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建国后第一次经济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失序的状况下，及时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在这一方面，陈云主持的建国后第一次经济调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第一次经济调整的由来
1950年3月， 人民政府实现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扭转了十余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取得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伴随这个胜利发生的却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私营工商业不仅没有因此而获得发展，反而陷入了难于维持的困难境地。这种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出现严重萧条现象，主要商品的市场成交量急剧下降。如上海批发市场的交易量，如果以1月份为100%，到了4月份，棉纱只有53%， 米只有17%，面粉只有56%，卷烟只有5%。 （《上海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二是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受到沉重打击，产品产量和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如上海百货业六大公司的营业额3月份比1月份减少了50%以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全国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5月份同1月份相比，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毛纱减少20%，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三是私营工商业资金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停工歇业户大量增加。如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十个大中城市为例，1950 年第二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5903家，歇业12750家，歇业户多于开业户6847家。（同上书，第113页）不仅仅是歇多开少，而且还是歇大开小。正如当时天津百货业人士所说：“停业的是大楼，开业的是小摊。”
总之，1950年3月以后，全国私营工商业陷入了严重困难境地， 其基本特征就是市场萧涤，生产萎缩。这种困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面对这种经济危机，当时人民政府可以作两种选择：其一，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趁机挤垮私营工商业，在一个早晨就实现社会主义。当时党内就有一些人持这种主张。其二，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管理职能，及时调整各种政策，帮助、扶持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从而找到一条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的新路。
显然，第一种选择的破坏性太大。仅仅从经济因素来考虑，这种破坏也是当时我国社会难以承受的。当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我国整个工业中占48.7%，资本主义商业在我国批发总额中占76%，在零售总额中占83.5%。大量私营工商业倒闭歇业，对我国在战争结束后刚刚开始恢复的社会生产力，不能不是一场严重的破坏。如果再加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其危害性就更加难以预料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作了第二种选择，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工商业。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调整，就由此而展开了。
二、陈云深刻分析了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七次会议， 正式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问题。此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5月8日至25日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6月6日至9 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都重点讨论了调整工商业问题。在这些会议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调整的基本问题。
陈云首先分析了私营工商业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陈云认为，私营工商业陷入困难境地，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旧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弱点，即资本的投机活动和市场的虚假繁荣互为因果，越演越烈。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12年间中国一直处在恶性的通货膨胀之中。为适应这种经济环境，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从事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的投机商号，致使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脱节。社会真实购买力虽然不断低落，但表面上却是购买力的旺盛；某些产品尽管已经生产过剩，市场上却仍然供不应求，形成一种畸形的繁荣。到了1950年3月以后， 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基本稳定，暴露了同时也停止了市场虚假繁荣景象。这样一来，私营工商业者抢购囤积的商品就极难脱手。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资本周转中断，这已经给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更何况一般工商业者都承担着沉重的债务。于是，因为销路停滞、资金短缺、债务负担而造成的破产倒闭、停工歇业，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
“第二是过去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求的规格。”陈云在这里指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弱点，即它的内部结构极不合理，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使它不能不具有对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很高程度的依赖性。民族资本的畸形结构，一是表现为轻工业多、重工业少。1936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其中作为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器制造工业的比重更小，只占2.2%。（《中国工业部门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5页）二是表现为商业、金融业资本多，工业资本少。1936年民族资本中的工业、运输业的资产净值为13.3亿元，而商业和金融业则达58.7亿元。也就是说，民族资本中80%以上是商业和金融业资本，而且这些商业和金融业资本主要是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服务的。（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这两种畸形结构，迫使民族资本在两头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经济：在生产资料、原材料的供给方面和最终产品和资金的服务对象方面。因此，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商业、金融业资本中的许多部门和行业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陈云在这里说的是民族资本在经营管理上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上，即民族资本家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来保证自己获得超额利润的。这种方式，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环境中，民族资本迫于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竞争的压力而作的无奈的选择，但同时它也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这种落后性还表现在企业机构上，即管理机构一般都很庞杂臃肿，非生产人员多，职能机构少，生产成本高。在旧中国，为了追逐高额的投机利润，资本主义企业雇佣了许多非生产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打通投机的各种关节。对于民族资本企业来说，管理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昂所造成的损失，完全可以从投机利润中得到补偿，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企业管理上下太大的工夫。如果说这两方面的表现是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必要的、也是适宜的手段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则成为导致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当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资本家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办法以求竞争发展的道路显然不通了；而管理效率低下所造成的高昂的生产成本，再不可能从投机取巧中得到补偿，资本主义企业的严重亏损，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四是经济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以上陈云的论述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01页）生产经营的盲目性， 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通病。而在半殖决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私营工商业，这种盲目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们的投资和经营方向，完全由市场所支配，而不管市场所反映的供求关系，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当时我国东北地区所流传的“打快锤，抓一把，现得利”的说法，就很形象地反映了这种经济的特点。
