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五不”原则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论文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五不”原则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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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

同毛泽东外交思想相一致的,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统一和安全,坚持独立自主,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之所在。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与此同时,邓小平根据新时期我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指导中国外交改变了以前针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而先后采取的“一边倒”和“一条线”政策,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崭新的内容。

第一,真正的不结盟。1984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我们也不搞等距离外交或外交平衡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第二,进一步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中国认为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发展道路,任何国家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第三,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进一步科学化和系统化,使之有了明确的内涵,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他认为要想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设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他率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在理论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崭新发展,使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具有了更为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打破国际旧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曾深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既维护了我国的利益,又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信赖。同时,我们严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对此,邓小平有明确的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裕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

三、坚持立足第三世界,不当头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把支持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支持他们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并赋予了新的内涵。首先,他特别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其次,中国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促使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始终要立足于第三世界,但中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四、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

向外国学习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开阔的视野、以更宏大的气魄,提出了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并就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长期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需要。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发,指出对外开放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

在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方面,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同毛泽东的向外国学习思想一样,都将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但自力更生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盲目排外。正确的态度是把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也提出过向西方国家学习,但由于他晚年对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能力估计不足,没能真正地做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合理的成分,实践中更为侧重自力更生。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邓小平为了纠正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格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五、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不弃武

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涉及到中国同美国、英国和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1960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可以说,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对于香港和澳门问题,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不承认外国强加给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维持现状。虽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制约,这些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邓小平在1983年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香港、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现实可行性,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也为国际上解决历史遗留的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们在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保障,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可靠保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的。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件,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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