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种种——1994年散文创作略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家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两年，与散文似已结下了缘份。自己不会写，但读它却渐有些入迷，故心中要说的心得也多了起来。这两个月，翻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四十八种，着实过了一次瘾。但读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关于散文的意见，觉得对于散文的问题，前人该说的大多已说了，后人再重复，实在有多余之嫌。散文是已熟透的文体，当代人要想在此处翻出新样，招引众人驻足观赏，没有天马行空的气魄与才气，我总疑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行至90年代，中国散文确实大热起来。不过这种热，大多是把思路拉向过去，重温周氏兄弟那代人的旧梦。汪曾祺、孙犁、张中行等人的魅力，就在于把精神状态，还原到“五四”文人自由境界中去，后起的优秀中青年作家，也大多模仿着先人的样子摸索走路。所以，散文的热，其实是一种心灵和精神的调整。唐代时的所谓“古文运动”，宋初的“复古运动”等等，都是众人调整心灵秩序的一种努力。前仰古人，后启来者。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每次散文的复兴，大多是打着前人的某一旗帜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散文复兴，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这个道理。虽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轮回。
1994年的中国散文界较浓厚地散发着“五四”前后的某种文化气息。在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各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和某些报刊上的作品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五四”以后形成的几种散文路向，在延伸着，虽然在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感觉，但我以为，在一些作家的精神状态里，还是可以看到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有特点的东西。散文艺术，在“五四”人文传统启示下，正悄悄地发生着自身的变动。
这种变动的最大特点，在我看来，是出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不同模式的散文家群体。这些群体是自发的云集，没有口号，没有核心，它们散状地漂在四处，而精神走向却各有途径。宗师于鲁迅、周作人的作家越来越多；有的在汪曾祺的影响下，执著地走着沈从文、丰子恺式的清雅之路；还有些乐于在散文与学术小品间徜徉，文体甚至也颇像张中行的古朴、深奥的样子。散文的个性化越来越强了。张承志、周涛、王英琦、斯纾等人，毫无书斋气与匠气；王蒙、刘心武、李国文、邵燕祥常有锐气的佳作；余秋雨依然独步于文化苦旅之中，他的苦苦思索与浓郁的悲壮感，使他在这一年间依然引人垂青。生活气的、乡土味的作品也不断涌现着，但却抵不住文人气十足的文化小品的称雄之态。由此为契机，伴随着散创作的趋于书斋化，古典散文的“聊斋”、“书话”式的文体，也大行其路。贾平凹的散文集有多种版本问世，其看好的势头，不减于《容斋随笔》、《曾国藩家书》的销量。可以说，本世纪以来，“五四”时期的散文是一个热点；90年代以来的散文复兴，也是一个热点。两次散文的繁盛与“热”，均与社会开明与思想解放关系甚大。不过，1994年的散文热，不是一种理论思潮下的精神释放，这一点与七十余年前的“五四”，是有根本区别的。今日的散文家们各自拥有着自己的天地，或疑古，或“国粹”，或在自己的园地品茶论道，或孤独地前行而苦吟痛想。这是一个散淡、开朗、多样的时代，是各路文人自走其路，求新、求变、求异的时代。《读书》、《散文与人》的许多佳作，大概最能窥见当下文人的诸种心绪。或许，目前尚无鲁迅式的巨匠，但在张中行《顺生论》的哲思中，在余秋雨《文明的碎片》的漫步里，在诸如王蒙、邵燕祥、汪曾祺、赵园、舒婷诸人的独白之间，我们多少可以感到人文主义的情结。其中或有庄子般的大智大气，亦有周作人式的博学杂识。我在赵园发表的少量的散文中，读出一种悠远的、苍凉而炽热的生命之流；在张承志的血性气质中，领略到异于中原文明的新、奇、高、古的力量。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的价值选择，但却无法拒绝他对你的冲击与震动。在儒学气十足的小品文流布于世的同时，有一两个张承志式的狂飙人物，你总不会觉得只有书斋中的自得其乐，才是最佳的境界吧？