此外，陈云还指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以及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也是造成私营工商业困境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以上四点。
三、陈云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目标、方针和措施
陈云在上述会议上，还阐明了有关经济调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首先，陈云通过对这种困难局面的性质的分析，提出调整的目标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如前所述，1950年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局面，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经济危机发生在我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它就不是一般的经济危机，不能不带有特殊的意义。陈云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间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虽然有痛苦，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却并不是坏的，它将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走向健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02页）这就是说，中国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局面， 与一般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经过人民政府的调整，在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它将从此避免周期性沦入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陈云认为，1950年的困难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即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开端。（《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00页）
其次，陈云指出了这次经济调整的基本方针是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过系统的论述。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73页）陈云阐发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他指出，1950年的经济调整，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问题，一方面，“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所谓统筹兼顾，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又有所不同。“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公开也这样讲。”（《陈云文选》第2卷第93页）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统筹兼顾的方针， 在实践中就不易产生偏差。
最后，陈云提出了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在工业方面，陈云提出，政府将统一组织和分配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及向私营工厂订货的任务，以此重点维持生产，加强生产的计划性，逐步克服无政府状态；在商业方面，政府将通过调整价格、调整经营范围和经营数量，改进市场管理等项措施，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引导它们为城乡物资交流服务；在金融业方面，国家银行要领导私人银行和钱庄，利用其资金，要继续赞助公私行庄联合贷款，并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扩大其业务，等等。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在政协二次会议上的报告，阐明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调整工商业的目标、方针和措施，成为第一次经济调整的指导文件。
四、第一次经济调整决策的实施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迅速在全国展开。在调整工商业期间，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人民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对资本主义工业，政府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扩大加工订货、收购成品的数量，解决私营工业在原料、资金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它们维持生产。
政府向私营工业企业加工订货（包括统购、包销、收购），在解放初期即已出现，对于私营工厂复工起了很大作用。在调整工商业期间，人民政府充分利用这一形式帮助私人工业企业克服困难，从而使加工订货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在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的比重仅为11.5%，而1950年已达27.3%。从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一的棉纺业来看，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16页）
第二，对资本主义商业，政府主要采取了调整价格、调整经营范围和改进市场管理等项措施，鼓励私商面向农村、面向城市居民，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服务。
在价格调整方面，为了扭转物价大幅度下降、甚至部分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不合理现象，1950年6月，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物价会议。会议决定，依据三方兼顾原则，即在价格政策上照顾到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对全国物价进行调整。经过两个多月的价格调整，各地物价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对于扭转商品滞销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在调整经营范围方面，人民政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调整经营范围的原则，即：国营商业批发业务的责任在于回笼货币，稳定批发价格；国营零售商店和百货公司的职责在于稳定零售市场物价，制止投机活动，它的数量以能达到稳定市场为限度；国营贸易机关供应物资和回笼货币主要依靠批发市场，不应依靠零售市场。根据这些原则，政府规定国营零售商店的经营品种以粮食、煤炭、纱布、食油、石油六种人民必需品为限。在调整时期，各地国营商业部门都根据调整的原则，紧缩了一部分机构和减少了经营品种。合理划分公私商业各自的经营范围，对于实现国营商业的领导责任和发挥私人商业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改进市场管理办法方面，主要有：撤销商品议价；适当放宽经营范围的限制；改变交易所的管理制度，取消初级市场上一切不利于物资交流的人为障碍，等等。这些改进，给私商下乡采购、贩运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三，在调整期间，人民政府在税收、公债、信贷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以适当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解决他们在资金周转中的困难。为了从税收方面调整公私关系，1950年6月，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包括工商界代表在内的各大行政区、各省区、各大中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决定对税负进行调整。首先，政府进一步简化了税种和税目。经过调整，税种由14种减为11种，税目（货物税和印花税）由原来的1166个减为383个。其次，政府调整了税率。所得税率未变， 但将起征点提高，级数增加，累进放缓；临时商业税将4%—6%的累进税率一律按5%比例征收；货物税税率普遍降低；利息所得税由10%减为5%；盐税按原规定减半。再次，政府改进了征税的办法。过去征税是采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现规定为自报查帐依率计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基础上的定期定额三种办法，同时采用。最后，对于纳税确有困难的私人企业，政府酌情予以减、免、缓。
此外，政府还停止发行第二期公债，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降低贷款利率等。这些信贷方面的调整措施，为解决私营工商业资金短绌的困难，起了雪中送炭的救助作用。
第四，为了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经营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人民政府通过各种专业会议、产销会议、发布生产情况公告等办法，指导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逐步地将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陈云指出：“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陈云文选》第二卷第93页）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从1950年6月起， 政府各财经工业部门先后召开了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煤炭产销、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工业、卷烟工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各专业部门初步拟定了1950年度的产销计划。通过这些产销计划的指导，全国主要商品的产销逐渐趋于平衡。
