、硬件被称为人工智能的“三架马车”。这三者的高速发展和综合运用使得运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识别能力、认知能力等空前提高。

首先，人工智能使劳动工具开始具备感知智能。对外界环境的感知是包括人在内的动物从外界获取信息、并与其进行交互的前提。“由于元器件和传感器的发展，获取信息的手段不断提升，特别是近30年，包括光场成像、各种深度成像、可见光与红外成像、雷达成像等，这些手段为计算机感知提供了强有力的原始信息获取手段。”^[2]计算机视觉作为人工智能感知智能的重要研究领域，使机器对外界对象和环境的识别能力增强，尤其是特定类别对象的识别。

诗词是朦胧缥缈的。古诗词教学注重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对于诗词中所描绘的画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对诗词中意象的赏析来感知意象，进而体会诗词的意境。注重启发想象，能够激活学生对语言的创造性，整个学习过程有情有趣，让学生将想象与情感代入到古诗词的学习中。

劳动工具的特征和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事实上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职能，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如前所述，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是一种刚性联系。劳动者是机器的仆人，是劳动过程中的“活零件”，作为人的主体性几乎丧失，仅负责操作运行机器进行生产。信息技术革命下的劳动者则是机器的调节者和监管者，其主体性得到加强，操作运行机器是为了管理监督整个生产过程。

二、关系：弱人工智能使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共生

从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主体间性看，人工智能在劳动工具与劳动者之间建构了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机械、物理规律在劳动工具与劳动者之间创造的“刚性联系”(即劳动者活动一定要适应机器活动)，智能化的劳动工具与劳动者是相互塑造、相互适应的。劳动工具本身就是人为生产活动创造的产物，劳动工具想要实现智能化必须通过与人交互获得数据并接受“训练”。因此劳动者实际是劳动工具的塑造者。同时，智能化劳动工具的运行与控制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硬性要求。如果劳动者不具备创造、使用、控制、调整智能化劳动工具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劳动者将无法进行预期的劳动活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智能化劳动工具也塑造着劳动者。二者的相互联系、相互适应以及相互塑造使得劳动者与智能化劳动工具“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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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兴起进一步延续和增强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尊重，并在劳动者和劳动工具间营造出“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从劳动者主体性角度看，人工智能试图将劳动工具智能化进一步确立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贯穿于劳动过程中以及体现为劳动工具开发过程的技术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可以说，人的主体性是在技术的帮助下确立的。尽管技术发展在后期成为异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缺失，但这应归因于技术理性的僭越，技术以及技术规则本身而非人的主体性成为包括劳动工具在内的技术发展的目标。在技术异化时期，技术发展实际是技术规则和体系内部的封闭发展。由于人的肢体功能在速度、力量以及精确性上与机器存在差距，人实际上被看作提高生产效率的阻碍而被排除在外。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打破了这一闭环。劳动工具要想通过智能化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就不可避免要将人融入技术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将人作为仿生对象，本身就是对人的肯定，尤其是对人的逻辑思考能力的肯定。人不再被排除在技术发展之外。人以其自身远超其他生物的智力和思维水平已然成为技术发展的尺度。人工智能所用的神经网络算法实际就是运用函数和模型对人的生物神经元信息处理模式进行数学简化。由此，劳动者在其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中占据更高地位，劳动者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这在人机交互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智能化的劳动工具在人机交互方面的进步实质是重视劳动者感受的体现。不同于机器化大生产背景下“科层制”和“科学管理原则”对劳动者感受和差异性的忽视，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试图实现如与人交流般高效自然的体验，让劳动者在与劳动工具的“互动”感受到“温度”。此外，人工智能的兴起切实进一步扩大了劳动者对机器的管理幅度和支配能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长得以压缩，用于自我发展的“闲暇”时间进一步增多。

