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经济学：一个标准模型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框架论文,粮食安全论文,模型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全球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世界上每一个人。然而，FAO最新估计表明1997—1999年世界仍有8.15亿人食不果腹，几乎每7人中就有1人营养不足。
现有的技术完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同时，信息系统能够精确地找到哪些地区需要粮食，而且也具备将粮食迅速运达全球各地的技术。事实上世界已经生产出足以充饥的粮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粮食产量总体上是呈现增长趋势的。从1946年的5.33亿吨增长至1999年的20.64亿吨。由于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上升趋势，从1966年的316.05公斤增加到1996年的357.63公斤。据FAO预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球粮食生产还可以满足全球人口的需求。
当肥胖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最快的一种健康问题时，全球却仍有8亿多人食不果腹。2001年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1990年代全球饥饿人数年平均下降600万。按这样的速度，要再过60年才能将全球饥饿人数降到4亿，而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目标是要在2015年前完成。粮农组织（FAO）每年公布的粮食不安全报告指出：“显然，世界营养不良人数的减少速度放缓”。
露瑟·特威腾（Luther.Tweeten，2000）认为，粮食安全经济政策标准模型的成功运用，可以提高需粮者的购买力，以保障粮食安全。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经济政策的标准模型已被主流经济学广泛接受。这种模型已被证明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成功运作模型。可是为什么饥饿依然是当今世界如此严重的问题？这正是粮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粮食安全内涵的演变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丰富、充实和深化的概念。早在1974年11月联合国根据不结盟首脑会议的倡议在罗马召开著名的联合国世界粮食会议，形成了最初的粮食安全概念。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由于这一概念比较抽象和笼统，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此基础上另外再提出了一个保障粮食安全的指标，就是粮食库存量至少应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17％-18％。强调各国政府确保本国粮食供应，提高国内粮食储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亚洲一些国家开展“绿色革命”，力求“主粮自给”；拉丁美洲、非洲许多国家则重点“改革流通”，改善“粮食分配”；日、韩等国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
1983年，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的爱德华·萨乌马对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有一个解释，就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一概念具体包括三项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的粮食；（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们都能获得粮食。也就是说为确保粮食安全，既要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供应量，又要建立起稳定粮食供应的机制，同时还要不断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这一论述使粮食安全的概念更丰富、目标更明确。这使粮食安全的概念涵盖了粮食生产、供给和收入等范畴。其显著特点在于突破粮食自给自足的框框，强调粮食贸易。这个解释影响较为广泛。
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又庄严重申：“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万德娜·许娃（Vandana Shiva，1996）认为“一直以来粮食安全都意味着足够的，安全的，营养的，以及文化安全的食品。”文化因素纳入粮食安全，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视野。她提醒人们：“美国及其他北方工业化国家正试图将粮食安全的内涵从基本人权变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这样把那些没有足够购买力的大量穷人排除在粮食安全之外”。她还进一步指出“他们还试图重新定义粮食安全，从而将食品安全问题排除在外”。长期来形成的粮食安全的内涵“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原先的行动计划草案中已有描写，现在的草案中粮食安全的这种内涵已被删除”。
谢扬认为“1996年罗马的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已经开始在揭示新的粮食安全观：它除了包含原有的解决饥饿含义外还包含着食品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护民族文化等新概念。”（谢扬，2001）
丁声俊在分析了粮食安全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上，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相当丰富，至少包括：任何粮食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方面的基本内容。（丁声俊，2001）