张中行在1994年推出的几部厚重的学术小品集，引起了学术界和散文界的广泛注意。从80年代末到现在，他的存在，对文坛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对张先生的评价虽多种多样，但他新出版的《顺生论》，委实是让国人新奇不已。此书把人的感知过程与求新的理性意识，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小家碧玉的生活小品，读过后只能一时兴奋，却少了咀嚼的味，张中行的作品是求知的劳作，是精神的自省与拷问。在史与识之间，在理与情之间，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先生的体悟很是独特。你丝毫读不出他的贵族气，或故弄玄虚的调子。他的一切作品，均为知天命而作，为人生而作。这种劳作，不是仅凭一时性灵的冲动，而是来自于对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史的筛选，来自于生命的深层体验。他不像学院派文人那样正襟危坐地谈玄论道，他以布衣之躯参悟三生，把高深的学理转化成平实的意识，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历史寓言者，让我们看，让我们听，让我们随他一同感受那熟悉而陌生的人生大限。周作人之后，杂家出现的很少。张先生的出现，让我想起了周作人，想起梁实秋诸人。尽管他的文笔与哲思，未必篇篇都达到化境，而你必须承认，他把旧式学者的优点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学者类型的散文家中，余秋雨、宗璞、赵园、陈平原等人的作品，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圈。读余秋雨，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传统学人小品与游记、学术论文的界限，而是把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传统游记的性灵，又有学术品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散文天地间，寻找到了一种既可让大众接受，又让文化人感兴趣的通路。把学者的哲思化解为散记，把散记写成了有情有理的哲学札记。余秋雨已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模式。我近来发现，他有时似乎在重复自己的思路，这大概会限制他向更深之处发展。《文明的碎片》已显露了这一点。但读他的作品，确实常可领略到一种常人少有的东西，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当许多散文家过于在小情调之中周旋的时候，余秋雨，却向我们传来了山野间远古的声音，传来了当代知识者的阔大的忧患感。也许，你可以挑出他的许多弱点，但是，他在文体上的别具一格，至少说，丰富了当代散文的样式。
活跃在学术界的另外几位学者，也常有佳作问世。陈平原的文章越写越漂亮了。周作人与梁实秋式的笔法，常隐现在他的文中。他文中较少精神的孤苦与骚动，那些书斋味很浓的自娱情调，让人品出学人自我思索的快慰感和平实、厚重感。赵园则是另一个路子，散见在报刊上的一些随笔，很有她个性的东西。和她的学术论文一样，在《窗下》、《中年》、《偶合》诸文中，你隐隐地会发觉那种冷寂、洒脱、幽深的情绪。她对世界与自身过多的敏感，与思辨理性冲撞在一起，散出冷热交织的诗意。可惜她写得太少，而惟其少，故显得精。这种律己的个性，对人也是一种启示吧？与赵园相似的另一位女学者宗璞，给人的印象也非同寻常。她写散文，文人气很浓，少有女人的纤细，而过多的男式文人的沉郁和苍润淋漓。宗璞写散文的历史只有十几年，但已老练娴熟得很。她生活面很窄，一生只限于学术圈中，可文中却常有奇想，在宁静、淡泊中，让人读出一种历史感与苍凉感。她的作品，常让我想起朱自清、俞平伯，浓郁的学人味，使她的读者不会像余秋雨那么多，可我觉得，这样的散文家，毕竟还是太少了。
学者散文，常常是圈子里热，而圈子外冷。在几亿人口的中国，学者们如放下架子，写些浅显易懂的作品，情况当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使我想起那些很有学者气，但又在学者圈子外的人。这一类作家，或许以孙犁、汪曾祺为代表吧？孙、汪以下，贾平凹等中青年作家，走的是一条学识隐于性灵之间的道路。但这一类作家个性多样化，不像学者散文在文脉上的某些相近性。贾平凹是深味底层生活的人，故其文章俗事雅谈，生活气息很浓，且又多禅味。类似的中青年作家，目前涌现出许多，北京就有十几位。他们的文体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但在追求散文的风格与精神情调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高洪波、谭宗远、凸凹、马力等人，不满足于性灵的渲泄，而常常把历史与文化意识，自觉地糅在一起。这些作家很注意寻找一种有境界的“话语场”，这一“话语场”既来自生活，也联接着古老的文化源头。贾平凹的叙事方式完全是明、清文人式的，加上他的陕西故土的泥土气息，于是便有了既不同于“五四”文学，又不同于传统儒生的新式的语境。贾平凹等一些中青年作家，撕碎了近四十年来伪态的叙事模式，在他们的也许并不都达到“化境”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这一代人寻找新的生活秩序与精神秩序的可爱的灵魂。
