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大陆论文,美国论文,游记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新大陆游记》一书文化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书中根据实地考察，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扩张性，美国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和共和政体，美国现存的严重社会问题与未来发展前途，美国社会的特色及中美基本国情的差别等作了记叙和评论，鲜明反映出坚持维新立场的岭南思想家认识美国的独特视角和深刻程度，是先进的中国人自觉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
关键词 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 美国观 文化交流
1903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再度游美。像4年前的夏威夷之行一样，这次游美也是政治性的。在美洲的8个月中，梁启超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与保皇会事务有关的活动，在此之余，亦对心仪已久、羡慕向往的美国作了广泛的实地考察。游美归来他所撰写的《新大陆游记》，主要就是“记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①。这些记叙和评论鲜明反映出坚持维新立场的岭南思想家认识美国的独特视角和深刻程度，既是维新派自身政治观念的折射，又为当时中国人了解美国、借鉴美国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由于《新大陆游记》中有非难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之语，学术界比较重视批评其政治上的错误倾向，而对其文化上的价值却认识不足。事实上，就这部著作而言，其文化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书中对美国社会发表的诸多观感，至今读来还能受到不少启迪。
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的美国观，有以下四项基本内容：
第一，充分肯定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同时对由此带来的扩张性深表忧虑不安。
到美国之前，大力主张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对其发达的情况已有不少间接的了解。到美国后，通过亲身观察体验，对其建国以来短短百余年间所获得的飞速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景象感受更深。他以纽约和芝加哥两大城市作为典型代表记叙了美国“岁岁进步”的历史和现状。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余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为全世界中第二之大都会（英国伦敦第一）。以此增进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驾伦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观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第438页）。他特别强调纽约的发展体现了欧美各国都市“皆由政治上之结集，一变为生计上之结集”即由政治中心变为生产和商业中心的历史趋势，将纽约视为整个美国及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缩影。芝加哥则“号称今日美国第二大都会、全世界第四大都会，其在十九世纪之上半期，犹一区区之三家村而已。岂图数十年间，遂一跃而立于此地位”（第521页）。此外，书中还就观察所及，逐一介绍了美国在工业发展、铁路建设、军事、教育等方面突飞猛进的情况。在叙及美国太平洋海底电线的建成有巧夺天工之妙，由海底电线发电报，环地球一周仅需短短的12分至9分之时，梁启超感慨尤深：“昔英国诗圣索士比亚（按即莎士比亚）作梦游仙吟有句云：“‘吾有宝带兮，以四十分钟一周地球。’此实三百年前理想家之一寓言耳。岂期物换星移，物质文明之发达，不可思议。我辈生此二十世纪者，竟人人皆得以至微末之代价，利用彼索士比亚之宝带而有余。嘻！不亦异哉，不亦伟哉！”（第511～512页）寓言变成了现实，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极为概括也极为生动的评价。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②半个多世纪后梁启超在美国颇为惊异地看到的，正是“宣言”中描绘过的社会巨变的奇景。
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梁启超的观察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还进一步深入其内部，考察其繁荣发展的机制，这着重表现在他对托拉斯制度的研究剖析上。托拉斯是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梁启超将其称为产于19～20世纪之交的一大“怪物”。书中用了整一节的篇幅分析介绍托拉斯的概念内涵、起源及发展过程，托拉斯的十二利与十弊，1897年后出版的美国朝野研究托拉斯的重要书籍与文献等，堪称最早著文全面论述托拉斯的中国学者。梁启超论托拉斯的几个重要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其一，托拉斯对于美国及世界的重要性。“其势力及于全美国，且骎骎乎及于全世界。……其势力远驾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第一而上之者也，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之主权也。”（第439页）“故欲知美国之国情，必于托拉斯；欲知世界之大势，必于托拉斯。”（第446页）尤其是“自今以往，且山国内托拉斯进为国际托拉斯，而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然则我辈不能以对岸火灾视此问题也明矣”（第448页）。其二，托拉斯的实质是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托拉斯者，以政治上之现象譬之，则犹自各省并立而进为合众联邦也，自地方分治而进为中央集权也；质而言之，则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专制主义也。”（第439页）“考托拉斯之所由起，原为防自由竞争生产过度之病，实应于今日时势，不得不然也。”（第444页）其三，托拉斯有大利亦有大弊。大利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大弊则有妨碍生产技术改良进步、垄断市场价格、增加失业人数等。总的来看，书中对托拉斯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客观而辩证的态度，其认识不少具有远见。列宁在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③。应该说，梁启超关于托拉斯制度的论述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最重要的现象及其规律，在认识上是相当敏锐、相当明确的。