粮食安全必须强调粮食的供给。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的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粮食供给由本国粮食生产潜力和进口购买能力构成。从短期来看，粮食供给除受以上两方面影响之外，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全球人均粮食供给量不断上升，但许多人却仍没能获得粮食。英国经济学家Amartya K.Sen认为“食物权利（food entitlement）”被剥夺是粮食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露瑟·特威腾（Luther.Tweeten，2000）认为主要是因为：（1）饥荒者缺乏购买力。这得靠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决；（2）粮价过高。除强调生产外，还要靠自由贸易或增加贮备来解决；（3）饥荒者缺乏交易能力。
实际上，从粮食生产、流通到食品利用、营养吸收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影响粮食安全，但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从粮食生产方面来看，由于全球耕地资源禀赋的不均匀，发达的农业大国粮食生产能力过剩，而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则严重不足。随着未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土地资源与人口之间更难保持平衡。根据FAO、ⅡASA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土壤和气候资料的分析报告，即使实现了高投入，2000年仍有19个国家难以摆脱粮食危急的状况；在实行中等投入的条件下，将增加到36个；在低投入条件下，则这个数增加到64个。
强调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许多国家都努力将粮食产量提高到超过消费量之上的水平，这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通过严格的粮食政策或其他非市场强制力量长期将粮食价格抬高到市场均衡价格水平之上。从短期来看，这是十分有效的手段。然而，从长期来看，这样做的结果通常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粮食安全，甚至损害生产者利益。
从粮食的流通方面来看，国内当年产粮、储备粮和进口粮形成可供粮。所谓可供粮是指某一年度内可用于消费的粮食。（1）全球的粮食生产现状。2000年全球谷物产量18.52亿吨（包括按大米计算的稻谷），比上一年下降近2％，也低于前5年的平均水平。（2）全球粮仓有多大。据FAO统计，在2001年生产季节结束时，世界谷物库存量预计将达到6.4亿吨，比该年度期初减少0.52亿吨，下降7％，达到四年来的最低水平。不仅谷物库存量下降，其他主要粮食品种的库存量也下降。（3）国际粮食贸易规模。2000—2001年度世界谷物贸易预计达到最高点，为2.36亿吨，比上一年度略有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对粗粮和大米的需求量增大。自1999—2000年度以来，世界谷物进口量的扩大促使世界谷物贸易增加约2500万吨，即比前十年的平均数高出11％。在2000—2001年度，发展中国家的谷物总进口量预计达到1.68亿吨，这高于平均数，但略低于1999—2000年度达到的水平。就价值而言，2000—2001年度发展中国家的谷物进口开支预计总数达230亿美元，比1999—2000年度增加20亿美元，即增长9％。2000—2001年度低收入缺粮国（LIFDCs）的总进口量预计达到7000万吨左右，略低于上一年度的预计水平。总之，低收入缺粮国整体而言，谷物进口费用总额预计为95亿美元，比1999—2000年度增加8％。
从粮食的消费方面来看，国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粮食安全需要。在温饱阶段，粮食安全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粮食需求以追求数量满足为特征。粮食生存安全需要量是指人体为了生存必须的最低粮食消费量。这可以通过卫生部门推荐的人体“营养素供给量标准”和“食物营养成分”大致推算出来。在小康阶段，粮食安全讲究营养需要，粮食需求以满足优质化、多样化为特点。小康阶段的粮食需求量可根据小康的标准和实际的消费折算。在富裕阶段，粮食安全追求可持续发展，粮食需求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科学食物结构为特征。
在发展中国家，将近3/4的穷人生活在农村。由于大部分粮食危机人群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粮食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也就意味着购买力。靠提高生产率和粮食危机人群的实际收入来增强粮食的可得性，仍然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事实证明，在提高粮食安全方面表现最出色的那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大大地实现了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投资和生产力。尽管穷人尤其依赖农业作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但在1990年代，表现最差的国家甚至不能阻止农业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的下降。人均资本存量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对这些国家农业外援的骤减。
很显然，粮食分配越不平均，一定水平的粮食产量所能养活的人口就越少。如果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是“伴随着更公平地获得粮食的增长，那么只要一点点的产量增加就足够了。这可以通过向当前处在粮食获得阶梯低层的那些人群进行粮食、生产方式或需粮者购买力的再分配来完成。”“不幸的是，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家庭间的粮食获取不公平并没有明显减少”（FAO，2001）。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需要改善分配状况，以确保粮食增产能使营养不良的人口真正减少。改善分配状况要求弱势群体能得到更多的耕作土地的机会，以便生产他们所需的粮食，或者提高收入以购买足够的粮食。这得依靠制度和态度以及经济学。
二、标准模型
露瑟·特威腾认为消除贫困与粮食危机需要通过自然资源、制度以及态度的综合运作，创造资本，发展经济，从而提高居民的福利。二战以来的经济发展就是标准模型的一个成功应用的例证。新加坡、香港和智利的经济十分成功地引进了这个模型。然而，没有采用这种模型的那些国家就失败了。
