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功能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8)09-0129-0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问题。职业教育在1978年以来的30年中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到规模不断壮大的道路。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契合我国社会转型期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本研究尝试以多学科的视角探讨职业教育功能发展变化的轨迹，以期澄清职业教育功能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概念解析
要了解转型时期职业教育功能发展变化的态势，研究职业教育功能发挥的一般规律，也为了清楚陈述论题，有必要先就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一)社会转型
一般认为，社会转型范畴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1]。一般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整体性转变[2](P64)。但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含义以及转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本文主要是指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社会转型浓缩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年的历史：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后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信息革命，体现出巨大的转折性、明显的跳跃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性以及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3]。
(二)职业教育功能
“功”，《辞源》称：事也，“事有成效曰功”。“能”，能量。“功能”指功和能力或功效与作用。英语中Function一词具有职责“任务”、“机能”、“功能”等含义。所以，职业教育的功能，系指职业教育的功用和效能[4]。职业教育价值与职业教育功能是紧密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存在着“职业教育价值”与“职业教育功能”混淆和对职业教育功能认识“泛化”的状况。这一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厘清职业教育的主要相关概念，这造成了对职业教育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混淆[5]。职业教育价值是人们对职业教育“好”的期待，它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应该”或者“能够干什么”的问题，是职业教育的“应然”表现。而职业教育功能是职业教育在实践中“实际干了什么”，它是职业教育的“实然”，是职业教育价值在实践中释放出的实际效果，是职业教育目标的达成度。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追求或者取向的话，那么后者则是问题出发的“路径依赖”。事实上，职业教育功能的多重性，一方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方面发展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重点在不断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人们职业声望价值取向和受众“感知”、“认同”的影响。
二、历史剖析
在基本概念解析的基础上，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依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考量职业教育功能的微妙变化。30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是经济的转轨，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同时交织着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的过程。依据经济转轨中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程，30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91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市场机制的引入阶段。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
“文革”期间，受平均主义的影响，我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受到了灭顶之灾。1978年，普通高中比例高达92.4％。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一线应用型人才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1977年邓小平主持全国教育工作后，从经济建设的全局出发，重新提出教育系统要“两条腿”走路，恢复和发展职业教育。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中等教育结构要改革，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要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和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颁布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的文件中，对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又做出了具体规定[6](P353-354)。1985年5月《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总方针”。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无论规模、规格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仍然是很薄弱的环节”，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广大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各方面，从国家的全局和民族的未来出发，进一步提高对职业技术教育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采取有力措施、齐心协力地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根据上述精神，全国各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成绩显著。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到1990年已上升到45.7％，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已达一万六千多所，在校生超过六百多万，基本上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7](P692-695)。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职业教育作为与“精英”教育分流的“另一轨”，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流，本身包含着生产领域技术变迁的影响，是工业主义和技术变迁的后果，而生产足够多的、能够胜任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劳动力，则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此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政治主导，其功能主要是发展生产，满足国家经济复苏的需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依照科尔奈的理论，在市场转型之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再分配经济”，不管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领域，政府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甚至是唯一力量。市场的作用即使作为再分配主体，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此一时期，国家通过行政(再分配)手段直接干预(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处于劣势的职业教育一夜间成为半壁江山，体现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
(二)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阶段。基本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职业教育在此一时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都要主动适应当地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认真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制度。至1998年，我国职业教育学校数量，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但随后职业教育发展再度出现曲折，1999年到2001年职业教育发展一度处于下滑态势。经费不足始终是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96年-2000年期间，国家财政预算内职教经费占预算内教育总经费的比重从11.53％下降为8.42％，财政预算内职教经费占职教总经费的比重从52.92％猛降为43.12％[8]。高等教育经历了1999年、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三年扩招之后，入学率、学生数量剧增。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3.7％提高到11％，2001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数已超过1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3％，与1990年相比翻了一番[9]，而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占高中阶段招生人数的比例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
从改革发展大局上分析，职业教育在此一时期的发展轨迹有其现实必然性。我们国家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意味着改革成效是累积的，经济上的积累为教育拓展准备条件[10](P86)。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但当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对经济发展相对更加有效的高等教育发生矛盾时，只能代之以职业教育的稳步推进，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随着市场因素的介入，虽然在政策上受到重视的职业教育，但由于“先天不全”和“发育不足”，在实际中其功能的发挥遭遇了困境，出现了虽有强大的需求，却走向低谷的“症状”。
可以说，职业教育此时功能的发挥主要是经济驱动的，以经济取向为主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市场因素的介入，各级学校的收费标准在各地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而产生的聚集效应，对教育选择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些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普通学校教育之外，无奈进入职业学校的大门，这样使职业教育具备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部分地造成了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负向表现。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被推向市场后，并不能马上适应市场的运作机制，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建设以及课程设置方面不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对接，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职业教育发挥了无效的甚至是负向的功能。
(三)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
21世纪伊始，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战略调整期，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上来。其标志主要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职业教育在新世纪社会转型的价值多元化功能朝多样化方向发展。首先，职业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凸显。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配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以追求效率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平等的诉求，造成了所谓“市场与再分配双重主导”的社会不平等[11](P15)。另外，经济转型的冲击，加之后工业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产业升级，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断裂”[12]，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新型二元结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固化，我们急需建立有效的整合机制，拯救处于“地位痛苦”(status anguish)[13](P29)中的弱势群体。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迫使政府在新世纪逐步做出了战略调整，2003年之后，“公平”、“和谐”、“民生”以及“科学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此一时期，职业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主要是通过学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为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提供一技之长，增加他们的收入以缩小社会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2002年以来，国家先后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社会环境明显改善。自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投入53亿元，重点支持了1080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1235个县级职教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7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组织实施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完成了1.2万名骨干专业教师的国家级培训任务，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另外，组织实施了“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年培训城乡劳动者达1.5亿人次[14]。2005年启动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为职业教育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其次，随着上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的到来以及工业化的影响，职业教育为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供技能和技术型高素质劳动者的功能，得到了逐步发挥。职业教育高移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如火如荼，2004年，高职院校已达1074所，招生237.43万人，在校生595.65万人[15](P96)，到2006年底，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数量为1147所；招生人数为293万人，在校生795.5万人[16]。高等职业教育已成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另外，消费社会的来临，职业教育，尤其是在发达城市的各种社会培训，逐步在满足有闲阶层的休闲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功能。可见，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多元化时代，为职业教育各项功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而职业教育功能的发挥也必将在促进社会转型方面发挥自己的巨大作用。
三、现实透析
我国转型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再次证明了英国经济学家波兰尼的论断：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人类应该使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个体和集体的需要[17](P27)。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历史和现实以及人们观念的原因，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职业教育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完全市场导向的运行模式不利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正向功能的发挥。
另一方面，从古代的学徒制和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历程看，职业教育首先是生存教育，即满足“使无业者有业”的教育目的，这是职业教育功能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职业教育“能干什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期待，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职业教育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要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多样化需求相适应，发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