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型的地域通史——读余太山主编之《西域通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西域论文,地域论文,读余太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凡71万字。我粗读此书之后，深感此书选题得当，材料丰富，结构新颖，考证精审，论述透彻，新意迭出，堪称佳作，因而乐书读后感以求教于同好。
一
放眼中国史学界，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通史屡有出现；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中国通史，又有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多种面貌；此外，还不乏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及人物传记等，却缺以中国范围内某一地区为中心的通史著作。然而要真正写好一部中国通史，应当以对全中国各个地区的通史研究为基础。只有深入了解了部分及其个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和把握其共性。因此，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正抓住了深化中国通史研究的契机，符合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作为一部中国通史，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与奠定祖国疆域、发展物质文明和创造精神文化的历史。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许多《中国通史》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究其根源，同若干《中国通史》的作者、编者并不熟悉我国古代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族源、演变、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特征等有密切关系。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对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在西域及其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了详细的阐述，内容涉及在西域建立过政权的所有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经过、迁徙原因、征战状况、统治方式、政权形式、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思想和宗教艺术等诸多方面。不仅理清了长期来许多迷离不清的疑难问题，还绘制了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王朝世系表和疆域地形图，更提供了许多难见的史料。因此，像这样的《西域通史》，无疑有助于丰富《中国通史》的内涵，有助于改变只写汉族通史的偏枯状况。归根到底，有助于把一部《中国通史》真正写成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因此，《西域通史》的问世。将会在加强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方面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一点，我期盼着《东北通史》、《漠北通史》、《岭南通史》、《巴蜀通史》、《齐鲁通史》、《吴会通史》等这样一批地域性通史的出版，并盼其尽可能地各自发掘诸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性通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毫无疑问，《西域通史》这一选题，较之上述其他地域性通史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西域”这个地理概念，屡见于我国古代史籍，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个地区不是被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直接统治或间接奴役，就是受我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或有力控制，从而使中原王朝的统治、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至深且钜，致使它同中原王朝之间具有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的传统关系。因此，研究西域通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诸王朝共同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研究西域成为我国不可分割部分的形成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第二，由于西域具有扼中西交通咽喉的特殊位置，就使该地区成了中国古代通向外部世界的必由孔道，特别是在航海不发达的古代是如此。因此，研究西域通史，实为研究中西交通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所必需。时值今日，在欧亚大动脉即将开通之际，回顾历史上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互利状况和存在问题等史实，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同中亚乃至西欧诸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加速新疆地区乃至整个大西北和中原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由于西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就使西域既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又是中西经济、文化的交会点。基于此，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中西文化交会之后，虽然彼此间的吸收和融合是主流，但有没有彼此间的冲突与不和？在经过了短期冲突之后，又是如何彼此吸收和融合的？彼此吸收和融合之后，又产生了那些新型的文化？这些新型的文化，对中国古代中原文化和古代中亚诸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无疑是西域通史研究的重要内涵。因而对西域通史的研究，其作用与意义显然不限于对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关系到对整个中亚史和世界史的研究。第四，一部自秦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原王朝政权的强弱与盛衰，都同其对西域地区的经营、开发和控制的程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历史上的西域地区又是中亚、南亚及漠北游牧政权经常觊觎甚至企图直接染指的地方。基于此，就表明对西域历史的研究有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指导国防决策的重大作用，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
该书除其选题有上述特殊重要意义外，就其内容而言，也有其明显的成功、精到之处。质言之，约有如下诸特征：
第一，引述宏博，资料翔实。
中国古代史籍对西域历史的记述，虽然古老的《穆天子传》就已有反映，但其所载似乎还算不了信史。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步入关于西域的信史时代。因此，在此之前西域史料极为贫乏。可是《西域通史》的作者在谈到史前时期的西域历史时，采用了关于西域地区的中外考古资料，引述考古发掘报告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达65部之多，经过作者自己的辨析，基本理清了史前时期西域的人种、文化类型和社会面貌等方面的状况。该书对汉代以后的西域历史的研究，除了充分利用中国正史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外，还广泛搜集了古代私人著述之涉及西域者，也运用了各种宗教的经典及相关资料，更吸收了中外学者关于中亚史、西域史和各种死文字的研究成果，以该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来说，引书达68种之多；以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而言，也引书达80种；第五编“唐代的西域”，引书达118种；第八编“蒙元时期的西域”，引用书目及研究论文达159种。全书合计，除重复书目外，引用资料接近千种。加上引用史料的严肃性，从而构成该书引述宏博，资料翔实的明显特征。
第二，考证精到，时有创见。