当然，引进标准模型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各不相同，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态度，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照搬这种模型。一些国家恰当地选择一种权衡，即在更加安全的体系和更高的经济发展之间进行权衡。然而，遵循标准模型对那些没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尤其重要。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间可以有许多的替代。像中国那样，精耕细作的传统和任劳任怨的人民能弥补资金和制度的匮乏（露瑟·特威腾，2000）。同样，好的态度和制度能弥补自然资源的短缺。例如自然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日本、新加坡）也可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粮食安全。因此，一个国家的农业资源短缺并不一定伴随粮食危机。经济的发展，其他要素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因为通过国家对外贸易，别国的自然资源能填补国内资源的匮乏。
因篇幅所限，以下仅概括露瑟·特威腾提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所需的标准模型的核心部份。
（一）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1.明晰的产权。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98）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与厂商之所以有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是因为他们有机会拥有财产和保留其工作和生产的一部份利益。为使其动机有效，必须明晰产权。完整的产权具有两个特点，包括每个人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和出售它的权利。当存在范围不明确的产权，有限制的产权，法定的产权时，会出现无效率，资源被浪费或者不能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被利用。为鼓励投资和增加资本存量，就要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要允许资产抵押贷款。产权能使投资者从投入中得到报酬。这种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能避免资本流失，还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资本、管理以及进入国外市场的渠道。
2.适度的竞争。垄断对于一些行业来说可能比过度竞争更有益，如大多数自然垄断行业。然而，大多数垄断行业缺乏效率、垄断企业的产量低于社会最优产量，市场价格高于平均成本。垄断行业中的技术停滞、寻租等现象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因为一点点的竞争通常要比一大堆的规则更加有效率，所以通过开放对外贸易来打破国内行业垄断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尽管私人部门的独立行为不会较好地供给公共品，但这不是政府生产这些物品的借口。政府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让私人部门来提供这些物品。
3.廉洁高效的公共政策决策体系。政府的腐败阻碍经济发展（Sachs，1997）。腐败和无能（如决策失误）无法彻底根除，但可以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必须依靠奖励、良好的训练、有竞争力的薪金和一个揭露腐败的自由新闻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等，强化公务员和党政官员的行为约束，并将政府产生经济租金、贿赂和扯皮的冒险最小化。
（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1.财政政策。关于财政职能的执行，经济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唯一的好预算是一个平衡的预算。而沃伦·斯密却认为，唯一好的法则是：预算不能平衡…。保罗·A·萨缪尔森称财政政策为经济的“自动稳定器”，认为理想的财政政策是：“逆现行经济风向”行驶的。在现实中，经济风向难于准确把握，而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整存在“时滞”。这使得“相机抉择政策”难于实施。露瑟·特威腾认为要避免长期的赤字。只有当财政投入回报率很高，可以收回本金、利息，并能产生社会效益时，赤字才合理。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时滞”有很大的变异率，最短的约6个月，最长的达到20个月。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混合使用，这样可以弥补“时滞”带来的经济不稳定问题。弗里德曼则提出“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维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避免人为的错误产生经济不安定。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在政策措施上“伸长手臂”，并使用单一价格稳定器。这种金融调控被认为是成功的，特别是德国。
3.税收政策。既想通过税赋弥补公共支出，哪怕是最可能少的开支，又不想影响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成功的税赋政策是政府对“坏行为”征税，如奢侈性消费、吸烟、喝酒、废气排放等，而不要对“好行为”征税，如投资、储蓄、出口等。另外，可以对电、灌溉水，以及对其他公共部门提供的类似服务征收使用费来弥补开支。征收销售税、增值税和财产税比直接从公司利润和出口中征税对经济的制约更少。
