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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1-0087-03
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关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是对西方主要是对美国现代民主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达尔首先批评了两种古典民主理论混淆了民主的理想和现实，承认代议制条件下莫斯卡所说的少数精英统治的经验事实，认为多数人平等的统治只是民主理想，现实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矛盾之间，矛盾的解决机制是历时性的：现代民主首先超越传统少数政治精英的统治，发展到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即多元精英统治；然后，通过大众直接参与来平衡多元民主不平等的困境。笔者认为，借鉴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把西方现代民主发展进程中历时性矛盾解决机制转化为共时性矛盾解决机制，建设全方位民主，是中国当代民主建设重要视角之一。
一、区分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达尔认为，近代古典民主理论中无论是麦迪逊式的“三权分立”民主还是卢梭式的“人民主权”民主，都把民主视为多数人统治，是一种理想民主。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批判了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的缺陷，他认为多数人暴政似是而非，政治平等的多数人规则难以实现，并提出了现实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的观点。
麦迪逊式民主承认启蒙主义者的人民主权价值观，但又因人民主权可能导致多数暴政而对其心存疑虑，主张用三权分立来重点制约代表民众力量的立法机构的权力，以防止平民多数的暴政。但达尔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一个大的、多元的社会中，多数很可能是不稳定的、过渡性的，所以他们很可能在政治上没有影响力；……这个结论同关于多数人暴政的预设——这是麦迪逊式思想风格的标志——几乎是不吻合的”[1]。所以，三权分立宪政制约的重点，与其说是预设中的多数人统治暴政，不如说更是实际上的少数人统治暴政。这从侧面说明了多数人统治的可疑。
平民主义民主主张人民主权、政治平等和多数人平等地统治。达尔认为这是民主的理想，难以实现。他说，“平民主义民主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的体系。它包含的只是若干伦理预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关于现实世界，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从中我们无法预期任何行为”[1]。相反，他认为，政治精英主义者莫斯卡的理论却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事实。达尔这样概括和评论了莫斯卡的观点：“规定了绝对人民主权和多数人统治的(平民民主)主义和宪法程序……实际上赋予少数统治者以无限的权力，他们当然宣称代表大多数。”“莫斯卡的反对意见提出了许多经验性问题，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则对这些问题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答案。”[1]这说明达尔在批评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缺乏相应的经验事实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少数精英统治的现实。总之，在达尔民主理论中，多元民主、多头政体、多头统治、多重少数人的统治等概念是等值的，都可用来指与上述理想民主相对的现实中不完全的民主。他说：“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现实中选举民主就是这样一种不完全民主，它的特征“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1]。
达尔提出的多元民主的观念，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现实和它的行为主义的社会中心论观点有很大关系。在一个多元社会体系中，国家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元；政治权力是开放性的，权力的中心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国家的主权并非由国家及其政府垄断，其他政治性和经济性社团或组织同样或多或少拥有和行使国家主权，共同参与统治国家。所以，民主政治不再仅仅是一元性的、代议制的政治民主，而且也是多元性的、参与式的社会民主。多元社会的出现，使少数人统治变成多重少数人统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组织寡头化的倾向使得多重少数人统治仅仅是改善却并未改变莫斯卡等人所谓的精英统治的事实。
二、多元民主是扩大的精英民主
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多头政体的不完全民主化的一些批评争辩说，虽然多头政治在国家层次上可能是竞争性的，而大量次国家的组织，尤其是民间协会，却是霸权政治或者寡头政治”[2]。这就从反面证实了达尔的多头政体只是范围和数目扩大了的精英政治。这一点也可以从多元民主的理论的逻辑起点以及多元民主化的过程中显示出来。
在民主理论的发展轨迹上，熊彼特的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得出的结论正是达尔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达尔也恪守竞争论，但他所强调的与熊彼特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彼特的终点。他寻求的是在全社会普及和加强精英之间的竞争。如果说熊彼特的任务是理解民主的功能，达尔的任务还要加上推进民主。”[3]熊彼特认为，在古代民主中，民主首要的目标是把政治决策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选举代表的任务是第二位的；但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民主的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这样民主不是大众直接统治而是大众有机会通过选票来接受或拒绝少数政治精英的统治。
达尔认为，多元民主是民族国家和代议制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民主的发展一般要走一条渐进的“自由化先于包容性”即自由先于平等的精英式民主道路。这表现在：“A.一个封闭的霸权政体增加公开争论的机会，于是变为竞争性寡头政体。B.然后竞争性寡头政体通过增加该政体的包容性而变为多头政体。”“先实现竞争性政治而后扩大参与。结果，竞争性的政治的规则、惯例和文化首先在少数精英中发展起来，而从无党派政治向党派竞争的决定性变迁也首先在有限的集团内发生了。”[2]否则，会造成虚假的平等参与。因为在许多民主国家，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但是，恰恰相反，在集权国家“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5]。
总之，代议制制度中多元利益集团政治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精英统治的本质，而只是扩大了精英统治者的数目和范围。因为，依照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团体组织都有寡头化的趋势，集团政治的活动并不真正由普通的集团成员所控制，而是由集团中的极少数精英领导者所控制，团体组织的权力掌握在高高在上的权力精英手中。这一点已屡屡被现实所证明。
三、多元民主的困境和新多元民主的出路
虽然多元民主已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制度，但它们存在着四个问题：“它们可能有助于使非正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使公共议事日程不正常、让渡对于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6]上述四点缺陷中，达尔把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政治不平等或非正义看做多元民主的主要弊端。对此困境，达尔提出了新多元民主理论，主张经济民主。
对于怎样建设经济民主，首先，达尔认为要关注作为不平等根源的所有制或财产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大公司应该是一种社会合作型的公共组织，是一种公、私混合经济的载体，传统的私有观念已缺乏其合理性。其次，关于经济民主中的企业控制形式，达尔认为现有的企业寡头决策的分散控制和福利国家的集中控制政策都有缺陷，因为它们都忽视了民众的控制，是不民主的。再次，达尔特别重视员工对企业的民主控制的意义。他赞成民主社会主义，试图用经济民主调和经济自由，希望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业控制制度，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把民主的原则扩展到公司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并认为工人参与决策不会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和财产权的被侵犯。