尽管中国古代史籍、中外私人著述及考古发掘资料给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史料，然而，依靠这些史料还远远不能解决西域历史上的所有问题。因此，在撰写一部系统的《西域通史》时，就不能不依靠作者自己以钩沉索隐的考证法去发掘新的史料和订证已有史料，或从乱麻之中理出头绪，或从疑是之间辨明真伪，或从断线之处找出接头，或从空白之处找出线索，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样的例证，在该书各编中举不胜举。例如该书第一编“史前时期的西域”，得出了已知的西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未必属于真正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已知的西域中石器时代文化“也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第四页）、“西域真正的像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第六页）及“目前谈论西域的铜石器并用时代尚为时过早”等新的结论，表现出作者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特别是第一编第三章对“史前时期西域居民种族及其文化联系”的论述，作者通过大量的西域青铜文化资料剖析，从其墓葬形制结构、葬俗、建筑材料、畜牧业动物种类及农作物品种等方面，分别以之与同时期的中亚地区文化及甘青地区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在西域东部地区与其东面的我国甘青地区乃至其他省区的交往与联系比较密切一些；在西域西部地区与其西面的中亚地区和西北面的南西伯利亚等地的交往与联系较为密切一些，而在西域中部地区则似乎与东、西两方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薄弱一些”的结论。（第四十页）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所散布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作者同时又指出：我国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并非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张骞通西域，而是在此之前早就开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与联系的商路，西域史前时期文化的许多同于中原文化的特征，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就为粉碎别有用心者企图分裂我国领土的图谋奠定了历史依据。上述观点，在该书的以后各编中都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从而构成了贯彻于该书的一条爱国主义主线。此外，该书第二编对《穆天子传》中关于西域的记述的考证与分析、对“塞种”的认识、对《史记·匈奴列传》谓西域有“二十六国”的数量订正、对《汉书·西域传》误西庭、子合为一国的论考、对西汉时期西域不止三十六国之数和存在方位的分组排列等等，都有新的考释。该书第三编对曹魏政权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为黄初二年（221年）而非黄初三年的考证、对前秦苻坚送回大宛汗血马一事的论断、对《晋书·吕光载记》中所载焉耆国王“泥流”可以订正《晋书·四夷传》中所载焉耆* 国王为龙熙的讹误说法、关于“狯胡之女”的“狯胡”为羯胡的论断等等，也均有新意。至于其他各编，也各有不少精审考证和新颖见解，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总之，该书的缜密考证和独创见解，几乎处处可见，决非常见的辗转传抄之作所能同日而语！
第三，结构合理，主线突出。
该书为了突出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组成部分、中西文化的交会点、民族融合的大本营和汉族与诸少数民族共同经营、开发西域及共同创造了西域文明等特征，在撰写的编章结构方面，既体现了以西域地区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主体的构想，又体现了把西域历史同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紧密结合起来的原则。如该书第二编为“汉代西域”，第三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第五编为“唐代西域”，第七编为“唐末、宋、辽、金时期的西域”，第八编为“蒙、元时期的西域”，第十编为“清代西域”。通过这样的结构，充分表明了西域的历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排除了把西域历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分离出去的违背事实的作法，这样既体现了全书贯彻全面的批判“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原则，又杜绝了别有用心者妄图制造这分裂的任何图谋，显示了爱国主义主线。与此同时，该书作者为了反映西域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状况，又撰写了“突厥汗国及对西域的统治”的专编，还有“喀喇汗王国”、“高昌回鹘汗国”及“乐察合台汗国”等专章，更有综述自汉至唐善鄯、于阗、龟兹、高昌等西域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发展的专编，名曰“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的文化”，用这种纵切面与横切面交织的办法，既进一步处理好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又反映出了其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差异，从而使中国人民共同创造了西域历史这一主题获得了更完善体现。因此，就整体来说，该书具有结构合理，主线突出的明显特征。
三
写一部从未有人写过的系统的《西域通史》，存在各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搜索中外史料的困难，其次是对史料进行取舍、辨疑与订误的困难，再次是遇到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历史死文字的困难，复次是存在许多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和完全没有记载的空白点障碍等。要克服这些困难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编写体例方面，无先例可以借鉴，全赖作者自己去独创，自然更会增加其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西域通史》，如果出现一些不足和欠周之处，我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依鄙见所及，该书作为一部西域地区的通史，应当包括西域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种族、人口、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政权形式、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宗教、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而且要探讨上述情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发展状况及其规律。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内涵时，既要看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西域地区的整体特征，又要看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西域不同范围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根源。我们知道，西域地区的许多政权都有城邦制国家的特征，这种城邦制究竟形成于何时？它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在西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城邦制究竟持续了多久？当漠北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进入西域地区以后，如何实现其对城邦制政权的统治？突厥实行的“摄领制”、吐屯监国制、西辽统治西域的“宫卫”制、“头下军州”制和两部制等各有何差别？这些统治形式同中原王朝对西域实行的都护府制度又有何不同？所有这些统治形式的实行，对西域不同政权的城邦制有何影响？这中间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各是什么？如果能更详细地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更有助于该书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提高。以该书目前的内容来说，似乎侧重于西域地区各民族政权之间、各民族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军事史、战争史，对各民族政权内部的政治史好像相对较少；至于西域地区各个时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显得薄弱。这就是说，该书在内容上存在不平衡性，这对于一部《西域通史》来说，未尝不是美中不足之处。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同史料的缺乏有密切关系，但自吐鲁番文书出土以后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如能充分吸收和深入发掘，也许能少补其缺！在长城沿线出土的不少考古资料及地下出土简牍，也可弥补秦汉时期西域北部及东部地区经济、政治史料的奇缺。总之，在材料发掘方面似乎也有用力余地。
该书在编目方面，自汉至清都采用以中国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开发为主线去叙述的办法，唯独隋王朝时期的情况例外，该书把“隋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一章纳入了“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一编内，从而反映出其体例与其他各编不同，这中间固然有叙述的具体困难，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全书体例不一致的印象。
总之，在如何处理西域通史同中国通史之间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方面，似乎还有深入探讨的余地；如何既体现西域本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联系性，使之既不是中国通史的注脚和附庸，又不是脱离于中国通史之外的单独地方史，这中间有着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值得认真加以探索。对于这些也许并不存在的微疵，我敬祈诸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新的突破！