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关系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外部经济现象的研究。他针对当时无法用自然资源解释的行业集中现象，即当时云集于谢菲尔德地区的刀具制造商和北安普顿地区的制衣厂商指出，厂商的集中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厂商的集中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厂商的集中有利于知识外溢。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以上3点依然可以解释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的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1990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持指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对国家竞争优势关系重大，并描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概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开始重新思考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以下观点：
（1）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则是制造业的补充。如Cohen and Zysman1987）、Rowthom and Ramaswamy（1999）、Klodt（2000）、Guerrieriand Meliciani（2003）、Cohen and Zysman（1987）强调，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没有制造业，社会就几乎没有对这些服务的需求。
（2）认为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如Pappas and Sheehan（1998）、Karaomerlioglu and Carlsso（1999）、Eswarran and Kotwal（2001）、Eswarn and Kotwal（2001）指出，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有两条途径可以使制造业部门收益：首先是能够引起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其次是降低了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服务的成本。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促进劳动生产力的驱动力。
（3）认为服务业和制造业表现为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互补性关系。如Park and Chan（1989）、Shugan（1994）、Bathla（2003）等。他们认为，随着制造业部门的扩大，对服务业的需求，如贸易、宾馆、金融、交通、社会服务，以及教育、医疗服务等，会迅速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反之，服务业部门的增长依靠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的增加。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加深。
（4）近年来出现了更新颖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出现了融合趋势。如Lundvall and Borras（1998）、植草益（2001）、周振华（2003）等。
服务业的发展是随着劳动分工深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分工关系，二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一种动态的内在联系，是一种不断加强的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制
1、基于专业分工、外包的互动机制
依据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工理论，生产服务外包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表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某些学者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生产服务外包问题。Coffey & Drolet（1996）认为，每一个企业都将面对“做或买”的重要战略性决定，它影响到成本结构、生产和组织模式、可能的区位直至经济的结构。企业需要取得多种资源与能力才能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企业总是希望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取得所需要的资源与能力，在市场中才会具有竞争力。
生产性服务的外包，指的是企业通过与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来满足其对生产性服务功能的需求，既发生在制造业企业上，也发生在服务业企业上。制造业企业曾经是一系列生产性服务的重要生产者，包括企业内部的R&D部门、批发和零售部门、内部运输设施等，而且这些服务多由企业的总部来提供（Coffey & Polese，1987）。通过垂直分解（Noyelle，1988），它们把一些以前由内部来提供的生产服务活动实施外部化，进行外包。在服务业部门，外部化则是通过所谓的柔性化“水平分解”过程（Michalak & Fairbairn，1993）。
2、基于价值链的互动机制
价值链是美国的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的。他描述了顾客价值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可以形成一个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作业而形成的，并将企业的作业分为两大类：基础作业和支持作业。后来对价值链进行重新定义：一系列连续的价值创造作业，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供应商、到生产者、直到消费者使用的和在运输途中的最终产品。
波特（1998）证实，在其价值链分析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渗透到每一个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环节，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环节中的渗透，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5个相互关联的投入：（1）生产什么；（2）怎样生产；（3）空间协作；（4）其他“促进性”服务；（5）分销。他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联系的增值活动，如设计、生产、销售等，其总和构成企业的价值链。实际上，并非每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来自于某些特定的活动，即战略环节，企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企业在价值链上某个特定战略环节上的优势。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竞争优势对加工制造环节的依赖性在减少，生产性服务活动越来越具有战略环节的性质。
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看生产性服务的作用，主要体现如下方面：（1）生产性服务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桥梁”。技术和知识在制造部门中的实际应用，大多是通过科技开发、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来完成的；（2）生产性服务是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中，企业利润的主要价值链已经不在加工制造，而在产品的研究设计、市场开发等生产性服务链条上；（3）生产性服务是形成产品差异性和企业之间进行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手段。
3、基于生态群落的互动机制
群落最初是生物群落的简称，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居住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生命种群的集合。生物群落的构成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群落内的各种生物并不是偶然散布的一些孤立的东西，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物质循环和能量转移的复杂联系，因而群落具有一定的组成和营养结构；二是在时间过程中，生物群落经常改变其外貌，并具有一定的顺序状态，即具有发展和演变的动态特征；三是群落的特征并不是其组成物种的特征的简单总和。
基于生态学的启示，经济群落是经济生态系统中一种特定的组织，各种群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群落组成有农业群落、工业群落和现代服务业群落，还有不可缺少的制造业亚群落、生产性服务业亚群落。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生态群落
农业群落、工业群落以及服务业群落3个基本群落是互动的关系，尤其是服务业群落更多地交融在其他群落当中。Shelp（1984）指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Riddle也认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粘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生产性服务业又是粘合剂的最主要成分，正是生产性服务业这亚群落的存在，使得服务业群落与其他两个群落互动共生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经济群落。
在国民经济生态群落中，制造业的社会分工、服务外包、产业链的衍生致使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制造业自身的升级要求大量的知识投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知识投入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两者共存共进：制造业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亚群落和生产性服务业亚群落之间是相互交融的。制造业亚群落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其一，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衍生出来；其二，制造业亚群落是生产性服务业亚群落的主导消费者。生产性服务业亚群落为制造业亚群落提供营养和赖以升级的知识流。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共生模型
1、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