调整产销的另一办法，是财经部门经过调查统计后，将各类商品的产销情况公告全国，指导全国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陈云提出，财经部门要“随时公告全国，哪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暂时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点，使人们知所趋避， 减少盲目从事的弊害。 ”（《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04页）7月4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状态的生产的公告》，公布了那些生产已经发生严重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过需要的工业和生产已呈饱和状态的工业，要求各地注意。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处在恢复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还很大，还不具备实行较高程度的计划生产的条件。但是，由于有了国营经济的领导，私人商业资本又基本上受到了控制，政府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指导性的计划措施和其他一些经济手段，把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使私营工商业逐渐摆脱了在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后所面临的困境。从1950年7月以后， 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始好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城市的霓虹灯又亮了。进入秋季，形势进一步好转，市场出现了繁荣景象。1951年，市场情况较1950年又有了更大的好转。随着1950年秋后开始的城乡物资交流运动的大力开展、土地改革任务的陆续完成和农业丰收，再加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逐渐增加和抗美援朝中对某些工业品需要量的增大，1951年的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的新情况。 据全国国营贸易企业的统计，1951年的上半年日用百货的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47%， 粮食增加了65%，煤油增加了36%，煤炭增加了125%，食盐增加了147%，布匹在原料不足到情况下，也增加了16%。（《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61页）私营工商业在1951 年的赢余估计达37.17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90.8%。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33页）1951 年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的“黄金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初步奠定了我国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格局。但是，调整并没有结束。进入1951年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秩序，受到了不法资本家的挑战。“五反”运动回击了这种挑战，维护了新的经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反”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经济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这一反击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即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又出现反复，重新陷入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的困境之中。于是，在“五反”结束后，中央决定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经过再次调整，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才最终确立下来，我国国民经济也才进入了有计划的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至此，第一次经济调整宣告胜利完成。
五、几点历史启示
第一次经济调整已经过去40多年了。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等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40多年前调整的经验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第一次经济调整的经验证明，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失序，是社会化大生产经常出现的现象，而利用计划调节或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则可以避免、减少和克服这种现象。可以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效的国家计划调节或宏观经济调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优越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次经济调整期间，陈云十分强调这种计划调节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计划的领导”的提法。他指出：“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49、150页）
第二，第一次经济调整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因此，计划调节或宏观调控的程度与内容，必然要受到生产社会化程度与水平的制约。在第一次经济调整时期，陈云曾指出，“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7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第一次经济调整实际上是粗线条的调整。如在工业方面，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指令性的措施，而是以加工、订货、收购等经济手段引导私营企业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可以认为，第一次经济调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所采取的调整措施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社会化程度。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计划调节或宏观调控作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其优越性早已在理论上得到充分论证；但是，要在实践中真正实现这些优越性，则还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选择和确定适当的调节程度、调节形式和调节内容。
第三，第一次经济调整还有一条的经验：调整要顺利进行，必然辅之以稳定金融的措施。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在提出主要调整措施后，又着重指出：“上述办法，均须与稳定金融的政策相辅而行。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陈云文选》第二卷第91页）此后，他在总结1949年物价波动的教训时又指出：“去年的物价波动，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从今年初财经统一到调整工商业，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陈云文选》第二卷113、114页）陈云关于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两筐鸡蛋”，碰破一筐，另一筐也保不住。他的这些论断，为此后40余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所证实。
第四，第一次经济调整还给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启示：对于各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使它们各得其所，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换句话说，只有经济上协调发展， 一个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50年初，私营工商业的严重困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来，经过调整，理顺了各种经济关系之后，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消除了。对于经济调整的这种政治作用，陈云曾指出：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38页）
第一次经济调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对此，邓小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1页）两次调整，其中一次，就是我们所论述的1950 年开始的工商业调整。
时至今日，第一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和陈云关于调整的一系列论述，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市场体系配置资源，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加强国家的指导与调控，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二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包括第一次经济调整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在所要培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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