总体来说，劳动工具发展的历程实质是一部生理层面的“人类解放史”。劳动工具从手工工具到大型机器再到计算机不断作为人的外延被创造和发展，一步步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复杂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劳动工具和机器成为人体的外化结构，支持人体活动。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的劳动工具以手工工具为主，人的劳动活动具有独立性、连贯性和整体性。在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中，劳动者占主导地位，决定、支配劳动工具的活动。工业革命正式开始后，机器化大生产要求实行劳动分工，人的劳动活动不再独立连贯，需要配合劳动工具的活动而活动。机器仍是人肢体的外化结构，但劳动者主体性逐渐丧失，由机器的主人沦为机器的附庸。第三次科技革命重塑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一方面，电子计算机等新型机器使劳动工具可以进行自我控制。劳动者由机器的附庸上升为机器的调节者和监管者，人对劳动工具的支配性增强，劳动活动相较以往更加独立连贯。另一方面，电子计算机代替大脑成为人体结构外化的最后一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类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者有更多闲暇时间供自由支配，有助于其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职能：弱人工智能使劳动者在非重复性脑力劳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赋予劳动工具的智能是有限的。一方面，人工智能和人类思维的物质载体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大脑是人类思维的主要载体，机器等硬件是人工智能的载体。尽管人工智能通过借鉴脑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从生理、心理多角度模仿人的行为、感知和思考能力，但电子元件的“类脑”仿生组合和运行机制始终无法与大脑神经元间的内部结构和内在协作机制等同或媲美。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人在逻辑思考能力方面存在差距。人工智能的逻辑思考能力由人类赋予，既包括以演绎、归纳为主的经典逻辑，也包括用于处理不确定信息的贝叶斯方法等非标准逻辑方法。即便这些逻辑思考方式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但机器获得的只是表现为逻辑的形式化的思维。在面对无法形式化的问题、已经形式化但不能用算法计算的问题以及复杂度远超算法解决的问题等等境况中，人工智能的形式化思维模式与真正的人的思维方式差距就突显出来。因此，人工智能赋予劳动工具的智能程度是有限的。

人工智能背景下，智能化劳动工具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劳动职能产生实质影响。虽然劳动者的主体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劳动者与劳动工具间产生了新的共生关系，但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相比，劳动者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依然是劳动工具的调节者和监管者。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没有变化，但其发挥的作用因劳动内容的变化存在量变。忽略行业和职业差别，根据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重复性劳动和非重复性劳动两个维度，劳动内容可划分为重复性体力劳动、非重复性体力劳动、重复性脑力劳动和非重复性脑力劳动四种。由于智能化劳动工具可以模拟人进行思考，因此受影响的主要是脑力劳动。且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究其本质是计算机代码，无法完全模拟人类大脑生理功能和思考机制，智能化劳动工具主要承担的是重复性脑力劳动。因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将更多地承担非重复性脑力劳动，包括重视人际关系和与人沟通的组织协调活动、基于感性和灵感的创造性活动以及无法用算法计算的高复杂性分析决策行为等等。

其次，人工智能使得劳动工具开始内在具备分析决策能力。传统劳动工具仅仅作为工具，不具备分析决策功能。计算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劳动工具，也仅负责将输入的信息数据通过数学模型和代码转换为人类想要的结果形式并进行输出。输出结果代表何意义，后续如何分析决策，是人的职能。受到人工智能加持的劳动工具不仅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存在具备了内部信息过程，而且由于综合了超强的计算能力、合适精确的算法和大数据的训练引导具备了内部思维过程。劳动工具可以不依赖于人的直接操作，按照程序规则自行运行，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并生成有意义的结果。最后，劳动工具通过人工智能增强了人机交互能力。蔡曙山(2016)将人类认知划分为神经、心理、语言、思维、文化五个层级。^[3]人工智能使劳动工具突破键盘、鼠标、屏幕等传统人机交互设备，转而运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图像识别和图像分析等技术使劳动工具在前四个层级具备一定认知智能，在人机交互更为高效自然。机器可以更好地感知理解人类意图，并作为劳动工具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首先，劳动者需在人际沟通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沟通活动实际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以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难被人工智能通过人赋予的抽象逻辑思维理解。另外，沟通也是信息和情感的互换过程。即便人机交互体验通过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大幅度提升，智能化的劳动工具依然不能像人一样通过实践获得情感体验而实现和人与人沟通一样的效果。因此，在复杂场景下的沟通活动依然需要劳动者亲力亲为。其次，劳动者需在创造性劳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人工智能虽然具备以算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在思考速度和精确性上也比人更具有优势，但它缺乏灵感、情感、直觉等非逻辑思维能力。目前微软等公司试图设计出适合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智能化劳动工具，并已运用于写作、教育等具体领域，拥有初步成果，但智能化劳动工具的创造性劳动始终是低水平的。最后，劳动者需在高复杂性的分析决策行为中发挥更大作用。智能化劳动工具可以依靠内在思维过程对部分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决策。但由于劳动过程更像一个“黑箱”涉及诸多要素且要素间的关系难以厘清，劳动任务会涉及多方主体，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人工智能实际上很难依靠合适的算法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将“黑箱”变白，从而解决问题。因此智能化的劳动工具只能在局部领域代替劳动者行使简单分析决策活动，整体问题和复杂问题仍然需要劳动者发挥人的主体思维优势进行分析决策。