这种互动共生模式是以一个被视为模型缔造者的制造业企业为核心，周围吸附若干个小型高技术服务企业，核心企业通过将非核心资源（主要是技术和信息服务）外包给周围的技术服务企业，与之构筑互动共生模型。其特点是资源外包互动共生模型的构建源于核心企业“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核心能力的需要”，通过模型的构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是该种模式建立的初衷（Lorenzoni and Baden- Fuller,1995; Gomes- Casseres,1996）。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式
2、金字塔形互动共生模型
这类模式是以合作为基础，重视长期关系，倾向于一旦交易关系建立后，往往会形成长期的信赖关系，交易对象也倾向固定化。正因为长期持续地与少数对象进行交易，容易通过彼此的沟通与协调来创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否则就如Granovetter（1973）所说形成弱联系。同时，网络成员间也深信只有通过长期合作、彼此“发言”，才能创造最大的共同利益。
3、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
这种模型中有两个以上的核心企业，企业无明显的强弱势之分，各自拥有不同的技术资源，依靠相互合作来完成生产经营活动，企业间是平等互利和优势互补的关系，因此称之为“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如图3所示）。其特点是整个模型的效率依靠所有企业的紧密合作来实现，企业间具有较强的协作关系。与中心型相比，这类共生模式的安全性、稳定性相对更高，然而，这类模型结构形式过于松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型成员间的接触，也不利于整体性强的产业链条的形成。
图3 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式
4、嵌套型互动共生模型
这种模型是由精干的中心管理机构和外包的以合同为基础的外部企业组织机构所组成，而这些外部企业组织机构又分别是各种独立的进行R&D、制造、销售、服务或其他关键业务经营活动的组织，且这些外部企业组织也分别是独立的互动共生型组织。这种形式的互动共生模型往往发生在具有战略联盟关系的组织内部，以战略联盟伙伴外包的几个主体企业为核心，吸附大量中小型企业而成。
嵌套型互动共生模式是建立在强联系和信任基础上的。强联系是建立在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其形成与发展具有历史性和路径依赖性（Larson,1992; Powell,1990）。Uzzi（1996）将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治理系统称为嵌入逻辑，并认为它是企业间紧密联系的产物。Kale,Singh,and Perlmutter（2000）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的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强联系有助于促进网络成员的集体学习。
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工业为主和过度的资源消耗为基础的，工业增长“一枝独秀”导致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制造的未来是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生产性服务业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需要科技进步和管理提升，另一方面更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自身作为利润源泉的价值，更体现在其作为制造生产环节的纽带而产生的“黏合剂”功能。我国制造业由于缺少发达的生产服务体系支撑，自身还从事大量非核心的服务性经营活动，是导致其竞争力相对较弱的重要原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接盘传统制造业的需求，不仅为服务业的发展找到了巨大的空间，而且也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我国制造业的突破在业外，在企业围墙之外，在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最终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加强产业关联，构建互动基础
鼓励制造业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并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围绕制造业，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外资服务业进入本地运营，变单纯的制造业集聚为集成制造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聚。鼓励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同时，建立健全中介体系，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与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物流、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构建互动基础。
2、通过产业集群，实现两业互动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促进产业集群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二是与制造业集群相对应，建立相应的服务业园区，与制造业集群形成互动。
例如，上海的先进制造业基本上是以集群的形式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南西北中”5大基地。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与工业基地和制造业集群相对应，围绕这些制造业集群、工业园区，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园区，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为相应的制造业集群提供配套和服务，与制造业集群互动发展。
在推进服务业集聚式发展中，深化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等方面要有所突破，打破束缚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周边集中布局，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同时，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等形式，支持服务业实现区域性集聚。
3、构建政策环境，两业和谐共生
不管是在产业政策上，还是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政府都能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鼓励产业集群的发展都是政府推动两业互动的重要举措。
（1）在产业政策上，政府可以制定一些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取消一些歧视服务业的政策和限制，从而使两业和谐共生、互动发展具备政策环境。
（2）从产业集群内两业互动的角度看，我国的“空间政策”、“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都需要相应的政策调整。在“空间政策”上，我国传统的“城镇体系——松散结构”不适应集群发展，严格的土地法规也不利于集群的发展；在“产业政策”上，产业雷同、争夺资源、产业布局松散等都对集群的发展不利；在“人口政策”上，由于人口流动缺乏引导，使得集聚潜能无法释放。由于政策限制，集群发展受限，通过集群实现两业互动就受影响。因而，政府在城市规划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上都给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关注，也是实现两业互动、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
（3）在鼓励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作用、角色和地位要适时转型。在集群发展初期，政府起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对集群的发展进行正确的产业定位、提供优惠政策、配套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和完善、按照产业链组织招商、引进合乎比例的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配套。在集群发展的后期，政府主要是协调和引导，在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强化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服务机构以及产学研联合一体化网络联系等方面应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中，利用一些政策措施或更多是市场力量来促进园区内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有效互动更是政府永久性的一项挑战。
4、区域协作发展，推动两业互动
随着中心城市在区域范围内集聚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产业要素能力的大幅提升，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基础不断被瓦解，建立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区域定位之上的区域分工体系越来越具有经济性和现实意义。
但是，作为各城市互设壁垒、低效率同质化竞争的制度基础，分税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在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例如，以长三角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机场数已达每万平方公里0.8个，超过美国平均数0.2个，已经成为国际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江江苏段南京往下内河港口林立，能力一扩再扩，现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100多个，但大多货源不足、浪费严重。
上海在同周边城市的产业布局上也存在着资源争夺，从而导致产业雷同和区域竞争。而服务业在本质是有“松脚型”特征的，它的服务半径很大。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同上海的制造业之间是互动的，而且要辐射到周边城市、长三角，甚至到全国的范围。因此，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表现为在一个特定空间上的集群式发展，但更应该鼓励区域协作式发展，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跨区域互动发展，从而充分发挥服务业辐射的功能，不仅节约资源，减少同质竞争，而且区域联动式的、广泛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将有可能造就出一些“国际服务中心”型的城市，如上海、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