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付费能力研究——以云南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省论文,为例论文,高校学生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4)02-0011-06
作为具有较强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和私人付费各自应该贡献多少份额，是决策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对贫困地区而言，成本补偿如何兼顾效益和公平是广泛争议的话题。同此，准确把握学生及家长的高等教育付费能力、意愿及影响因素，了解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对高等教育学费变化的反应，以及不同类别学生资助对弥补因学费上涨带来的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为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调整提供实证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研究
基于西奥多·W·舒尔茨“对教育的投资是向未来的报酬投资”[1]的观点，人们注意到了受教育程度与年收入的差异。美国的布鲁斯·约翰斯通(Bruce·D·Johnstone)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2]：“无论在什么社会、体制和国家中，高等教育的成本都必须由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源来分担。它们是家长、学生、纳税人和高等院校（即从慈善机构获得捐助的院校）”。成本补偿有利于体现“谁受益谁负担”的市场经济原则。乔治·萨卡洛昔罗斯(George·Psacharopoulos)通过计算私人收益率(privaterates of return)和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认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得出私人教育成本补偿的合理性。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做的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研究[3]表明，成本补偿有利于促进教育财政的公平，即付费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适度平衡。高补贴或免费的高教财政产生了一种劫贫济富的不公平效应，低收入阶层通过税收为高收入阶层学生支付教育成本，而高收入阶层占有相对多的教育机会却无需承担相应的成本，甚至还有可能获得补贴。成本补偿有利于促进受教育机会均等。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可以降低公共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密集程度，可以将节省的高教公共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改善教育资源分布的结构性公平，进而从源头上改善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状况。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高校收费改革，1994年在37所高校扩大试行，1997年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统一实行。这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高校经费短缺及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逐步调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格局，使其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正确引导社会消费，提高学生自觉学习的主动性，鼓励各方面办教育的积极性，其最终目标是要逐步建立起一种由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家长或个人共同合理分担高教培养成本的机制。
但是，成本补偿也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我国现行学费政策主要是针对静态的、处于常规发展中的高等院校提出的，没有充分考虑到扩招对生均教育支出产生的直接影响，及由生均日常运行费用、财政拨款、居民承受能力导致的对学费波动产生的间接影响[3]。虽然我国学生及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意愿非常强烈，但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不同，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对学费及资助具有灵敏反应，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对学费的弹性大于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由于目前学生资助体系有效性的限制，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将加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陆根书、钟宇平，2002）。沈红教授和李红桃的研究[4]，建议现行资助政策应充分考虑弱势学生的利益，并采取两种模式解决目前存在的高等教育学费和资助中的不平等问题，即“不同的学费标准加不同的贷款政策”(different tution+different loan)和“相同的学费标准加特殊奖学金加不同的贷款政策”(same tuition+special grant+different loan)。
这些研究对我国解决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与扩大办学规模之间的矛盾，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及相关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回收问题的实证研究还不多。在国内，许多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如陆根书、钟宇平《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是针对北京、南京和西安三地14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本研究借鉴《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调查分析，探讨地处西部贫困地区云南省大学生及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意愿以及实行成本补偿对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等问题。