我一直觉得，9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些女性散文家，是一支很引人的力量。张洁、谌容、陈祖芬、舒婷、王安忆、王英琦、毕淑敏、斯纾等人，写下了许多动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人浓烈的“女权意识”我们可暂且不论，就她们那种对人生的细腻的把握而言，是丰富了散文的创作的。雄性化和过于纤细化，在女性作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风格，而尤以雄性化的作品，给世人以深深的震动。张洁的近作已完全少了女人的温情小调，她的沉静、尖锐，让人感到一种寒气袭人的东西在涌动着。安宁的梦语，在她那里被化解了，你甚至无法相信那些直面人生的森然句子，来自一位女人之手。王英琦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但她近来的作品，更趋于形而上的思考。她是以燃烧自我的挣斗，在不断探究着生存的奥秘。在王英琦的世界里，包含着“五四”文人强烈的自省和批判意识，《生活大于著书》等文，让我看出了她对哲理的兴趣。在众多女作家中，毕淑敏的作品，近来很受关注。她新出版的《婚姻鞋》，许多散文写得很精致。毕淑敏把深沉的情感隐在洒脱的人生寓言中，她不直露自己的情感，她的平静打量生活的目光中，交织着对人生确切性认识的渴望。她的颇有寓义的一组组散文，像无声无息的湖面，和谐深处，是随时可以翻动着的巨浪般的激情。还有王安忆、赵玫、铁凝等人，文章常富于变化。小说家写起散文，毫无拘束之感，那种自然的性情流露，在平和之中，常可以看出深来。“五四”时期的女性散文作家，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当代女散文家的许多佳作，可以说已超出了本世纪初那代女性作家。我近日翻看凌淑华、卢隐、石评梅等人的旧作，觉得当代一些女性作家，确实比许多前人高明多了。文学家们，该不会否认这一判断吧？
诸种散文家的林立文坛，让我忽记起周作人当年给俞平伯的《燕知草》作跋时写的几句话。他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结合成，而现在的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周氏把“五四”散文当成明季的余响，自有他的道理，但当代的散文复兴，大概情形就要复杂一些。贾平凹确有明人散文的样子，但像张承志、周涛等人，则有一种外来文化的生命冲动力。尤其是张承志，他的尼采与西域文明激情，是一个特有的存在，与明代的李贽多少有些相近。但张承志精神的核心之一，有鲁迅的风骨在，这在明清散文中是看不到的。而另一些活跃的散文家如王蒙、刘心武、邵燕祥、李国文等人，俄苏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影响很深。另外，一些中青年作家，也很热衷于西方文化的个性精神，散文的笔致十分自由、真实。我读这些作品，觉得目前一些作家，正努力地把传统的与外来的东西结合起来。虽然，许多人的努力失败者较多，而在我看来，这种努力是可贺的。我们已有了多样化的散文世界，近45年来，只有这两年的散文，可以说整体真正走向了自由自在的坦途。这局面，确是来之不易的。
看了1994年一些有代表性作家的散文，随意写下这些感想，收笔的时候，忽有一种隐忧从兴奋之余中走出。前几日与友人谈天，我曾说，好的散文确实多了，但能像鲁迅那样经起重读，且生命力很强的，还很少看过。目前散文界，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过多，中国好的散文，历来多出于思想家之手，这些人不仅仅是由文学到文学，而是由哲学、历史学或其他人文领域迈进文坛。像鲁迅、周作人等人，一出笔就显示出不凡之气。那里不都是唯美的东西，而往往多为杂识之学，与生命的冲荡之气。或因哲思之深而动人，或仗理趣之广而引人。鲁迅是由西方浪漫诗学和史学而后入文学，所以大气磅礴。周作人亦如此。后人复学周氏兄弟，多从文学到文学，未见先生的精神背景。所以像唐弢、巴人、秦牧等人，均曾师从周氏兄弟，文笔如花，已臻成熟，但不是思想家。个中原因，我以为主要的，还是太拘于文学圈子，人一旦只为散文而散文，那必然只成为徒，而难为大师。大师者，广采众长，独创一体，立于文而又不拘于文，洋洋乎如江河湖海。这是大境界。我觉得，当代散文家应注意的，应当是这个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而无哲学家式的悲苦，无思想家的智慧，要写好散文，那多少是乌托帮式的幻想。这样说，似乎是在求全责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孔孟、老庄、鲁迅、尼采。但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多少应有广搏的知识和使命感吧？我们的散文创作，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创造新的“范式”的时候了。这并不是形式上的翻新，而是说，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时，我们能不能出现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现代观念”下的散文？这，也许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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