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90年代军旅文学中的英雄文化与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论文,文化论文,军旅论文,焦虑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英雄文化是重要、甚至是具有支配性的一种文化。这与儒家文化的“兼善天下”、“修齐治平”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与古代社会频仍的战争并在战争中捍卫国家利益的英雄想像有关。于是“英雄文化”在文学创作中通过抒情、叙事和不同的修辞手段被成倍地放大，然后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英雄”。《诗经》中的《公刘》、刘邦的《大风歌》、诸葛亮的《出师表》、唐代的“边塞诗”、岳飞的《满江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直到清末民初，到秋瑾、谭嗣同、李大钊、毛泽东，英雄文化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负载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但就这一文化本身而言，它在军旅文学中是被继承得最彻底的文化。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构成主流文化的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革命历史，一个是当代英雄，英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光大。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三红一创”以及进入当代文学史的“红色经典”，可以说基本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英雄史。我们经常复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部英雄创造的历史。在这部英雄历史中，战争文学表现得是最充分的。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和平时期的军营，在文学的叙事中英雄辈出。这些英雄成了我们时代的表征，成了不同时代最可感知的里程碑。他们不仅让我们景仰，而且让我们产生追随感，想起他们，就有光荣和神圣在心头油然而生。这就是文学修辞的力量。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英雄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如何塑造英雄，特别是如何塑造和军队、和战争相关的英雄，如何释放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当代军人被压抑了的爱国主义激情，构成了军旅作家正在承担的“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
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品书系”中，通过“第一辑”和“第二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或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或是革命英雄文化的认同者。他们讲述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中都是透明的、单纯的、健康而生机勃勃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战。那里明确无误的阶级关系，是一个具有历史合法性和“政治正确”的关系，也是实践着毛泽东新文化猜想的文化成果。这个方向性问题的解决，无须作家再彷徨犹豫。因此，那是没有焦虑的一代军旅作家。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现代性在中国日益表现出了它的复杂性，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沿着人们想像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和商业化为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同时也无情地瓦解了当代历史建构起的包括情操、道德、信仰等文化观念。这个巨大的“解放”因素，使中国成为一个无所不有的超级文化市场。这种情形，酷似法国后结构主义先驱吉尔·德勒兹所描述的“游牧文化”。在“千座高原”之上，人们丧失了方位和目标，每个方位又都成了目标。“游牧文化”在今日中国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混杂文化，与我们期待的“文化多元主义”无关。我们常常把当下的文化描述为“转型”时期的文化，无论这一描述是否准确，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军旅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因此我们看到，“第二辑”的作品更加复杂也更加丰富，因此也更具今天军旅文学的特征。
在没有战争和不需要“解放”的今天，军人的革命者和解放者的身份也逐渐被职业军人的身份所替代，职业军人就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但是，就军旅文学而言，它的功能性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军旅文学仍然是这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军旅作家没有在写作形式上同社会上其他作家同步地进行文学实验、争做先锋，这与军旅文学没有改变的功能是有关的。除了乔良的《末日之门》在形式和小说结构上有新的探索之外，重现战争历史、反映当下军队演习、迎接未来战争的准备，仍然是当下军旅文学重要的表现内容之一。朱苏进的《炮群》、柳建伟的《突出重围》、朱秀海的《穿越死亡》、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前三部作品，充满了男性雄风，也张扬着新时代英雄主义，它们都有一种气壮山河的万千气象。这种气象有的通过场景表现(如《突出重围》)，有的通过人物博大的内心世界或鲜明的个性表现(如《炮群》、《穿越死亡》)。像苏子昂、范英明、江涛，可以说是新一代青年军官的缩影，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和老一代军人的差别。他们有文化、懂得现代战争，但他们也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个性；他们有国家民族关怀，但他们也有过去军人或过去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出来的焦虑。