作为来自半殖民地国度、深受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列强压迫的中国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赞美美国经济繁荣进步的同时，对其露骨的扩张主义侵略政策有着非常敏感的注视。他认为过去欧洲由于人口、产业发达，于是向外扩张开辟新大陆作为殖民地；现在新大陆的美国由于其经济发展，则极力向东方扩张其势力，集中代表这种扩张主义的就是所谓“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自1823年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金科玉律，是美国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最典型的反映。像考察托拉斯制度一样，梁启超对门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实质和演变，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等，作了全面分析，得出一个既高度概括又相当精辟的结论：“由是观之，则门罗主义之本相，则所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是其义也。及其变形，则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骎骎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而其所统藉以为口实者，仍曰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第487页）由争霸美洲到争霸世界，这的确道出了门罗主义的实质所在。梁启超特别强调美国奉行门罗主义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他引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巡行太平洋沿岸所发表的一系列宣扬门罗主义的演说发表评论说：“吾在报中，见卢斯福此演说文（按指在旧金山的演说）之后，吾怵怵焉累日，三复之不能去焉。夫其曰‘执世界舞台之大役’，曰‘实行我怀抱之壮图’，其“‘大役’、‘壮图’之目的何在乎？愿我国民思之”（第433页），“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第434页）；“吾读此演说（按指在芝加哥的演说），三复其‘门罗主义所向无敌’一语，吾不禁瞿然以惊，……呜呼，可以思矣！夏威、菲律，夷为郡县；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吾恐英国鸦片烟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也。”（第488页）书中还通过对美国海军建设的考察，预言了美国将“凌德法驾英俄”而称霸世界的趋势。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争霸世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已清晰地看到了这样的前景。他对中国政府和国民发出的预警警告，无疑是非常及时的。他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深刻分析，亦为此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所作所为所证实。以颂扬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繁荣始，而以告诫国人警惕美国对外扩张、称霸世界将带来的危害终，显示了梁启超对美国的清醒认识和对祖国的炽爱情怀。
第二，极力赞颂美国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对美国共和政体却多有批评，折射出维新派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维新派，可以说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念的影响和召唤之下成长起来的。戊戌政变前当他们还只是间接地接触到西方新思想时，就曾表现出敢于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热诚追求真理的极大勇气。戊戌政变后，就梁启超而言，他的勇气未曾稍减，反而由于中国反动势力的压迫而得以增长和扩充。当他来到当时民主制度最为发达的美国，置身于这片久已推翻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自由的国土的时候，抚今追昔，对美国的民主精神感触甚深，大加称赞。
在马萨诸塞州的朴次茅斯，梁启超观看了“新世界石”遗迹，这是于1620年来北美洲开拓新世界的101名英人初至登岸时所站立之处。早在1899年撰写的《自由书·自由祖国之祖》一文中，梁氏就对此“百有一人”进行过介绍和歌颂。如今他亲来美国游朴次茅斯，禁不住感慨万千：“吾梦想此境者有年，吾今乃得亲履其地，抚其遗迹，余欣慰可知矣。”书中称“百有一人”“真为自由主义坚苦刻厉以行其志者”（第474页）。在“美国人合众自立”的发源地波士顿，梁启超游历考察得格外仔细，充满了崇敬钦慕之意。他称“波士顿者，美国历史上最有关系之地，而共和政治之发光点也”（第473页）。书中记下了波士顿从1643年成立“殖民总会”作为“联邦之滥觞”，到1775年由华盛顿为统帅首战取得波士顿大捷的100多年中的历史大事，盛赞“波士顿为美国合众自立之母”（第476页）。梁启超在波士顿停留了9日，“每以半日与国人演说谈论，以半日访寻其历史上遗迹。手美国史一部、波士顿名胜记一部、地图一纸，按图而索之”（第477页）。在波士顿大捷的崩克尔山战场遗址他“凭吊感慨，不能自禁”，写下了一首古风体的长诗，诗中写道：“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公义之所在，赴之无夷犹。……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三年隼不鸣，一击天地秋。获实虽今日，播种良远繇。”（第477～478页）不仅热烈讴歌了为了自由不惜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而且肯定了“丘民”即民众力量的作用。梁启超对平等精神的赞赏之情，在书中记叙其他不少美国事物时都流露出来。