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年6月作者负责的云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云南省大学生付费能力调查研究》。本调查通过临时专门网站进行，各高校通过教育厅信息中心控制的校园网出口代理网关的静态1P地址，获得调查网站的访问权限，统一组织学生对网络问卷作答，并对参加调查的情况进行记录。参加调研的学校涉及综合大学、理、工、农、医、财经、公安、师范及民族类大学的本科院校、部分地州专科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院校随机选择6个学院（系），在此6个学院（系）各专业的每个年级中随机选择4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专科院校随机选择6个学院（系），在此6个学院（系）各专业的每个年级中随机选择40个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各校情况酌情抽样，每个学校随机选择6个专业各1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参加问卷的26所高校共提交有效问卷14886份，调研结果分析如下。
二、学生用于高等教育的直接开支水平
1.学生样本特征描述
云南高校84.8%学生来自县级以下乡镇及农村，样本的基尼系数为0.624，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家庭经济发展水平为“较低”的占85.1%，中等偏下收入及低收入（注：按照五分法原则把样本人均收入分为五类：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终的标准如下：低收入户（400元以下）、中等偏下户（400-800元）、中等收入户（800-1800元）、中等偏上户（1800-5000元）、高收入户（5000元以上）。）家庭占比例为40.3%，母亲受教育程度多在初中以下，占94.4%，其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占54.8%，父亲受教育程度为中学以下者占88.1%。
2.学生高等教育开支的经济来源
父母供给是学生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平均为5128.8元／年，约占71.05%，而对于人均纯收入平均只有1600元的农民而言，家庭的学费负担过重。勤工助学占0.22%、学费减免占0.17%、临时困难补助占0.08%，可见后三种资助体系对学生的经济帮助有限。
3.学生直接开支总额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学生直接开支（注：包括学费、伙食费、交通费、购买书籍等学习用品的费用和其它开支。）总额的平均水平为5463.44元。学费和书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0%以上，二级学院该比例达到了63.08%，几乎占2/3。
直接开支总额占家庭年收入比例可以反映上学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在低收入组中这个比例高达1.66，中等偏下收入组占0.96，中等组占0.80，中等偏上组占0.57，最高收入组占0.32，最高和最低两组间相差5.14倍。
三、学生的付费意愿及能力
1.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
用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 Sample T Test)法，比较不同学生组别愿意支付的学费最高水平与其目前实际交纳的学费水平的差异，Sig＜0.05，目前交纳的学费水平与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之间有显著差异。学生对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持积极的态度，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显著高于他们目前实际交纳的学费水平14.04%左右。
经过差异显著性检验，各专业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依次为：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医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农学＞理学＞哲学＞教育学（注：“＞＞”表示“显著高于”，“＞”表示“高于”）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明显高于其它专业；二级学院明显高于其它类型院校；重点院校明显高于一般本科和专科学生；“目前无力承受”和“父母需要压缩生活开支才能支付学费”的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显著低于可以承受当前学费水平的学生。
但学费水平的提高将导致求学意愿下降。当学费上涨30%、50%、100%和200%等不同幅度时，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愿意继续上学的比例不同，见图1。总体来说，随着学费上涨幅度的提高，愿意继续上学的学生比例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对应不同上涨幅度，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都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有较高的高等教育需求。
图1 学费上涨不同幅度时愿意继续上学的学生比例
2.学生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估计
应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考察了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对更高学费水平的反应，结果如表1。
表1
逻辑回归结果
注：弹性
，其中
为学费按第i种幅度上涨后学生继续上学之可能性的样本均值；
为以自然对数形式表示逻辑回归系数[5]。
逻辑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从收入弹性看，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学费上涨时，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有持续且方向一致的影响，家庭收入高，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增强。例如，当学费上涨30%时，收入弹性只有0.062，而当学费上涨3倍时，收入弹性达0.211。即，当学费上涨30%时，家庭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将提高0.062个百分点；而在学费上涨300%时，家庭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将提高0.211个百分点，约是前者的3倍。不过，在学费上涨4种不同幅度时，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对家庭年收入都表现为缺乏弹性（收入弹性都小于1）。