这一焦虑是来自职业军人的焦虑：他们有功名心，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免于淘汰，要建功立业，才能做军事领袖。也只有实现这一切，他们才能获得作为军人的身份认同。然而，和平时期鲜有战争，像江涛那样能够在局部战争中展示才华的机会实属凤毛麟角。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苏子昂、范英明等现代青年军官的焦虑感。上述作品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矛盾的时代性。在叙事策略上，它们都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青年军官几乎都被推向了极端，都经历了精神的生死攸关，他们都曾绝望过。但作者都写出了这些人物的绝处逢生，这种处理人物命运的能力，是过去的军旅文学作品不曾提供的。但我们又不能不警惕地指出，面对新时代英雄的焦虑，这些作品几乎形成了一种未作宣告的新模式，即人物都是将门虎子，都有婚姻或情感危机，都有被军队淘汰的可能，然后都在绝望中获得新生。上述指出的三个军官经历的基本是这样一条相似的命运。
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黄国荣的《兵谣》，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军旅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军旅文学中最优秀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起始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成长小说进入当代中国之后，最有影响的应该是《青春之歌》和《欧阳海之歌》。这是成长小说经过意识形态改造之后，结出的本土化的果实。这种成长小说与西方的成长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的成长小说主要是叙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他们各种遭遇和经历，并通过巨大的精神危机而长大成人的故事。“成长”并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指个性如何获得了理性的升华，能够融入并认识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不再自以为是，对世界和环境不再感到陌生和不可把握。当代中国的成长小说的名篇不是这样，人物的成长总是有一个精神导师在指引，这个导师是先知或牧师的角色，比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欧阳海之歌》中的指导员。林道静和欧阳海的成长是在他们的直接引导、教育下实现的。西方的成长小说的主体是“成长者”自己，而当代中国的成长小说，主体则是外在于成长的他者。进入90年代之后，新成长小说几乎构成了小说生产的基本类型。女性文学和新生代小说，都在言说成长的过程，都在言说隐秘的心理和不为人知的过去。私秘的个人空间获得了空前的拓展，一个“私语”的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全面展开。《兵谣》作为成长小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在否定了“国家寓言”式的成长小说类型的同时，也改写了当下“私语”言说的成长小说类型。更难能可贵的是，《兵谣》是在主流话语的范畴之内展开人物的成长历程的。古义宝是个地道的农民子弟，他是带着农民文化的全部特征进入兵营的。他质朴忠厚、勤劳肯干，但同时也深怀着农民的世俗心计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于是他在赵昌进的“设计”下，按照“先进人物”的蓝图，在“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几乎就要攀上人生“光辉的顶点”了。如果说古义宝没有个人目的论，他所做的一切是无可非议的，做好人和好事总是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应该倡导的。但古义宝所做的一切都源于他个人根深蒂固的目的论，个人“欲望”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他最后失败于和女性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互证了“欲望”对古义宝的支配和驱使。“进步”是他的精神欲望，和尚晶的关系是他的“物资”欲望。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在一定的范畴内限制个人的欲望。古义宝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在个人欲望可以不加掩饰地张扬和释放的今天，《兵谣》对古义宝欲望的否定，就超出了“军旅文学”的意义，事实上，它也是对今天世俗社会无休止的欲望要求的批判和否定。
古义宝精神欲望的破产首先来自于他“物资”欲望的破产。或者说，在现行的精神制度领域古义宝的“进步”之举，还是有合法性的，赵昌进对古义宝的连续报道不仅证实了他的合法性，而且是以体制或制度的方式施加了对古义宝的正面鼓励。因为“进步”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被肯定的。但“物资”欲望、特别是对女性的欲望，是“不合法”的，“不合法”是因为它是不道德的。所以，赵昌进对古义宝的肯定，还仅仅限于道德的意义，他和一个人的成长并没有构成本质关系。但这个转折对古义宝来说却意义重大——他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了谷底，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如期而至。“成长”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古义宝的光环幻灭之后，他回到了现实的土地。农场既是一个具体的生存场景，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巨大的跌落和反差才有可能使主人公从虚妄中猛然醒悟。他不仅改变了对赵昌进的关系和态度，而且有能力识别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军营的两种声音：一种是赵昌进的声音，一种是文兴的声音。赵昌进的声音是虚假的，文兴的声音是真实的。古义宝获得了识别这两种声音的能力，是他成长的一个标示性事件。文兴到农场和古义宝的那段谈话的话语方式，已经证实古义宝从云端回到现实的大地。古义宝在农场坚实和出色的工作，使他又重新地成为一个英雄，成为一个真实的、敢于面对现实的、有尊严感的英雄。这是《兵谣》最动人的魅力所在。在最困难的地方重新崛起，作者将人物置于死地而后生，在极端和绝对的境地中让人物“死里逃生”，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想像力和对小说非凡的把握能力。当然，这部小说也只能产生于今天，在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转变的时代，才有可能产生《兵谣》式的成长小说，一个人真正的成长过程才有可能被表达出来。