比如，记在华盛顿参观国会大厦：“喀别德儿（Capuol，按即美国国会大厦）之庄严宏丽如彼，而还观夫大统领之官邸，即所谓白宫(White House)者，则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羡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民主国理想，于此可见”（第482页）；记美国妇女地位是“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者”；突出表现为“其在专门高等之职业，日与男子相争竞，如女医生、女律师、女新闻主笔、女访事、女牧师、女演说家，皆日增月盛。其他如各光官署、各公司之书记，各学校之教师，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数，男子瞠乎后焉”，其法律上之权利“大抵一切私权，皆与男子立于同等之地位”，此外还有“妇女选举权之议”（第584页）。梁启超独对妇女选举权持否定态度，认为“妇女干涉政治，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妇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实为政治上的偏见）；记劳力者之地位“亦日高一日”，“劳力者神圣也”成为美国通用之格言，“其原因盖由社会党自争权利之思想之炽，亦由上流社会慈善事业之日盛，两者相提携，而得此进步”（第585页），等等。在这些赞美之词中，无疑有不少还停留在现象的观察之上，但从中可见梁启超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如既往的由衷向往；他的这些肯定性的如实的介绍，对于当时中国的读者不啻是吹入了一股政治思想的清新之风，展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之卷，对人们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起积极的作用。
与对平等自由精神的赞颂相反，梁启超对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基本上持批评态度。书中在全面介绍美国政治制度之时，用不少篇幅谈到了其弊端，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种：（一）总统竞选之弊。参加选举的政党各以“党派之私见为之”，“所兢兢研究之问题曰：将由何道而使本党之选举获胜利而已”，看重“一党目前之利害”，而不顾“国家百年之大计”，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各州选举人以州为本位，“故甲省（按指州，下同）之票，投诸以举乙省人者甚稀”，加之采用间接选举法大州与小州之间得票之数相差悬殊，“故陬澨之乡，虽英俊不能以自达；冲要之邑，虽庸材反得以成名”（第492～493页）。此外，竞争总统的“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梁氏因此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第494页）。（二）官职屡屡更迭之弊。“美国自一八二八年以后，至一八八三年以前，其任用官吏法，殆如一市场。每当大统领易人之年，则联邦政府所属官吏，上自内阁大臣、各国公使，下及寒村僻县之邮政局长，皆为之一空。使新统领而与旧统领同党派也，则犹或不至此甚，若属异党，则真如风吹落叶，无一留者，此实千古未闻之现象也。”（第578～579页）由此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官场成了拍卖场，每次总统选举后到白宫索官者络绎不绝，养成了一批“于生计上学业上皆不能自树立，而惟以政治为生涯；其尽瘁于党事也，以是为衣食之源泉”的“政界之虱”（第579页）。二是不利于国家，“官如传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日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滞也”。这是共和政治的“最大缺点”（第580页）。（三）市政腐败之弊。如纽约市平均每年选举费和各党派运动费达六七十万美元，这些费用表面上由候选人和入选得官之人担负，实际上他们不会自倾私囊，最后还是取偿于市政公费。其办法是“市中极闲散之官吏，率皆受极厚之廉俸。得官者例须割其廉俸之一部分还诸党中，以为下次争选举之用。是市也者，以己之公产，扶持己之虐主，使其势力愈积久而愈巩固也。而其滥用职权，蹂躏公益，又事势之相因而至，万不能免者矣”。因此，“美国诸大市中，如纽约、费尔特费等，常为黑暗政治之渊薮，非无故也”（第518页）。（四）选举频繁之弊。欧洲各国每年平均所行选举不过三、四次，最多五次，而美国却四、五倍之。以俄亥俄州为代表，需选举的官职就有五种30项，而以该州最大之市辛辛那提为代表进行统计，每年平均在市投票所进行的选举共约22次。选举如此频繁，一方面使市民无从直接举出合适的人选，而往往是听从各政党的摆布；另一方面是选举费运动费浩繁，非有大力的党派不能担负，这样就导致了大政党“独霸政界”的结果（第581～583页）。
就具体的问题而言，梁启超的上述批评并无大的不妥之处。毋宁说，旁观者清，梁氏作为一位来自东方的局外之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所不可避免存在的痼疾，更容易保持一种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并且不乏深刻之见。但是，从基本态度来说，梁启超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有意贬损也是明显的。一是表现在书中仅根据个别事实的表面的简单的比较（如说美国总统多出庸才，英国则多出英才；美国参加竞选的人数众多，而英国参加的人数较少；美国官员更迭频繁，英日等国则较为稳定等），就笼统地断定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二是表现在书中故意只谈民主共和政治的缺点而不谈其优点，对此梁启超并不加以隐讳。他在专论“美国政治之缺点”一节的末尾写道：“以上所论，言美国民主政治之缺点居多。虽然，以赫赫之美国，岂其于政治上无特别善良之处，而能致有今日者？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余亦稍有所心得，但今以编辑之无余裕，姑略之，以俟异日。”（第583页）美国之所以富强进步，是因为政治上有“特别善良之处”，“其所长者多多”，梁启超是明确地看到了，这其实也就间接肯定了民主共和政治的优越。但维新派是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因此看到了美国民主共和制的优越也不愿意宣传，以免不利于固守自己的政见。所谓“编辑之无余裕”，很容易看出只是一个托词。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平等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这突出地反映了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戊戌后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一翼，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之下并未失去对政治进步的追求，但限于自身的力量，其追求又是相当无力的。他们还不愿也不敢放弃“变法的皇权”这面已经逐渐黯淡的旗帜，因此很自然地渴望出现英、日君主立宪似的局面。梁启超对待美国政治的态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例证。