换言之，当学费上涨时，学生继续上学的意愿并不因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从学费弹性看，学费上涨水平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学费上涨30%后，学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只下降0.110个百分点；上涨50%后，学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要下降0.753个百分点，约为前者的7倍。在学费上涨100%或200%水平后，学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学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只下降0.213或0.202个百分点，可能原因是学生在答题时，对上涨50%选择了不上学，到更高的上涨水平便忽略了。表1中的学费弹性均小于1，上学需求对学费仍然是缺乏弹性的。即，学生继续上学的意愿不会随着学费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地下降。这表明，学生有较强的高等教育付费意愿。这一结果与前面对学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的分析一致。
第三，学费上涨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求学意愿较高。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学生高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大中城市的学生高于城镇和农村的学生；父母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只有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学生。
第四，学费上涨时，高年级学生的继续求学意愿显著低于一年级学生；一般本科、专科院校及二级学院显著低于重点本科。
第五，学费上涨时，男生继续上学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女生，这一结果与男生愿意支付的最高学费水平显著低于女学生一致。
3.对目前学费承受能力的逻辑回归分析
由部分组别学生对目前学费的承受能力分布表可以看出，Pearson Chi-Square均小于0.05，即学生家庭背景、个体特征和就读高校特征对目前学费的承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30.6%的学生认为无力承受，45%认为父母需压缩生活开支才能勉强承受，22.7%认为可以承受，只有1.7%的学生认为再提高些也能承受。
构建新变量，即当学生对目前的收费标准回答“无力承受”时，因变量赋值为0，但学生对目前的收费标准回答“父母需压缩生活开支才能勉强承担”、“可以承受”或“再提高一些也能承受”时，因变量赋值为1（即认为这3种情况的学生都能承受目前的学费水平，而不考虑其承受程度）。
回归方程为：
，其中为学生认为自己能够承受目前收费标准值可能性的估计
表2 回归系数表
在逻辑回归分析中，把家庭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类别变量分为高、中、低，并以低收入组为参考类别，则经济发展水平为中等和高等这两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和
表示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学生家庭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由低转为中、高等时，学生认为能够承受各项开支的自然对数的变化量。这样，家庭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中、高等的学生认为其能够承担各项开支的可能性将是家庭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学生的
和
倍，或提高了
和
。对家庭年收入这一连续变量，其逻辑回归系数则表示该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学生家庭完全有能力支付其上学所需开支之可能性的自然对数的变化量。例如，如果家庭年收入（以1000为单位）的逻辑回归系数为
，则意味着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学生能够支付其上学各项开支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
倍，或提高了
。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目前的学费水平对学生的承受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学费水平越高，学生的承受能力越低。对应目前学费水平的B系数为-0.083，EXP(B)为0.92表明学费每上升1000元，学生对学费承受能力的发生比是原来的0.92倍，即比原来下降了8%（注：表2中目前学费水平对应的B系效为-0.083，
-1=0.92-1=-0.08，表明学费每上升1000元，学生能够承受这一学费水平的可能性将下降8%。方法参见陆根书、钟宇平.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1）。家庭背景越好，学生承受力就越强，表2中对应家庭收入的B系数为0.055，EXP(B)为1.057表明家庭总收入每上升1000元，学生对学费承受能力的发生比是原来的1.057倍，即比原来上升了5.7%。从表2中还可知，父亲学历为高等教育者，其承受能力高于父亲学历为小学者；高年级学生的承受能力高于低年级；重点院校的学生高于一般本专科院校的学生。
4.资助政策对学生继续上学的弹性
计算各资助政策对学生继续上学的弹性得知，在学费上涨30%时，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继续上学学生的比例增加0.064个百分点；学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继续上学学生减少0.1个百分点；奖学金、助学金、贷款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继续上学学生的比例分别增加0.013、0.008、0.002个百分点；勤工俭学或打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继续上学学生的比例减小0.001个百分点。随着学费上涨幅度的提高，各资助政策的弹性逐渐增大。
学费上涨30%时，无任何资助、只获得一种资助、同时获得两种、三种和四种资助的学生，愿意继续上学的比例分别为74.4%、81.1%、80.3%、86.0%和80.7%。受资助的学生愿意继续上学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得到资助的学生；受资助组合项目越多，学生愿意继续上学的比例越高。
四、结论及政策意义
