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的反腐保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堕落，社会组织、机构、措施、制度等方面的混乱。腐败现象是社会肌体的毒瘤。毛泽东作为我党的领袖，对夺取政权后如何搞好党的建设，预防腐败的滋长蔓延，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不断告诫全党要廉洁奉公，力戒腐败。为反对腐败，清明吏制，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为我党的反腐保廉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拟就毛泽东的反腐保廉思想作初步研究，以期对我们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毛泽东反腐保廉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反腐保廉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人民主体和人民主权理论；二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第一，人民主体和人民主权理论。什么是人民呢？毛泽东曾讲：“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段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历史范畴，就质的规定性来讲，它指一切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的人们，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就是一切拥护、参加革命和建设的人们。就量的规定性来讲，它指全部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多次讲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注：《毛泽东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90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他曾讲：“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第9页。）。“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4页。）。“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那就任何困难也会克服”（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这表明毛泽东把人民当作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把中国人民看作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体。
从人民主体思想出发，毛泽东自然得出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事情应由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说：“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注：《在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词》1940年2月3日《新华日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见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给的”（注：《红旗》杂志1968.4期。）。“我们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注：《1965.12月12日在杭州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把人民当作上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人民是主人，人民是上帝，国家的一切权力自然应属于人民。事实上，毛泽东一生都在思考和致力于使异化为奴隶的人民即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人民成为主人，掌握国家权力，以及长久地保持人民的主人地位和人民主权。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和人民主权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毛泽东反腐保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深深认识到了廉洁执政，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勤务员的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服务于作为主人的人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民供养了他们，给了他们权力，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面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毛泽东认为作为主人的人民有理由坚决反对、严厉打击，农民可以打扁担，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上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从事经济工作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4页。）。“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我说革掉好，应当革掉”（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页。）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官僚主义就是腐败现象，官僚主义者就是腐败分子，谁搞腐败，群众就应革谁的命。他深深感到腐败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政权的颜色，即关系着人民的主人地位。在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的滋生，那就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将变色。因此他认为，人民严惩腐败是必要的，对腐败分子应该捕一些、杀几个。
应当指出，在毛泽东反腐保廉思想的理论基础中，还存在一个与上述理论相矛盾的官主权思想，即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惠民”、“仁政”、“忠君”思想，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了至高无上的救星，当成了党的化身，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他听任人们高唱“救星歌”，大跳“忠字舞”，他总是居高临下，以为民作主的责任心，多次强调要“施仁政”、而且要“施大仁政”。毛泽东曾把群众与干部的关系比作孔明与刘备的关系，说：“群众是孔明，领导者是刘备”（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页。），这样无形中毛泽东就把自己和干部当作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官僚主体思想虽与人民主体、人民主权相矛盾，但是从这种思想出发，毛泽东同样得出了必须反腐保廉的结论。他要求党员干部施仁政、惠民、为民作主。
第二，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善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在分析腐败现象时，他同样运用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首先，毛泽东同志认为，腐败的阶级基础是反动统治阶级。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页。），“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页。）。“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8页。）。显然，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是腐败的阶级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存在，就无法消除腐败现象。同时，毛泽东认为，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起来，掌握了政权，就必然出现廉洁政府，他说：“在农村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页。）。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其次，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和政府内出现腐败的原因，一是反动阶级残余作风和反动阶级思想影响，用他的话讲，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资产阶级的包围中，各种极端恶浊的错误思想象灰尘一样，每天都向我们的脸上扑来，各种政治微生物每天都在玷污我们清洁的肌体。“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问题”（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8页。）。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和政府内滋生的腐败现象是资产阶级腐蚀干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的表现。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警告大家，资产阶级会用糖衣炮弹打人。1951年，毛泽东发现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后，认为许多党员干部已被资产阶级腐蚀，要求大家：“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3页。）。并认为，只有坚决打击贪污犯，“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3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讲，“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
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明确地把反腐败斗争当作阶级斗争，把腐败现象的滋长看作是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乃至认为腐败变质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已在一些社队夺了权。
毛泽东把反动统治阶级当作社会腐败的阶级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他还正确分析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原因。但是仅把反动阶级的残余作风和错误思想的影响当作腐败现象的原因是不全面的，因为这只是外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当作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并认为腐化变质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显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失误。
二、毛泽东的反腐保廉实践
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了反腐保廉，毛泽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毛泽东认为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反动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和思想的影响，所以，它首先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反腐防变斗争。斗争的有力武器就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时常强调必须在党内、党外、军队中实行广泛的民主，他讲：“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什么是民主呢？毛泽东同志认为，民主就是让群众讲话，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曾讲：“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4页。）。这里，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话是对发扬民主的解释。这说明，毛泽东认为民主首先是让人讲话，而人就是指人民群众，让人讲话即让群众讲话，包括让群众发表不同意见和让群众批评，甚至让群众出气。他还讲：“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页。）。可见，毛泽东认为民主就是让群众讨论、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为了打击腐败，保持廉政，毛泽东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5页。）。“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7页。）。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在党的建设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成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一个重要手段和方法。
第二，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反腐保廉斗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公仆理论与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主体和人民主权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历次整党整风、反腐保廉工作中，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坚决支持。建国后，第一次反腐败斗争，也是我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一次成功实践。一九五一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检举揭发贪污和官僚主义行为。这场群众性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影响最大的是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运动表明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消除腐败的决心和魄力，有力地扼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起到了震聋发聩，祛邪扶正的作用。此后还开展了1957年整风运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等等。不同程度地给以打击。对于腐败，毛泽东认为应该经常地搞群众运动，他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8页。）。
群众运动确实起到了惩治腐败，廉洁吏治的作用，但这一方法有很多的缺陷。运用不当会酿成大错。尽管毛泽东曾指出，整风运动应注意两条，一是“惩前毖后”，二是“治病救人”，但在实际工作中，极易扩大斗争范围陷入无情打击的境地，影响了群众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变为运动群众，所以运用群众运动方式反腐败只能借鉴。
第三，初步建立监督制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初步认识到了监督对于反腐保廉的作用。他认为，党员干部要接受党员群众和劳动群众的监督，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共产党可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为了使共产党，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好地接受监督，毛泽东在建国后领导党和政府初步建立了一些监督制度。首先，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到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为主并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但“文革”时期同被当作“管、卡、压”予以批判而削弱。其次，在党内外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逐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各极党政机关设置了信访机构。1951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上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的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为此，1951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工作决定，要求设接待室，接待人民群众。建国初期，信访工作一度非常活跃，揭发反革命分子和腐败分子，提出建设意见等。第三，确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第四，发挥新闻的监督作用，1953年中央作出，在报纸和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让群众通过新闻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毛泽东并对此作了强调。
各项监督制度的建立，对反腐保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此不够重视，没有能够建立一套切合国情完整而又有效的监督机制，特别是过火的阶级斗争，使各项监督制度一度处于停顿、瘫痪状态，因而腐败现象每每抬头。
第四，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毛泽东同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示范作用对反腐保廉的重要意义，他不断告诫共产党人“己不正、焉能正人！”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十分重要，他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本人，不仅是廉洁奉公的直接倡导者，也是廉洁奉公的践行者，为党的廉政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的做法，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新旧体制转轨，法制尚不健全，监督机制有待于完备，这给一些腐败分子以可趁之机，反腐保廉刻不容缓，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前途命运。回顾毛泽东的反腐保廉对指导今天的反腐斗争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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