另外，除了探索经济民主，达尔还为西方社会构建出了一种“微型大众”式的民众面对面直接参与的民主方式。他提出要创新发展出一种“见多识广并善于批判的公民团体”来“逐次近似”、“不断切近”古代的公民集会以“缩小使政策精英和公众分开的、日益扩大的差距”。这种公民社会也可称为“热心的大众”和“微型大众”，它是从发达民主国家整个大众中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而创造出来、由1000位公民组成的公民组织。它的任务是“为任何层次的政府而存在”，代替大众“深入思考”重要问题，“然后宣布它的选择”。相对于不同的重要问题，可以成立不同的微型大众组织。而且，“微型大众的判断会‘代表’民众的判断……这样，微型大众就可以从民主的合法性中获得权力”[7]。
多元民主出路究竟何在？达尔希望在现存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的框架内进行政治改良，通过扩大大众直接参与来平衡社会各类组织中的不平等的精英统治，使现实民主更加切近理想民主。对多元民主的发展前途，另一位新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林德布洛姆说：“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较多的民主意味着较少的实质。”[8]似乎可以说，达尔的新多元民主理论所倡导的扩大民众直接参与的理念或多或少能补救时弊，但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美好愿望或理想。不过，值得重视的是，进一步民主化，无论是通过意识形态理论的灌输、对经济民主中的平等价值的追求还是微型大众组织的理想的激励，都值得探索。因为“民主痼疾的惟一救药，就是更多的民主”。毕竟民主不会终结，人们都希望民主的明天会更好。
四、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借鉴作用
当前，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达尔多元民主理论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要恰当理解和把握达尔的民主理论。达尔前期的多元民主理论以重视自由价值的代议制民主论框架下的精英民主论为主，倡导一种多元精英参与政治；后期的新多元民主理论多以体现人民民主论的追求大众平等参与理想的参与民主论来补充或完善多元民主理论，其提倡的微型大众组织与20世纪90年代复兴的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协商论坛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强调一种复兴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积极参与精神。
第二，在怎样正确认识民主本身的问题上，达尔的方法论创新值得重视。现代民主借助代议制扩大了民主的范围，但这是以丧失民主直接参与的实质价值为代价的，并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产生了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以，“达尔的基本方法是把民主一词保留给‘理想的制度’，而用‘多头统治’作为其在现实世界的近似物”[3]。而且，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关系上，“罗伯特·达尔对于民主的终生研究，是一个规范的政治理论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推动的典型例子”[9]。他既对多元民主的现实运行机制进行行为主义的描述或实证性的研究，又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去构建民主的平等理想目标，从而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民主所追求的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分清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理论上，不能用人民主权的意识形态宣传代替对现实民主的运行机制的研究和民主制度建设。实践中，要防止过分推崇理想色彩浓厚的西方前现代的小国寡民的大众参与民主方式和当今西方后现代的某些激进的参与民主方式。
第三，在如何把西方现代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上，达尔多元民主理论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达尔在描述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过程时，先批评了古典民主理论所推崇的大众平等参与政治的虚幻性，后承认少数精英民主政治的现实，再主张扩大精英参与的范围、实行多重少数人统治，最后又主张实行大众平等参与去平衡不平等的多元精英政治以推动多元民主进一步发展。我国缺乏民主传统，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时期，民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但是，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历程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民主权利的实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艰苦过程。
第四，无论从逻辑理论上还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看，作为民主建设的后发国家，前述西方现代民主发展原生态进程中的历时性矛盾运动已经会合成我们今天民主建设中的共时性矛盾运动。这提出了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值得我们探索的挑战性问题：在当今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平等与自由、公正与效率等矛盾问题上，要把达尔所描述的历时性矛盾解决机制转化为共时性的矛盾解决机制来化解现实矛盾。比如，把现代西方在时间上先实行的纵向为主的代议制民主、后提倡横向为主的参与民主或协商民主的方法转化为中国现代民主建设在空间上“纵横交错”的共时性的全方位民主的解决机制：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同时结合起来。这样，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地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种共时性的全方位民主机制承认诸种民主形式在当今的合理性，但从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其空间上具体排列组合的政治运作艺术，即民主形式时间上无先后而空间排列组合中有选择。
第五，中国当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家政权力量主导下开始的，这与西方民主发展肇始于社会力量的推动不同。中国当代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在加强国家主导力量与逐渐培育和吸纳各界、各阶层的社会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处理好加强党内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扩大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好党内、党外的“代议制”民主。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政治领导地位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决定了参与和领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党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党代表大会制度。同时，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民主宪政构架。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人民政协组织所吸纳的各界、各级不同组织、团体或党派以及无党派中的仁人志士、社会贤达等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促进国家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重视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建设，逐步推进或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把社会基层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方式结合起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责任感。通过以上努力，我国当代民主建设进程中的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高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组织性民主和公民性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之间可以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进入一种相互促进、全方位和谐发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