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有必要适当提高学费标准，但会加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在云南省与其它省区高校学费标准差距甚远、学生具有较强付费意愿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以弥补省际对等招生造成的巨大学费逆差（注：不考虑其它因素，若云南省生均学费为2800元／年，某省为8000元／年，则对等招收一个学生，云南省损失5200元。），同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更多的经费。虽然提高学费，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并不一定放弃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在选择高校和专业时，却会表现出与高收入水平家庭学生不同的倾向性，这就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处于更不公平的地位。
第二，家庭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学生选择何种学费水平高度相关。“资源稀释假设”认为，个体能获得的资源数量不仅取决于家庭可动用资源的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家庭有权分享这些资源者的数量[6]。云南高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收入较低，学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偏高，学生对目前收费标准的承受能力有限，家庭付费能力偏低，学费上涨，学生上学的可能性下降。普遍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不仅在选择高校和专业等方面受到不利影响，而且在高等教育公共资助的分配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第三，有限的学费收入并不能根本改变高校经费短缺现状。面对52亿元的高等教育资金缺口（云南省教育厅，2003），单靠增加学费是在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的杯水车薪。若生均学费按临界值增加23%，以2002年全省普通高校生均学费2727元计，每生增加627元，达到3354元／生，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600的2.1倍，对普通家庭而言，负担过重。按2003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后17.5万在校生估计，学费收入总额可增加1.1亿元／年，全省41所高校经费总额由15.18亿元增加为16.28亿元，即便如此，仍不及浙江大学一所学校（18.74亿元）[7]。因此，单靠增加学费并不能根本改变高校经费短缺状况。
第四，有限的助学金不能有效地提高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获得的公共资助水平，与收费政策配套的资助体系亟待完善。首先，贷款、助学金、勤工俭学等资助机会不充分。其次，学生资助的结构不尽合理，在现行的学生资助体系中，奖学金所占的资源较多，而以支持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为主要目的的贷款、助学金、勤工俭学等的投入相应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的助学金虽然高于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数量较小的助学金未能有效地提高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获得的公共资助水平。从总的趋势看，学生资助幅度并没有同学费上涨幅度保持同步增长。由于云南教育水平偏低，其它教育较发达省区来的学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的可能性较大，所以现行的奖学金、助学金体系对本省贫困生作用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缓解高校经费紧张和解决贫困生就学困难的收费资助政策需要调整。
第一，努力构筑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完善高等教育宏观投资机制。
教育市场的理念与市场经济的理念有根本上的区别，教育市场理念的意义并不是要打破现有国家投入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而恰恰是为现有教育体制注入新的竞争活力，以更新的方式促进国家教育的发展。解决贫困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根本出路在于确保和增加政府投入，试图用有限的学费和争取不具稳定性的社会捐赠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曾出现政府在退出经济竞争性领域的同时也推卸了公共事业责任的问题。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政府与高校之间控制与反控制、资源索取与尽量免除义务的博弈关系也日趋凸显，“科教兴国”战略所确立的国家与高校的新型关系是“国兴科教在先”，建立人才有偿培养机制，确保国家与学校的权、责、利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增加高等教育投入，需要健全政府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财政多投、社会多筹、银行多融、学校多创”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同时，还要建立现代教育公共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教育效益的核算制度以及监管制约体系，提高财政决策能力，规范公共教育预算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学费的收取既要符合利益获得原则，也要符合能力支付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和社会效益原则。
第二，“一揽子”的资助政策可以部分弥补学费上涨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
学费水平的提高危及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可能性强调了学生资助措施的重要性，完善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是保证包括高校收费改革在内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继续深入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首先要建立良性的银行放贷、政府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机制。针对问卷调查中暴露出的许多贷款问题，有必要加强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制化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政府、银行、学校及学生各负其责共同抵御贷款风险的机制。同时，要指导学生理智贷款，充分利用“奖、贷、勤、助、补、减、免”等“一揽子”资助手段，克服就学困难，顺利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