但我不能不指出，由于小说的“全知叙事视角”或“前叙事视角”，小说的叙事显得单一和缺乏叙事的魅力。也就是说，一切都在作者的把握之中，叙事者不给读者以任何悬念和隐秘。在作者游刃有余的把握中古义宝被“塑造”出来了。如果在叙事上再多些艺术上的考虑，《兵谣》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作者处理的是在和平环境军队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矛盾，是一个普通下级军官多难的命运。古义宝没有将门背景，也没有现代少壮军官的抱负，但普通人的欲望、挫折以及重建尊严和信念的勇气，在作品中被传达得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古义宝是个大勇者。作为长篇小说，《兵谣》写得相当凝练。
《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都是军队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是追忆或重现昨日战争的作品。她们坚持的事实上是王愿坚的写作策略。这种追忆或重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认同，或者说，她们仍在参与解释或试图证实曾经和正在哺育过她们的那种文化和历史。在新的叙事中她们投入的情感可以证实这一点。她们选择了追忆的方式与她们女性的身份有某种关系。她们不可能像男性作家那样有驾驭想像战争场景的能力和体验，但追忆恰恰彰显了女性作家的想像力，在复述那些曾被遮蔽了的故事时，也实现了她们试图检讨和反省历史和战争的可能。这些女性作品显然受到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以往的女性作家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她们只是在风格学的意义上被谈论；但在这些女性军人的笔下，性别问题被提了出来。像《走出硝烟的女神》，叙述的西路军孕妇的转移，令人惊心动魄。这个特殊的角落一旦被揭示出来，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也就是说女性的解放需要革命，但革命也使女性付出了男性不曾体验的代价。
这时，我想起了女作家钟晶晶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她已经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历史题材的，不仅有《昆阳血骑》、《李陵》这样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且有《黄羊堡的故事》、《西岭故事》、《拯救》、《战争童谣》、《杞良的信》、《暗堡》等切近的历史小说。切近的历史有的是钟晶晶经历的，有的是她无从经历的。但在她的小说中，是否切身经历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钟晶晶重返历史的时候，她的想像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对于作家来说，这些亲历或想像的历史只是她虚拟的一个或明或暗的背景，它并不具有阐释历史或揭示“真相”的意义。比如，现代“战争”题材的小说曾为钟晶晶带来过荣誉和声誉。但在她的“战争”题材小说中，战争的背景是极其模糊的，我们不知道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背景在钟晶晶那里已经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但战争对参与者和后来的历史叙事来说却是重要的。《战争童谣》、《杞良的信》等作品使我们想起了茹志鹃、孙犁以及瓦西里耶夫等作家的创作。它们有强烈的抒情性，它们的诗意超越了生死界限，作家关注和想像的是人在极端和绝对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以及后来者对历史的再叙事。那个没有冲到终点的士兵是因为他仅仅缺少12秒时间，这12秒时间对他死亡的评价真的那么重要吗?孟姜不断收到杞良阵亡后的信件，背后隐含的故事还不动人吗?作家在关怀人性的普遍性和精神世界的同时，也质疑了对英雄评价的流行尺度，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或颠覆了“新英雄史观”。
革命历史和战争小说，是20世纪“红色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需要我们清理识别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红色革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不同意彻底忘记或抛弃这个历史。事实上也不可能。那里的英雄主义文化精神，仍然是鼓舞我们的精神遗产。在当下的军旅文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精神遗产的继承和新的发展，当然我们也看到新时代军人特有的“焦虑”。但我仍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当代军旅作家还没有写出像苏联战争文学那样的作品。苏联的战争文学如果从二战开始，曾有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个人的遭遇》、《解放》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从不同角度描写和理解战争的文学作品，几代人对战争的描述是非常不同的，战争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种开掘不尽的创作资源，而且多为杰作。这种情况甚至在好莱坞也存在。曾在中国上映不久的《拯救大兵瑞恩》，也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因此我认为，军旅文学除了对当下新的生活和矛盾充满想像和写作欲望外，对过去的战争题材，特别是正面描写战争，还应怀有热情和期待。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也没有终结，它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和理解中。因为只有战争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旅文学，才能构成对军旅作家想像力和表现力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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