四、组织：弱人工智能使得技术组织趋向小型化、民主化、高低技能两极分化

伴随着劳动工具、劳动者与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变化，劳动的技术组织也开始变化。杰克·特劳特(2012)曾在其著作序言部分对劳动的技术组织变化进行概括。他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和彼得·德鲁克开创的管理学是劳动技术组织形式变化的标志，并分别掀起了两次生产力革命。^[5]劳动的技术组织变化实际上包括劳动的协作方式变化和劳动者所在的组织形式变化。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工具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个体劳动向群体分工协作转变，劳动者所在技术组织形式也由个体手工和手工工场转变为大机器工厂。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成为劳动工具的重要部件，劳动工具开始趋向信息自动化，劳动的分工协作依然被强调，但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却从全方位的“绝对集中”转向“劳动目标的集中与时空的分散相统一”。劳动者为了同一个最终目标依然会进行分工协作，但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劳动工具的发展使劳动时间和空间变得灵活。

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的技术组织不会产生实质变化。劳动的分工协作会进一步被重视和强调，劳动者的技术组织形式依旧会保持“集中与分散的统一”。但可以预见到的是，智能化劳动工具会使劳动的技术组织在微观层面产生一定变化。首先，智能化劳动工具的使用会使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趋于小型化。人工智能与劳动工具的结合必然可以提升个人的劳动效率进而提升组织生产效率。在劳动任务量既定情况下，劳动效率和所需劳动者数量成反比。智能化劳动工具还会提升机器的体力劳动能力并承担部分重复性脑力劳动。因而部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位置将会被取代。人工智能也将极大改善劳动过程的信息传递，扩大组织中领导者的管理幅度，因而技术组织的管理层级也将减少。由此，劳动的技术组织将趋于小型化。其次， 智能化劳动工具将会改变劳动者的分工协作机制，使劳动者拥有更为平等的决策权。智能化劳动工具将会有效改变劳动者的信息获取、分析决策和控制汇报机制。劳动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信息，并脱离单个劳动环节进行整体流程的操作与控制。劳动者依靠人工智能具有了更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改变使得组织的权力下放成为可能。未来，劳动者分工协作的将会更为“民主”，因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拥有决策权。最后，人工智能将使技术组织中的劳动者呈现两极分化。由于劳动者和智能化劳动工具相互联系、相互塑造，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素质的硬性要求将使劳动技术组织加大对拥有创造、控制、使用、调整智能化劳动工具的高技能劳动者的需要，部分中低等技能劳动者需求大幅度下降。由于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活动因缺乏重复性不能被人工智能模拟从而被取代，技术组织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较小，甚至可能会有所增加。有相当的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职业的两极分化。人工智能对信息处理效率的提高将会使劳动技术组织的劳动力两级分化的U字型特征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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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鸿生.论劳动工具与劳动方式的变革及其社会历史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1986(02):83-96.

[2] 陈熙霖,胡事民,孙立峰.面向真实世界的智能感知与交互[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6,46(08):969-981.

[3] 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的理论看人机大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04):145-15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5] 阿尔·里斯,杰克·特劳特.定位：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M].谢伟山,苑爱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ⅩⅢ-ⅩⅡ.

On the Influence of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Labor Mode

WANG Qian¹, ZHOU You-ping²

(1.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College of Philosophy,Law &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Ever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change the labor tools, and lead to changes in the way of labor then. As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s the labor tools intelligent. The intelligent labor tools and laborers establish the "human-machine symbiosis" relationship. Laborers' labor functions change from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r to non-repetitive mental labor. The technical work organization of labor has also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m characterized by bureaucracy and Taylor System to miniatur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high and low level skill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mode

中图分类号： TP18；F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8-0041-03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汪倩(1995-)，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周幼平(1978-)，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政策与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 李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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