第三，多方剖析美国现存的严重社会问题，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前途表示深切的关注。
到新大陆实地考察之前，梁启超头脑中的美国形象是相当完美无缺的。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前述他所批评的美国政治的缺点之外，他还剖析了美国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和移民三大社会问题。
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相当典型的社会问题，在美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梁启超以纽约为代表，对贫富悬殊问题作了具体的揭示。他认为：“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第461页）书中在描绘了一个“繁盛之纽约”之后，紧接着作为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一个“黑暗之纽约”。黑暗情形之一是贫民窟的非人生活。贫民居住的地方，交通、住房、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极差。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贫民区人口死亡率很高，“每千人中至卅五人有奇。其五岁以下之小儿死亡者，每千人中至百三十九人有奇；较之纽约全市普通统计，每千人实应死亡廿六人有奇耳”，即贫民区的死亡率高出纽约平均死亡率的四倍以上。此外，犯罪率也高居不下（第462页）。目睹此景，梁启超无限感慨地写道：“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第462页）进而，书中摘引了由“社会主义家”所做的一个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并认为“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第462～463页）。黑暗情形之二是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相伴而生的所谓“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现象。梁启超在纽约“观各公司之制造工场”时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家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的严重对立，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被完全束缚于机器，智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妨碍。书中非常生动地评述道：“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以分业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场者，可以数十年立定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砻焉控送焉；此寸金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彼摩尔根、洛奇佛拉之徒，以区区方寸之脑，指挥数千兆金之事业，支配数十百万之职员，历练日多，才略日出。而彼受指挥受支配之人，其智识乃不出于寸金寸木。呜呼！何其与平等之理想太相远耶！此固由天才之使然，然亦人事有以制之。准是以谈，则教育普及之一语，犹空言耳。”（第463～464页）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极端化看到了劳动者在智识上所受的压迫，看到了资产阶级宣称的“平等”理想的渺茫和“教育普及”的空洞，这是梁启超观察敏锐深刻的地方。但应指出的是，他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的差别说成是“智”与“愚”的差别，并仅仅将此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天才”与“人事”两个方面，又显然是相当皮相的见解。黑暗情形之三是妇女中的贵贱之别及妇女地位的普遍低下。书中对此的揭露是颇为尖锐的：“美国号称最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娇贵者远非中国千金闺秀之所得望，下贱者亦视中国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蓗焉。……卖淫业者之数殆逾三万，其号称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遍地皆是也，此亦纽约黑暗之一大端也。”（第463～464页）不为“最尊女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据实写出纽约妇女的穷苦、怨旷、被迫为娼等黑暗情形，表明了作者所持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观察思考贫富悬殊问题时，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重视的态度。他认为美国社会的贫困现象虽有慈善事业加以补救，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他的回答是只能搞社会主义：“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第463页）不过，整个来看，梁氏的赞同社会主义，多因有感于贫困现象而起，情绪化的色彩很浓。其实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比较肤浅，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所认可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当时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着眼于未来时欢迎社会主义，联系现实时却反对实行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的态度，未能积极地将其用来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与孙中山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后产生了民主主义思想大为不同（详见第465～466页梁氏对社会主义的评论）。