4.贸易政策。利用国际市场成功地发展经济，包括：通过市场（浮动汇率）和健全的财政金融政策制定合理的汇率。在开放贸易中，对涉及幼稚产业、国家安全和卫生保护等方面的支持与保护是WTO规则允许的。不过，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2000）对积极的贸易干预政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由于资源有限，这种政策会导致生产率降低。况且，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和存在不确定性，这些政策也难以成功。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自由贸易，但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显然很难为现代贸易政策工具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粮食安全经济学必须以新国际经济学的眼光，全面审视当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三）基础设施的投资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旱、涝和病虫等灾害的监测预警系统建设与维护，全天候的粮食安全通道建设包括港口、机场、桥梁和其他设施，粮库建设，运输工具、加工设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四）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应该提供诸如农业研究、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等粮食生产性服务，并通过市场机制激励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政府还要发展食品卫生与健康事业。在营养、文化与环境关注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发展对食品质量与标准产生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越来越感觉到没有粮食安全可言，他们无法得到卫生安全的营养食品。甚至在富裕的国家，“疯牛病”、“二恶英”以及危险的化学物质对消费者健康构成了新的威胁。粮食安全要关注水污染和废物排放问题。寄生虫和细菌介入食物消化系统，会影响人的耐力，降低劳动者素质。要关注计划生育和产前产后护理，免疫预防针、加碘食盐和加铁酱油以及补充维生素等措施的经济核算。
此外，对于标准模型是否应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政府不可能将农产品价格长久地维持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上。各国粮食消费者人数要比粮食生产者人数多得多，支持政策导致的价格扭曲不仅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会不断地抬高价格波动的重心。况且，农产品价格支持会增加无地农民、雇佣工人和城郊穷人的负担，而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或粮食流通的中间商来说却是利润。因此，粮食价格支持不利于经济的公平、效率和稳定。
（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主要在农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联系的资源环境经济技术研究，生态农业技术研究、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可持续发展要求关注环境。环境保护对那些伴随人口增长而拥挤不堪的穷困地区来说特别紧迫。农业的发展可以采取综合开发、综合治理的方式。例如多种作物综合生产（如饲料作物与大豆轮作），保养耕地（休耕、垄耕、地膜覆盖），综合虫害防治（虫害生物防治、抗病作物培育），林业综合经营（人工造林、发展生态旅游业）等。
（六）粮食和收入安全网
私人慈善机构、各类社团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十分重要。通过公共粮食安全网弥补市场的缺陷，保障那些无法自立的人和家庭的维持生计的物品供给。
从标准模型来看，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对于粮食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农业政策才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同时满足标准模型的所有要素。不同的国家优先满足的要素各不相同。但以下这些要素通常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改革、农业技术、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三、结论性评述
1.粮食危机的根源在于贫穷。资源、技术、制度与文化是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些要素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可以有许多的替代。因此一个国家的农业资源短缺并不一定伴随粮食危机。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购买力，就能克服时间的限制（如年复一年的意外的、不稳定的收成）和空间的限制（如当地粮食短缺），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2.全面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主要目的。经济发展效果最明显、效率最高的途径是遵循标准模型。尽管没有一个国家会采纳标准模型的每一部分，但许多国家已采纳了标准模型的足够的部分而成功。这显示了标准模型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3.粮食危机不单是自然资源短缺、环境退化的结果，更多地与不完善的政策或者健全政策的执行不力相关。更可怕的是，这种政策最终滋生标准模型的反对者。这些人往往处在权力和威望的高层，他们具有抵制改革的强大力量。更何况扭曲的经济能为那些审批种种特许和执行仲裁的权力阶层提供经济租金。
4.政府应该提供诸如研究、培训和基础设施等粮食生产性服务，并通过市场机制激励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通过构建粮食和收入安全网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粮食安全。而这些功能的发挥需要良好和高效的制度环境。
5.不合理的制度通常有其文化根源。如官僚主义和腐败，公众对不代表民意的腐败无能政府的宽容，政府领导人不为民众谋福祉而把他们的位置看作是私欲膨胀的乐园。标准模型的引进，社会制度的变迁，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阻碍，如世袭阶级和少数民族仇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政府无法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这种政府往往疲惫于操纵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集团，从中渔利。一旦公共政策为迎合特殊利益集团，就沦为了腐朽制度和腐败政府的产物。因此，标准模型的引进要求制度变迁。这就需要多学科的紧密合作，也正是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