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主要是对黑人的歧视）一直是个严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南北战争中虽然颁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战后黑人的处境也多少有了改善，但黑人所受的种族压迫仍是相当明显的。梁启超以新奥尔良为“撮影”，考察了原来被称为“奴隶省”的美国南部诸州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状况。对于黑人，梁启超是抱有偏见的。例如，他仅据1860～1890年中黑人人口数“忽涨忽落”的变化，就推断“白人竞争力终非黑人所能敌”、“工商业之生产力更非黑人所能任”，进而称“不适之种，未有不灭，此岂独黑人哉”（第517～518页）；又根据黑人在放奴之后的选举中不选主张放奴的共和党，反而选举其成员为原来奴隶主的合众党，断言“彼奴性终古不改”（第518页）。他把黑人存在的落后、缺乏觉悟等问题，归结为种族的问题，而不是指出黑人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一社会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歧视态度。虽然如此，梁启超对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加以掩饰。书中首先指出美国南部诸州虽号称共和政体，实际上却是寡头政体，在此政体下，其人民大率可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上等的白人，掌握地方的实权；第二级是下等的白人，其状况与黑人相近；第三级则是黑人，被解放后虽然名义上有选举权，与一般市民相等，而实际上“黑白之不敌，岂待论矣”（第517页）。其次，黑人只是在名义上有自由权，其实际状态仍与得自由权之前相去无几。如“现纽柯连市（按即新奥尔良）之黑人，非得市会之许可，不能移住他市。南部诸省，大率皆然。盖昔则一人一家之私奴，今则一市之公奴也”（第518页）。再就是，黑人常遭一种被称为“灵治”的私刑的虐杀而国家漠然视之。书中称“此实文明国中不可思议之现象也”，将其作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典型。书中写道：“初有农夫名灵治者，一黑人触犯之，乃缚之而悬于树上，以待警吏之来；吏未至而该黑人已死，后遂袭用其名。近所通用者，则焚杀是也。每黑人有罪，不经法官，直聚众而焚之。当二十世纪光天化日之下，有此惨无人理之举，使非余亲至美洲，苟有以此相语者，断非余之所能信也。……查其统计，乃知自一八八四年以来，每年行此等私刑者，殆平均百五十七次云。嘻！俄罗斯杀百数十犹太人，举天下以为暴，吾不知美与俄果何择也！”“灵治”之案虽十之九因黑人犯罪而起，诚为“可愤”，但“不有有司乎？而国家于妄行‘灵治’之人，不加以相当之刑罚，抑又何也？无他，人种上之成见则然耳。美国独立檄文云：凡人类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独非人类耶？呜呼！今之所谓文明者，吾知之矣”（第519页）。从种族歧视问题中，梁启超看出了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文明”是很有限度、并不完善的。
美国移民是梁启超游美所关注的又一社会问题。“余游美，无一事为美人忧为美人恐者。虽然，有一焉，则欧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输入于美国，而为其国民是也。”（第450页）书中列举了近两年(1902～1903)、近25年(1878～1903)和近百年(1800～1900)中美国移民增长的数字，表示其忧虑所在是“以今日大势所趋，恐数十年以后，美国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时代独立时代高贵民族之苗裔将屏息于一隅矣”（第453页）。梁氏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优劣论”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他清楚地写道：“以吾观之，美国立国之元气何在？亦曰条顿民族之特质而已。使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权利，全移于条顿以外诸民族之手，则美国犹能为今日之美国乎？吾所不敢知也。”（第453～454页）他认为，“外来之民，固非无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为美国前途之光者。虽然，不过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数，非无智无学之农民，则荡检败行之丑类也。”（第454页）这些人于道德上伤风败俗，于政治上更是结成种种特别势力，导致市政腐败，危及地方自治基础，妨害公安公益。总而言之，“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第455～456页）。梁氏的这种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按照书上统计，美国从1878～1903年的移民数约为1200万，百年中美国人口从530万增至7635万亦“惟受海外移民之赐”（第453页），那么，将此数千万移民的大多数目之为“无智无学无德”之民，大谈其对美国立国基础的破坏和威胁，就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是在一种极为错误的历史观指导下得出的谬见了。梁启超关于“国民资格”和“暴民政治”的说法，还适足反映出他在对待广大民众问题上根本态度的错误，这也是前此维新运动中维新派领袖人物大都难以避免的错误。移民问题并非不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但梁启超对它的观察和评论却大大偏离了正确的立场。梁启超在书中称移民问题他是“代美国抱杞忧者”（第453页），事实的确如此。移民不但没有毁掉美国，反而使之充满了生气。
第四，留意考察美国社会的特色，比较中美两国人的性质，指出中美在基本国情上存在重大差异。
20世纪之初的美国既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梁启超对“美国之特色”深感兴趣，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其中分析最多的，是美国的政治特色：“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两重之爱国心者也。质而言之，则美国者，以四十四之共和国而为一共和国也。故非深察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迹，终不可得明。……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复为数多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第569页）据此特色，书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美国获得自由是因为独立战争前已具备相当的基础（即各省的独立自治），若无此基础，“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如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又如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第570页）。梁启超认为：“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第571页）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对法国革命和南美诸国革命的偏见表现了维新派一贯的坚持渐进、不喜突变，坚持改良、不喜革命的政治立场。但就对美国的观察而言，他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想，就是要仿效美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了解其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和建立的基础，必须具备与之相同的条件。换言之，也就是要重视各国国情之间的差异，不能只凭一厢情愿去生搬硬套。
书中还依据游美期间对美国华人和华人团体状况的考察，从中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华人的优缺点。其优点有四条：一是“不肯同化于外人”，二是“义侠颇重”，三是“冒险耐苦”，四是“勤、俭、信”（第540页）。梁启超着重谈论的是华人的缺点，将其归结为三点：一是无政治能力，二是保守心太重，三是无高尚之目的。他列举了一些具体表现，如以旧金山华人为例，华人中多有挟刃寻仇、聚众滋事、游手闲行、秘密结社等危害社会秩序者；华人团体中华会馆议事，名为会议，实则非“寡人专制政体”则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会馆选举纷争不已，“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第558页）。总之，华人文明程度低，而中国内地人的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第558页）。由这些缺点，梁启超引出一个观点非常偏激的政见：“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第559页）这段政见正是梁氏两年后撰写的《开明专制论》的核心论点之一。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中国急需的不是国民的自由解放，而是由一位手握大权、思想开明的人物以铁与火来对国民进行陶冶锻炼，使其先具备享受自由的资格，然后再来谈自由、立宪、共和，这无疑是非常错误的。其错误在于他只看到了国民落后的一面而未认识到他们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把国民落后的现象视为本质而未深究其何以落后的根源，宁可寄希望于某类伟人出现这种毫无根据的幻想而不研究如何去做开启民智鼓动民力使之摆脱落后状况的工作，结果就将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命题，变成了对专制（哪怕是开明专制）的赞歌，这就大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背离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引导的时代精神。不过，也应该指出，梁启超看出中国并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断言美国式的立宪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亦即不可能真正在中国建立起来），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他主张“开明专制”并非向往专制、仇视自由，而是企图经过开明专制最终走向自由；并且，他的偏激之词亦属有感而发，出于一种对中国政治落后深以为耻而又拿不出切实有力的解决办法来的矛盾心理。梁启超鼓吹“开明专制”的时间并不太长。在1907年撰写的《政闻社宣言书》中，他重新将中国政治进步的希望放到了“国民”身上。宣言书中对“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和“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启沃君主，取现政府而改造之”两种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遍征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途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并认为“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④。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他前此“祝祷讴思”的开明专制，而转向了所谓“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的立宪（君主立宪）。对于梁启超来说，这仍然算得上是前进了一步。
无论是分析美国社会的特色，还是比较中美两国人的差异，可以说都是对国情问题的思考。尽管还很不系统全面，有的并不恰当，有的观点纯然错误，但能够注意并重视这一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剔除其中片面或错误的观点，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教益：学习外国的长处必须把握彼此的国情而不能照搬照套，对自身的痼疾应敢于正视而不要一味掩饰。
《新大陆游记》是中国人以亲身实地考察的感受撰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美国、评价美国，并进行中美比较的著作。梁启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以其所知者贡于祖国”（第419页）。游美数年的维新派人士徐勤评价此书“皆余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以是公诸世，其影响于民族前途者，必非浅鲜”（第416页）。从书中所表达的梁启超的美国观及全书内容来看，这部书虽存在政治立场上的局限性，却的确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是先进的中国人自觉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
注释：
①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9页。以下凡引该书，只在文内用括号标出页码。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9、740、743页。
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55、1057、10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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